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农民的分化与整合
农民分化是指农民由一致性向异质性转变的过程，包括职业、经济、权力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分化。其中，经济上的分化是主导，往往会带来其他方面的分化。社会关系上的分化包括居住、消费、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等诸方面的分化。农民分化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农民被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同时，农村也有社会整合的力量，即将分化的农民整合起来，使得村庄社会不至于因分化过大而解体。农村社会的整合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血缘地缘关系。农民分化受血缘地缘关系的影响较大，它在农民分化中起着中和作用，它使经济上的分化不至于导致过度、过大的社会层面的分化。由于不同农村地区血缘地缘关系的差异，不同地区农民的经济分化也不尽相同，这就造成了不同地区农民的分化程度就不一样，大致有高度、中度和低度分化之分，进而在社会层面就表现为各地区农村阶层关系的差异性。
阶层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基本形态，是由于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异而造成的一种纵向差异关系，它体现为处在一定地位结构中不同位置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关系、互动模式与行动逻辑。就农村而言，把握农村阶层关系的性质和状况，是把握农村阶层关系的真正内涵，理解当前农村社会问题与现状的前提。根据笔者的调查，我国不同农村地区的阶层关系的性质有很大的差异，主要有合作关系、竞争关系与对立关系三类理想类型。决定阶层关系性质的根本因素是农民的分化程度，这三种阶层关系分别对应农民的低度分化、中度分化和高度分化三种分化状况。
二、农民的低度分化与农村阶层间的合作关系
农民的低度分化意味着农村的社会分化程度较低，阶层之间的界线不是很明显。根据农村调研经验，有两种原因可以导致农民的低度分化，一是因为村庄的职业、经济和权力分化不明显，二是即便职业、经济、权力等有较大分化，但由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作用而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分化。这两种意义上的低度分化，都会导致合作性质的阶层关系。
就前一种低度分化来说，由于村庄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在职业、经济和权力上的分化都不是很大，在一定意义上与传统村庄接近，但事实上又已经出现分化、有阶层的影子。这是大部分山区村庄的生态，它是小农经济加打工经济的典型，家庭中通过代际分工将两种经济形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家庭收入中的60%通过子代外出务工获得，40%通过父代在家务农获得。这样，家庭之间在经济收入和职业分化上差别都不大。同时，村庄权力也没有完全脱离村庄，村庄政治精英多数也还是在务农，与一般农户的分化不大，隔膜较少。因此，在这样的村庄，阶层之间的关系是合作的关系，社会关系较为和谐。由于农民职业和收入的分化程度较低，农户对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闲暇）的安排步调都具有高度一致性，农户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较高，这为他们之间的互助合作提供了前提。
第二种低度分化，即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的较大分化并未导致社会关系的相应分化。这种状况是综合因素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血缘地缘关系足够强大。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我国南方和北方宗族型村庄。在这类村庄，宗族的社会结构保存较为完整，血缘内部还有一定的等级序列和结构体系，宗族“自己人”观念还较为强烈，宗族或家族、房支还可能是人们的认同单位，其内部还有一定的一致行动能力。