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投降60周年的日子悄然降临了。此际，有幸看到贵刊上期充满理性色彩的封面报道《东亚，走出二战入在有识之士期待中国举办一轮“庄严而不刺激，隆重而不挑衅”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吁请中，我们欣喜地看到贵刊践行的身影。
　　值得称道的是，《战时日本：国民被谁裹挟?》一文还原了日本向中国开战前后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作者胡平告诉我们，时年75高龄的犬养毅首相因反对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在其官邸遭受9名陆军和海军军官的野蛮枪杀。
　　军部兵变一步步裹挟住日本所有善良而理性的政客，“那些抵制过任何一项军队计划的日本政客都生活在担心被暗杀的恐惧中”，手无寸铁又无权力的普通国民就更不用说了。长期放纵极端民族主义对民众的思想影响和控制，最终整个国家被裹挟人灾难的漩涡，沦为殉葬品。
　　对于二战，我们需要这样的反思深度。历史的真相是复杂的。国人或许未曾想到，日本发动战争，它的首相竟然是反对的。任何理智的生命个体，都懂得生命的珍贵，和平的价值。
　　20世纪80年代，人们曾经从位于英国格林厄姆的美国巡航导弹基地的围墙上发现一首“和平诗”，其中有一句写道：“和平是孩童玩耍时的喧嚷。”它提醒我们，即使军人也追求和平。当每个生命个体都有对生命的敬重，对和平的祈祷，我们才能建设和平家园。
　　所谓东亚走出二战，在于每一个东亚国家都应该体认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自身利益固然是决定其外交政策的基石，但只有建立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上的选择才会最终取得双赢。
　　所谓东亚走出二战，实为吁请东亚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位生命个体珍视和平，厘清历史，不再执拗于历史，而是带上勇气去开创东亚之和平、繁荣的未来。
　　
　　为什么必须支援卢雪松
　　蝈　蝈
　　
　　倘若我是一名教员，我不能保证，也不会承诺，我在课堂上传播的都是无懈可击的思想。如果是那样，我应该去当奥维尔笔下的“真理部部长”，而不是一个平头百姓。如果长春艺术学院一个“党组织”，就能决定什么是“正确的思想”，那更是荒唐，《党章》里没有这一条。一名社会主义人民教师应该保证的是，确保传播的一切都忠于自己的良知，要么是亲见、亲历的事实，要么是独立思考的感悟。如果学生能从中作出自己的判断，获得哪怕一点点启发，人生最大的快慰莫过于此，教育事业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作为卢女士的后援，不仅是为她讨回公道，我们抗争的真正目地是为每一个教师和有志于成为教师的人，捍卫教师这个岗位的职业尊严。
　　
　　解读“余斌困局”
　　七　零
　　
　　湖南临湘市副市长余斌因受贿济贫而获罪一案中，我们看到一场法律和道德相冲突的悲剧。但一般来说，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战争、天灾时，人才必须被迫在“道德上的好人”和“法律上的坏人”之间作出选择，“余斌困局”却发生在太平时期。一方面，职务内大量问题需要经费解决，而财政每年拨款仅1万元，其中还包括用车的费用；另一方面，“黑金”又充分涌流，承包商钟希金一次就赠送8．5万元现金。要么洁身自好，要么违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什么一个官员只能在道德和法律之间抉择?怎样才能让官员既做好人又不违法?不解决这些问题，让一些良知来未泯的官员最后完全摈弃道德，或明哲保身，或遵循潜规则而堕落，这恐非国家、民众之福。
　　
　　老虎永远碰不得？
　　毛　飞
　　
　　南京近日下发《新闻单位舆沦监督稿件审核办法(试行)》，规定舆论监督稿必须与被监督方见面，没有被监督方签字的阅稿单，稿件不能见报。政策制定者强调，这是为了“杜绝虚假新闻”。当然，舆论监督者必须为自己经手的稿件负责，报道不能失实。但“见面”和“签字”制度显然并非最为适宜的选择，诉讼和事后问责程序同样可以保证被监督者的正当权益，且无伤监督主体的监督效力。我担心，这样的审核办法一旦推广實行，怕是连真实的舆论监督声音都一并被“杜绝”了。现实中，舆论监督只对那些不足以给监督主体造成足够防害力的被监督对象有效——民谚听谓“打苍蝇不打老虎”。此类审陔办法将强化这一潜规则，对优化舆论环境毫无益处。
　　
　　发明“扶贫”
　　曾世麟
　　
　　最近东莞一名民工杀死厂方主管，闻之震惊，却并不意外，因为隐患早已存在。东莞经济“飞跃”十多年，但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月收入仍是六七百元，许多农民工受到雇主的残酷压榨。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没有搭上发展的列车，是中国发明界和贫困乡村的共同悲哀。尽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已是社会上的口头禅，但尊重发明创造的风气其实远未形成，发明成果在国内转化为生产力的比例仅10％左右，属于民间基层的发明专利转化率更微乎其微。由于发明成果无法实施，无法创造出应有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更使广大农民工无缘享受发明创造带来的生活改善，长期挣扎在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待遇极其低下的环境中。应当开辟利用发明成果的路径，让中国发明界和贫困乡村一同结束这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