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
韦庆远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版，60.00元
明清史学家韦庆远先生，对近年来某些歪曲、篡改、戏说历史的小说和电视连续剧大行其道深感不满和忧虑，认为那不仅惑乱视听，误人子弟，而且对社会文化心理的塑造起着长久的负面影响。因此，他主张史学家在潜心研究、撰写学术专著的同时，也不妨写些雅俗共赏的读物，向普通大众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韦先生不仅这样主张，而且躬行实践，10年之前，在完成了学术专著《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的写作之后，即以明代中期著名的荒唐皇帝明武宗为题材，着手进行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经过长达10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80岁的高龄，为读者奉献出一部长达8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
历史事实和历史真实
历史小说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称得上历史小说?虽然文学界和史学界对此长期争论不休，但对于历史小说是以历史故事为题材这一点意见一致。既然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就有个历史真实性问题，所写的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必须符合历史事实，不能与历史记载出入太大甚至大相径庭。
《正德风云》的创作是严格遵循这个原则的。在动手创作这部小说之前，韦先生从事明清史研究已达50年之久，出版过二十多部学术专著，对明代史事可谓了然于胸。但在小说开笔之前，他仍下了很大功夫，在海内外广泛搜集、发掘有关资料，并进行细致的考证，尽可能弄清正德一朝诸多史事的来龙去脉，解开了许多前人未曾破解的谜团。例如，明武宗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南巡途中曾发布一道禁猪令。此事《明实录》略而未载，以往学者依据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和毛奇龄《明武宗外纪》的记载，认为它是发布于十二月下旬从扬州到南京的途中。韦先生从谈迁《国榷》卷51查到正德十四年九月壬辰日的记载：“上宴保定之郡堂……又禁民间畜猪，以国姓同。”从而断定禁猪令是发布于南巡途径保定的九月初一日。在广泛发掘、认真考订的基础上，韦先生对小说描写的近百个历史人物分别建立了档案，详列其生平事迹。由于前期的准备工作做得认真、细致、扎实，小说中铺叙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涉及的人物、起讫的时间和地点，都于史有据。
当然，历史小说是文学作品，不能停留于对某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简单摹写、通俗敷陈，需要运用各种文学手法刻画、塑造一个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人物，把历史人物转化为艺术形象，把历史事实转化为历史真实。有些作家认为，如果历史小说对主要人物、重大事件的描写都拘泥于既有的史实，势必束缚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写不出精彩作品来的。其实不然。历史的记载往往十分简略，残缺不全，甚至是断线的，这就为人们提供了驰骋想象力、进行艺术再创作的广阔天地。你要把这些残缺不全的历史碎片连缀成一幅幅完整的历史图画，再现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场景，就需要运用各种艺术手法进行加工和创作，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和虚构。关键是这种想象和虚构必须合理，不能脱离和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使作者的想象和虚构具有可信度。这样的想象和虚构，并不违背历史真实，而是对历史真实的一种更为深广的反映。
