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即将完成，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加快经济和科学文化建设。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些人对刚刚过去的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和肃反心有余悸；还有些人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教条主义。
　　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回忆，1956年2月，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他汇报了学术领域的教条主义表现，会议决定在学术上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4月25日，毛泽东作了主题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论十大关系》报告。在随后的讨论中，陆定一发言再次谈到学术、艺术、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陈伯达则回顾了1953年中国历史研究委员全成立时，因郭沫若和范文澜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有不同观点，他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时，毛泽东说了“百家争鸣”四个字。鉴于毛泽东早在1951年为中国戏曲研究院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陈伯达在发言中提出“在文化上、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会议总结时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这个方针。毛泽东还说：“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
　　(转摘自《党建文汇》2006.4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