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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人们为李安以及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最终拿下四项奥斯卡金像奖而高兴时，远在大洋彼岸外的，一群在萤幕上创造神奇魔力的人们，此时正高举条幅与旗帜，为自己目前的生存窘境以及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革命”。他们拥有着同一个口号“Go Green”。至此，特效行业埋藏已久的“恩怨”终于爆发，展现在世人面前。
佟乐目前任职于索尼Imageworks的LA总部，担任特效导演（Effects Technical Director），目前正参与制作天降美食2（Cloudy with a chance of meatball 2）的特效部分。
曾在2010-2012年间担任Rhythm & Hues Studio的特效导演，参与制作少年派的奇幻漂流（The life of Pi，获得2012奥斯卡最佳特效和最佳导演和最佳摄影奖），绿灯侠（Green Lantern），蜘蛛侠（The amazing Spiderman），冥界警局（RIPD，今年暑假上映）等等。
日前，该公司宣布倒闭，从而引发了美国特效行业的抗议活动。
佟乐作为事件全过程的参与者向我们描述了美国特效行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与抗议事件的整个过程和影响，以及后续的进展情况。
生存的无奈
由二十世纪福克斯出品的电影《阿凡达》，凭借着精美的3D技术特效画面在改写了电影特效制作的历史之余，也收获了27亿多美元的票房在全球刮起一阵3D风。一时间，只要是贴上3D标签的电影都会成为卖座影片。然而，并不是只有3D电影才算的上是特效电影，现今，除了少数纪录片外，几乎每一部电影都少不了特效制作的部分。抛去演员们的情感表达，特效才是可以帮助导演实现他心中理想的画面，并给观众带来感官冲击的“伙伴”。在拍摄过程中特效总监一般都会和导演在一起，这时导演就可以根据特效总监的建议，清晰地判断出什么样的镜头是可行的，什么样的镜头是无法完成的。
在美国，这批拥有着艺术或技术背景的特效行业者们，已经深深地扎入了电影的红海中，并且潜心贯注地为每一部优秀的影片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他们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仅有不到20%的工作人员是外国雇员，其中艺术背景的人员大都在动画、建模、贴图、灯光和合成部门，而特效部门（或称为效果部门）则以技术性的计算机编程专业和工程科专业背景为主。
而就是这群为电影事业付出了心血与汗水的特效行业者们，还要承受着各种来自导演以及投资方的压迫与无奈。因为特效公司是服务提供商，为了赢得工作的机会，特效公司要保证价格的优势以及制作能力的综合实力，才能与同行们进行激烈的竞争。因为这是决定电影的后期制作花落谁家的本质所在。为了达到目的，特效工作者们会经常以压缩自身利益，来保证项目的进行。据参与制作《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一位顶级特效师、佟乐称，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作为投资方，将电影的后期制作以一个固定的价格制作800多个镜头卖给了Rhythm & Hues公司。而镜头的最终审核权还是在导演手上，所以，这800多个镜头中，每个镜头要做多少次修改，修改到什么程度，就是导演决定了。而导演们大多都是完美主义者，一个镜头修改多次的情况是十分普遍的。为了赶工期，特效者们要经常过着没有假期没有周末的“非人”生活，但是为了生存，只能无奈接受。
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
由于不健康的运作模式，制片方会以很低的价格要求特效公司进行竞标。特效公司为了有利可图，不得不把一部分的制作工作送到有税收补贴的地区或者国家进行制作。例如，一部片子全部在洛杉矶制作的特效制作成本为300万美金，可是有公司会以低于成本价，约275万美金的价格去竞标，这样看来，公司不仅不挣钱，还要倒赔25万。可是，如果公司能够在有税贴的地区或者国家制作40%的部分，就可以拿回100万美金的税收补贴。因为这种方式的存在，导致制片方要求特效公司以赔钱的低价格竞标。
