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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通过专栏文章，郑永年的知名度迅速从学术圈扩展至大众媒体。与此同时，郑永年及其诸多观点也遭到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批判、乃至当面抗议。在批评者看来，理想主义风潮中成长起来的郑永年，放弃了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批判，实在令人费解。对所有这些批评，郑永年概不回应。而他给自己的定位始终是书生——观察、研究政治，对现实政治不感兴趣。
出现在记者眼前的郑永年，身材高大，脸色微红，神态谦和，身着灰色西装、蓝衬衫、不着领带，典型的知识分子打扮。不过，落座之后，一双鲜红色的袜子从他的裤管下倏然露出，格外惹人注意。
“中国的男人太沉闷，我喜欢有些色彩，生气蓬勃。”他带着笑意，一本正经地解释，普通话带着南方糯糯的口音。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也是当今最具知名度的华人政治学者之一。
最近十年来，得益于资讯的发达，其有关中国现实的专栏文章、新闻采访观点和专业著作，在国内广泛传播，知名度也迅速从学术圈扩展至大众媒体。
当然，郑永年及其诸多观点也遭到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批判、乃至当面抗议。
郑永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看似难以理解的冲突与复杂，又是如何形成的？
从浙东农村到普林斯顿
1981年考入北大国际政治系，是郑永年命运的分水岭。
在此之前，这个生长在浙江余姚四明山区郑洋村的青年，只是一介农夫——种田、种树、劈山造田、修水库，各种农活全干过，辛苦劳作却吃不饱饭。
幸运的是，生于1962年、在家中8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七的郑永年，却在贫穷的1970年代得以上学到高中毕业。虽然他的初中、高中各只有两年，基本上没学过理工科，不过倒是学了一些实用的技术，如装电灯泡、开拖拉机。
更幸运的是，1977年郑永年高中毕业，恰逢中国重新恢复高考。不过，乡下青年郑永年当时并不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毕业后就直接回家务农——因为年纪小，又上过高中，就当了生产队工作相对轻松的记工员。后来，他还教过夜校——教农民识字和简单的算术;在生产队做会计期间，他亲身经历了包产到户，将集体土地分到农民手里。
农村的生活经历，给郑永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辛苦、吃不饱，也深深影响到他日后的学术研究：独立、底线与角度、立场意识。用他自己的话说，读书再苦，能苦到哪里？
一年之后，郑永年从村里的广播宣传中得知了高考的信息，并得到家人对他继续考学的支持。然而直到1981年，他才高考出线，被北大录取。由于外语考了60分——这在当时非常突出，北大招生办的老师建议这个考生报北大国际政治系;而由于通讯不便，未能联系到他本人，他的中学班主任代他做了决定。
郑永年就这样学了政治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研究苏东共产主义、国际政治和外交等。
甫上北大的郑永年，也曾羡慕过班上那些来自城市家庭的同学——“唱歌、跳舞、画画、足球……他们什么都会”;而他，所曾学过的太少，便一头扎进北大的书堆： “也不知道要学什么，有太多的书可以看了，而看书比起种庄稼要容易太多了”。
和1980年代的很多大学生一样，郑永年也曾想过当文学青年：学过意识流、喜欢海明威——至今仍然喜欢，“觉得他是个男人”;他也喜欢庄子、萨特——“作为一种生活哲学，超然一点”。他日后长期在新加坡研究中国，某种程度上即是看中这里的一份超然——离中国不太远，也不那么近。
但郑永年终究没有成为文青，上研究生之后，就再也没怎么读过小说。
“小说越看越没劲，就不喜欢了——可能我这个人还是喜欢理性思维。”
1985年，郑永年大学毕业。在还是分配制的当时，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生有很多选择：外交部、中联部都要人，但他却留在学校继续上研究生。“我一直以來的目标，都是想成为一个老师或者学者，观察、研究政治，而不参与政治。”3年后，他如愿以偿，硕士毕业留校任教。
而从读研究生开始直至1990年出国前，郑永年帮他家乡浙江的一家出版社主编了一套《政治学译丛》，并翻译出版了不少著作——这也被他视为是日后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他博士申请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0年，身揣120美金的郑永年告别待了9年的北大，飞往美国，攻读普林斯顿的政治学博士。