韦先生的《正德风云》，就是遵循历史小说的创作规律精心结撰而成的。全书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大前提下，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巧妙编织故事情节，营建环境氛围，强化矛盾冲突，刻画人物性格，充满丰富的想象和合理的虚构。例如“八虎”之一的罗祥，历史上确有其人，但史书对他的生平事迹却没有片言只语的记载。作者依据史籍有关明武宗“好逸乐”，刘瑾等“八虎”投其所好，诱导他嬉游取乐，博取信任，专宠窃权的记载，编织了罗祥出身没落地主家庭，八岁卖身妓院充当“龟奴”，后因杀人而自行阉割，进入皇宫随侍明武宗，诱导他溜出宫门到勾栏瓦肆寻欢作乐，到青楼妓院寻花问柳的故事情节。又如，朝廷百官因匿名文书被罚跪承天门的情景、大学士刘健回乡面对的人情冷暖、蒋钦入狱死于杖下的黑幕、刘瑾被凌迟处死的场面、王守仁被贬斥龙场驿的遭遇等等场景，绘声绘色，都有不少想象和虚构的成分，是作者的艺术创作，又都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令人信服的。也正是由于作者的这种艺术再创作，使历史人物转化为艺术形象，使历史事实转化为历史真实，这部长篇小说才成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
一部正德历史活剧
韦先生为他的这部历史小说取名为《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表明其旨趣在于借明武宗的放荡生涯，来反映正德一朝的政治风云、社会面貌。
明武宗是明朝第十代君主，他在位时间仅十六年，却是明中期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他的父亲明孝宗虽有“中兴令主”之誉，在位期间尚能勤于理政，恭俭自持，亲贤远佞，恤贫救灾，但对外戚的作恶、太监的揽权却持姑息态度，在中外义安的表象下潜藏着深刻的危机。明孝宗死后，朝野上下都亟盼明武宗继位后能“自正其德”，清除积弊，施行新政，实现真正的中兴。然而这个年刚14岁的新天子，自幼被明孝宗溺爱，被刘瑾等“八虎”包围和教唆，养成了好逸乐和尚勇武的性格。他一上台，就将传统的纲常名教、祖宗法度全抛诸脑后，宠幸宦官，斥逐忠良，构筑豹房，并从乾清官搬进豹房，整日在那里寻欢作乐，根本不理政事，导致刘瑾专权，厂卫横行。为了满足自己挥霍浪费的需要，他甚至不惜削减军费，大增皇店，广开皇盐。正直的高层官僚群起谏诤，中下层官僚和士子也奋起抨击，广大农民更是揭竿而起，安化王朱宾鐇也乘机在宁夏起兵反叛朝廷。刘瑾伏诛不久，明武宗又宠信悻臣钱宁和边帅江彬，不顾正直臣僚的劝谏，大兴土木，扩建豹房，并在江彬的引诱之下，多次北上巡游，寻美猎艳，甚至自加“镇国公”、“威武大将军”等名号，亲自领兵与鞑靼作战，以满足自己扬威边塞的虚荣心理。后又借征讨江西宁王朱宸濠叛军之名，南下巡游扬州、南京，一路追欢纵欲，扰民伤财。长期的过度纵欲，终于耗尽他的元气，南巡归来不久，就病死于豹房。临死前一天，他对司礼监太监说：“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是的，正是由于明武宗的胡作非为，导致朝纲紊乱，乱象丛生，明王朝的统治才会如此急速地走向衰落，呈现出一派大厦倾危的败象。
韦先生利用丰富生动的历史素材，精心剪裁，以明武宗的活动以及围绕这些活动而展开的正邪两派势力的剧烈斗争为主线，辅以农民起义、藩王叛乱等副线，将笔触由京城延伸到宣府、太原、大同、宁夏、临清、泌阳、龙场驿、大藤峡、南昌、扬州、南京、杭州等地，从宫廷深入到市井的勾栏瓦肆，僻远的乡野村社。随着故事情节的逐步展开，从皇亲国戚、宦官太监、厂卫头 目、文官武将、国子监生到乡野村夫、市井流氓、妖道番僧，乃至北部的蒙古骑兵、西南的苗瑶村民、澳门的假洋鬼子，纷纷登场亮相，正德一朝的重要历史人物几乎悉数登台表演。小说的内容，也就由宫廷生活逐步扩展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社会习俗等各个领域，形象地反映正德一朝的政治风云、社会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有许多特有的典章制度，如票拟、批红、白本、红本、中旨、留中、九卿、内相、外相、厂卫、缇骑、卫所、团营、廷杖、门杖、拶指、生丝拷、五刑、凌迟、太仓、承运库、皇庄、皇店以及各种舆服制度。这些制度制约着当时君主臣民的言谈举止，而今人却又非常陌生。为了准确地描绘当时的人物活动，避免某些历史小说和电视剧中常见的这个朝代的人物沿袭前朝制度、穿戴后朝冠服的笑话，韦先生对明代的典章制度详加厘考，并结合故事情节进行深入浅出的解释。例如第33回描写处决刘瑾时，借西厂刽子手头目汤明的徒弟李二之口介绍“凌迟之刑”说：
