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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游戏、游戏视角与游戏功能
什么是游戏？《辞海》把游戏定义为“以直接获得快感为主要目的，且必须有主体参与互动的活动。”这个定义是从广泛视野上说的，突出说明了游戏的愉悦性和主体参与性。所谓“精神”，在人类的概念中与物质对称，是层级最高最为复杂的概念。归纳它的涵义，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指人的主观存在状态，另一类指事物体现出来的意境、神韵或主题。显然，“游戏精神”更接近后者，它是从游戏所有内涵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精华，是最能体现游戏的意境或特质的。
目前，关于“游戏精神”的研究主要有四种观点或视野。[1]
第一，哲学的观点或视野。如迩达默尔的“游戏精神”就是从哲学本体论角度解读的，他认为游戏开放，自为主体、自成目的、自我生成、自我更新、积极对话，“游戏就是具有魅力吸引游戏者的东西，就是使游戏者卷入到游戏中的东西，就是束缚游戏者于游戏的东西。”“游戏精神”在哲学（解释学）那儿，广泛涵盖自由、平等、创造、和谐乃至于幸福的精神，重点是自由精神。
第二，美学的观点或视野。在美学领域，德国美学家席勒提出过著名的“游戏理论”。它曾因为揭示现代文明中人性分裂问题，并提出通过自由的游戏和对外观形象的兴趣使人摆脱功利的束缚而使人性重新整合的思想，而广为人们注意。美学解读和倾向于把“游戏精神”视为一种使生命力量得以充分释放的精神，重点是和谐（自然、纯朴）的精神。
第三，竞技的观点或视野。这里的游戏与具体游戏特别是体育竞技游戏有深刻渊源，指实体性的游戏活动，荷兰的胡尹青加在《人：游戏者——对文化中游戏因素的研究》一书中，强调了游戏中的“规则性”，即游戏规则的制订或接受、游戏规则的遵守和游戏规则的监督三个要点。相关论者常常以“规则游戏”推演“游戏规则”，期望把其中的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精神”渗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号召“国人要多多拥有游戏精神”。重点是平等和规则的精神（有制度主义和规则主义之嫌）。
第四，教育的观点或视野。教育的天职是培养人，因而如何利用游戏培养具有创造力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成为焦点，所以，游戏在教育中或在教育游戏中的重点，自然是彰显和培养创造精神。“游戏精神”作为从游戏所有内涵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精华，它也自然是“好”游戏应该和必须具有的；科学研究也已得出“好游戏”促进儿童健康发展的权威结论。
对于儿童来说，游戏作为儿童的语言，是他们表达自我的基本方式。而在教育领域，游戏是一个怀有教化、生存锻炼乃至娱乐的多目标活动——愉悦和参与只是游戏必要的直接的特征。教育研究者把游戏具有的正向功能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游戏为脑的发展提供蓝图；第二，游戏的发展与脑的发展相互促进；第三，人类的早期游戏和损耗与今后生活所必须的技能相匹配，是社会性发展的“天然资源”；第四，游戏对健康的发展是必要的，尤其对儿童良好情绪的培养。[2]
与此相关，对于学前教育来说，游戏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话题，因为，游戏与幼儿及幼儿教育“息息相关”；相关理论也早已阐明了幼儿游戏对于幼儿身体、心理、社会性和创造力发展的价值。而从幼儿教育的视角阐述，“游戏精神”则体现在多个层面。“游戏精神”意味着一种自由的精神、愉悦的精神、创造的精神、超功利的精神和平等的精神。
以上关于游戏本质及其视角和功能的讨论说明，学前教育需要积极利用幼儿园开展游戏活动，其实质是通过彰显游戏价值来弘扬“游戏精神”。
二、我国幼儿园游戏的尴尬处境
那么，幼儿园是如何开展游戏活动的？游戏价值在我国幼儿园发挥得如何？其实，当人们在谈论学前儿童教育问题时，总是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幼儿游戏；这不仅是因为游戏本身的价值，还因为我国幼儿园游戏的现实处境。