“中国立场”与实证研究
去往普林斯顿前后，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剧变，深深地触动了郑永年，也改变了他的学术研究方向——在此之前，他关注、研究的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是西方政治;这之后，他开始思考中国。
“我开始研究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些发展之间是矛盾的，还是不矛盾？怎么处理这样的矛盾？因为中国是后发展国家，各方面都需要发展，但所有方面一起发展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都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郑永年在普林斯顿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是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论文写完后，天不怕地不怕的他直接寄给剑桥大学出版社。“两位评审说，这本书挺好，但要修改。我花了不少时间改好后，其中一位评审却改变观点了——因为当时苏联解体了，他认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也会像苏联那样——我不认同，就撤回了，我不能改变我的观点。”
也因此，郑永年第一本英文学术著作，并非他的博士论文，而是两年后他在哈佛所做的博士后研究题目《在中国发现中国的民族主义》。
郑永年的研究结论是：中国有民族主义，但是一种向内的，而非向外扩张的民族主义。这个论文出版的时候，郑永年在原书名“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后边加上了“in China”——翻译过来就是，《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
“这好像是多余的，但站在纽约或伦敦看中国民族主义，和站在中国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同意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看法。所以，我坚持要写上‘in China’。” 在郑永年的研究中，与“中国立场”一样突出的另一特点是：实证研究，而不是价值判断。“我所做的研究是实证的，探讨的是实际上在发生什么;至于‘Normative’（应当发生什么），是个价值判断、道德判断，是个想象的东西，不是我所从事的知识研究范围。”
平衡：学术VS智囊，新加坡VS中国
在哈佛做博士后研究的第二年，郑永年开始频繁往返于新加坡：一位哈佛教授建议他研究当时正如日中天的“亚洲四小龙”。恰巧，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正在美国刊登广告招聘研究人员，而哈佛大学汉学家傅高义又刚好认识该所创始人吴庆瑞，遂建议郑永年去申请。
由时任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创立于1983年的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是一个为新加坡政府撰写政治分析报告、提供咨询的智库。1997年吴庆瑞退休后，该研究所进行改组，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更名为东亚研究所一一也因此，郑永年一来东亚研究所，就成了“元老”。
东亚研究所的这一智库特征，使郑永年对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之间的分野有着清晰的认识：做学术就要标新立异，如果两个人观点一样，总有一个人的论文发表不了;而政策咨询刚好相反，关键要有共识，没达成共识，政策就没法出台。
中国國内对郑永年的认知冲突或许即由此产生：人们基于他的学术经历、身份，将其视为西式的自由主义的学院派学者;而他给自己的定位虽然是书生：观察、研究政治，对现实政治不感兴趣，但事实上，他的研究因与中国现实政治联系紧密，他得以与中国政府、甚至高级官员接触，被邀请参加各种智库的座谈、交流，“有一些想法，给官方提供一些建议”。也因此，在私下里，他被视为中国官方的“智囊”。
本来，郑永年的计划是在新加坡最多待两年，之后还是回美国找个大学，再回中国;但没想到这一待就待到今天，并从2008年起在得到李光耀的首肯之后出任东亚研究所所长。虽然任职单位是新加坡，郑永年的研究对象却是中国。用他自己的话说，很多年来，他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中国，差不多每个月为了考察回中国两次，他在广东有不少调研点，如珠海、南海、顺德、东莞等——那里离新加坡近，比较方便，他的老家余姚，也经常去。