在施刑之前一日，要在杀人法场竖立一根大柱，行刑时将犯人的头脖、腰身和四肢都紧紧捆绑住。行刑时要使用专门的短柄薄刃锋利的法刀，先割下两眉眼帘，盖住犯人双目，让犯人不辨黑白，不知宰割自己的刀刃是从何处下手，再逐处剐割犯人的肢体，随割随扔在地上喂狗。按照惯例，要分三天共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换人一吆喝。第一天应剐三百五十七刀，第二天剐一千五百刀，第三天再剐一千五百刀。初动刀时会流血小许，再动刀时要做到只伤肤体不流血。等剐数已足，就挖割生殖器，再用大斧开膛取脏腑，剁碎骨头，斩下脑袋枭示，画影图形，榜示天下，才告毕刑。毕刑之前，不许先让犯人断气，要保持心脏跳动，血脉流通。如果犯人未挨够刀数，在未毕刑前便毙命，有关官员吏役都要被追查责任和判罪。
这种与故事情节紧密结合的必要解释，既形象生动，又要言不繁，增添了读者的历史知识，有助于人们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
可以说，通过艺术再创作，这部小说很好地体现了作者反映正德一朝政治风云、社会面貌的旨趣，为人们展示了一部正德历史的活剧。
成功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否成功，是判断历史小说创作成败的一个基本标准。《正德风云》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个性化人物形象。特别是对于作为小说主角的明武宗，作者没有采取脸谱化的写法，简单地把他描绘成一个混世魔王、淫虫恶棍，而是从细微之处人手，深入地剖析他的心理和行为，揭示其性格的矛盾复杂与反复无常。例如，他既刁钻古怪，昏庸暴虐，又聪颖好学，多才多艺，擅长书法，“作诗挥笔辄就”，“能自度曲被歌声”，还懂得梵文；他既固执专制，拒谏饰非，曾一度宠信宦官刘瑾，斥逐顾命大臣刘健、谢迁，但后来却又一纸诏书处刘瑾以凌迟之刑；他既不顾伦理道德，纵欲无度，残害无法数计的妇女，但因生母不明，又有强烈的恋母情结，与所谓的嫡母张太后长期对立，对地位低贱的乐籍已婚女人刘良女存在狂热的畸恋，借以填充内心的空虚，获取感情的寄托；他尚武好勇，狂妄任性，玩猛兽，好骑射，曾身披甲胄，手执刀枪，亲赴边塞领兵作战，内心深处却又十分虚弱，当政后期对自己的政治前景更是充满忧虑，南巡途中竟因朱姓而讳猪，下诏禁止畜猪，向往苏杭，未及前往又班师北返，到达京郊又在通州滞留四十余日，不敢贸然入京；他对臣僚的谏诤十分厌恶，常常处以廷杖、罚跪天街、谪戍远塞甚至枭首示众，但在正德七年，李东阳退休之后，尽管继任大学士的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等人对他的一系列乱政仍持异议，不时起而谏诤，甚至逆批龙鳞，他却也隐忍而未加斥逐。这样，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矛盾复杂的艺术形象，更接近于真实的明武宗，也使正德大厦将倾而未倾的问题得到合理的解释。正是由于明武宗这种矛盾的性格，他在李东阳退休之后未再斥逐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等大学士，保持朝廷中枢的相对稳定，直到正德十六年他辞世之时一直没有大的变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官绅和社会的意见。勉强维持日常的政务运转，才使得明王朝虽“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
此外，书中的众多人物都刻画得形象生动，各具特点。如刘瑾的残忍狠毒、江彬的狡黠阴险、钱宁的阴沉诡谲、蒋钦的耿直刚烈、李梦阳的嫉恶如仇、李东阳的执着无奈、蒋冕的刚正倔强，都令人过目不忘。
韦先生曾表示，他创作这部《正德风云》的初衷，是期望遵照历史原本的发展脉络，以丰富简洁的历史记录，加上文学血肉的合理填充，充分描绘以正德皇帝为中心的各类人物形象和变化多端的故事情节，有助于人们了解时人时事，体会时代的突兀变迁和历史走向。读完小说，笔者认为他很好地实现了这个愿望，可喜可贺，可钦可佩。
(本文编辑：李焱)