在通常理解上，学前教育游戏与“幼儿园游戏”是一个意思，它是指在托幼教育机构（主要是幼儿园）内开展的幼儿喜爱的、主动参与的、模拟与反映现实生活的游戏活动。“幼儿园游戏”的基本特点是符合儿童身心特点，给他们带来多种学习机会。从我国目前幼儿园活动组织的现实看，“幼儿园游戏”还是被业内人士认同的与“教学”相对独立的活动形式。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我国心理学界就肯定了游戏对幼儿身心发展的特殊意义，提出“游戏是学前儿童的主导活动”（朱智贤）。以后又逐渐演变为“游戏是学前儿童的基本活动”（陈帼眉）。强调游戏对幼儿的价值，阐述“游戏是幼儿的天性”，呼吁“让儿童在游戏中成长”已成为学前教育的“第一原则”。即使自1989年试行、1996年正式颁布《幼儿园工作规程》规定“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算起，我国幼儿园就如何实现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探索也已经20多年。但是，事实是“理论上、口头上重视游戏，实践上、行动上轻视和忽视游戏已经成为一种在幼儿教育领域普遍存在的‘游戏困境’。”“在关于游戏价值的研究资料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同时，在幼儿园的教室中游戏却在迅速地减少”，“游戏是幼儿的工作”的学前教育信条受到挑战。[3]一些幼儿园把“上课”看成头等大事，游戏被置于次要甚至可有可无的境地。游戏有计划有课表，但在实际上若隐若现——有评比验收、有同行参观或到开放日等重要时刻，才让幼儿玩一把，时过境迁就“刀枪入库”。事实上，以课堂教学即上课为主竟然变为常态。
有研究者指出，我国“幼儿园游戏”存在“显而易见”的三个问题和三个阻碍。[4]三个问题是：（1）采用分科教学方法割裂知识之间的联系，保教人员中存在着严重的“轻游戏重教学”的错误观念，游戏时间被挤占，游戏空间被挪用，游戏权利被损害甚至被剥夺，正常的游戏活动不能有效开展，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依然严峻。（2）幼儿园游戏内容陈旧、形式单一、游戏条件和环境创设不利、指导策略程式化、缺乏个性化的指导和科学评价标准等问题。（3）幼儿游戏与教学活动存在一定的隔裂现象，缺乏内在的必然联系与目标的统整，幼儿课程的游戏化尚处于初级水平。三个阻碍是：（1）态度障碍。在广大家长的心里，游戏被看作“无所事事”，是不具有明确价值的事情，升学压力的下延、筛选性测验的广泛使用使儿童游戏退居次要地位。（2）结构障碍。是指预先设计或者结构化的课程对幼儿园游戏空间、时间与材料上的限制。师生比过大、狭小的活动空间、匮乏的游戏材料都是限制儿童游戏的障碍。（3）功能障碍。主要指幼儿园教师待遇低、优质师资流失严重、缺乏合格的专业幼儿教师引发的种种问题。 可见，长期以来，我们幼教实践中存在着“以教学为主”（事实上是以“上课”为主）的小学化倾向。据我们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儿童游戏权利的缺失，正在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性”通病，甚至连强调幼儿园课程以游戏为基础的西方托幼机构也难幸免。
目前，我国幼儿园游戏的现实表现，为社会各界所不解，为专家学者所责难，为园长教师所纠结。一句话，面临困境，处境尴尬。
三、学前教育需要弘扬“游戏精神”
对于我国幼儿园教学来说，焦点之一就是摆脱尴尬的困境。我们认为，摆脱困境的前提，是寻找原因；情况往往是问题越复杂，导致问题的原因越多。摆脱我国幼儿园游戏困境的要义是弘扬“游戏精神”：高屋建瓴，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努力弘扬游戏的自由精神、愉悦精神、创造精神、平等精神和超功利精神。这既是游戏本质的彰显，也是生活实践的呼唤。
一方面，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我国幼儿园游戏困境的原因很多；既然是复杂问题，就有多层面原因。有理论方面的，也有实践方面的：前者如缺乏可以解释与指导幼儿园教育实践的游戏理论，后者如幼儿园客观环境与物质条件方面对游戏活动有效开展的限制；有历史方面的，也有现实方面的：前者如我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知识情结及对游戏价值缺乏认识，后者如以现代人急功近利为背景体现出来的家长要求教师“绩效”的压力；有宏观层面的，也有微观层面的：前者如国家和社会层面在政策法规方面的完备性欠缺，后者如幼儿园业务管理如何有效处理和落实游戏与目标、课程及其它活动形式关系不够深入细致；有幼教领域内部的，也有外部社会的：前者如我们幼教工作者本身专业素质与游戏指导能力的欠缺，后者如社会中家长、媒体对早期教育中神童的误区和误导。总之，客观物质条件有欠缺，主观精神条件不充分。
