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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传统作家的笔下，女性形象都是以极端的方式出现，要么是圣人（saints），要么是罪人（sinner）。在现代主义诗人T.S.艾略特的笔下，女性形象也没有逃出此框架，女性基本都是被丑化的罪人。但是结合诗人的成长环境，这似乎又不太合理。本文意在分析艾略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刻画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艾略特 女性 丑化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传统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一般分为两种：天使或者恶魔，正常的女性形象在作品中是不存在的，要么如《简爱》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要么如《红字》中的女神代表海思特。因此，我死故我在（I sink， therefore I am）成为女性生存的方式，很多女性形象在其死亡之后才受到被周围世界所接受，比如莎翁笔下的欧菲利亚。在现代主义诗歌先锋派人物T.S.艾略特那里也一样，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多的被进行了丑化。
在《J.阿尔弗莱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房间里女人们来往穿梭，谈论着米开朗琪罗”，本来女人们谈论米开朗琪罗不可厚非，但是事件的发生地点是在发生在一个“公共领域”，而且谈论的主体是臂膀“长了一层淡棕色软毛”的女人们，因此在普鲁弗洛克看来，这件事“近乎荒唐可笑，有时，差不多是个额丑角。”《夜莺声中的斯威尼》中，艾略特引用了奥维德《变形记》里的一个故事：国王忒瑞尔斯娶了普罗科涅为妻，生了儿子伊棣斯。数年后，国王请他妻子的妹妹翡洛眉拉做客，见她貌美，便将她引诱到一山洞将其强奸，并为了防止事情败露，残忍地割下了她的舌头。当姐姐普罗科涅得知消息后十分愤怒，为了给妹妹报仇，姐姐杀害了自己的儿子，忒瑞尔斯自然不会放过姐妹俩，将其全部杀害，普罗科涅变成了夜莺，翡洛眉拉变成了燕子，“用杀气腾腾的爪子撕着葡萄”。此外，英语俚语中的“夜莺”亦有妓女的意思。这样，艾略特的诗歌就暗示了阴谋，女人和谋杀等内容，似乎和女人联系在一起的永远是悲惨及霉运。《海伦姑姑》中，女主人过世不久，高高坐在餐桌上的男仆便把那第二号女仆搂抱得紧紧，开始淫乱;《窗前晨景》中，“地下室的厨房里，她们把早餐的盘子洗得乒乓响”，在空洞的微笑背后，“女仆们的潮湿的灵魂，在地下室前的大门口沮丧地发芽”。《大风夜狂想曲》中月夜的咒语仿佛疯子抖动着一颗死天竺葵，而月光映照下的路灯却提醒路人小心，因为向你走进的女人“眼角拧得像扭曲的针”，把记忆召回现实的是“百叶窗紧闭的房间中女人的臭味”;在《序曲》中世界充满着暗黑的意识，急于掌握这个世界，并“擦一下嘴，然后大笑。旋转着，像个古老的妇人在空地中拣煤渣”。
“艾略特诗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各种各样的恐惧，尤其是诗歌和戏剧中。”对于诗人而言，恐惧主要体现在对于女性的畏惧。例如诗人早期的散文诗歌《歇斯底里》：
她笑的時候我感到卷入了她的笑声并成了笑声的一部分，最后她的牙齿成了仅仅出现的星星，仿佛富有班组训练才能一般地偶然出现的星星。我被一次次短暂的喘气吸进，在每一个短暂的恢复中吸下，终于消失在她咽喉的漆黑的洞穴中，在那看不到的肌肤的波纹中擦得遍体鳞伤。一个年迈的侍从，颤抖着手，匆忙地把一块红白格子的台布铺在生锈的绿色铁桌子上，说“如果先生和太太愿意在花园里用茶，如果先生和太太愿意在花园里用茶……”我得出结论，倘若她胸脯的起伏能够停下，这个下午的一些断片也许还可以收拾，于是我集中精力，仔细而又巧妙地要达到这一目的。