在行动和处事规则上，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仍然具有主导性的地位，人们很难搁下血亲情谊或不要人情面子，否则就会被宗族排斥和边缘化。正是由于高强度的血缘地缘关系及其规则，冲抵了经济等分化的“负向”社会影响，经济等分化所特有的规则并没有带进社会交往领域，使得农民呈现较低的分化状态。相反，血缘地缘关系要求人们讲究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在经济分层上层的农户有责任带动下层农户“共同致富”。这就是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发达、江西安义农民占据了全国七成铝合金生意、湖南新化农民占据全国九成印务市场的重要缘故。
阶层之间的合作关系，为阶层间的沟通提供了多种类型的沟通渠道，阶层间的关系较为缓和，阶层矛盾较少。阶层关系不是村庄治理中要处理的主要事务。
三、农民的中度分化与农村阶层间的竞争关系
农民中度分化的村庄集中在长江中游和上游，主要以四川、湖北和安徽为典型。在这类村庄，富裕农户皆已搬出村庄之外，在省会或地市城市安家落户。这些人既不参与村庄建设，也不参加村庄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更不参与村庄的价值生产，不在乎村庄的社会评价，因此他们对于村庄政治社会的影响力较弱。除去这些人，村庄的经济收入水平虽有层次之分，但差距太大。同时，该区域农村的血缘地缘关系已零散和碎片化，没有宗族之类的组织，家族观念很淡薄，人情面子观念尽管还起作用，但是不再支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村庄的政治社会事务。村庄的阶层分化和阶层关系受血缘地缘关系和人情面子观念的影响较少，而受经济、社会关系和其他资源占有多少的支配较大。因此，这些村庄的阶层分化要较宗族型村庄的阶层分化纯粹得多，经济等分化会带来明显的社会和社会关系的分化。在这里，经济等方面的分化是属于中等水平，以致其社会分化也在中等水平，不是太高，亦不会太低。阶层之间有明显的界线，但相互之间在经济收入、社会关系水平和资源占有方面的差距不是特别大，阶层间的流动比较畅通和频繁。
阶层的中度分化与阶层间的竞争关系相匹配和对应，是因为经济收入水平差别不大是阶层关系发生竞争的前提。所有的比较和竞争都是在跟自己最近的人之间发生的。随着属于最上层的富人阶层搬走之后，各阶层农户相互比较的就是留在村庄里的人，而他们的经济水平有差距，但不是很大，所以就可以很容易达到和追上比自己阶层地位高的农户。同样，处在相对较高位置的农户，其经济水平较别人高不了多少，也很容易就被人追赶上，或者稍有不慎就会掉入低层。所以对于相对下层的农户而言，相对上层并不是高不可攀，它就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攀登，这是可能办到的事；而处在相对上层的农户，则需要防止人们轻易超越自己或自己的跌落，也需要不断努力使自己的水平往更高水平上跃升。在这些村庄就形成了一个阶层之间、农户之间你追我赶的竞争态势。 阶层间的竞争主要是社会性层面的竞争，即获得面子、尊重和承认。竞争的载体主要体现在消费方面，诸如耐用消费品（摩托车、电视、冰箱、洗衣机、手机、空调、热水器，一应俱全，还是缺哪样）、楼房（什么样的楼房，在村路边建，还是在镇上建、在县城买）、孩子上学（在村小上，还是在镇上或县市中小学）、休闲娱乐（在村里、镇上打麻将，还是在县城茶馆喝茶，在垂钓、旅游），等等。消费体现的是阶层的品味、地位与“区隔”，上层阶层不断地制造新的消费，下层阶层要紧紧地跟随，或者赶超，稍不留意，就会被甩得很远。农户参与消费的竞争、释放地位焦虑的方式之一是代际分工和代际剥削。
阶层间的竞争在阶层关系上一般表现的比较稳定、平和而有活力。在有的村庄，各阶层为了竞争而相互争夺村庄资源时，就可能导致阶层间的冲突。
四、农民的高度分化与农村阶层间的对立关系
村庄因为经济、权力、声望等方面分化严重，产生了社会层面的极大分化，称之为农民的高度分化。在这类村庄，有一批人抓住国家和地方发展的机会，率先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成为所谓的“富人”，从而在村庄社会赢得较大的声望，并且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通过各种渠道如选举、政治安排、权力购买等，囊括村庄政治权力而成为权力精英。这个阶层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富人阶层”。与富人阶层相对的是村庄中的其他阶层，如中下层农户和下层农户。由于富人阶层的经济实力在村庄中一枝独秀，其他阶层的经济水平都相差不是很大，因此富人阶层与中下阶层相比，距离拉得很远，中间缺少有足够经济实力的中间阶层。中下阶层与下层阶层的差距不是很大。在沿海农村地区，这样的阶层分化状态是比较常见的。
