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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和解决我国发展问题的有效举措，是转变经济增长动能和提升发展质量效益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关键选择。结合我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文章从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功能定位、体制机制变革、创新制度建设和文化涵养等方面审视思考，探索新常态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路径，让创新发展的科学理念为我国经济注入新的动能，使创新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最终推动经济朝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协调、更可持续的方向健康发展。
[关键词]新常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路径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98X（2017）11-0021-04 [收稿日期]2017-07-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以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世界惊羡的目光，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规模的大而不强、经济增长速度的快而不优的现状，尤其随着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国际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孕育兴起，面临来自发达国家高端技术垄断和新兴经济体追赶超越的“时空挤压”，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经济与资源、人口、环境之间张力不断显露，无论是国内发展的现实要求，还是国际潮流的时代呼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换言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优化、引领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浪潮可谓具有极端重要性。近年来，学界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关研究成果丰富，但创新的“第一动力”或者创新驱动发展的实际效果并未达到预期，仍需要在研究深度方面做进一步深化拓展，尤其是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路径方面尚需进一步思考探索。对此，本文尝试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路径分析。
战略首要：在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基础上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
诚然，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得益于对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审视反思，得益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培育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推进发展，尤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以来，统筹转变政府职能定位和发挥市场功能作用，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创新驱动发展取得实质性成效的关键步骤；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理论支撑，也是保障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应有之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形象地将政府和市场比喻成“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我国渐进式改革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正确把握了政府和市场的辩证关系，利用好了经济发展的这“两只手”。所以，“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回顾历史，从党的十四大提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十八屆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党在推进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深化的过程，每一次认识的新飞跃都会对经济发展迈向新台阶推波助澜。简而言之，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首要考虑的是必须统筹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尤其是有效市场的培育发展更为关键。
政府、企业、科技人才是参与创新过程的主体因素，毋庸置疑，创新主体的突破是创新产生的关键节点，主体各方唯有各司其职、互补促进，才能完成创新系统工程。首先，政府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将不属于政府权力责任清单上的内容复归于社会，以此激励市场的自主性、积极性、灵活性，同时有效避免政府权力过度干预造成的“寻租”腐败、价格扭曲和不当投资等。职能转变旨在把政府职能定位于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良好运行，除必要的时候用宏观调控手段弥补市场失灵外，在保障宏观经济稳定化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应该属于常态。政府职能转变为自上而下地强力推进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其次，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会根据市场需求、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源禀赋等进行整合创新，但任何企业创新是有前提的，即掌握资源。资源配置有以行政手段为基础的计划配置和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市场配置两种方式，实践证明，“按预定计划配置资源会遇到难以克服的信息方面的障碍和激励方面的困难，因而采取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出现资源误配置、比例失调、效率低下乃至经济剧烈波动等情况”，因此，根据市场上价格信号，企业计算成本收益自主自愿地进行决策，采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是我们的经验选择。从市场上获得资源的企业又将面临一系列问题：生产什么产品更赚钱、采用什么工艺技术生产、如何进行人力资源配置和后续营销售后服务等，企业家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即为企业将要发生创新的过程，是企业家精神的实现过程。创新和发明同样属于试错的过程，蕴含着一系列不确定性，这种试错意味着风险和机遇并存，鉴于企业发展的逐利性，如何把企业创新的成本最大限度降低是企业家必须考量的因素，故创新风险评估对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我国部分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及民营企业，原因何在？恐怕很大程度上由于政府行政干预过多，市场机制对其影响甚微，其失败创新的亏损最终由全社会负担。第三，除了熊彼特称之为“企业家”的创新者，科技人才也是创新的主体。目前我国科技人才规模居世界之最，但高精尖人才仍然面临不足的境遇，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改革人才培养使用机制，借鉴运用国际通行、灵活有效的办法，推动人才政策创新突破和细化落实，真正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
