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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冯·卡拉扬在指挥舞台上活跃了70年，在音乐界享有盛誉，甚至在中文领域被人称为“指挥帝王”。他带领过欧洲众多顶尖的乐团，并且曾和柏林爱乐乐团有过长达34年的合作关系。他热衷于录音和导演，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音像资料（截止1988年他发行超过1亿张唱片，约700款录音），包括众多的钢管，歌剧录音和歌剧电影，涵括从巴洛克到后浪漫主义欧洲作曲家，甚至部分现代乐派的作品。其中一些作品，如贝多芬的交响曲还被多次录制。
70年代
进入70年代，卡拉扬一方面继续完成他的录音大计，例如门德尔松和舒曼的交响曲全集，马勒的交响曲他则录了4、5、6 和9号，而布鲁克纳交响曲全集和瓦格纳的十套拜鲁伊特乐剧则到80年代方才完成。另一方面，他则重录了一些经典曲目，例如他个人的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交响曲第三版，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和《马太受难曲》等。
70年代的卡拉扬歌剧主要是威尔弟和瓦格纳两人的作品。他和加拿大男高音琼·维克斯联手，录制了《费德里奥》、《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奥赛罗》。《奥赛罗》与前面60年代版相比，这一版的演员更佳，特别是两位主角维克斯和弗蕾妮，音乐色彩也更丰富，更具表现力。三大男高音也在70年代与卡拉扬展开过合作。帕瓦罗蒂与卡拉扬的合作可追溯到60年代，两人曾共同演出过威尔弟的《安魂曲》，而在1973和1974年，两人和弗蕾妮录制了《蝴蝶夫人》和《波希米亚人》。随着卡拉扬1978年再次回到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指挥，当时已崭露头角的多明戈担任了他制作的《游吟诗人》的主角。而三人中最年轻的卡雷拉斯則和卡拉扬录制了威尔弟的两部歌剧《阿依达》和《唐·卡洛斯》（意大利四幕版）。
到了1973年，卡拉扬又创立了萨尔茨堡圣灵降临节音乐会。11月24日，为了表彰卡拉扬对柏林市的贡献，柏林授予了他“柏林荣誉市民”的称号。而到了1979年，卡拉扬更是多项荣誉加身，首先是在慕尼黑获恩斯特·冯·西门子音乐奖，继而在下两年分别获得慕尼黑大学荣誉博士，萨尔茨堡大学哲学博士，牛津大学音乐博士，还有东京早稻田大学博士称号。
1977年圣灵降临节前一天下午，卡拉扬正与柏林爱乐乐团排练完毕施特劳斯的英雄生涯。这时一位穿着牛仔裤的小女孩走了进来，卡拉扬从排练的高凳上下来，乐队也将乐谱换成了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并将剩下的时光用作欢愉的演练之用。这个小女孩叫作安娜·苏菲·穆特，此时的她，正开始踏入其后成功的小提琴生涯。他们两人首次在1976年卢塞恩音乐节上见面，当时穆特才13岁，她格外得到卡拉扬的赏识。首先陪同他到牛津进行了答谢音乐会的演出。在卡拉扬1979年第二次录制贝多芬三重协奏曲之时，她与马友友、马克·泽尔瑟一同负责了独奏部分。从此之后，一直到80年代卡拉扬逝世，她便一直作为卡拉扬的小提琴搭档出现，并在卡拉扬的指挥伴奏下录制了三大小提琴协奏曲和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
1978年，卡拉扬在圣灵降临节音乐会过后，带领柏林爱乐乐团造访当时民主德国城市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1979年10月，卡拉扬率领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中国北京，演出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和德沃夏克的《第八交响曲》等。随行的记者夏洛蒂·科尔为南德意志报写到：
“首场音乐会，莫扎特降E大调交响曲和勃拉姆斯第一号，应该在19点30分开始。蓝领绿领慢慢塞满大堂。绿领是军方派来的人，蓝领则是刚下班的人，或是步行过来，或是骑车过来，疲累而又满身尘土。 其中一些已经赶了两天的路；如果不能从企业那里拿到票，就得排上个把小时长的队去买。……19点40分卡拉扬奏起莫扎特的降E大调交响曲，没有休息直接继续勃拉姆斯的交响曲。为了不让木地板被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的金属尖划伤，中国人在这用上了本应在机场迎接的时候铺的红地毯。……最后一场音乐会的节目是贝多芬的第四和第七交响曲，中国的电视现场直播，40位中国乐手接替了40位爱乐乐团成员。在文革四人帮时期，贝多芬在中国被看作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化身，其作品是被禁止的。音乐会无疑成了一次表白宣明，在政治灵感的火焰中，贝多芬放射着光芒。”
回程途中，科尔问卡拉扬一行是否值得。卡拉扬答道：“当然值啦！那里的民众第一次真正听了音乐会。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接触是很少见的。”卡拉扬本来还打算在紫禁城上演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但是没能如愿，这一直等到后来祖宾·梅塔才付诸于实践。
70年代中，卡拉扬的健康出现问题。1975年，卡拉扬背部剧痛。到了该年的圣诞节，他的情况更加恶化，被送到苏黎世接受手术。这才发现，卡拉扬的椎间盘突出并压迫脊髓，非常有可能因此而截瘫。在名医马伊德·萨米施与长达5个小时的手术后，卡拉扬逃过一劫。不过，卡拉扬似乎对该手术非常感兴趣，他不但尝试了解手术的方法，事后他还观看了手术的录像。三年后，卡拉扬在去排练的路上中风，并影响了日后其右手的活动。
80年代