低价格就意味着低成本，这样也就导致了特效师的薪水减少，工作不稳定。这时他们希望能够形成工会来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例如最低薪金、保险、带薪假期、长期的工作合同、合理的工作时间等。
但工会化需要至少每个机构30%的人员愿意工会化，并且填写工会代理表格，而要政府审核并通过类似的申请，大都需要60%-65%的员工填写工会代理表格。现实的难度在于，80%-90%的特效师都是自由职业者，也就是跟着项目，项目结束合同也就结束，或者换公司或者在公司内部继续找其他工作。所以，大家并没有对任何一间公司有很大的归属感，要聚集这样一个“散兵”群体的人去建立工会，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没有工会来保障特效师们的权益，所以他们就不得不为了生存被迫接受特效公司不健康的运作模式。
恶性循环的行业现象就此产生。
迫在眉睫的行业改革
曾经有一位匿名的好莱坞制片人这样说道，“我讨厌电脑生成的制片设计，这是为什么我投票给林肯这部影片。”殊不知真实的情况是，林肯也是在棚内绿幕前拍摄完成的。
对于电影业的传统观念，是人们对于特效行业的轻视甚至不屑的根本原因，他们觉得导演和演员才是一部电影最重要的部分。“特效是由电脑生成的，那就编个程序让电脑渲染就好了，没有特别大的技术含量。”这种现象也存于人心。
好莱坞长期以来对于电影特效公司的不公待遇，在此时彻底引发了特效从业者们的愤怒。而亲历此次事件全部过程的佟乐称：“通过这次事件，特效师们意识到了建立工会的重要性。借此次事件为契机，行业里的先锋以及有影响力的领导者，开始大规模地筹备行业改革。他们与各大特效公司联系，希望取得支持并加入工会或建立商业联盟的行列。目前已经召开了3次全球会议，讨论如何帮助特效业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事实证明我们必须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特效师们应当团结一致，驻守美国，而非迫于特效公司为了降低制作成本的压力，举家搬迁去国外的行为。大家也需要通过工会或者公司争取改变雇佣关系，而非针对项目临时合同，需要稳定长期的工作，固定而持续的保险。
对于制作方，亟待需要改变就是目前这种不健康的商业模式。由于导演或制片方的原因而导致影片延误，应由制片方来承担损失。例如，每当制作一个镜头，导演改变他的想法或不停地要求特效师尝试不同的效果时，制片方需要为此埋单作为特效的研发。
除此之外，制片方要付大笔的金额给好莱坞大牌演员，却不断地压低后期特效的制作价格，也是对特效行业的一种不尊重、不重视的表现。如何获取电影界以及大众的更多关注，以此改变人们对于特效行业错误的认知与误解是最为重要的。
佟乐目前任职于索尼Imageworks的LA总部，担任特效导演（Effects Technical Director），目前正参与制作天降美食2（Cloudy with a chance of meatball 2）的特效部分。
曾在2010-2012年间担任Rhythm & Hues Studio的特效导演，参与制作少年派的奇幻漂流（The life of Pi，获得2012奥斯卡最佳特效和最佳导演和最佳摄影奖），绿灯侠（Green Lantern），蜘蛛侠（The amazing Spiderman），冥界警局（RIPD，今年暑假上映）等等。
日前，该公司宣布倒闭，从而引发了美国特效行业的抗议活动。
佟乐作为事件全过程的参与者向我们描述了美国特效行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与抗议事件的整个过程和影响，以及后续的进展情况。
生存的无奈
由二十世纪福克斯出品的电影《阿凡达》，凭借着精美的3D技术特效画面在改写了电影特效制作的历史之余，也收获了27亿多美元的票房在全球刮起一阵3D风。一时间，只要是贴上3D标签的电影都会成为卖座影片。然而，并不是只有3D电影才算的上是特效电影，现今，除了少数纪录片外，几乎每一部电影都少不了特效制作的部分。抛去演员们的情感表达，特效才是可以帮助导演实现他心中理想的画面，并给观众带来感官冲击的“伙伴”。在拍摄过程中特效总监一般都会和导演在一起，这时导演就可以根据特效总监的建议，清晰地判断出什么样的镜头是可行的，什么样的镜头是无法完成的。
在美国，这批拥有着艺术或技术背景的特效行业者们，已经深深地扎入了电影的红海中，并且潜心贯注地为每一部优秀的影片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他们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仅有不到20%的工作人员是外国雇员，其中艺术背景的人员大都在动画、建模、贴图、灯光和合成部门，而特效部门（或称为效果部门）则以技术性的计算机编程专业和工程科专业背景为主。