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既然是世界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就肯定有共同的原因。我们目前的认识是，对于学前儿童游戏包括托幼机构游戏问题，在思想认识上，我们多多少少可能有“想当然”和“理想化”的成分：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幼教界对“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当然权利”的论证、实验和解释是不够充分和缺乏说服力的；这样的理论认识就经不起实践的拷问和基于利益的强大社会压力。与此同时，对“游戏是幼师的天职”，当然责任的规定、强调和监控（评价）是缺乏足够力度的；对“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与“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关系的认识是“等同的”和“模糊的”；这样理论上的简单化和“模糊”就使游戏在幼教中不能扎根。与此相关，在客观条件上，我们多多少少有些“不以为然”和“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成分。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幼教界对游戏所需要的条件和限制是缺乏论证、试验，没有严格规定和足够资源准备的。
我们认为，上述问题的解决，需要各个方面包括国际同行的共同努力。国外有人针对前述“三个阻碍”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可能对策：第一，需要来自幼儿教育专业团体对游戏的肯定；第二，促进对游戏价值的广泛的社会认同；第三，克服幼儿园课程本身存在的结构障碍问题；第四，重视在职前训练中帮助未来的幼儿教师掌握有关儿童游戏的理论与知识；第五，幼儿园教师在工作中得到研究人员的帮助与指导。[5]这个研究对思考我国幼儿园游戏问题，是有启发的。
当然，中国问题的解决要根据中国具体情况。过往，我们的教育，一直致力于追求方法的有效性——事实证明，这是不够的；应当追求教育整体，而不是仅仅追求方法的有效性。因为，无论是仅仅着力于教育的“外烁作用”，还是仅仅依赖于儿童的“内发作用”，我们都无法强迫孩子学会，难以让孩子学到我们所期望学到的东西。教育的关键，是在我们期望的目标与孩子的内发之间寻找平衡点，即教育要求转化为孩子需要；游戏恰恰显示了它的中介地位——游戏是儿童发展的需要，教育的目标是孩子发展。因此，游戏必然蕴藏着深厚的教育资源，即蕴藏着教育幸福、教育影响的全面性和教育方法的契机，而它成为幼儿教育的基本活动和基本手段也就顺理成章了。[6]
在中国幼教界，当前我们工作的重点，不是老是呼吁“游戏是幼儿的学习活动（权利）”，而是要全面而辩证地审视游戏，现实践履“游戏精神”，落实“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制度）”的保障，具体研究游戏过程的指导创新，把“游戏是幼师的教学方式（责任）”作为入手，切切实实帮助教师解决如何以游戏方式实现教育目标、体现教学内容、完成教学任务，帮助教师解决能够和愿意以游戏方式工作的问题。作为教师，则要从我做起，提高自身素质，熟练掌握并运用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教学模式的能力，真正实现寓教于乐。与此同时，还要重视游戏环境的净化，切切实实回应家长的疑问和社会压力。
可见，我们需要突破陈旧观念包括陈旧的科学理论的桎梏，既要看到游戏功能的两面性，注意游戏的选择，还要注意游戏环境条件保障和组织的适当。[7]目前，我国游戏的实践拓展要重点关注：儿童游戏权利的社会共识与法规保障问题；游戏过程的指导与环境净化问题；游戏负向功能认识与游戏治疗推广问题。
参考文献：
[1] [3] [5]刘焱.儿童游戏通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前言
[2]曹中平，蒋欢.游戏功能的再认识——来自脑科学研究的启示.学前教育研究，2005（7～8）
[4]陈爱萍.幼儿教育呼唤游戏精神——谈幼儿园游戏的创新与实践.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7（5）
[6]李庆云.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特殊地位.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3）