早在70年代末唱片工业就已经进入CD时代。1978年9月，卡拉扬的一场音乐会就已使用该技术被秘密录制，事后卡拉扬被SONY邀请去评估该唱片的质量，卡拉扬又一次站到了唱片工业的前沿，他被该技术所吸引，并戏称CD以前的时代是“煤气灯时代”。1980年，他就推出了自己的首款数字CD歌剧录音——《魔笛》，这也是他本人首次录音时选择的作品。1981年4月15日他成为CD数码音频系统的国际主席。其数码录音陆续出炉：《卡门》，和被誉为“卡拉扬65年磨一剑”的最后《蔷薇骑士》。另外，他的马勒第九交响曲和瓦格纳的帕西法尔还旋即获得了英国留声机大奖。
有了CD这种音频新载体，卡拉扬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经典曲目重录，包括第四次贝多芬的交响曲全集，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全集和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等。除此之外，他还在1982年成立了Telemondial公司，旨在记录他自己的演出。这一系列的录影的音频部分，遂以“卡拉扬金版”的形式放出。而其录影，无一不是精心准备的杰作，其效果大大有别于一般的音乐会转播视频。卡拉扬在其中采用了多种专业的摄影手法，例如对乐器进行近距离特写，淡入淡出，多角度拍摄等，增加了观赏性。 危机潜伏
自卡拉扬真正将视线转回到柏林爱乐身上后，这对组合便以其多产和艺术方面的高品质成为乐坛佳话。1955年接掌柏林爱乐团后，卡拉扬便开始减少了世界性的活动，例如在1960年4月2日结束了与爱乐乐团的合作。在维也纳受挫以及巴黎管弦乐团更改合约两次事件之后，卡拉扬更是下定决心，日后一心一意与柏林爱乐合作，例如在乔治·塞尔去世后，他推掉了克利夫兰管弦乐团的接任邀请。
而柏林爱乐在任命卡拉扬成为自己首席指挥之后，虽然与伯姆、约胡姆和朱利尼等客席指挥有过不少合作，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与卡拉扬在一起，成为名副其实的“卡拉扬的乐团”。卡拉扬与乐团录制下的大量唱片，巡回演出，极大地提升了乐团的知名度，使柏林爱乐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音乐团体，同时也为乐团成员带来了大量财富与名誉。乐团成员组合成为多个室内乐团，管乐合奏团，都不忘带上柏林爱乐的头衔。但又正是柏林爱乐的这种自主性，成为80年代乐队抗拒卡拉扬绝对权威的支柱。
危机爆发
早在1963年，柏林爱乐和卡拉扬曾经在聘任一位瑞典圆号手的问题上有过出入。纵使当时卡拉扬也是用过威吓的手段，不过最后做出妥协的还是他。不过到了1981年，他却对萨宾娜·迈耶的聘任问题态度强硬，最终导致乐团指挥之间冲突爆发。
曾经在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供职的萨宾娜，时年23岁，参加了柏林爱乐的单簧管试奏，意欲担任乐团的独奏单簧管一职，她在所有候选人里面无疑是最出色的一位。她随着乐团巡回萨尔茨堡，卢塞恩还有美国。其后一年，卡拉扬意欲聘任萨宾娜，并且想用自己的影响力将萨宾娜为期一年的試用期免去。不过这时乐队却提出了异议，认为萨宾娜瘦削光亮的音色与乐队的单簧管组浑厚低沉的音色不配。不过外界也有意见认为，柏林爱乐的“大男人主义”作祟，因“不愿意为女生再开辟一间厕所”而拒绝了萨宾娜。
面对这次拒绝，卡拉扬立刻故技重施，取消了预定好的录音和巡回，还将下一年复活节音乐会的预约一笔勾销。另外，他还胁迫道，日后只按合同跟乐团办事，一年六场音乐会，不会再多。
乐队将卡拉扬的威胁看作是公然冒犯。加上录音与复活节音乐节并不属于柏林爱乐的公职，而这两项活动无疑是乐团成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卡拉扬取消的无疑是乐团的财源。但是卡拉扬在此低估了乐团。次年初，乐团正式明确了自己的决定，萨宾娜将要服一年的试用期（其实萨宾娜的这次留任，是乐团经理彼德·吉特的个人安排，吉特也因此被乐团成员要求辞职）。不过萨宾娜也无法在柏林爱乐工作下去：“关键是，我意识到，我在乐团的留任将会在乐团和其艺术指导间引起不可预测的冲突。”所以一到试用期结束，她推却了卡拉扬的多番挽留而自愿离去。值得一提的是，萨宾娜·迈耶现今成为一位极其成功的单簧管独奏家。
冲突在不断升级，乐团经理和文化部长的努力也无补于事，事件向高层推进。当时柏林市市长埃伯哈德·迪皮根在1984年圣灵降临节前往萨尔茨堡，其时正值卡拉扬在圣灵降临节音乐会将柏林爱乐遣走，并自掏腰包用维也纳爱乐取而代之。迪皮根得到卡拉扬保证留任首席一职的承诺，而老经理斯特斯曼也被再次请出山，以求缓和局面。
柏林爱乐也作出威胁，乐队将不再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不再和DG续约，而转投CBS的阵营，还有最致命的一击，将取消和卡拉扬新建的Telemondial的合约。没有了柏林爱乐，卡拉扬的贝多芬影音录制大计只得搁浅，因为卡拉扬找不到替代的乐团。卡拉扬在此威胁面前，只得再次做出让步，并在1984年8月24日致箴柏林爱乐，希望双方能再次走到一起，演奏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并且能在此后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寻求解决办法。卡拉扬这封信成为了双方和解的契机，两者终于再次走到一起。
最后岁月
晚年的卡拉扬，虽然依然受到健康问题的困扰（1983年再次因为椎间盘突出而接受手术），却依然醉心于音乐录制事业。1984年10月，他获得UNESCO的国际音乐奖。而到了1985年6月29日，卡拉扬更是有一次非常特别的演出机会，他受邀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面前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奏莫扎特的《加冕大弥撒》。该演出还由Telemondial作了录影，并向全世界转播。而1987年1月1日，卡拉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演出实况被作了世界直播。