在这类村庄，原来的血缘地缘关系不是很强烈，缺乏结构性的宗族力量，“自己人”、“同地方人”的观念很淡薄，相互之间的认同感较低。经济上的高度分化又最大限度地肢解了本身就很脆弱的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观念。于是在富人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基本上不再讲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相互之间甚至连人情往来都断绝了。血缘地缘关系不是沟通富人阶层与其他阶层关系的纽带。但是在阶层内部，尤其是在富人阶层内部，人情往来是他们相互之间结成更紧密关系、建构更长关系链条的重要渠道。于是在村庄里就形成了两个明显的人情圈子：一个是富人阶层的人情圈，被纳入这个人情圈都是有头有脸、能够支付巨额人情礼金的人物，其他阶层的农户被排斥出这个人情圈；另一个是中下层和下层农民的人情圈，这个人情圈是清一色的普通农户，与权力、富裕和威望不沾边，他们的人情礼金较少，一般人都支付得起。这样，富人阶层与其他阶层就形成了很深的隔阂，相互之间难以有实质性的往来。
更为重要的是，富人阶层凭借其掌握的丰厚资源，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对其他阶层构成了排斥：
1.政治排斥。富人阶层上台做村干部，有的甚至做到了县市省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政治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村庄内部富人治村的优势在于，他们担任村干部不是为了捞钱，还能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给村里办事；由于富人村干部优越的超社区关系资源和体制性资源，能够通过跑项目为村里搞建设。在村里就很快形成了一种只有富人才能当村干部的政治舆论和政治意识，而穷人一没钱，二没关系，即便当村干部不是为了自己捞钱，也搞不成事。这样，广大普通农民就被排斥在村庄政治权力生活之外。村庄中有些有政治抱负的普通村民，就常常遭遇富人村干部的奚落，从而对富人阶层积怨很深。
2.经济排斥。在经济上，精英阶层首先占据了先天优势，加上后来建构的关系网络又强化了其优势，因此，在村庄视域内主要的经济市场已经被精英阶层占了，其他阶层只能为他们打工、代工，或做最初级的市场，最主要的利润都被精英阶层拿走了。另外，精英阶层继续垄断国家输入村庄资源的再分配权力，形成“精英俘获”的局面，即国家的各类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精英阶层凭借自身参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政治实践的机会优势，排斥其他阶层的参与，将发展资源囊入自己的口袋，进而影响发展项目的实施和效果。
3.社会排斥。社会排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情排斥。人情是一个地域社会关系主要的凝结剂，只要双方有人情往来，双方就有关系，其交往就不同于陌生人的交往，而要给面子、卖人情；没有人情往来，或人情断了，即意味着没关系。高度分化的村庄，富人阶层摆阔气、讲排场，突破传统的人情规矩，酒席上讲阔气，就要普遍提高人情账单，下层农村因交不起人情礼，就无法与富人互通人情。这样，双方的人情就没了，社会关系也就断了。最终，富人就在富人圈子里建立了独立的人情圈，而将其他阶层的人排斥在外。人情的排斥是很重要的社会排斥，它表明富人阶层独享村庄和超社区的社会关系资源，其他阶层被排斥在这个社会资源之外，他们所能利用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少，阶层地位就会越来越封闭，越来越没有上升的可能。相反，富人阶层就形成了自我的良性循环，不断地保持优势地位。
另一种社会排斥是规则的排斥。富人阶层垄断对社会成就和竞争标准的定义，而这种标准都是其内部的标准，当放之于村庄层面时，就会对其他阶层产生极其负面的效应。从成就标准来说，富人的成就标准主要是经济实力，只有在经济上获得成功，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其人生才有意义、有价值。但是富人的经济实力对于其他阶层无异于登天，于是在他们心目中自己永远是无法成功的，也就永远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正面评价，这就使得他们对生活产生了无力、无助和幻灭感。这也使得所有的社会声望都集中在富人阶层，其他阶层无论怎么做，都得不到他人的承认。就竞争标准而言，富人阶层定的标准，如人情竞争的标准，是为富人量身定做的，其他阶层的人难以达到。于是他们索性就退出村庄的社会性竞争，不再希图在村庄中获得面子、价值和荣耀。