坚持政府和市场的“两点论”，从政府、企业、人才三个方面着手，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的活力，推动创新发展迈向新台阶。要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发挥出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 战略核心：在把握中国改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发挥科技体制改革的先行引领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体制改革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调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协调性、适应性，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一直以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发展模式，一方面政治权力系统作为核心力量主导推动改革的进程；另一方面又作为市场主体身份参与经济领域活动，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这种现代化实现的路径模式和现行治理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矛盾日益突出，严重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对象、重要领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如何在把握改革发展的规律上，发挥科技体制改革的先行引领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把这一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的点火系。”意思就是说用体制改革引领、推动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可谓是创新发展的“火车头”“先行军”。科技体制改革是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体制改革是科技创新的先行军、点火系。当然，深化体制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每一项改革措施都会对其他改革领域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目标落实又同时需要其他改革的协调配合，所以科技体制改革既要发挥对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又要协同配合全国改革的一盘棋，用整体性、全局性、战略性、系统性的思维深刻把握科技体制改革先行引领作用。
一方面，历史地看，我国科技体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官本位、家长制管理等封建思想在科技体制中长期存在，政治权力一定程度影响支配国有科研单位，出现垄断资金、技术、人才资源现象，而私营企业、民间科研机构发展缺乏必要的扶持引导，造成发展极不均衡，创新力、影响力严重不足；缺乏有效监督和公开透明的科技决策机制，公正科学的民主程序流于形式，造成决策严重失误，科技界腐败现象时有发生；管理机制缺乏统筹，激励机制有失公允等体制机制障碍。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治权力系统主导改革发展进程是造成以上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计划旧体制向市场新体制转向过程中遗留一些敏感交叉领域，体制改革尤其科技体制改革就是要破除创新发展的障碍，破除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不合社会时宜、不合自然禀赋、不合发展规律的“障碍”，科技创新的潜能才有望被最大程度地释放，建立起对科技创新有正向引导和激励的有机体制系统，释放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潜能。
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呈现多学科交叉重叠的显著特点，属于一种群体性技术革命，破除科技体制机制障碍要把握最关键的两个环节：其一，在基础理论学科上取得突破，提高基础理论创新能力。若想保证科技创新持久推进，必须强化基础学科理论的源头供给，然而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企业的吸引力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政府改善基础创新要素禀赋的首要任务就是突破基础学科理论“瓶颈”。其二，科技成果社会化。“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要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科学技术在与社会发展相结合时，逐渐形成产业群，诸如新技术新材料应用、新能源設备产品、智能物流管控体系等，这样就打通了从基础理论到科学技术再到产业应用最后到经济发展的链条通道，实际上科技成果的转化是解决科技体制改革“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战略保障：在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统筹制度建设与文化涵养同行并重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考虑制度建设和文化涵养两个重要抓手，否则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名不副实，不是因偏废文化涵养而难见成效，就是因偏废制度建设而动能不足。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受到地理位置、气候环境、历史传统和政治变革等因素影响，属于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关于制度建设和文化涵养的关系问题，丹尼尔·埃通加一曼格尔曾认为文化为体制之母，恰恰说明制度建设需要考虑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当然从长远历史来看，文化对种族的影响是深邃的、久远的、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文化的烙印。但短期进程来看，我国制度建设往往是由政治权力主导的改革推动，如果没有匹配文化的涵养，恐怕制度建设会出现“水土不服”等“症状”。创新既是一种社会发展能力，又是一种民族文化素养，是一个国家日积月累的社会禀赋特性。
从文化涵养层面来说，众所周知，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不绝于耳，诸如文化决定论、国家竞争论和高水平均衡陷阱论等，无论哪一种解释都不能完美解释工业革命之前的中国科技为什么遥遥领先于西方，为何后来中国科技却落后于世界，但任何解释都不容忽视创新型文化对于激发科技创新革命、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强大作用。所以对于创新型文化的培育几乎是所有现代化国家高度重视的战略任务。一方面创新型文化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凭空而生，它是在创新实践之中不断萌发、培育、成熟起来；另一方面纵览世界科技革命的历史，每一次科技创新的重大事件都与其创新文化密不可分，比如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计算机科技革命与美国硅谷创新文化等，可以说创新型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创新的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从制度建设层面来说，一方面，制度建设要把握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逻辑，深化对市场经济规律性认识是制度建设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制度建设要有破有立，破除扫清不利于创新发展和创新文化形成及传播的旧体制机制，确立有利于理论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尤其科技创新的新制度。
所以说，实现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既要从制度层面建立完善，也要从文化层面进行培育涵养。一方面，文化是一种价值理念，能够敦促人自觉地遵守制度，在全社会培育创新型文化，不仅有利于制度层面的落实，同时有利于形成尊重知识、尊重创新、尊重产权的共识和勇于创新、敢去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制度是一种行为规范、准则，需要匹配的文化进行涵养，一定程度上也能减少逾越规则、践踏制度的现象，保障制度建设的顺利推进。因此，制度建设和文化涵养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有机统一整体。