对于在两国之间游走，是否会带来冲突，郑永年说：首先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做政策研究、负责那里的工作;同时，他是中国人，也要为中国服务，“并且，我相信国际关系是双赢的，尤其大国跟小国之间的关系更是双赢”。
当然，郑永年肯定，他最终会回中国，只是还没想好去哪里——北京基本不太想去，那里已经人才济济，他要到“真正需要我的地方去”。
出现在记者眼前的郑永年，身材高大，脸色微红，神态谦和，身着灰色西装、蓝衬衫、不着领带，典型的知识分子打扮。不过，落座之后，一双鲜红色的袜子从他的裤管下倏然露出，格外惹人注意。
“中国的男人太沉闷，我喜欢有些色彩，生气蓬勃。”他带着笑意，一本正经地解释，普通话带着南方糯糯的口音。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也是当今最具知名度的华人政治学者之一。
最近十年来，得益于资讯的发达，其有关中国现实的专栏文章、新闻采访观点和专业著作，在国内广泛传播，知名度也迅速从学术圈扩展至大众媒体。
当然，郑永年及其诸多观点也遭到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批判、乃至当面抗议。
郑永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看似难以理解的冲突与复杂，又是如何形成的？
从浙东农村到普林斯顿
1981年考入北大国际政治系，是郑永年命运的分水岭。
在此之前，这个生长在浙江余姚四明山区郑洋村的青年，只是一介农夫——种田、种树、劈山造田、修水库，各种农活全干过，辛苦劳作却吃不饱饭。
幸运的是，生于1962年、在家中8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七的郑永年，却在贫穷的1970年代得以上学到高中毕业。虽然他的初中、高中各只有两年，基本上没学过理工科，不过倒是学了一些实用的技术，如装电灯泡、开拖拉机。
更幸运的是，1977年郑永年高中毕业，恰逢中国重新恢复高考。不过，乡下青年郑永年当时并不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毕业后就直接回家务农——因为年纪小，又上过高中，就当了生产队工作相对轻松的记工员。后来，他还教过夜校——教农民识字和简单的算术;在生产队做会计期间，他亲身经历了包产到户，将集体土地分到农民手里。
农村的生活经历，给郑永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辛苦、吃不饱，也深深影响到他日后的学术研究：独立、底线与角度、立场意识。用他自己的话说，读书再苦，能苦到哪里？
一年之后，郑永年从村里的广播宣传中得知了高考的信息，并得到家人对他继续考学的支持。然而直到1981年，他才高考出线，被北大录取。由于外语考了60分——这在当时非常突出，北大招生办的老师建议这个考生报北大国际政治系;而由于通讯不便，未能联系到他本人，他的中学班主任代他做了决定。
郑永年就这样学了政治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研究苏东共产主义、国际政治和外交等。
甫上北大的郑永年，也曾羡慕过班上那些来自城市家庭的同学——“唱歌、跳舞、画画、足球……他们什么都会”;而他，所曾学过的太少，便一头扎进北大的书堆： “也不知道要学什么，有太多的书可以看了，而看书比起种庄稼要容易太多了”。
和1980年代的很多大学生一样，郑永年也曾想过当文学青年：学过意识流、喜欢海明威——至今仍然喜欢，“觉得他是个男人”;他也喜欢庄子、萨特——“作为一种生活哲学，超然一点”。他日后长期在新加坡研究中国，某种程度上即是看中这里的一份超然——离中国不太远，也不那么近。
但郑永年终究没有成为文青，上研究生之后，就再也没怎么读过小说。
“小说越看越没劲，就不喜欢了——可能我这个人还是喜欢理性思维。”
1985年，郑永年大学毕业。在还是分配制的当时，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生有很多选择：外交部、中联部都要人，但他却留在学校继续上研究生。“我一直以來的目标，都是想成为一个老师或者学者，观察、研究政治，而不参与政治。”3年后，他如愿以偿，硕士毕业留校任教。
而从读研究生开始直至1990年出国前，郑永年帮他家乡浙江的一家出版社主编了一套《政治学译丛》，并翻译出版了不少著作——这也被他视为是日后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他博士申请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0年，身揣120美金的郑永年告别待了9年的北大，飞往美国，攻读普林斯顿的政治学博士。
“中国立场”与实证研究
去往普林斯顿前后，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剧变，深深地触动了郑永年，也改变了他的学术研究方向——在此之前，他关注、研究的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是西方政治;这之后，他开始思考中国。