富人阶层对其他阶层的排斥，造成了对后者自尊心的普遍伤害。自尊心或有尊严的生活，是一个人活着的目标和动力，在农村往往表现为一股“气”，即“阶层怨恨”。人最不能忍受的不是贫穷，而是被人看不起。被伤害了自尊心，就会“气得要死”，就会为了一口气而抗争。富人阶层的排斥突破了其他阶层的底线尊严，积聚了一股很深的怨气。根据笔者调查，在沿海农村的许多上访、群体性行动中，参与的村民不一定受到了富人阶层及由其充任的村干部的具体侵权，只是心中对富人阶层的一股“气”要宣泄。从这个意义上说，下层农民的上访、群体性行动是抗争，但不是对侵权的抗争，而是对侵犯尊严的抗争。
富人阶层的排斥与下层阶层的抗争，是典型的阶层对立关系。阶层间的对立容易产生阶层矛盾和阶层冲突，造成村庄分裂和乡村治理的困境。
五、结论
以上论述揭示，在不同村庄或不同区域农村的村庄，阶层关系的性质和状况是有差异的，而造成这一点的原因主要是阶层间社会分化的程度不同。经济、声望和权力的分化是否带来了相应的社会交往的分化是本文分析的关键。当经济、声望和权力的分化较低，而相应的社会交往分化也较低时，或者当前者分化虽然较高，但村庄内部存在较强的平衡和整合分化的力量（典型的如血缘地缘关系）时，在这些村庄中社会交往的分化就较低，阶层关系具有合作性质。当经济、声望和权力的分化导致社会交往的分化呈现中度状态时，由于阶层间的攀比和相互比较而使得阶层关系带有明显的竞争性质，而当社会交往分化呈高度分化时，阶层间的对立性会主导阶层关系。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一个村庄只有一类阶层关系，可能在一个村庄中既存在阶层合作关系，也存在村庄阶层竞争关系，甚至还存在阶层对立关系，但是主导该村庄的阶层关系却可能只有一种。由于不同阶层关系的规模性、矛盾性及发生频率有差异，那些规模较大、矛盾深刻、发生频率高的阶层关系在村庄社会结构和阶层结构中影响较大，而成为主导性的阶层关系，支配、制约并决定那些影响较小的阶层关系，由此使得村庄整体的阶层关系明显地带上了它的性质和特征。譬如，在合作性质的阶层关系中，可能也存在阶层间的竞争关系，但竞争因为有合作的限制而不可能恶性发展，更多地是共同进步。因此，在考察农村阶层关系的性质和状况时，要区分不同阶层关系的重要程度、影响力大小，并对它们进行排序，以便准确地对阶层关系进行定性，有针对性的提出应对方案，使阶层关系更为和谐、阶层结构更加合理。
责任编辑：秦开凤
农民分化是指农民由一致性向异质性转变的过程，包括职业、经济、权力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分化。其中，经济上的分化是主导，往往会带来其他方面的分化。社会关系上的分化包括居住、消费、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等诸方面的分化。农民分化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农民被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同时，农村也有社会整合的力量，即将分化的农民整合起来，使得村庄社会不至于因分化过大而解体。农村社会的整合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血缘地缘关系。农民分化受血缘地缘关系的影响较大，它在农民分化中起着中和作用，它使经济上的分化不至于导致过度、过大的社会层面的分化。由于不同农村地区血缘地缘关系的差异，不同地区农民的经济分化也不尽相同，这就造成了不同地区农民的分化程度就不一样，大致有高度、中度和低度分化之分，进而在社会层面就表现为各地区农村阶层关系的差异性。
阶层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基本形态，是由于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异而造成的一种纵向差异关系，它体现为处在一定地位结构中不同位置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关系、互动模式与行动逻辑。就农村而言，把握农村阶层关系的性质和状况，是把握农村阶层关系的真正内涵，理解当前农村社会问题与现状的前提。根据笔者的调查，我国不同农村地区的阶层关系的性质有很大的差异，主要有合作关系、竞争关系与对立关系三类理想类型。决定阶层关系性质的根本因素是农民的分化程度，这三种阶层关系分别对应农民的低度分化、中度分化和高度分化三种分化状况。
二、农民的低度分化与农村阶层间的合作关系