1988年卡拉扬迎来自己的80大寿。德国唱片公司以其妻爱利特·冯·卡拉扬的画作为封面，发行卡拉扬100杰作系列以示庆祝。此后，卡拉扬还做了对日本最后一次访问。1989年2月卡拉扬与维也纳爱乐在纽约最后一次演出，演奏了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和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不过此时卡拉扬的健康已明显恶化，这更加重了他和柏林爱乐以及当时柏林的政治人物之间的矛盾。当时的“红绿联盟”（即德国的SPD和德国绿党）公开批评卡拉扬责任的不到位：缺席音乐家的应聘试奏，越来越少的巡回演出，整个月整个月不在柏林。而卡拉扬无法忍受这一系列批评，于是在1989年4月24日，他书面递交辞呈推去了在柏林爱乐的职务，从而结束了这对传奇组合的长期合作。此后，他回到威尔第歌剧《假面舞会》的制作中去。录音已经完成只待上演，但是卡拉扬的疼痛日益严重，即使是瑞士洛伊克巴德的硫浴也无济于事。在萨尔茨堡一次排练期间，卡拉扬抱怨其胸痛。一天后，即于1989年7月16日，卡拉扬在家中接见来访的老友日本索尼公司总裁大贺典雄，两人谈及飞机及音乐出版的事情。卡拉扬要来一杯水并喝下，说到感觉好了一点，然后就倒在一边，卡拉扬就此心脏病发逝世。他的葬礼简短从速，第二天卡拉扬便在安尼弗的墓园下葬，只有亲朋好友知情，而且并无记者在场。
指挥风格
卡拉扬并不作曲，一心从事指挥演奏事业。他的录音普及广，空间上基本上涵盖欧洲所有出名作曲家的作品，时间上则从巴洛克时期跨到20世纪，如：巴赫、维瓦尔第、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曼、华格纳、布鲁克纳、马勒、理查·施特劳斯、德布西、拉威尔、西贝柳斯、卡尔·尼尔森、肖斯塔柯维奇还有勋伯格、贝尔格。而卡拉扬在台上的风度也颇为世人所熟知：背谱演出，动作流畅，幅度大而不剧烈（与伯恩斯坦形成对比）。另外，卡拉扬在录音室中制作的歌剧录音中，很少加入剧情中出现的声响。正如他自己提到的一样，他的演出结合了“托斯卡尼尼的精确和富特文格勒的幻想”。 德奥音乐
虽然卡拉扬涉猎广泛，但不能否认，他指挥的作品以德奥作曲家的创作为主。他录制过四次贝多芬，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全集，舒伯特、门德尔松、舒曼、布鲁克纳的全套交响曲，莫扎特、海顿的部分交响曲，瓦格纳全套拜鲁伊特剧目，另外还有施特劳斯的圆舞曲，理查·施特劳斯的音诗和歌剧等等。另外现代派作曲家，如在汉斯·维尔纳·亨策之前卡拉扬也有过受到作曲家本人肯定的表现。卡拉扬华丽光滑的处理手法在这些德奥古典作品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弦乐绵密厚实，铜管靓丽粗壮。而他在《企鹅唱片评鉴》里面获得三星带花评价的作品，多为该体系的作品：理查·施特劳斯的《死与净化》，歌剧《阿里阿德涅在纳克索斯》，莫扎特的《女人皆如此》，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等等。
卡拉扬60年代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可以说是一套非常有名的唱片。虽然并非人人都认为它或者是其中的几部是该曲集的首选，但是它一直被给与很高的评价，例如Amazon.com将它评为“Amazon必备录音”，并说道：“赫伯特·冯·卡拉扬为DG录制的第一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1963）是他本人四套里面之首，这已是共识。柏林爱乐处于最佳状态，他们在艺术上还未曾崇尚那种柔和光滑的处理手法，该手法可在指挥家后来的版本中听到。卡拉扬一尘不染，情感冷峻的贝多芬对听众逐渐发展的听觉鉴赏力总会有些影响，不过该全集是最有可能满足它们的。”
虽然卡拉扬对莫扎特、舒伯特交响曲的演绎并未获得听众的一致赞好，不过他的布鲁克纳和理查·施特劳斯的录音却向来是有口皆碑的。例如在《美国录音指导》中评论员汤玛斯·古多尔写道：“卡拉扬呈现的则是强韧性和戏剧性，在《英雄的生涯》中则有着强列的性欲表现。……没有人能够像卡拉扬那样有力地把握住战斗一景中的恐怖气氛，另外他在作品结尾处所呈现的壮丽豪华也是无人能及的。”
而卡拉扬所录制的布鲁克纳交响曲也深得好评，例如《企鹅唱片指南》评价其为DG公司所制作的全集唱片中说道此版被“奉为圭臬。”而其最后一版第八交响曲则得到了如下评价：“最令人难忘的一个版本，其音响之华美，织体之丰富多彩令人赞叹，但决不会转移你的注意力：因为演出的美感与真实性是挽手通行的。……听这张唱片这是一种艺术的享受。
意大利歌剧
卡拉扬对意大利那种直率而又有生气的艺术特别感兴趣，特别是意大利歌剧中那种一往无阻的演唱风格，优美的旋律，使得卡拉扬终身不断地制作和录制威尔第和普契尼的歌剧名作。在一次和《纽约客》记者温托·萨吉安谈话中，卡拉扬提到了自己对意大利歌剧的看法：“以托斯卡为例，这就好像来一顿卫生，简单但又少见的汉堡包快餐换换口味一样。非常有益。里面有着最基本的情感和暴力。你能在托斯卡那倾泻大堆的能量—这正是它与谋杀挂上钩的原因，不过它的魅力在于，你看完过后不用被送去吊死。”
纵观卡拉扬一生的指挥事业，意大利歌剧总是伴随着他。从开始时的乌尔姆，到后来的亚琛，伦敦，米兰，柏林，维也纳和萨尔茨堡，他都排演了威尔第，普契尼和唐尼采蒂的歌剧名作。虽然他只是排演了威尔第，普契尼有限的几部歌剧，但是他选择的作品无疑是两位作曲家最具代表性的力作，前者的《阿依达》，《奥赛罗》，《法斯塔夫》，《游吟诗人》，《茶花女》和《唐·卡洛斯》，还有最后的歌剧制作《假面舞会》，后者的《波希米亚人》，《蝴蝶夫人》，《图兰多特》和《托斯卡》。另外还有里昂卡瓦罗的《丑角》和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这些作品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深刻，情节充满张力。在音乐方面，卡拉扬喜欢加强轻弱对比以增加效果，例如《奥赛罗》最后一幕，苔丝德蒙娜的祈祷和后来奥赛罗与之的争执被卡拉扬先柔后刚地处理，而类似的还有他棒下的《丑角》“杀妻”一景。
俄罗斯与民族乐派
卡拉扬是西贝柳斯音乐的积极推广者，他曾指挥过西贝柳斯除了第三号以外的6首交响曲和音诗。其中的4號“演奏水平之高，让人无话可说”。有一次作曲者西贝柳斯在听过卡拉扬录制的第4，7交响曲和《塔皮奥拉》之后说到：“只有卡拉扬懂我的音乐。我们的老朋友比彻姆，他指挥录制的效果就不太一样，听起来总觉得他是先学了我的音乐，然后站在第一小提琴前指挥。”