而就是这群为电影事业付出了心血与汗水的特效行业者们，还要承受着各种来自导演以及投资方的压迫与无奈。因为特效公司是服务提供商，为了赢得工作的机会，特效公司要保证价格的优势以及制作能力的综合实力，才能与同行们进行激烈的竞争。因为这是决定电影的后期制作花落谁家的本质所在。为了达到目的，特效工作者们会经常以压缩自身利益，来保证项目的进行。据参与制作《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一位顶级特效师、佟乐称，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作为投资方，将电影的后期制作以一个固定的价格制作800多个镜头卖给了Rhythm & Hues公司。而镜头的最终审核权还是在导演手上，所以，这800多个镜头中，每个镜头要做多少次修改，修改到什么程度，就是导演决定了。而导演们大多都是完美主义者，一个镜头修改多次的情况是十分普遍的。为了赶工期，特效者们要经常过着没有假期没有周末的“非人”生活，但是为了生存，只能无奈接受。
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
由于不健康的运作模式，制片方会以很低的价格要求特效公司进行竞标。特效公司为了有利可图，不得不把一部分的制作工作送到有税收补贴的地区或者国家进行制作。例如，一部片子全部在洛杉矶制作的特效制作成本为300万美金，可是有公司会以低于成本价，约275万美金的价格去竞标，这样看来，公司不仅不挣钱，还要倒赔25万。可是，如果公司能够在有税贴的地区或者国家制作40%的部分，就可以拿回100万美金的税收补贴。因为这种方式的存在，导致制片方要求特效公司以赔钱的低价格竞标。
低价格就意味着低成本，这样也就导致了特效师的薪水减少，工作不稳定。这时他们希望能够形成工会来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例如最低薪金、保险、带薪假期、长期的工作合同、合理的工作时间等。
但工会化需要至少每个机构30%的人员愿意工会化，并且填写工会代理表格，而要政府审核并通过类似的申请，大都需要60%-65%的员工填写工会代理表格。现实的难度在于，80%-90%的特效师都是自由职业者，也就是跟着项目，项目结束合同也就结束，或者换公司或者在公司内部继续找其他工作。所以，大家并没有对任何一间公司有很大的归属感，要聚集这样一个“散兵”群体的人去建立工会，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没有工会来保障特效师们的权益，所以他们就不得不为了生存被迫接受特效公司不健康的运作模式。
恶性循环的行业现象就此产生。
迫在眉睫的行业改革
曾经有一位匿名的好莱坞制片人这样说道，“我讨厌电脑生成的制片设计，这是为什么我投票给林肯这部影片。”殊不知真实的情况是，林肯也是在棚内绿幕前拍摄完成的。
对于电影业的传统观念，是人们对于特效行业的轻视甚至不屑的根本原因，他们觉得导演和演员才是一部电影最重要的部分。“特效是由电脑生成的，那就编个程序让电脑渲染就好了，没有特别大的技术含量。”这种现象也存于人心。
好莱坞长期以来对于电影特效公司的不公待遇，在此时彻底引发了特效从业者们的愤怒。而亲历此次事件全部过程的佟乐称：“通过这次事件，特效师们意识到了建立工会的重要性。借此次事件为契机，行业里的先锋以及有影响力的领导者，开始大规模地筹备行业改革。他们与各大特效公司联系，希望取得支持并加入工会或建立商业联盟的行列。目前已经召开了3次全球会议，讨论如何帮助特效业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事实证明我们必须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特效师们应当团结一致，驻守美国，而非迫于特效公司为了降低制作成本的压力，举家搬迁去国外的行为。大家也需要通过工会或者公司争取改变雇佣关系，而非针对项目临时合同，需要稳定长期的工作，固定而持续的保险。
对于制作方，亟待需要改变就是目前这种不健康的商业模式。由于导演或制片方的原因而导致影片延误，应由制片方来承担损失。例如，每当制作一个镜头，导演改变他的想法或不停地要求特效师尝试不同的效果时，制片方需要为此埋单作为特效的研发。
除此之外，制片方要付大笔的金额给好莱坞大牌演员，却不断地压低后期特效的制作价格，也是对特效行业的一种不尊重、不重视的表现。如何获取电影界以及大众的更多关注，以此改变人们对于特效行业错误的认知与误解是最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