农民的低度分化意味着农村的社会分化程度较低，阶层之间的界线不是很明显。根据农村调研经验，有两种原因可以导致农民的低度分化，一是因为村庄的职业、经济和权力分化不明显，二是即便职业、经济、权力等有较大分化，但由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作用而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分化。这两种意义上的低度分化，都会导致合作性质的阶层关系。
就前一种低度分化来说，由于村庄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在职业、经济和权力上的分化都不是很大，在一定意义上与传统村庄接近，但事实上又已经出现分化、有阶层的影子。这是大部分山区村庄的生态，它是小农经济加打工经济的典型，家庭中通过代际分工将两种经济形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家庭收入中的60%通过子代外出务工获得，40%通过父代在家务农获得。这样，家庭之间在经济收入和职业分化上差别都不大。同时，村庄权力也没有完全脱离村庄，村庄政治精英多数也还是在务农，与一般农户的分化不大，隔膜较少。因此，在这样的村庄，阶层之间的关系是合作的关系，社会关系较为和谐。由于农民职业和收入的分化程度较低，农户对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闲暇）的安排步调都具有高度一致性，农户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较高，这为他们之间的互助合作提供了前提。
第二种低度分化，即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的较大分化并未导致社会关系的相应分化。这种状况是综合因素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血缘地缘关系足够强大。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我国南方和北方宗族型村庄。在这类村庄，宗族的社会结构保存较为完整，血缘内部还有一定的等级序列和结构体系，宗族“自己人”观念还较为强烈，宗族或家族、房支还可能是人们的认同单位，其内部还有一定的一致行动能力。在行动和处事规则上，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仍然具有主导性的地位，人们很难搁下血亲情谊或不要人情面子，否则就会被宗族排斥和边缘化。正是由于高强度的血缘地缘关系及其规则，冲抵了经济等分化的“负向”社会影响，经济等分化所特有的规则并没有带进社会交往领域，使得农民呈现较低的分化状态。相反，血缘地缘关系要求人们讲究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在经济分层上层的农户有责任带动下层农户“共同致富”。这就是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发达、江西安义农民占据了全国七成铝合金生意、湖南新化农民占据全国九成印务市场的重要缘故。
阶层之间的合作关系，为阶层间的沟通提供了多种类型的沟通渠道，阶层间的关系较为缓和，阶层矛盾较少。阶层关系不是村庄治理中要处理的主要事务。
三、农民的中度分化与农村阶层间的竞争关系
农民中度分化的村庄集中在长江中游和上游，主要以四川、湖北和安徽为典型。在这类村庄，富裕农户皆已搬出村庄之外，在省会或地市城市安家落户。这些人既不参与村庄建设，也不参加村庄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更不参与村庄的价值生产，不在乎村庄的社会评价，因此他们对于村庄政治社会的影响力较弱。除去这些人，村庄的经济收入水平虽有层次之分，但差距太大。同时，该区域农村的血缘地缘关系已零散和碎片化，没有宗族之类的组织，家族观念很淡薄，人情面子观念尽管还起作用，但是不再支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村庄的政治社会事务。村庄的阶层分化和阶层关系受血缘地缘关系和人情面子观念的影响较少，而受经济、社会关系和其他资源占有多少的支配较大。因此，这些村庄的阶层分化要较宗族型村庄的阶层分化纯粹得多，经济等分化会带来明显的社会和社会关系的分化。在这里，经济等方面的分化是属于中等水平，以致其社会分化也在中等水平，不是太高，亦不会太低。阶层之间有明显的界线，但相互之间在经济收入、社会关系水平和资源占有方面的差距不是特别大，阶层间的流动比较畅通和频繁。