[7]吴玲，葛金国.幼儿教师专业成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16
什么是游戏？《辞海》把游戏定义为“以直接获得快感为主要目的，且必须有主体参与互动的活动。”这个定义是从广泛视野上说的，突出说明了游戏的愉悦性和主体参与性。所谓“精神”，在人类的概念中与物质对称，是层级最高最为复杂的概念。归纳它的涵义，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指人的主观存在状态，另一类指事物体现出来的意境、神韵或主题。显然，“游戏精神”更接近后者，它是从游戏所有内涵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精华，是最能体现游戏的意境或特质的。
目前，关于“游戏精神”的研究主要有四种观点或视野。[1]
第一，哲学的观点或视野。如迩达默尔的“游戏精神”就是从哲学本体论角度解读的，他认为游戏开放，自为主体、自成目的、自我生成、自我更新、积极对话，“游戏就是具有魅力吸引游戏者的东西，就是使游戏者卷入到游戏中的东西，就是束缚游戏者于游戏的东西。”“游戏精神”在哲学（解释学）那儿，广泛涵盖自由、平等、创造、和谐乃至于幸福的精神，重点是自由精神。
第二，美学的观点或视野。在美学领域，德国美学家席勒提出过著名的“游戏理论”。它曾因为揭示现代文明中人性分裂问题，并提出通过自由的游戏和对外观形象的兴趣使人摆脱功利的束缚而使人性重新整合的思想，而广为人们注意。美学解读和倾向于把“游戏精神”视为一种使生命力量得以充分释放的精神，重点是和谐（自然、纯朴）的精神。
第三，竞技的观点或视野。这里的游戏与具体游戏特别是体育竞技游戏有深刻渊源，指实体性的游戏活动，荷兰的胡尹青加在《人：游戏者——对文化中游戏因素的研究》一书中，强调了游戏中的“规则性”，即游戏规则的制订或接受、游戏规则的遵守和游戏规则的监督三个要点。相关论者常常以“规则游戏”推演“游戏规则”，期望把其中的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精神”渗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号召“国人要多多拥有游戏精神”。重点是平等和规则的精神（有制度主义和规则主义之嫌）。
第四，教育的观点或视野。教育的天职是培养人，因而如何利用游戏培养具有创造力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成为焦点，所以，游戏在教育中或在教育游戏中的重点，自然是彰显和培养创造精神。“游戏精神”作为从游戏所有内涵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精华，它也自然是“好”游戏应该和必须具有的；科学研究也已得出“好游戏”促进儿童健康发展的权威结论。
对于儿童来说，游戏作为儿童的语言，是他们表达自我的基本方式。而在教育领域，游戏是一个怀有教化、生存锻炼乃至娱乐的多目标活动——愉悦和参与只是游戏必要的直接的特征。教育研究者把游戏具有的正向功能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游戏为脑的发展提供蓝图；第二，游戏的发展与脑的发展相互促进；第三，人类的早期游戏和损耗与今后生活所必须的技能相匹配，是社会性发展的“天然资源”；第四，游戏对健康的发展是必要的，尤其对儿童良好情绪的培养。[2]
与此相关，对于学前教育来说，游戏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话题，因为，游戏与幼儿及幼儿教育“息息相关”；相关理论也早已阐明了幼儿游戏对于幼儿身体、心理、社会性和创造力发展的价值。而从幼儿教育的视角阐述，“游戏精神”则体现在多个层面。“游戏精神”意味着一种自由的精神、愉悦的精神、创造的精神、超功利的精神和平等的精神。
以上关于游戏本质及其视角和功能的讨论说明，学前教育需要积极利用幼儿园开展游戏活动，其实质是通过彰显游戏价值来弘扬“游戏精神”。
二、我国幼儿园游戏的尴尬处境
那么，幼儿园是如何开展游戏活动的？游戏价值在我国幼儿园发挥得如何？其实，当人们在谈论学前儿童教育问题时，总是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幼儿游戏；这不仅是因为游戏本身的价值，还因为我国幼儿园游戏的现实处境。