另外，卡拉扬也很喜欢录制民族乐派中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和两位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以及斯美塔纳的作品。其中格里格的《皮尔金组曲》被他录制过三次，德沃夏克的最后两首交响曲和斯拉夫舞曲和斯美塔纳的《伏尔塔瓦河》也是他喜欢演绎的炫技曲。而在俄罗斯音乐里面，卡拉扬花了很多心思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上面，将这位作曲家的全部交响曲（《曼弗雷德交响曲》除外），三大芭蕾舞组曲、《1812序曲》、《意大利随想曲》、《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还有《斯拉夫进行曲》都录制过一遍以上。强力集团里面穆索尔斯基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管弦乐作品也很得他的青睐。
赞誉与批评
卡拉扬热爱体育，经常滑雪、飙车、开船和飞机，还练瑜伽，而且他的记忆力惊人，一贯背谱演出。终其一生，他都与技术结缘，从录音录影到机械，甚至手术都会引起他的兴趣，而且他承认自己的个人发展深受媒体技术发展的影响，并尽力在他的演出中使用最新的音频和视频技术。卡拉扬以其录音数量之多广，演绎之精彩在指挥界享有盛誉。西贝柳斯曾致信华尔特·莱格说道卡拉扬是“一位大师”。受他细心栽培的穆特说道：“对于那些认识他（卡拉扬）的音乐家来说，他一直是未能超越的巅峰。他的音响有着超出时空的色质。他能够在一支乐队中打造出和谐统一，使之成为一件拥有广大音响和有着独特演绎方式的乐器。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着。他是一位完美的音乐家，还是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追求着技术方面的完美，但是他的着眼点则首先是音乐的表达。”
而英语界权威的音乐辞典《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则写道：“在他生命的最后30年，没有别的指挥家在音响和织体上比他作出过更大的影响。”
奥地利大戏剧顾问马修·帕威和作家克莱尼特都在他们的书中写道，卡拉扬是一个孤独有隔阂的艺术家。卡拉扬圈子里的人并不会叫他赫比，而是敬称他作“头儿”。但与卡拉扬在照片上的严肃冷峻相较，小泽征尔认为他很平易近人，每每让小泽以你我相称。小泽并用“很热心的”来形容他。而在排练时，以及在新歌手听唱时他也会表现出其幽默的一面。 卡拉扬认真对待排练，即使是乐队已经熟习的曲目，他也要求再认真演练。而这种“完美主义者”作风也很受一些与他共事过的人士的赞扬，例如法国的剧院经理米雪·格罗兹，卡拉扬的左右手爱华德·马克尔和卡拉扬的传记作者罗宾逊。例如格罗兹的描述则是对卡拉扬的幽默和完美主义的综合：“他（卡拉扬）在一些方面专制得和卡拉斯别无二样，卡拉扬是一个极端完美主义者，他就是受不了那种被他称为“吊儿郎当”的作风，那简直可以让他发疯。不过除了要求每个人做出最出色的表现外，他倒是很喜欢看到乐队能轻松下来，音乐家和歌手笑起来的。而且他通常是第一个搞笑的人。”
另外卡拉扬通过“卡拉扬基金”，“卡拉扬指挥比赛”的形式提拔了很多年轻音乐家，如苏菲·穆特、小泽征尔，钢琴家基辛，女高音贡杜拉·扬诺维兹等等。这些音乐家目前都成为了音乐界的重要人物。而且，卡拉扬也很喜欢教学，并自称能够在两分钟后得出结论，对方是否合适指挥这一职业。曾经师从过两位大师（另一位是伦纳德·伯恩斯坦）的小泽征尔回忆道，卡拉扬在听过小泽的演出后，经常一针见血的提出批评和建议，并总结道“伯恩斯坦指指这里说说那里，而卡拉扬则是位真正的老师。”
对卡拉扬的批评，可以按其所针对的方面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针对其过去纳粹党员的身份，第二种的目标则是他的个人生活，还有第三种意见是对他指挥风格的不满意，属于艺术方面的范畴。其中第一种已在上文中提到，这里包括那些在1955年柏林爱乐访美时参加抗议的人士以及1967年反对提名卡拉扬到芝加哥交响乐团任职的犹太团体。这一类批评者的主要立足点是卡拉扬的艺术观点与政治观点挂钩，不能分开来看。
第二类的意见则是来自當年卡拉扬维也纳任职期间与之有过冲突的人士以及后来80年代的柏林爱乐。这些人士一方面认为卡拉扬过于奢华，例如在由诺曼·莱布雷希特所著的《谁杀了古典音乐》一书中，有语气极其强烈的评论。其中表示，卡拉扬的身后财产多达5亿马克，又指出卡拉扬在其职业生涯中拜金至上，安插亲信，破坏古典音乐界风气。而柏林爱乐里的音乐家对他则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些人认为卡拉扬很会关怀体贴乐团成员，经常问及他们的爱好趣事。在一些乐友工伤病痛的时候，他则会为病者介绍好的医生以帮助他们治疗。但另一些成员则不喜欢他的脾气和在一些事务上表现出的专横，认为他以自我为中心。还有音乐家批评他在音乐诠释上的独断，例如斯特斯曼曾说过：“跟卡拉扬说音乐，就是可以，也是很难”。
第三类批评则比较复杂。首先是唱片评论家对卡拉扬演绎作品时做出的删减不满意，例如其60年代的贝多芬《田园交响曲》中的谐谑曲的重复部，70年代录音室版的《奥赛罗》部分细节被“遗憾地”删除了。另外则是针对卡拉扬对唱片所作的后期处理，例如他的天鹅之歌──最后一版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的最强音“有一点人工的痕迹”，还有《唱片里的瓦格纳》一书的作者周士红指出，卡拉扬80年代录制的瓦格纳精选唱片中“有几处强弱变化是被音量钮操纵出来的”。
而针对卡拉扬音乐处理的风格所提出的批评，则属于比较主观的范畴。例如斯特拉文斯基就曾经比较负面的评论过卡拉扬所录制的《春之祭》。有时就是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也未必认同他对贝多芬的解读，例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保罗·亨利·朗对卡拉扬录制的贝多芬交响曲所提出的批评是非常典型的：“在（他的）英雄交响曲里，听者不能不问，为什么这位优秀的音乐家会如此频繁地忽略贝多芬最有特色而又最强有力的武器──加强的呢？在那些响亮的段落里面，这些标记根本就和普通的强没什么区别。而慢的感觉（田园交响曲中的第二乐章）是由于平淡无奇的响奏而产生的，乐句波澜不惊。第七交响曲的慢板乐章演奏得不错，不过全凭滑奏的表现，而且好像贝多芬的点比音符更重要似的。”
