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拥有510万AIDS病毒感染者，这一数字仅次于南非，位居世界第二。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印度可能在2006年超过南非，成为全世界AIDS病毒携带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印度的AIDS传播如此猖獗，与那些已婚男子的嫖娼行为有很大关系。据调查，印度85％的AIDS病毒感染案例都是通过不安全的性交传播感染的。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在防止AIDS通过陛工作者传播上颇有成效。同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性工作者中高达40％的感染率相比，加尔各答2.5万名妓女中只有8％受到感染。加尔各答防治AIDS工作的关键，就是让性工作者们参与到防止AIDS传播的行动中来，认识到使用安全套的重要性，确保嫖客使用安全套。如果他们不同意，就不提供性服务。
　　
　　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
　　
　　发达国家前几年股市崩盘使众多投资者损失惨重，人们再也不愿相信那些作弊的会计，再加上普通居民对经常亏损的养老基金失去信心，促使大量投资涌向房地产。但现在，经济学家普遍预测，“股市灭了楼市补”的局面已经支撑不了多久。房地产泡沫破裂对经济基础和金融体系欠佳的国家负面影响很大。比如19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重创了日本金融业，给企业和银行带来的损失以及给消费者支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今仍然制约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更大的受害者将是银行。炒股的人至少还用的是自己的钱，炒房者却十有八九从银行借钱。房地产业与银行业关系如此密切，使得房价下跌必然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出现大批死账坏账，甚至有可能诱发金融危机。
　　
　　费尔特如何骗过FBI?
　　
　　美国《国家》杂志最新获得的FBI解密文件显示，费尔特在“水门事件”中还扮演着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色：他曾两次受命追查“深喉”的身份。也就是说，费尔特曾经带领着大批FBI探员，装模作样追查他自己。然后，费尔特通过故布疑阵，让FBI特工以为“深喉”藏在美国司法部中。就连尼克松的亲信、FBI局长帕特里克·格雷也对费尔特的话深信不疑，即使当尼克松怀疑费尔特就是“深喉”时，被蒙在鼓里的格雷仍然拍胸脯向尼克松保证，费尔特“绝对忠诚清白”。为了保护自己，证明自己和“深喉”毫无关系，费尔特甚至故意以FBI副局长的身份约见伍德沃德，表现得故意不和伍德沃德合作，拒绝回答他提出的许多问题。当尼克松下决心清洗FBI，为时已太晚。
　　
　　决不让弱势儿童当隐形人
　　
　　台越跨境婚姻潮十多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越南女子已成台湾第一大外籍配偶。许多越南女子为了摆脱贫困，离乡背井到台湾准备迎接另一种人生，不料遇到经济、家庭暴力种种问题，不得不又将孩子送返娘家养育，甚至携子逃回越南。如同大陆流动人口出现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一样，台越跨境联姻也产生类似的后遗症：越甫的出口妈妈激增的同时，进口孩子也急剧攀升，大量持有台湾护照、却长期居留越南的台越混血儿处于夹缝中，面临无书可读的窘境。他们没有面孔、没有声音，有如隐形人一样被遗忘。所幸政府中的开明人士毕竟清醒地认识到，只要给予适当协助，外籍配偶儿童不是台湾的负担，而是资源。孩子们的成长，无法等待两地政府官员坐下来喝茶讨论才开始，成年人当预先为他们铺一条回家的路。
　　
　　中国企业的绿色责任
　　
　　近日，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在与企业界的交流中提出了建立中国企业的“绿色责任”。
　　有企业家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能先多赚点钱，具备足够物质手段之后再来治理污染?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非要以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要求自己?”潘岳对此回答：“第一是我们发动工业化的时间太晚了。欧美日在发动工业化时积极进行海外扩张，通过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场积累起雄厚的工业资本，他们起飞的资源环境成本是全世界买的单。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人家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早就划分完了所有的国际规则与市场，我们的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和环境容量只有欧美国家的几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我们没有本钱跟人家拼消耗。发达国家人均GDP8000-1万美元的时候解决了环境问题，我们支持不到那一天。当中国人均GDP3000美元时，环境危机可能夹带着其他社会问题提前来到，我们所取得的那点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
　　是否要环保就不要发展了?潘岳举例，日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中国差，开始也学欧美传统发展模式，后来经过深刻反思走上一条具有东方特色的绿色崛起之路，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同时解决了环境问题。新兴工业化的韩国，在人均GDP5000美元时利用后发优势，提前使环境好转。
　　绿色道路就是低消耗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持续循环的资源环境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更加开放的国际贸易金融体系，“中国完全可以走，但我认为还应该加上两条，注重社会公平的分配体系和开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民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