韦庆远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版，60.00元
明清史学家韦庆远先生，对近年来某些歪曲、篡改、戏说历史的小说和电视连续剧大行其道深感不满和忧虑，认为那不仅惑乱视听，误人子弟，而且对社会文化心理的塑造起着长久的负面影响。因此，他主张史学家在潜心研究、撰写学术专著的同时，也不妨写些雅俗共赏的读物，向普通大众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韦先生不仅这样主张，而且躬行实践，10年之前，在完成了学术专著《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的写作之后，即以明代中期著名的荒唐皇帝明武宗为题材，着手进行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经过长达10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80岁的高龄，为读者奉献出一部长达8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
历史事实和历史真实
历史小说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称得上历史小说?虽然文学界和史学界对此长期争论不休，但对于历史小说是以历史故事为题材这一点意见一致。既然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就有个历史真实性问题，所写的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必须符合历史事实，不能与历史记载出入太大甚至大相径庭。
《正德风云》的创作是严格遵循这个原则的。在动手创作这部小说之前，韦先生从事明清史研究已达50年之久，出版过二十多部学术专著，对明代史事可谓了然于胸。但在小说开笔之前，他仍下了很大功夫，在海内外广泛搜集、发掘有关资料，并进行细致的考证，尽可能弄清正德一朝诸多史事的来龙去脉，解开了许多前人未曾破解的谜团。例如，明武宗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南巡途中曾发布一道禁猪令。此事《明实录》略而未载，以往学者依据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和毛奇龄《明武宗外纪》的记载，认为它是发布于十二月下旬从扬州到南京的途中。韦先生从谈迁《国榷》卷51查到正德十四年九月壬辰日的记载：“上宴保定之郡堂……又禁民间畜猪，以国姓同。”从而断定禁猪令是发布于南巡途径保定的九月初一日。在广泛发掘、认真考订的基础上，韦先生对小说描写的近百个历史人物分别建立了档案，详列其生平事迹。由于前期的准备工作做得认真、细致、扎实，小说中铺叙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涉及的人物、起讫的时间和地点，都于史有据。
当然，历史小说是文学作品，不能停留于对某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简单摹写、通俗敷陈，需要运用各种文学手法刻画、塑造一个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人物，把历史人物转化为艺术形象，把历史事实转化为历史真实。有些作家认为，如果历史小说对主要人物、重大事件的描写都拘泥于既有的史实，势必束缚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写不出精彩作品来的。其实不然。历史的记载往往十分简略，残缺不全，甚至是断线的，这就为人们提供了驰骋想象力、进行艺术再创作的广阔天地。你要把这些残缺不全的历史碎片连缀成一幅幅完整的历史图画，再现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场景，就需要运用各种艺术手法进行加工和创作，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和虚构。关键是这种想象和虚构必须合理，不能脱离和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使作者的想象和虚构具有可信度。这样的想象和虚构，并不违背历史真实，而是对历史真实的一种更为深广的反映。