70年代
进入70年代，卡拉扬一方面继续完成他的录音大计，例如门德尔松和舒曼的交响曲全集，马勒的交响曲他则录了4、5、6 和9号，而布鲁克纳交响曲全集和瓦格纳的十套拜鲁伊特乐剧则到80年代方才完成。另一方面，他则重录了一些经典曲目，例如他个人的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交响曲第三版，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和《马太受难曲》等。
70年代的卡拉扬歌剧主要是威尔弟和瓦格纳两人的作品。他和加拿大男高音琼·维克斯联手，录制了《费德里奥》、《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奥赛罗》。《奥赛罗》与前面60年代版相比，这一版的演员更佳，特别是两位主角维克斯和弗蕾妮，音乐色彩也更丰富，更具表现力。三大男高音也在70年代与卡拉扬展开过合作。帕瓦罗蒂与卡拉扬的合作可追溯到60年代，两人曾共同演出过威尔弟的《安魂曲》，而在1973和1974年，两人和弗蕾妮录制了《蝴蝶夫人》和《波希米亚人》。随着卡拉扬1978年再次回到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指挥，当时已崭露头角的多明戈担任了他制作的《游吟诗人》的主角。而三人中最年轻的卡雷拉斯則和卡拉扬录制了威尔弟的两部歌剧《阿依达》和《唐·卡洛斯》（意大利四幕版）。
到了1973年，卡拉扬又创立了萨尔茨堡圣灵降临节音乐会。11月24日，为了表彰卡拉扬对柏林市的贡献，柏林授予了他“柏林荣誉市民”的称号。而到了1979年，卡拉扬更是多项荣誉加身，首先是在慕尼黑获恩斯特·冯·西门子音乐奖，继而在下两年分别获得慕尼黑大学荣誉博士，萨尔茨堡大学哲学博士，牛津大学音乐博士，还有东京早稻田大学博士称号。
1977年圣灵降临节前一天下午，卡拉扬正与柏林爱乐乐团排练完毕施特劳斯的英雄生涯。这时一位穿着牛仔裤的小女孩走了进来，卡拉扬从排练的高凳上下来，乐队也将乐谱换成了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并将剩下的时光用作欢愉的演练之用。这个小女孩叫作安娜·苏菲·穆特，此时的她，正开始踏入其后成功的小提琴生涯。他们两人首次在1976年卢塞恩音乐节上见面，当时穆特才13岁，她格外得到卡拉扬的赏识。首先陪同他到牛津进行了答谢音乐会的演出。在卡拉扬1979年第二次录制贝多芬三重协奏曲之时，她与马友友、马克·泽尔瑟一同负责了独奏部分。从此之后，一直到80年代卡拉扬逝世，她便一直作为卡拉扬的小提琴搭档出现，并在卡拉扬的指挥伴奏下录制了三大小提琴协奏曲和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
1978年，卡拉扬在圣灵降临节音乐会过后，带领柏林爱乐乐团造访当时民主德国城市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1979年10月，卡拉扬率领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中国北京，演出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和德沃夏克的《第八交响曲》等。随行的记者夏洛蒂·科尔为南德意志报写到：
“首场音乐会，莫扎特降E大调交响曲和勃拉姆斯第一号，应该在19点30分开始。蓝领绿领慢慢塞满大堂。绿领是军方派来的人，蓝领则是刚下班的人，或是步行过来，或是骑车过来，疲累而又满身尘土。 其中一些已经赶了两天的路；如果不能从企业那里拿到票，就得排上个把小时长的队去买。……19点40分卡拉扬奏起莫扎特的降E大调交响曲，没有休息直接继续勃拉姆斯的交响曲。为了不让木地板被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的金属尖划伤，中国人在这用上了本应在机场迎接的时候铺的红地毯。……最后一场音乐会的节目是贝多芬的第四和第七交响曲，中国的电视现场直播，40位中国乐手接替了40位爱乐乐团成员。在文革四人帮时期，贝多芬在中国被看作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化身，其作品是被禁止的。音乐会无疑成了一次表白宣明，在政治灵感的火焰中，贝多芬放射着光芒。”
回程途中，科尔问卡拉扬一行是否值得。卡拉扬答道：“当然值啦！那里的民众第一次真正听了音乐会。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接触是很少见的。”卡拉扬本来还打算在紫禁城上演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但是没能如愿，这一直等到后来祖宾·梅塔才付诸于实践。
70年代中，卡拉扬的健康出现问题。1975年，卡拉扬背部剧痛。到了该年的圣诞节，他的情况更加恶化，被送到苏黎世接受手术。这才发现，卡拉扬的椎间盘突出并压迫脊髓，非常有可能因此而截瘫。在名医马伊德·萨米施与长达5个小时的手术后，卡拉扬逃过一劫。不过，卡拉扬似乎对该手术非常感兴趣，他不但尝试了解手术的方法，事后他还观看了手术的录像。三年后，卡拉扬在去排练的路上中风，并影响了日后其右手的活动。
80年代
早在70年代末唱片工业就已经进入CD时代。1978年9月，卡拉扬的一场音乐会就已使用该技术被秘密录制，事后卡拉扬被SONY邀请去评估该唱片的质量，卡拉扬又一次站到了唱片工业的前沿，他被该技术所吸引，并戏称CD以前的时代是“煤气灯时代”。1980年，他就推出了自己的首款数字CD歌剧录音——《魔笛》，这也是他本人首次录音时选择的作品。1981年4月15日他成为CD数码音频系统的国际主席。其数码录音陆续出炉：《卡门》，和被誉为“卡拉扬65年磨一剑”的最后《蔷薇骑士》。另外，他的马勒第九交响曲和瓦格纳的帕西法尔还旋即获得了英国留声机大奖。