“歇斯底里”源于英文“hysteria”，而该英语词又来自希腊语“hystera”，意思是子宫（womb），[1]在这篇散文诗歌里，生命诞生之地子宫却被“她咽喉漆黑的洞穴”吞没，于是生命孕育之地成为了坟墓（tomb）。根据一些学者的推断，诗歌题目里“歇斯底里”之人是一位男性叙述者。[2]“我”对“她”之所以恐惧是因为“她”起伏的胸脯没有停下起伏，在艾略特研究专家穆迪看来，“这位男性叙述者这位女性钝化为了一种不正常的状态”[3]。诗歌中的男性叙述者由于恐惧女性，从而失去了自我。除此以外，这首诗的创作日期也给众多学者提供了猜疑的材料，那便是诗歌的内容与诗人自己的婚姻状况有关。以至于几十年以后，诗人认为他和薇薇安的婚姻让他产生了创作荒原的心理状态。这一事实表明，这首深思熟虑的诗歌《荒原》不仅由他的婚姻催生，而且某种程度上就是诗人婚姻状况的写照，《歇斯底里》中的那位女性形象极有可能就是诗人婚姻里的生活，虽然我们很难判断薇薇安对诗人创作的实际影响。实际上，“诗人的故事可以视为一部与女性对抗的历史，因为男性已经变得女人气”[4]。
后来，艾略特好几次写道那种歇斯底里的感受。在《家庭聚会》中，哈里描述了“那种分离感，那种孤立感，不可挽回，无法改变”;在《东科克尔村》中，艾略特想象了长者对“占有的恐惧”，“对属于一个人活其余的人或上帝的恐惧”。诗人与女性的对抗还体现在他对“性”的直言不讳中，因为诗人出身在清教徒背景家庭，在他们看来，性其实等同于邪恶，自夏娃被亚当引诱吃下禁果起，女性在性中扮演的角色便是一个原罪的诱导者。一般而言，女性是欲望凝视的对象，而在诗歌《荒原》里，女性化身成为了凝视的主体。玛丽毫不掩饰对表兄的渴望，索斯托利斯夫人“携带一副邪恶的纸牌”并且尝试“掌握形势”。近乎精神失常的女性直言：“今夜我的神经很糟，是的，很糟。跟我在一起。”“显得苍老”的莉儿为了情人已经打过几次胎，但情人依然催促她尽快结束：“请快一点，时间到了。”
在艾略特早期的哥伦布诗歌系列中，诗人对性的刻画更为明显，以至于当诗人把诗歌送给其身边的朋友时，朋友们觉得很不好意思，认为这些诗歌太污秽，甚至声称要把它们“挂在厕所里”。艾略特在其中一首里写道“但是舰舱的男孩得救了，然后在括约肌里被鸡奸。”艾略特传记作家戈登认为它们有一种病态的狂暴，对女人和性挥之不去的恨意与惩罚性的恶毒。也有专家认为诗人在怂恿读者犯罪，认为艾略特粗俗的诗歌证明了感觉的暴力。其实在当时的美国，不但是穷学生一族，甚至是中上阶层的男人们，都有对这类诗歌的喜好。 在现代主义思潮里，对女性的不信任随处可见。尼采警告世人如果去女人那里，不要忘记带上鞭子。考虑到艾略特的成长背景，他对女性的厌恶似乎又没有任何理由。艾略特是其家族中的第七个孩子，第二个儿子，母亲生下他时已经四十五岁，因此他自小便处在四个姐姐的照顾下。在阴盛阳衰的环境下成长，诗人从小便被女性深深关爱。在一张摄于1896年的照片中，在家门前，一个小男孩被四位令人敬畏的女性身影包围。他的成长确实是与女性的深爱密不可分。但比起他的哥哥姐姐们，艾略特和喜爱他的年轻保姆安妮·邓恩（Annie Dunne）更亲近些。由于身体原因，艾略特的母亲对他疼爱有加，呵护备至。三十年后，艾略特写了一首诗歌，描写另一个迷茫的小男孩如何成长，就像说他自己。孩子最终长大成人，但“身形扭曲，一瘸一拐，无法前进，也难以后退”。可以说艾略特的成长离不开身边关爱他的女性，但是在诗人的作品里，却很少出现正常的女性刻画，马修对此的回答说：“性等同于罪恶，这是他从小积累的经验……艾略特从小便被女性圈子包围，他为什么依然厌恶女性呢？因为他身边的女性都是传统之人，害怕并以性为耻。与这样的榜样一起生活，艾略特的羞耻感得以加强。”[5]
参考文献
[1]Colleen Lamos. Deviant Modernism， Sexual and Textual Errancy in T. S. Eliot， James Joyce， and Marcel Prou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83.
[2]Grover Smith. T. S. Eliot’s Poetry and Plays.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p. 33.
[3]A. D. Moody. Thomas Stearns Elio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9.
[4]Colleen Lamos. Deviant Modernism， Sexual and Textual Errancy in T. S. Eliot， James Joyce， and Marcel Proust. p. 84.