阶层的中度分化与阶层间的竞争关系相匹配和对应，是因为经济收入水平差别不大是阶层关系发生竞争的前提。所有的比较和竞争都是在跟自己最近的人之间发生的。随着属于最上层的富人阶层搬走之后，各阶层农户相互比较的就是留在村庄里的人，而他们的经济水平有差距，但不是很大，所以就可以很容易达到和追上比自己阶层地位高的农户。同样，处在相对较高位置的农户，其经济水平较别人高不了多少，也很容易就被人追赶上，或者稍有不慎就会掉入低层。所以对于相对下层的农户而言，相对上层并不是高不可攀，它就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攀登，这是可能办到的事；而处在相对上层的农户，则需要防止人们轻易超越自己或自己的跌落，也需要不断努力使自己的水平往更高水平上跃升。在这些村庄就形成了一个阶层之间、农户之间你追我赶的竞争态势。 阶层间的竞争主要是社会性层面的竞争，即获得面子、尊重和承认。竞争的载体主要体现在消费方面，诸如耐用消费品（摩托车、电视、冰箱、洗衣机、手机、空调、热水器，一应俱全，还是缺哪样）、楼房（什么样的楼房，在村路边建，还是在镇上建、在县城买）、孩子上学（在村小上，还是在镇上或县市中小学）、休闲娱乐（在村里、镇上打麻将，还是在县城茶馆喝茶，在垂钓、旅游），等等。消费体现的是阶层的品味、地位与“区隔”，上层阶层不断地制造新的消费，下层阶层要紧紧地跟随，或者赶超，稍不留意，就会被甩得很远。农户参与消费的竞争、释放地位焦虑的方式之一是代际分工和代际剥削。
阶层间的竞争在阶层关系上一般表现的比较稳定、平和而有活力。在有的村庄，各阶层为了竞争而相互争夺村庄资源时，就可能导致阶层间的冲突。
四、农民的高度分化与农村阶层间的对立关系
村庄因为经济、权力、声望等方面分化严重，产生了社会层面的极大分化，称之为农民的高度分化。在这类村庄，有一批人抓住国家和地方发展的机会，率先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成为所谓的“富人”，从而在村庄社会赢得较大的声望，并且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通过各种渠道如选举、政治安排、权力购买等，囊括村庄政治权力而成为权力精英。这个阶层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富人阶层”。与富人阶层相对的是村庄中的其他阶层，如中下层农户和下层农户。由于富人阶层的经济实力在村庄中一枝独秀，其他阶层的经济水平都相差不是很大，因此富人阶层与中下阶层相比，距离拉得很远，中间缺少有足够经济实力的中间阶层。中下阶层与下层阶层的差距不是很大。在沿海农村地区，这样的阶层分化状态是比较常见的。
在这类村庄，原来的血缘地缘关系不是很强烈，缺乏结构性的宗族力量，“自己人”、“同地方人”的观念很淡薄，相互之间的认同感较低。经济上的高度分化又最大限度地肢解了本身就很脆弱的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观念。于是在富人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基本上不再讲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相互之间甚至连人情往来都断绝了。血缘地缘关系不是沟通富人阶层与其他阶层关系的纽带。但是在阶层内部，尤其是在富人阶层内部，人情往来是他们相互之间结成更紧密关系、建构更长关系链条的重要渠道。于是在村庄里就形成了两个明显的人情圈子：一个是富人阶层的人情圈，被纳入这个人情圈都是有头有脸、能够支付巨额人情礼金的人物，其他阶层的农户被排斥出这个人情圈；另一个是中下层和下层农民的人情圈，这个人情圈是清一色的普通农户，与权力、富裕和威望不沾边，他们的人情礼金较少，一般人都支付得起。这样，富人阶层与其他阶层就形成了很深的隔阂，相互之间难以有实质性的往来。
更为重要的是，富人阶层凭借其掌握的丰厚资源，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对其他阶层构成了排斥：
1.政治排斥。富人阶层上台做村干部，有的甚至做到了县市省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政治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村庄内部富人治村的优势在于，他们担任村干部不是为了捞钱，还能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给村里办事；由于富人村干部优越的超社区关系资源和体制性资源，能够通过跑项目为村里搞建设。在村里就很快形成了一种只有富人才能当村干部的政治舆论和政治意识，而穷人一没钱，二没关系，即便当村干部不是为了自己捞钱，也搞不成事。这样，广大普通农民就被排斥在村庄政治权力生活之外。村庄中有些有政治抱负的普通村民，就常常遭遇富人村干部的奚落，从而对富人阶层积怨很深。