有了CD这种音频新载体，卡拉扬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经典曲目重录，包括第四次贝多芬的交响曲全集，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全集和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等。除此之外，他还在1982年成立了Telemondial公司，旨在记录他自己的演出。这一系列的录影的音频部分，遂以“卡拉扬金版”的形式放出。而其录影，无一不是精心准备的杰作，其效果大大有别于一般的音乐会转播视频。卡拉扬在其中采用了多种专业的摄影手法，例如对乐器进行近距离特写，淡入淡出，多角度拍摄等，增加了观赏性。 危机潜伏
自卡拉扬真正将视线转回到柏林爱乐身上后，这对组合便以其多产和艺术方面的高品质成为乐坛佳话。1955年接掌柏林爱乐团后，卡拉扬便开始减少了世界性的活动，例如在1960年4月2日结束了与爱乐乐团的合作。在维也纳受挫以及巴黎管弦乐团更改合约两次事件之后，卡拉扬更是下定决心，日后一心一意与柏林爱乐合作，例如在乔治·塞尔去世后，他推掉了克利夫兰管弦乐团的接任邀请。
而柏林爱乐在任命卡拉扬成为自己首席指挥之后，虽然与伯姆、约胡姆和朱利尼等客席指挥有过不少合作，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与卡拉扬在一起，成为名副其实的“卡拉扬的乐团”。卡拉扬与乐团录制下的大量唱片，巡回演出，极大地提升了乐团的知名度，使柏林爱乐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音乐团体，同时也为乐团成员带来了大量财富与名誉。乐团成员组合成为多个室内乐团，管乐合奏团，都不忘带上柏林爱乐的头衔。但又正是柏林爱乐的这种自主性，成为80年代乐队抗拒卡拉扬绝对权威的支柱。
危机爆发
早在1963年，柏林爱乐和卡拉扬曾经在聘任一位瑞典圆号手的问题上有过出入。纵使当时卡拉扬也是用过威吓的手段，不过最后做出妥协的还是他。不过到了1981年，他却对萨宾娜·迈耶的聘任问题态度强硬，最终导致乐团指挥之间冲突爆发。
曾经在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供职的萨宾娜，时年23岁，参加了柏林爱乐的单簧管试奏，意欲担任乐团的独奏单簧管一职，她在所有候选人里面无疑是最出色的一位。她随着乐团巡回萨尔茨堡，卢塞恩还有美国。其后一年，卡拉扬意欲聘任萨宾娜，并且想用自己的影响力将萨宾娜为期一年的試用期免去。不过这时乐队却提出了异议，认为萨宾娜瘦削光亮的音色与乐队的单簧管组浑厚低沉的音色不配。不过外界也有意见认为，柏林爱乐的“大男人主义”作祟，因“不愿意为女生再开辟一间厕所”而拒绝了萨宾娜。
面对这次拒绝，卡拉扬立刻故技重施，取消了预定好的录音和巡回，还将下一年复活节音乐会的预约一笔勾销。另外，他还胁迫道，日后只按合同跟乐团办事，一年六场音乐会，不会再多。
乐队将卡拉扬的威胁看作是公然冒犯。加上录音与复活节音乐节并不属于柏林爱乐的公职，而这两项活动无疑是乐团成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卡拉扬取消的无疑是乐团的财源。但是卡拉扬在此低估了乐团。次年初，乐团正式明确了自己的决定，萨宾娜将要服一年的试用期（其实萨宾娜的这次留任，是乐团经理彼德·吉特的个人安排，吉特也因此被乐团成员要求辞职）。不过萨宾娜也无法在柏林爱乐工作下去：“关键是，我意识到，我在乐团的留任将会在乐团和其艺术指导间引起不可预测的冲突。”所以一到试用期结束，她推却了卡拉扬的多番挽留而自愿离去。值得一提的是，萨宾娜·迈耶现今成为一位极其成功的单簧管独奏家。
冲突在不断升级，乐团经理和文化部长的努力也无补于事，事件向高层推进。当时柏林市市长埃伯哈德·迪皮根在1984年圣灵降临节前往萨尔茨堡，其时正值卡拉扬在圣灵降临节音乐会将柏林爱乐遣走，并自掏腰包用维也纳爱乐取而代之。迪皮根得到卡拉扬保证留任首席一职的承诺，而老经理斯特斯曼也被再次请出山，以求缓和局面。
柏林爱乐也作出威胁，乐队将不再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不再和DG续约，而转投CBS的阵营，还有最致命的一击，将取消和卡拉扬新建的Telemondial的合约。没有了柏林爱乐，卡拉扬的贝多芬影音录制大计只得搁浅，因为卡拉扬找不到替代的乐团。卡拉扬在此威胁面前，只得再次做出让步，并在1984年8月24日致箴柏林爱乐，希望双方能再次走到一起，演奏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并且能在此后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寻求解决办法。卡拉扬这封信成为了双方和解的契机，两者终于再次走到一起。
最后岁月
晚年的卡拉扬，虽然依然受到健康问题的困扰（1983年再次因为椎间盘突出而接受手术），却依然醉心于音乐录制事业。1984年10月，他获得UNESCO的国际音乐奖。而到了1985年6月29日，卡拉扬更是有一次非常特别的演出机会，他受邀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面前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奏莫扎特的《加冕大弥撒》。该演出还由Telemondial作了录影，并向全世界转播。而1987年1月1日，卡拉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演出实况被作了世界直播。
1988年卡拉扬迎来自己的80大寿。德国唱片公司以其妻爱利特·冯·卡拉扬的画作为封面，发行卡拉扬100杰作系列以示庆祝。此后，卡拉扬还做了对日本最后一次访问。1989年2月卡拉扬与维也纳爱乐在纽约最后一次演出，演奏了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和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不过此时卡拉扬的健康已明显恶化，这更加重了他和柏林爱乐以及当时柏林的政治人物之间的矛盾。当时的“红绿联盟”（即德国的SPD和德国绿党）公开批评卡拉扬责任的不到位：缺席音乐家的应聘试奏，越来越少的巡回演出，整个月整个月不在柏林。而卡拉扬无法忍受这一系列批评，于是在1989年4月24日，他书面递交辞呈推去了在柏林爱乐的职务，从而结束了这对传奇组合的长期合作。此后，他回到威尔第歌剧《假面舞会》的制作中去。录音已经完成只待上演，但是卡拉扬的疼痛日益严重，即使是瑞士洛伊克巴德的硫浴也无济于事。在萨尔茨堡一次排练期间，卡拉扬抱怨其胸痛。一天后，即于1989年7月16日，卡拉扬在家中接见来访的老友日本索尼公司总裁大贺典雄，两人谈及飞机及音乐出版的事情。卡拉扬要来一杯水并喝下，说到感觉好了一点，然后就倒在一边，卡拉扬就此心脏病发逝世。他的葬礼简短从速，第二天卡拉扬便在安尼弗的墓园下葬，只有亲朋好友知情，而且并无记者在场。