[5]T. S. Matthews. Great Tom：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T. S. Eliot. New York： Harper
关键词：艾略特 女性 丑化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传统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一般分为两种：天使或者恶魔，正常的女性形象在作品中是不存在的，要么如《简爱》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要么如《红字》中的女神代表海思特。因此，我死故我在（I sink， therefore I am）成为女性生存的方式，很多女性形象在其死亡之后才受到被周围世界所接受，比如莎翁笔下的欧菲利亚。在现代主义诗歌先锋派人物T.S.艾略特那里也一样，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多的被进行了丑化。
在《J.阿尔弗莱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房间里女人们来往穿梭，谈论着米开朗琪罗”，本来女人们谈论米开朗琪罗不可厚非，但是事件的发生地点是在发生在一个“公共领域”，而且谈论的主体是臂膀“长了一层淡棕色软毛”的女人们，因此在普鲁弗洛克看来，这件事“近乎荒唐可笑，有时，差不多是个额丑角。”《夜莺声中的斯威尼》中，艾略特引用了奥维德《变形记》里的一个故事：国王忒瑞尔斯娶了普罗科涅为妻，生了儿子伊棣斯。数年后，国王请他妻子的妹妹翡洛眉拉做客，见她貌美，便将她引诱到一山洞将其强奸，并为了防止事情败露，残忍地割下了她的舌头。当姐姐普罗科涅得知消息后十分愤怒，为了给妹妹报仇，姐姐杀害了自己的儿子，忒瑞尔斯自然不会放过姐妹俩，将其全部杀害，普罗科涅变成了夜莺，翡洛眉拉变成了燕子，“用杀气腾腾的爪子撕着葡萄”。此外，英语俚语中的“夜莺”亦有妓女的意思。这样，艾略特的诗歌就暗示了阴谋，女人和谋杀等内容，似乎和女人联系在一起的永远是悲惨及霉运。《海伦姑姑》中，女主人过世不久，高高坐在餐桌上的男仆便把那第二号女仆搂抱得紧紧，开始淫乱;《窗前晨景》中，“地下室的厨房里，她们把早餐的盘子洗得乒乓响”，在空洞的微笑背后，“女仆们的潮湿的灵魂，在地下室前的大门口沮丧地发芽”。《大风夜狂想曲》中月夜的咒语仿佛疯子抖动着一颗死天竺葵，而月光映照下的路灯却提醒路人小心，因为向你走进的女人“眼角拧得像扭曲的针”，把记忆召回现实的是“百叶窗紧闭的房间中女人的臭味”;在《序曲》中世界充满着暗黑的意识，急于掌握这个世界，并“擦一下嘴，然后大笑。旋转着，像个古老的妇人在空地中拣煤渣”。
“艾略特诗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各种各样的恐惧，尤其是诗歌和戏剧中。”对于诗人而言，恐惧主要体现在对于女性的畏惧。例如诗人早期的散文诗歌《歇斯底里》：
她笑的時候我感到卷入了她的笑声并成了笑声的一部分，最后她的牙齿成了仅仅出现的星星，仿佛富有班组训练才能一般地偶然出现的星星。我被一次次短暂的喘气吸进，在每一个短暂的恢复中吸下，终于消失在她咽喉的漆黑的洞穴中，在那看不到的肌肤的波纹中擦得遍体鳞伤。一个年迈的侍从，颤抖着手，匆忙地把一块红白格子的台布铺在生锈的绿色铁桌子上，说“如果先生和太太愿意在花园里用茶，如果先生和太太愿意在花园里用茶……”我得出结论，倘若她胸脯的起伏能够停下，这个下午的一些断片也许还可以收拾，于是我集中精力，仔细而又巧妙地要达到这一目的。
“歇斯底里”源于英文“hysteria”，而该英语词又来自希腊语“hystera”，意思是子宫（womb），[1]在这篇散文诗歌里，生命诞生之地子宫却被“她咽喉漆黑的洞穴”吞没，于是生命孕育之地成为了坟墓（tomb）。根据一些学者的推断，诗歌题目里“歇斯底里”之人是一位男性叙述者。[2]“我”对“她”之所以恐惧是因为“她”起伏的胸脯没有停下起伏，在艾略特研究专家穆迪看来，“这位男性叙述者这位女性钝化为了一种不正常的状态”[3]。诗歌中的男性叙述者由于恐惧女性，从而失去了自我。除此以外，这首诗的创作日期也给众多学者提供了猜疑的材料，那便是诗歌的内容与诗人自己的婚姻状况有关。以至于几十年以后，诗人认为他和薇薇安的婚姻让他产生了创作荒原的心理状态。这一事实表明，这首深思熟虑的诗歌《荒原》不仅由他的婚姻催生，而且某种程度上就是诗人婚姻状况的写照，《歇斯底里》中的那位女性形象极有可能就是诗人婚姻里的生活，虽然我们很难判断薇薇安对诗人创作的实际影响。实际上，“诗人的故事可以视为一部与女性对抗的历史，因为男性已经变得女人气”[4]。