2.经济排斥。在经济上，精英阶层首先占据了先天优势，加上后来建构的关系网络又强化了其优势，因此，在村庄视域内主要的经济市场已经被精英阶层占了，其他阶层只能为他们打工、代工，或做最初级的市场，最主要的利润都被精英阶层拿走了。另外，精英阶层继续垄断国家输入村庄资源的再分配权力，形成“精英俘获”的局面，即国家的各类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精英阶层凭借自身参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政治实践的机会优势，排斥其他阶层的参与，将发展资源囊入自己的口袋，进而影响发展项目的实施和效果。
3.社会排斥。社会排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情排斥。人情是一个地域社会关系主要的凝结剂，只要双方有人情往来，双方就有关系，其交往就不同于陌生人的交往，而要给面子、卖人情；没有人情往来，或人情断了，即意味着没关系。高度分化的村庄，富人阶层摆阔气、讲排场，突破传统的人情规矩，酒席上讲阔气，就要普遍提高人情账单，下层农村因交不起人情礼，就无法与富人互通人情。这样，双方的人情就没了，社会关系也就断了。最终，富人就在富人圈子里建立了独立的人情圈，而将其他阶层的人排斥在外。人情的排斥是很重要的社会排斥，它表明富人阶层独享村庄和超社区的社会关系资源，其他阶层被排斥在这个社会资源之外，他们所能利用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少，阶层地位就会越来越封闭，越来越没有上升的可能。相反，富人阶层就形成了自我的良性循环，不断地保持优势地位。
另一种社会排斥是规则的排斥。富人阶层垄断对社会成就和竞争标准的定义，而这种标准都是其内部的标准，当放之于村庄层面时，就会对其他阶层产生极其负面的效应。从成就标准来说，富人的成就标准主要是经济实力，只有在经济上获得成功，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其人生才有意义、有价值。但是富人的经济实力对于其他阶层无异于登天，于是在他们心目中自己永远是无法成功的，也就永远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正面评价，这就使得他们对生活产生了无力、无助和幻灭感。这也使得所有的社会声望都集中在富人阶层，其他阶层无论怎么做，都得不到他人的承认。就竞争标准而言，富人阶层定的标准，如人情竞争的标准，是为富人量身定做的，其他阶层的人难以达到。于是他们索性就退出村庄的社会性竞争，不再希图在村庄中获得面子、价值和荣耀。
富人阶层对其他阶层的排斥，造成了对后者自尊心的普遍伤害。自尊心或有尊严的生活，是一个人活着的目标和动力，在农村往往表现为一股“气”，即“阶层怨恨”。人最不能忍受的不是贫穷，而是被人看不起。被伤害了自尊心，就会“气得要死”，就会为了一口气而抗争。富人阶层的排斥突破了其他阶层的底线尊严，积聚了一股很深的怨气。根据笔者调查，在沿海农村的许多上访、群体性行动中，参与的村民不一定受到了富人阶层及由其充任的村干部的具体侵权，只是心中对富人阶层的一股“气”要宣泄。从这个意义上说，下层农民的上访、群体性行动是抗争，但不是对侵权的抗争，而是对侵犯尊严的抗争。
富人阶层的排斥与下层阶层的抗争，是典型的阶层对立关系。阶层间的对立容易产生阶层矛盾和阶层冲突，造成村庄分裂和乡村治理的困境。
五、结论
以上论述揭示，在不同村庄或不同区域农村的村庄，阶层关系的性质和状况是有差异的，而造成这一点的原因主要是阶层间社会分化的程度不同。经济、声望和权力的分化是否带来了相应的社会交往的分化是本文分析的关键。当经济、声望和权力的分化较低，而相应的社会交往分化也较低时，或者当前者分化虽然较高，但村庄内部存在较强的平衡和整合分化的力量（典型的如血缘地缘关系）时，在这些村庄中社会交往的分化就较低，阶层关系具有合作性质。当经济、声望和权力的分化导致社会交往的分化呈现中度状态时，由于阶层间的攀比和相互比较而使得阶层关系带有明显的竞争性质，而当社会交往分化呈高度分化时，阶层间的对立性会主导阶层关系。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一个村庄只有一类阶层关系，可能在一个村庄中既存在阶层合作关系，也存在村庄阶层竞争关系，甚至还存在阶层对立关系，但是主导该村庄的阶层关系却可能只有一种。由于不同阶层关系的规模性、矛盾性及发生频率有差异，那些规模较大、矛盾深刻、发生频率高的阶层关系在村庄社会结构和阶层结构中影响较大，而成为主导性的阶层关系，支配、制约并决定那些影响较小的阶层关系，由此使得村庄整体的阶层关系明显地带上了它的性质和特征。譬如，在合作性质的阶层关系中，可能也存在阶层间的竞争关系，但竞争因为有合作的限制而不可能恶性发展，更多地是共同进步。因此，在考察农村阶层关系的性质和状况时，要区分不同阶层关系的重要程度、影响力大小，并对它们进行排序，以便准确地对阶层关系进行定性，有针对性的提出应对方案，使阶层关系更为和谐、阶层结构更加合理。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