指挥风格
卡拉扬并不作曲，一心从事指挥演奏事业。他的录音普及广，空间上基本上涵盖欧洲所有出名作曲家的作品，时间上则从巴洛克时期跨到20世纪，如：巴赫、维瓦尔第、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曼、华格纳、布鲁克纳、马勒、理查·施特劳斯、德布西、拉威尔、西贝柳斯、卡尔·尼尔森、肖斯塔柯维奇还有勋伯格、贝尔格。而卡拉扬在台上的风度也颇为世人所熟知：背谱演出，动作流畅，幅度大而不剧烈（与伯恩斯坦形成对比）。另外，卡拉扬在录音室中制作的歌剧录音中，很少加入剧情中出现的声响。正如他自己提到的一样，他的演出结合了“托斯卡尼尼的精确和富特文格勒的幻想”。 德奥音乐
虽然卡拉扬涉猎广泛，但不能否认，他指挥的作品以德奥作曲家的创作为主。他录制过四次贝多芬，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全集，舒伯特、门德尔松、舒曼、布鲁克纳的全套交响曲，莫扎特、海顿的部分交响曲，瓦格纳全套拜鲁伊特剧目，另外还有施特劳斯的圆舞曲，理查·施特劳斯的音诗和歌剧等等。另外现代派作曲家，如在汉斯·维尔纳·亨策之前卡拉扬也有过受到作曲家本人肯定的表现。卡拉扬华丽光滑的处理手法在这些德奥古典作品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弦乐绵密厚实，铜管靓丽粗壮。而他在《企鹅唱片评鉴》里面获得三星带花评价的作品，多为该体系的作品：理查·施特劳斯的《死与净化》，歌剧《阿里阿德涅在纳克索斯》，莫扎特的《女人皆如此》，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等等。
卡拉扬60年代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可以说是一套非常有名的唱片。虽然并非人人都认为它或者是其中的几部是该曲集的首选，但是它一直被给与很高的评价，例如Amazon.com将它评为“Amazon必备录音”，并说道：“赫伯特·冯·卡拉扬为DG录制的第一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1963）是他本人四套里面之首，这已是共识。柏林爱乐处于最佳状态，他们在艺术上还未曾崇尚那种柔和光滑的处理手法，该手法可在指挥家后来的版本中听到。卡拉扬一尘不染，情感冷峻的贝多芬对听众逐渐发展的听觉鉴赏力总会有些影响，不过该全集是最有可能满足它们的。”
虽然卡拉扬对莫扎特、舒伯特交响曲的演绎并未获得听众的一致赞好，不过他的布鲁克纳和理查·施特劳斯的录音却向来是有口皆碑的。例如在《美国录音指导》中评论员汤玛斯·古多尔写道：“卡拉扬呈现的则是强韧性和戏剧性，在《英雄的生涯》中则有着强列的性欲表现。……没有人能够像卡拉扬那样有力地把握住战斗一景中的恐怖气氛，另外他在作品结尾处所呈现的壮丽豪华也是无人能及的。”
而卡拉扬所录制的布鲁克纳交响曲也深得好评，例如《企鹅唱片指南》评价其为DG公司所制作的全集唱片中说道此版被“奉为圭臬。”而其最后一版第八交响曲则得到了如下评价：“最令人难忘的一个版本，其音响之华美，织体之丰富多彩令人赞叹，但决不会转移你的注意力：因为演出的美感与真实性是挽手通行的。……听这张唱片这是一种艺术的享受。
意大利歌剧
卡拉扬对意大利那种直率而又有生气的艺术特别感兴趣，特别是意大利歌剧中那种一往无阻的演唱风格，优美的旋律，使得卡拉扬终身不断地制作和录制威尔第和普契尼的歌剧名作。在一次和《纽约客》记者温托·萨吉安谈话中，卡拉扬提到了自己对意大利歌剧的看法：“以托斯卡为例，这就好像来一顿卫生，简单但又少见的汉堡包快餐换换口味一样。非常有益。里面有着最基本的情感和暴力。你能在托斯卡那倾泻大堆的能量—这正是它与谋杀挂上钩的原因，不过它的魅力在于，你看完过后不用被送去吊死。”
纵观卡拉扬一生的指挥事业，意大利歌剧总是伴随着他。从开始时的乌尔姆，到后来的亚琛，伦敦，米兰，柏林，维也纳和萨尔茨堡，他都排演了威尔第，普契尼和唐尼采蒂的歌剧名作。虽然他只是排演了威尔第，普契尼有限的几部歌剧，但是他选择的作品无疑是两位作曲家最具代表性的力作，前者的《阿依达》，《奥赛罗》，《法斯塔夫》，《游吟诗人》，《茶花女》和《唐·卡洛斯》，还有最后的歌剧制作《假面舞会》，后者的《波希米亚人》，《蝴蝶夫人》，《图兰多特》和《托斯卡》。另外还有里昂卡瓦罗的《丑角》和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这些作品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深刻，情节充满张力。在音乐方面，卡拉扬喜欢加强轻弱对比以增加效果，例如《奥赛罗》最后一幕，苔丝德蒙娜的祈祷和后来奥赛罗与之的争执被卡拉扬先柔后刚地处理，而类似的还有他棒下的《丑角》“杀妻”一景。
俄罗斯与民族乐派
卡拉扬是西贝柳斯音乐的积极推广者，他曾指挥过西贝柳斯除了第三号以外的6首交响曲和音诗。其中的4號“演奏水平之高，让人无话可说”。有一次作曲者西贝柳斯在听过卡拉扬录制的第4，7交响曲和《塔皮奥拉》之后说到：“只有卡拉扬懂我的音乐。我们的老朋友比彻姆，他指挥录制的效果就不太一样，听起来总觉得他是先学了我的音乐，然后站在第一小提琴前指挥。”