后来，艾略特好几次写道那种歇斯底里的感受。在《家庭聚会》中，哈里描述了“那种分离感，那种孤立感，不可挽回，无法改变”;在《东科克尔村》中，艾略特想象了长者对“占有的恐惧”，“对属于一个人活其余的人或上帝的恐惧”。诗人与女性的对抗还体现在他对“性”的直言不讳中，因为诗人出身在清教徒背景家庭，在他们看来，性其实等同于邪恶，自夏娃被亚当引诱吃下禁果起，女性在性中扮演的角色便是一个原罪的诱导者。一般而言，女性是欲望凝视的对象，而在诗歌《荒原》里，女性化身成为了凝视的主体。玛丽毫不掩饰对表兄的渴望，索斯托利斯夫人“携带一副邪恶的纸牌”并且尝试“掌握形势”。近乎精神失常的女性直言：“今夜我的神经很糟，是的，很糟。跟我在一起。”“显得苍老”的莉儿为了情人已经打过几次胎，但情人依然催促她尽快结束：“请快一点，时间到了。”
在艾略特早期的哥伦布诗歌系列中，诗人对性的刻画更为明显，以至于当诗人把诗歌送给其身边的朋友时，朋友们觉得很不好意思，认为这些诗歌太污秽，甚至声称要把它们“挂在厕所里”。艾略特在其中一首里写道“但是舰舱的男孩得救了，然后在括约肌里被鸡奸。”艾略特传记作家戈登认为它们有一种病态的狂暴，对女人和性挥之不去的恨意与惩罚性的恶毒。也有专家认为诗人在怂恿读者犯罪，认为艾略特粗俗的诗歌证明了感觉的暴力。其实在当时的美国，不但是穷学生一族，甚至是中上阶层的男人们，都有对这类诗歌的喜好。 在现代主义思潮里，对女性的不信任随处可见。尼采警告世人如果去女人那里，不要忘记带上鞭子。考虑到艾略特的成长背景，他对女性的厌恶似乎又没有任何理由。艾略特是其家族中的第七个孩子，第二个儿子，母亲生下他时已经四十五岁，因此他自小便处在四个姐姐的照顾下。在阴盛阳衰的环境下成长，诗人从小便被女性深深关爱。在一张摄于1896年的照片中，在家门前，一个小男孩被四位令人敬畏的女性身影包围。他的成长确实是与女性的深爱密不可分。但比起他的哥哥姐姐们，艾略特和喜爱他的年轻保姆安妮·邓恩（Annie Dunne）更亲近些。由于身体原因，艾略特的母亲对他疼爱有加，呵护备至。三十年后，艾略特写了一首诗歌，描写另一个迷茫的小男孩如何成长，就像说他自己。孩子最终长大成人，但“身形扭曲，一瘸一拐，无法前进，也难以后退”。可以说艾略特的成长离不开身边关爱他的女性，但是在诗人的作品里，却很少出现正常的女性刻画，马修对此的回答说：“性等同于罪恶，这是他从小积累的经验……艾略特从小便被女性圈子包围，他为什么依然厌恶女性呢？因为他身边的女性都是传统之人，害怕并以性为耻。与这样的榜样一起生活，艾略特的羞耻感得以加强。”[5]
参考文献
[1]Colleen Lamos. Deviant Modernism， Sexual and Textual Errancy in T. S. Eliot， James Joyce， and Marcel Prou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83.
[2]Grover Smith. T. S. Eliot’s Poetry and Plays.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p. 33.
[3]A. D. Moody. Thomas Stearns Elio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9.
[4]Colleen Lamos. Deviant Modernism， Sexual and Textual Errancy in T. S. Eliot， James Joyce， and Marcel Proust. p. 84.
[5]T. S. Matthews. Great Tom：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T. S. Eliot. New York： Har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