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之前，“反革命罪”可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重罪。我们不仅在历史文献中，也在各种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此罪的阴影，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我也已经知道“反革命罪”惩处的严厉。
　　童年时代，我知道我们村有一个“反革命罪犯”，年纪与我祖父同年，是我曾祖母的族侄孙，我们小时候都喊他“细公公”。民国时期，他曾是无锡马山一贯道的点传师，在镇反运动时被以“反革命会道门骨干分子”的罪名逮捕入狱。
　　我生亦晚，对其事迹从小只是道听途说，不过，因为本村居民都是同宗，“细公公”出狱后，在村里倒也未受多少歧视，我们对他也很尊重，他得以安享晚年。
　　另一件“反革命”案子，却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发生时，我也已上小学。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其时举国同辈，恍若天地崩裂。9月11日，我们所在公社的公安特派员办公室接到一个匿名检举揭发电话，检举我们大队某村的C某，在毛泽东去世举国同悲的时候，竟然公开说毛泽东的坏话。
　　C是公社酒厂工人，恰好与彼时公社的公安特派员同村同姓。不过，不幸的是，这个检举揭发电话，不是公安特派员本人接的。
　　工作人员接到举报，大为震惊，在伟大领袖不幸逝世的悲恸中，竟然有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说他“早就该死了”，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立即记录在案，一边通报给公安特派员，一边紧急上报县公安局。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这样的事件，属于重大政治事件，县公安局接报，立即严令追查，列入重点查办案件。
　　特派员不敢徇私不敢怠慢，立即责令大队的治保主任私下了解情况。其时我父亲虽然已经与公社派驻大队的工作组反目，但还是大队治保主任，与特派员私交极好，他儿子与我也是小学同学。
　　父亲与大队里正在被整肃的老书记关系也很好，其中被检举的C恰好是大队会计的亲戚。父亲私下跟大队书记一通气，消息很快秘密传到了C那儿。
　　父亲私下调查，皆未得到不利于C的证据，遂把情况据实报告给特派员。特派员和其他公安人员在C工作的酒厂和生活的村里，也未获得相关证人证据，传讯问C，他赌咒发誓说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虽然没有具体的证据，特派员也暗地尽力维护，但一纸电话记录，白纸黑字，且已是重点督办案件，在那个年代，总要有结果。C最后以“现行反革命获罪”，被判七年！
　　出狱以后，C依然生活在那个小村里，后来政治气氛宽松，最初加在他头上的“现行反革命”罪名，获洗雪了。后来平反，至今仍从酒厂拿着数千元一月的退休工资。
　　父亲后来跟我说，他一直怀疑，是某某（我们都认识）检举了C ，但也没有证据。
　　还有一件案子，则幸运得很。大概在1974年某天，我们公社另一个大队Q村的社员到公社粮站缴公粮，粮站人多，一名社员闲着无事，坐在粮站边的桥上，不知哪根筋搭错了，顺手在地上抄起一粒石子，在桥上写上了“打倒毛泽东”。
　　粮站边的桥，名为黄塘桥，当时是前黄镇上陆路交通要道，桥下也是水路通道，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这几个字在当时属于“反革命标语”，被许多人看到了，迅速报告到了公社的公安特派员那儿。这个公社特派员跟上面所提到的是同一个人，恰好写这句话的社员，与他岳家同村。写字那家人知道家里人闯祸了，赶紧私下求救。
　　虽然那时候政治意识都很强，但人都是本乡本土的，总是脱不了人情世故，又不是杀人放火，大凡能帮一把就帮一把。特派员便叮嘱对方家人，紧闭嘴，不知道。
　　虽然上峰催逼严厉，但特派员总是以“交通要道人来人往，查不出来”相推脱，最终让当事人逃过了一劫。后来当事人传出，已经时过境迁，政治气氛迥异于前，也就无所谓了。
　　父亲跟我慨叹，若是当年那个检举电话是公安特派员自己接到的，恐怕就不会有C这一件“反革命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