总而言之，“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创新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理论创新，代表了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理念创新，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先进文化创新，让创新能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绝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需要久久为功，持续探索。
[责任编校：张立新]
[关键词]新常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路径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98X（2017）11-0021-04 [收稿日期]2017-07-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以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世界惊羡的目光，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规模的大而不强、经济增长速度的快而不优的现状，尤其随着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国际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孕育兴起，面临来自发达国家高端技术垄断和新兴经济体追赶超越的“时空挤压”，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经济与资源、人口、环境之间张力不断显露，无论是国内发展的现实要求，还是国际潮流的时代呼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换言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优化、引领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浪潮可谓具有极端重要性。近年来，学界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关研究成果丰富，但创新的“第一动力”或者创新驱动发展的实际效果并未达到预期，仍需要在研究深度方面做进一步深化拓展，尤其是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路径方面尚需进一步思考探索。对此，本文尝试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路径分析。
战略首要：在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基础上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
诚然，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得益于对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审视反思，得益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培育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推进发展，尤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以来，统筹转变政府职能定位和发挥市场功能作用，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创新驱动发展取得实质性成效的关键步骤；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理论支撑，也是保障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应有之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形象地将政府和市场比喻成“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我国渐进式改革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正确把握了政府和市场的辩证关系，利用好了经济发展的这“两只手”。所以，“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回顾历史，从党的十四大提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十八屆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党在推进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深化的过程，每一次认识的新飞跃都会对经济发展迈向新台阶推波助澜。简而言之，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首要考虑的是必须统筹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尤其是有效市场的培育发展更为关键。
政府、企业、科技人才是参与创新过程的主体因素，毋庸置疑，创新主体的突破是创新产生的关键节点，主体各方唯有各司其职、互补促进，才能完成创新系统工程。首先，政府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将不属于政府权力责任清单上的内容复归于社会，以此激励市场的自主性、积极性、灵活性，同时有效避免政府权力过度干预造成的“寻租”腐败、价格扭曲和不当投资等。职能转变旨在把政府职能定位于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良好运行，除必要的时候用宏观调控手段弥补市场失灵外，在保障宏观经济稳定化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应该属于常态。政府职能转变为自上而下地强力推进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其次，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会根据市场需求、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源禀赋等进行整合创新，但任何企业创新是有前提的，即掌握资源。资源配置有以行政手段为基础的计划配置和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市场配置两种方式，实践证明，“按预定计划配置资源会遇到难以克服的信息方面的障碍和激励方面的困难，因而采取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出现资源误配置、比例失调、效率低下乃至经济剧烈波动等情况”，因此，根据市场上价格信号，企业计算成本收益自主自愿地进行决策，采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是我们的经验选择。从市场上获得资源的企业又将面临一系列问题：生产什么产品更赚钱、采用什么工艺技术生产、如何进行人力资源配置和后续营销售后服务等，企业家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即为企业将要发生创新的过程，是企业家精神的实现过程。创新和发明同样属于试错的过程，蕴含着一系列不确定性，这种试错意味着风险和机遇并存，鉴于企业发展的逐利性，如何把企业创新的成本最大限度降低是企业家必须考量的因素，故创新风险评估对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我国部分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及民营企业，原因何在？恐怕很大程度上由于政府行政干预过多，市场机制对其影响甚微，其失败创新的亏损最终由全社会负担。第三，除了熊彼特称之为“企业家”的创新者，科技人才也是创新的主体。目前我国科技人才规模居世界之最，但高精尖人才仍然面临不足的境遇，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改革人才培养使用机制，借鉴运用国际通行、灵活有效的办法，推动人才政策创新突破和细化落实，真正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