在通常理解上，学前教育游戏与“幼儿园游戏”是一个意思，它是指在托幼教育机构（主要是幼儿园）内开展的幼儿喜爱的、主动参与的、模拟与反映现实生活的游戏活动。“幼儿园游戏”的基本特点是符合儿童身心特点，给他们带来多种学习机会。从我国目前幼儿园活动组织的现实看，“幼儿园游戏”还是被业内人士认同的与“教学”相对独立的活动形式。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我国心理学界就肯定了游戏对幼儿身心发展的特殊意义，提出“游戏是学前儿童的主导活动”（朱智贤）。以后又逐渐演变为“游戏是学前儿童的基本活动”（陈帼眉）。强调游戏对幼儿的价值，阐述“游戏是幼儿的天性”，呼吁“让儿童在游戏中成长”已成为学前教育的“第一原则”。即使自1989年试行、1996年正式颁布《幼儿园工作规程》规定“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算起，我国幼儿园就如何实现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探索也已经20多年。但是，事实是“理论上、口头上重视游戏，实践上、行动上轻视和忽视游戏已经成为一种在幼儿教育领域普遍存在的‘游戏困境’。”“在关于游戏价值的研究资料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同时，在幼儿园的教室中游戏却在迅速地减少”，“游戏是幼儿的工作”的学前教育信条受到挑战。[3]一些幼儿园把“上课”看成头等大事，游戏被置于次要甚至可有可无的境地。游戏有计划有课表，但在实际上若隐若现——有评比验收、有同行参观或到开放日等重要时刻，才让幼儿玩一把，时过境迁就“刀枪入库”。事实上，以课堂教学即上课为主竟然变为常态。
有研究者指出，我国“幼儿园游戏”存在“显而易见”的三个问题和三个阻碍。[4]三个问题是：（1）采用分科教学方法割裂知识之间的联系，保教人员中存在着严重的“轻游戏重教学”的错误观念，游戏时间被挤占，游戏空间被挪用，游戏权利被损害甚至被剥夺，正常的游戏活动不能有效开展，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依然严峻。（2）幼儿园游戏内容陈旧、形式单一、游戏条件和环境创设不利、指导策略程式化、缺乏个性化的指导和科学评价标准等问题。（3）幼儿游戏与教学活动存在一定的隔裂现象，缺乏内在的必然联系与目标的统整，幼儿课程的游戏化尚处于初级水平。三个阻碍是：（1）态度障碍。在广大家长的心里，游戏被看作“无所事事”，是不具有明确价值的事情，升学压力的下延、筛选性测验的广泛使用使儿童游戏退居次要地位。（2）结构障碍。是指预先设计或者结构化的课程对幼儿园游戏空间、时间与材料上的限制。师生比过大、狭小的活动空间、匮乏的游戏材料都是限制儿童游戏的障碍。（3）功能障碍。主要指幼儿园教师待遇低、优质师资流失严重、缺乏合格的专业幼儿教师引发的种种问题。 可见，长期以来，我们幼教实践中存在着“以教学为主”（事实上是以“上课”为主）的小学化倾向。据我们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儿童游戏权利的缺失，正在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性”通病，甚至连强调幼儿园课程以游戏为基础的西方托幼机构也难幸免。
目前，我国幼儿园游戏的现实表现，为社会各界所不解，为专家学者所责难，为园长教师所纠结。一句话，面临困境，处境尴尬。
三、学前教育需要弘扬“游戏精神”
对于我国幼儿园教学来说，焦点之一就是摆脱尴尬的困境。我们认为，摆脱困境的前提，是寻找原因；情况往往是问题越复杂，导致问题的原因越多。摆脱我国幼儿园游戏困境的要义是弘扬“游戏精神”：高屋建瓴，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努力弘扬游戏的自由精神、愉悦精神、创造精神、平等精神和超功利精神。这既是游戏本质的彰显，也是生活实践的呼唤。
一方面，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我国幼儿园游戏困境的原因很多；既然是复杂问题，就有多层面原因。有理论方面的，也有实践方面的：前者如缺乏可以解释与指导幼儿园教育实践的游戏理论，后者如幼儿园客观环境与物质条件方面对游戏活动有效开展的限制；有历史方面的，也有现实方面的：前者如我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知识情结及对游戏价值缺乏认识，后者如以现代人急功近利为背景体现出来的家长要求教师“绩效”的压力；有宏观层面的，也有微观层面的：前者如国家和社会层面在政策法规方面的完备性欠缺，后者如幼儿园业务管理如何有效处理和落实游戏与目标、课程及其它活动形式关系不够深入细致；有幼教领域内部的，也有外部社会的：前者如我们幼教工作者本身专业素质与游戏指导能力的欠缺，后者如社会中家长、媒体对早期教育中神童的误区和误导。总之，客观物质条件有欠缺，主观精神条件不充分。