韦先生的《正德风云》，就是遵循历史小说的创作规律精心结撰而成的。全书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大前提下，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巧妙编织故事情节，营建环境氛围，强化矛盾冲突，刻画人物性格，充满丰富的想象和合理的虚构。例如“八虎”之一的罗祥，历史上确有其人，但史书对他的生平事迹却没有片言只语的记载。作者依据史籍有关明武宗“好逸乐”，刘瑾等“八虎”投其所好，诱导他嬉游取乐，博取信任，专宠窃权的记载，编织了罗祥出身没落地主家庭，八岁卖身妓院充当“龟奴”，后因杀人而自行阉割，进入皇宫随侍明武宗，诱导他溜出宫门到勾栏瓦肆寻欢作乐，到青楼妓院寻花问柳的故事情节。又如，朝廷百官因匿名文书被罚跪承天门的情景、大学士刘健回乡面对的人情冷暖、蒋钦入狱死于杖下的黑幕、刘瑾被凌迟处死的场面、王守仁被贬斥龙场驿的遭遇等等场景，绘声绘色，都有不少想象和虚构的成分，是作者的艺术创作，又都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令人信服的。也正是由于作者的这种艺术再创作，使历史人物转化为艺术形象，使历史事实转化为历史真实，这部长篇小说才成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
一部正德历史活剧
韦先生为他的这部历史小说取名为《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表明其旨趣在于借明武宗的放荡生涯，来反映正德一朝的政治风云、社会面貌。
明武宗是明朝第十代君主，他在位时间仅十六年，却是明中期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他的父亲明孝宗虽有“中兴令主”之誉，在位期间尚能勤于理政，恭俭自持，亲贤远佞，恤贫救灾，但对外戚的作恶、太监的揽权却持姑息态度，在中外义安的表象下潜藏着深刻的危机。明孝宗死后，朝野上下都亟盼明武宗继位后能“自正其德”，清除积弊，施行新政，实现真正的中兴。然而这个年刚14岁的新天子，自幼被明孝宗溺爱，被刘瑾等“八虎”包围和教唆，养成了好逸乐和尚勇武的性格。他一上台，就将传统的纲常名教、祖宗法度全抛诸脑后，宠幸宦官，斥逐忠良，构筑豹房，并从乾清官搬进豹房，整日在那里寻欢作乐，根本不理政事，导致刘瑾专权，厂卫横行。为了满足自己挥霍浪费的需要，他甚至不惜削减军费，大增皇店，广开皇盐。正直的高层官僚群起谏诤，中下层官僚和士子也奋起抨击，广大农民更是揭竿而起，安化王朱宾鐇也乘机在宁夏起兵反叛朝廷。刘瑾伏诛不久，明武宗又宠信悻臣钱宁和边帅江彬，不顾正直臣僚的劝谏，大兴土木，扩建豹房，并在江彬的引诱之下，多次北上巡游，寻美猎艳，甚至自加“镇国公”、“威武大将军”等名号，亲自领兵与鞑靼作战，以满足自己扬威边塞的虚荣心理。后又借征讨江西宁王朱宸濠叛军之名，南下巡游扬州、南京，一路追欢纵欲，扰民伤财。长期的过度纵欲，终于耗尽他的元气，南巡归来不久，就病死于豹房。临死前一天，他对司礼监太监说：“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是的，正是由于明武宗的胡作非为，导致朝纲紊乱，乱象丛生，明王朝的统治才会如此急速地走向衰落，呈现出一派大厦倾危的败象。
韦先生利用丰富生动的历史素材，精心剪裁，以明武宗的活动以及围绕这些活动而展开的正邪两派势力的剧烈斗争为主线，辅以农民起义、藩王叛乱等副线，将笔触由京城延伸到宣府、太原、大同、宁夏、临清、泌阳、龙场驿、大藤峡、南昌、扬州、南京、杭州等地，从宫廷深入到市井的勾栏瓦肆，僻远的乡野村社。随着故事情节的逐步展开，从皇亲国戚、宦官太监、厂卫头 目、文官武将、国子监生到乡野村夫、市井流氓、妖道番僧，乃至北部的蒙古骑兵、西南的苗瑶村民、澳门的假洋鬼子，纷纷登场亮相，正德一朝的重要历史人物几乎悉数登台表演。小说的内容，也就由宫廷生活逐步扩展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社会习俗等各个领域，形象地反映正德一朝的政治风云、社会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有许多特有的典章制度，如票拟、批红、白本、红本、中旨、留中、九卿、内相、外相、厂卫、缇骑、卫所、团营、廷杖、门杖、拶指、生丝拷、五刑、凌迟、太仓、承运库、皇庄、皇店以及各种舆服制度。这些制度制约着当时君主臣民的言谈举止，而今人却又非常陌生。为了准确地描绘当时的人物活动，避免某些历史小说和电视剧中常见的这个朝代的人物沿袭前朝制度、穿戴后朝冠服的笑话，韦先生对明代的典章制度详加厘考，并结合故事情节进行深入浅出的解释。例如第33回描写处决刘瑾时，借西厂刽子手头目汤明的徒弟李二之口介绍“凌迟之刑”说：