另外，卡拉扬也很喜欢录制民族乐派中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和两位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以及斯美塔纳的作品。其中格里格的《皮尔金组曲》被他录制过三次，德沃夏克的最后两首交响曲和斯拉夫舞曲和斯美塔纳的《伏尔塔瓦河》也是他喜欢演绎的炫技曲。而在俄罗斯音乐里面，卡拉扬花了很多心思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上面，将这位作曲家的全部交响曲（《曼弗雷德交响曲》除外），三大芭蕾舞组曲、《1812序曲》、《意大利随想曲》、《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还有《斯拉夫进行曲》都录制过一遍以上。强力集团里面穆索尔斯基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管弦乐作品也很得他的青睐。
赞誉与批评
卡拉扬热爱体育，经常滑雪、飙车、开船和飞机，还练瑜伽，而且他的记忆力惊人，一贯背谱演出。终其一生，他都与技术结缘，从录音录影到机械，甚至手术都会引起他的兴趣，而且他承认自己的个人发展深受媒体技术发展的影响，并尽力在他的演出中使用最新的音频和视频技术。卡拉扬以其录音数量之多广，演绎之精彩在指挥界享有盛誉。西贝柳斯曾致信华尔特·莱格说道卡拉扬是“一位大师”。受他细心栽培的穆特说道：“对于那些认识他（卡拉扬）的音乐家来说，他一直是未能超越的巅峰。他的音响有着超出时空的色质。他能够在一支乐队中打造出和谐统一，使之成为一件拥有广大音响和有着独特演绎方式的乐器。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着。他是一位完美的音乐家，还是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追求着技术方面的完美，但是他的着眼点则首先是音乐的表达。”
而英语界权威的音乐辞典《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则写道：“在他生命的最后30年，没有别的指挥家在音响和织体上比他作出过更大的影响。”
奥地利大戏剧顾问马修·帕威和作家克莱尼特都在他们的书中写道，卡拉扬是一个孤独有隔阂的艺术家。卡拉扬圈子里的人并不会叫他赫比，而是敬称他作“头儿”。但与卡拉扬在照片上的严肃冷峻相较，小泽征尔认为他很平易近人，每每让小泽以你我相称。小泽并用“很热心的”来形容他。而在排练时，以及在新歌手听唱时他也会表现出其幽默的一面。 卡拉扬认真对待排练，即使是乐队已经熟习的曲目，他也要求再认真演练。而这种“完美主义者”作风也很受一些与他共事过的人士的赞扬，例如法国的剧院经理米雪·格罗兹，卡拉扬的左右手爱华德·马克尔和卡拉扬的传记作者罗宾逊。例如格罗兹的描述则是对卡拉扬的幽默和完美主义的综合：“他（卡拉扬）在一些方面专制得和卡拉斯别无二样，卡拉扬是一个极端完美主义者，他就是受不了那种被他称为“吊儿郎当”的作风，那简直可以让他发疯。不过除了要求每个人做出最出色的表现外，他倒是很喜欢看到乐队能轻松下来，音乐家和歌手笑起来的。而且他通常是第一个搞笑的人。”
另外卡拉扬通过“卡拉扬基金”，“卡拉扬指挥比赛”的形式提拔了很多年轻音乐家，如苏菲·穆特、小泽征尔，钢琴家基辛，女高音贡杜拉·扬诺维兹等等。这些音乐家目前都成为了音乐界的重要人物。而且，卡拉扬也很喜欢教学，并自称能够在两分钟后得出结论，对方是否合适指挥这一职业。曾经师从过两位大师（另一位是伦纳德·伯恩斯坦）的小泽征尔回忆道，卡拉扬在听过小泽的演出后，经常一针见血的提出批评和建议，并总结道“伯恩斯坦指指这里说说那里，而卡拉扬则是位真正的老师。”
对卡拉扬的批评，可以按其所针对的方面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针对其过去纳粹党员的身份，第二种的目标则是他的个人生活，还有第三种意见是对他指挥风格的不满意，属于艺术方面的范畴。其中第一种已在上文中提到，这里包括那些在1955年柏林爱乐访美时参加抗议的人士以及1967年反对提名卡拉扬到芝加哥交响乐团任职的犹太团体。这一类批评者的主要立足点是卡拉扬的艺术观点与政治观点挂钩，不能分开来看。
第二类的意见则是来自當年卡拉扬维也纳任职期间与之有过冲突的人士以及后来80年代的柏林爱乐。这些人士一方面认为卡拉扬过于奢华，例如在由诺曼·莱布雷希特所著的《谁杀了古典音乐》一书中，有语气极其强烈的评论。其中表示，卡拉扬的身后财产多达5亿马克，又指出卡拉扬在其职业生涯中拜金至上，安插亲信，破坏古典音乐界风气。而柏林爱乐里的音乐家对他则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些人认为卡拉扬很会关怀体贴乐团成员，经常问及他们的爱好趣事。在一些乐友工伤病痛的时候，他则会为病者介绍好的医生以帮助他们治疗。但另一些成员则不喜欢他的脾气和在一些事务上表现出的专横，认为他以自我为中心。还有音乐家批评他在音乐诠释上的独断，例如斯特斯曼曾说过：“跟卡拉扬说音乐，就是可以，也是很难”。
第三类批评则比较复杂。首先是唱片评论家对卡拉扬演绎作品时做出的删减不满意，例如其60年代的贝多芬《田园交响曲》中的谐谑曲的重复部，70年代录音室版的《奥赛罗》部分细节被“遗憾地”删除了。另外则是针对卡拉扬对唱片所作的后期处理，例如他的天鹅之歌──最后一版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的最强音“有一点人工的痕迹”，还有《唱片里的瓦格纳》一书的作者周士红指出，卡拉扬80年代录制的瓦格纳精选唱片中“有几处强弱变化是被音量钮操纵出来的”。
而针对卡拉扬音乐处理的风格所提出的批评，则属于比较主观的范畴。例如斯特拉文斯基就曾经比较负面的评论过卡拉扬所录制的《春之祭》。有时就是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也未必认同他对贝多芬的解读，例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保罗·亨利·朗对卡拉扬录制的贝多芬交响曲所提出的批评是非常典型的：“在（他的）英雄交响曲里，听者不能不问，为什么这位优秀的音乐家会如此频繁地忽略贝多芬最有特色而又最强有力的武器──加强的呢？在那些响亮的段落里面，这些标记根本就和普通的强没什么区别。而慢的感觉（田园交响曲中的第二乐章）是由于平淡无奇的响奏而产生的，乐句波澜不惊。第七交响曲的慢板乐章演奏得不错，不过全凭滑奏的表现，而且好像贝多芬的点比音符更重要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