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既然是世界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就肯定有共同的原因。我们目前的认识是，对于学前儿童游戏包括托幼机构游戏问题，在思想认识上，我们多多少少可能有“想当然”和“理想化”的成分：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幼教界对“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当然权利”的论证、实验和解释是不够充分和缺乏说服力的；这样的理论认识就经不起实践的拷问和基于利益的强大社会压力。与此同时，对“游戏是幼师的天职”，当然责任的规定、强调和监控（评价）是缺乏足够力度的；对“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与“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关系的认识是“等同的”和“模糊的”；这样理论上的简单化和“模糊”就使游戏在幼教中不能扎根。与此相关，在客观条件上，我们多多少少有些“不以为然”和“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成分。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幼教界对游戏所需要的条件和限制是缺乏论证、试验，没有严格规定和足够资源准备的。
我们认为，上述问题的解决，需要各个方面包括国际同行的共同努力。国外有人针对前述“三个阻碍”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可能对策：第一，需要来自幼儿教育专业团体对游戏的肯定；第二，促进对游戏价值的广泛的社会认同；第三，克服幼儿园课程本身存在的结构障碍问题；第四，重视在职前训练中帮助未来的幼儿教师掌握有关儿童游戏的理论与知识；第五，幼儿园教师在工作中得到研究人员的帮助与指导。[5]这个研究对思考我国幼儿园游戏问题，是有启发的。
当然，中国问题的解决要根据中国具体情况。过往，我们的教育，一直致力于追求方法的有效性——事实证明，这是不够的；应当追求教育整体，而不是仅仅追求方法的有效性。因为，无论是仅仅着力于教育的“外烁作用”，还是仅仅依赖于儿童的“内发作用”，我们都无法强迫孩子学会，难以让孩子学到我们所期望学到的东西。教育的关键，是在我们期望的目标与孩子的内发之间寻找平衡点，即教育要求转化为孩子需要；游戏恰恰显示了它的中介地位——游戏是儿童发展的需要，教育的目标是孩子发展。因此，游戏必然蕴藏着深厚的教育资源，即蕴藏着教育幸福、教育影响的全面性和教育方法的契机，而它成为幼儿教育的基本活动和基本手段也就顺理成章了。[6]
在中国幼教界，当前我们工作的重点，不是老是呼吁“游戏是幼儿的学习活动（权利）”，而是要全面而辩证地审视游戏，现实践履“游戏精神”，落实“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制度）”的保障，具体研究游戏过程的指导创新，把“游戏是幼师的教学方式（责任）”作为入手，切切实实帮助教师解决如何以游戏方式实现教育目标、体现教学内容、完成教学任务，帮助教师解决能够和愿意以游戏方式工作的问题。作为教师，则要从我做起，提高自身素质，熟练掌握并运用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教学模式的能力，真正实现寓教于乐。与此同时，还要重视游戏环境的净化，切切实实回应家长的疑问和社会压力。
可见，我们需要突破陈旧观念包括陈旧的科学理论的桎梏，既要看到游戏功能的两面性，注意游戏的选择，还要注意游戏环境条件保障和组织的适当。[7]目前，我国游戏的实践拓展要重点关注：儿童游戏权利的社会共识与法规保障问题；游戏过程的指导与环境净化问题；游戏负向功能认识与游戏治疗推广问题。
参考文献：
[1] [3] [5]刘焱.儿童游戏通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前言
[2]曹中平，蒋欢.游戏功能的再认识——来自脑科学研究的启示.学前教育研究，2005（7～8）
[4]陈爱萍.幼儿教育呼唤游戏精神——谈幼儿园游戏的创新与实践.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7（5）
[6]李庆云.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特殊地位.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3）
[7]吴玲，葛金国.幼儿教师专业成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