“我开始研究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些发展之间是矛盾的，还是不矛盾？怎么处理这样的矛盾？因为中国是后发展国家，各方面都需要发展，但所有方面一起发展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都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郑永年在普林斯顿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是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论文写完后，天不怕地不怕的他直接寄给剑桥大学出版社。“两位评审说，这本书挺好，但要修改。我花了不少时间改好后，其中一位评审却改变观点了——因为当时苏联解体了，他认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也会像苏联那样——我不认同，就撤回了，我不能改变我的观点。”
也因此，郑永年第一本英文学术著作，并非他的博士论文，而是两年后他在哈佛所做的博士后研究题目《在中国发现中国的民族主义》。
郑永年的研究结论是：中国有民族主义，但是一种向内的，而非向外扩张的民族主义。这个论文出版的时候，郑永年在原书名“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后边加上了“in China”——翻译过来就是，《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
“这好像是多余的，但站在纽约或伦敦看中国民族主义，和站在中国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同意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看法。所以，我坚持要写上‘in China’。” 在郑永年的研究中，与“中国立场”一样突出的另一特点是：实证研究，而不是价值判断。“我所做的研究是实证的，探讨的是实际上在发生什么;至于‘Normative’（应当发生什么），是个价值判断、道德判断，是个想象的东西，不是我所从事的知识研究范围。”
平衡：学术VS智囊，新加坡VS中国
在哈佛做博士后研究的第二年，郑永年开始频繁往返于新加坡：一位哈佛教授建议他研究当时正如日中天的“亚洲四小龙”。恰巧，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正在美国刊登广告招聘研究人员，而哈佛大学汉学家傅高义又刚好认识该所创始人吴庆瑞，遂建议郑永年去申请。
由时任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创立于1983年的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是一个为新加坡政府撰写政治分析报告、提供咨询的智库。1997年吴庆瑞退休后，该研究所进行改组，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更名为东亚研究所一一也因此，郑永年一来东亚研究所，就成了“元老”。
东亚研究所的这一智库特征，使郑永年对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之间的分野有着清晰的认识：做学术就要标新立异，如果两个人观点一样，总有一个人的论文发表不了;而政策咨询刚好相反，关键要有共识，没达成共识，政策就没法出台。
中国國内对郑永年的认知冲突或许即由此产生：人们基于他的学术经历、身份，将其视为西式的自由主义的学院派学者;而他给自己的定位虽然是书生：观察、研究政治，对现实政治不感兴趣，但事实上，他的研究因与中国现实政治联系紧密，他得以与中国政府、甚至高级官员接触，被邀请参加各种智库的座谈、交流，“有一些想法，给官方提供一些建议”。也因此，在私下里，他被视为中国官方的“智囊”。
本来，郑永年的计划是在新加坡最多待两年，之后还是回美国找个大学，再回中国;但没想到这一待就待到今天，并从2008年起在得到李光耀的首肯之后出任东亚研究所所长。虽然任职单位是新加坡，郑永年的研究对象却是中国。用他自己的话说，很多年来，他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中国，差不多每个月为了考察回中国两次，他在广东有不少调研点，如珠海、南海、顺德、东莞等——那里离新加坡近，比较方便，他的老家余姚，也经常去。
对于在两国之间游走，是否会带来冲突，郑永年说：首先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做政策研究、负责那里的工作;同时，他是中国人，也要为中国服务，“并且，我相信国际关系是双赢的，尤其大国跟小国之间的关系更是双赢”。
当然，郑永年肯定，他最终会回中国，只是还没想好去哪里——北京基本不太想去，那里已经人才济济，他要到“真正需要我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