在施刑之前一日，要在杀人法场竖立一根大柱，行刑时将犯人的头脖、腰身和四肢都紧紧捆绑住。行刑时要使用专门的短柄薄刃锋利的法刀，先割下两眉眼帘，盖住犯人双目，让犯人不辨黑白，不知宰割自己的刀刃是从何处下手，再逐处剐割犯人的肢体，随割随扔在地上喂狗。按照惯例，要分三天共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换人一吆喝。第一天应剐三百五十七刀，第二天剐一千五百刀，第三天再剐一千五百刀。初动刀时会流血小许，再动刀时要做到只伤肤体不流血。等剐数已足，就挖割生殖器，再用大斧开膛取脏腑，剁碎骨头，斩下脑袋枭示，画影图形，榜示天下，才告毕刑。毕刑之前，不许先让犯人断气，要保持心脏跳动，血脉流通。如果犯人未挨够刀数，在未毕刑前便毙命，有关官员吏役都要被追查责任和判罪。
这种与故事情节紧密结合的必要解释，既形象生动，又要言不繁，增添了读者的历史知识，有助于人们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
可以说，通过艺术再创作，这部小说很好地体现了作者反映正德一朝政治风云、社会面貌的旨趣，为人们展示了一部正德历史的活剧。
成功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否成功，是判断历史小说创作成败的一个基本标准。《正德风云》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个性化人物形象。特别是对于作为小说主角的明武宗，作者没有采取脸谱化的写法，简单地把他描绘成一个混世魔王、淫虫恶棍，而是从细微之处人手，深入地剖析他的心理和行为，揭示其性格的矛盾复杂与反复无常。例如，他既刁钻古怪，昏庸暴虐，又聪颖好学，多才多艺，擅长书法，“作诗挥笔辄就”，“能自度曲被歌声”，还懂得梵文；他既固执专制，拒谏饰非，曾一度宠信宦官刘瑾，斥逐顾命大臣刘健、谢迁，但后来却又一纸诏书处刘瑾以凌迟之刑；他既不顾伦理道德，纵欲无度，残害无法数计的妇女，但因生母不明，又有强烈的恋母情结，与所谓的嫡母张太后长期对立，对地位低贱的乐籍已婚女人刘良女存在狂热的畸恋，借以填充内心的空虚，获取感情的寄托；他尚武好勇，狂妄任性，玩猛兽，好骑射，曾身披甲胄，手执刀枪，亲赴边塞领兵作战，内心深处却又十分虚弱，当政后期对自己的政治前景更是充满忧虑，南巡途中竟因朱姓而讳猪，下诏禁止畜猪，向往苏杭，未及前往又班师北返，到达京郊又在通州滞留四十余日，不敢贸然入京；他对臣僚的谏诤十分厌恶，常常处以廷杖、罚跪天街、谪戍远塞甚至枭首示众，但在正德七年，李东阳退休之后，尽管继任大学士的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等人对他的一系列乱政仍持异议，不时起而谏诤，甚至逆批龙鳞，他却也隐忍而未加斥逐。这样，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矛盾复杂的艺术形象，更接近于真实的明武宗，也使正德大厦将倾而未倾的问题得到合理的解释。正是由于明武宗这种矛盾的性格，他在李东阳退休之后未再斥逐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等大学士，保持朝廷中枢的相对稳定，直到正德十六年他辞世之时一直没有大的变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官绅和社会的意见。勉强维持日常的政务运转，才使得明王朝虽“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
此外，书中的众多人物都刻画得形象生动，各具特点。如刘瑾的残忍狠毒、江彬的狡黠阴险、钱宁的阴沉诡谲、蒋钦的耿直刚烈、李梦阳的嫉恶如仇、李东阳的执着无奈、蒋冕的刚正倔强，都令人过目不忘。
韦先生曾表示，他创作这部《正德风云》的初衷，是期望遵照历史原本的发展脉络，以丰富简洁的历史记录，加上文学血肉的合理填充，充分描绘以正德皇帝为中心的各类人物形象和变化多端的故事情节，有助于人们了解时人时事，体会时代的突兀变迁和历史走向。读完小说，笔者认为他很好地实现了这个愿望，可喜可贺，可钦可佩。
(本文编辑：李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