坚持政府和市场的“两点论”，从政府、企业、人才三个方面着手，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的活力，推动创新发展迈向新台阶。要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发挥出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 战略核心：在把握中国改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发挥科技体制改革的先行引领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体制改革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调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协调性、适应性，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一直以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发展模式，一方面政治权力系统作为核心力量主导推动改革的进程；另一方面又作为市场主体身份参与经济领域活动，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这种现代化实现的路径模式和现行治理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矛盾日益突出，严重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对象、重要领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如何在把握改革发展的规律上，发挥科技体制改革的先行引领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把这一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的点火系。”意思就是说用体制改革引领、推动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可谓是创新发展的“火车头”“先行军”。科技体制改革是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体制改革是科技创新的先行军、点火系。当然，深化体制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每一项改革措施都会对其他改革领域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目标落实又同时需要其他改革的协调配合，所以科技体制改革既要发挥对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又要协同配合全国改革的一盘棋，用整体性、全局性、战略性、系统性的思维深刻把握科技体制改革先行引领作用。
一方面，历史地看，我国科技体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官本位、家长制管理等封建思想在科技体制中长期存在，政治权力一定程度影响支配国有科研单位，出现垄断资金、技术、人才资源现象，而私营企业、民间科研机构发展缺乏必要的扶持引导，造成发展极不均衡，创新力、影响力严重不足；缺乏有效监督和公开透明的科技决策机制，公正科学的民主程序流于形式，造成决策严重失误，科技界腐败现象时有发生；管理机制缺乏统筹，激励机制有失公允等体制机制障碍。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治权力系统主导改革发展进程是造成以上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计划旧体制向市场新体制转向过程中遗留一些敏感交叉领域，体制改革尤其科技体制改革就是要破除创新发展的障碍，破除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不合社会时宜、不合自然禀赋、不合发展规律的“障碍”，科技创新的潜能才有望被最大程度地释放，建立起对科技创新有正向引导和激励的有机体制系统，释放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潜能。
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呈现多学科交叉重叠的显著特点，属于一种群体性技术革命，破除科技体制机制障碍要把握最关键的两个环节：其一，在基础理论学科上取得突破，提高基础理论创新能力。若想保证科技创新持久推进，必须强化基础学科理论的源头供给，然而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企业的吸引力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政府改善基础创新要素禀赋的首要任务就是突破基础学科理论“瓶颈”。其二，科技成果社会化。“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要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科学技术在与社会发展相结合时，逐渐形成产业群，诸如新技术新材料应用、新能源設备产品、智能物流管控体系等，这样就打通了从基础理论到科学技术再到产业应用最后到经济发展的链条通道，实际上科技成果的转化是解决科技体制改革“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战略保障：在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统筹制度建设与文化涵养同行并重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考虑制度建设和文化涵养两个重要抓手，否则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名不副实，不是因偏废文化涵养而难见成效，就是因偏废制度建设而动能不足。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受到地理位置、气候环境、历史传统和政治变革等因素影响，属于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关于制度建设和文化涵养的关系问题，丹尼尔·埃通加一曼格尔曾认为文化为体制之母，恰恰说明制度建设需要考虑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当然从长远历史来看，文化对种族的影响是深邃的、久远的、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文化的烙印。但短期进程来看，我国制度建设往往是由政治权力主导的改革推动，如果没有匹配文化的涵养，恐怕制度建设会出现“水土不服”等“症状”。创新既是一种社会发展能力，又是一种民族文化素养，是一个国家日积月累的社会禀赋特性。
从文化涵养层面来说，众所周知，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不绝于耳，诸如文化决定论、国家竞争论和高水平均衡陷阱论等，无论哪一种解释都不能完美解释工业革命之前的中国科技为什么遥遥领先于西方，为何后来中国科技却落后于世界，但任何解释都不容忽视创新型文化对于激发科技创新革命、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强大作用。所以对于创新型文化的培育几乎是所有现代化国家高度重视的战略任务。一方面创新型文化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凭空而生，它是在创新实践之中不断萌发、培育、成熟起来；另一方面纵览世界科技革命的历史，每一次科技创新的重大事件都与其创新文化密不可分，比如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计算机科技革命与美国硅谷创新文化等，可以说创新型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创新的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从制度建设层面来说，一方面，制度建设要把握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逻辑，深化对市场经济规律性认识是制度建设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制度建设要有破有立，破除扫清不利于创新发展和创新文化形成及传播的旧体制机制，确立有利于理论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尤其科技创新的新制度。
所以说，实现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既要从制度层面建立完善，也要从文化层面进行培育涵养。一方面，文化是一种价值理念，能够敦促人自觉地遵守制度，在全社会培育创新型文化，不仅有利于制度层面的落实，同时有利于形成尊重知识、尊重创新、尊重产权的共识和勇于创新、敢去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制度是一种行为规范、准则，需要匹配的文化进行涵养，一定程度上也能减少逾越规则、践踏制度的现象，保障制度建设的顺利推进。因此，制度建设和文化涵养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有机统一整体。
总而言之，“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创新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理论创新，代表了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理念创新，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先进文化创新，让创新能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绝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需要久久为功，持续探索。
[责任编校：张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