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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消费的急速上升，教育消费在家庭消费中的比例也值得研究，如此迅速扩大的比例表明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后果，是本文所研究的主题。
关键词： 教育消费 恩格尔系数 教育平等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消费结构的变化有这样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早在2002年，一项对我国31座城市家庭的调查显示，教育支出已成为家庭支出中仅次于“日常消费”的第二大经常项目，上海、北京、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的居民家庭子女教育支出排在前4位，分别达到86亿元、84亿元、44亿元和40亿元。（《中国消费报》2002.3.1武晓黎文）
研究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的教育支出以平均每年29.3%的速度增长，明显快于家庭收入的增长，也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1999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用于教材及参考书、学杂费、托幼费、成人教育等费用为323元，是1990年的9.6倍。至2004年，5年间教育消费再上新高，主要增长高峰是2001年和2002年。前者年增36.8%，后者年增44.4%，两年教育消费累计增长近一倍。2003年教育消费增幅为3.4%，2004年前10个月教育消费增幅为3.5%。
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在学费最高水平时可谓是倾其所有来消费，在较低水平上也是要付出过半。而对于农村居民的影响就更加显著，可以说是长期处于负债进行教育消费的状态。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2936.4元，其中中部、西部农村居民收入为16156.63元，25629.35元，分别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1.6元）的34.14%，26.71%，为东部农村居民人均支配收入的34.45%，54.64%，绝对值相差30748.83元，21276.11元，2004年，城镇居民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消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96%，占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14.38%，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8.4%，占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11.33%。根据美国BLS提供的消费支出的统计数据，计算美国近几年的居民消费，教育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为1.6%—1.7%。与此相比，我国的教育消费可谓是天价。
如此普遍的、高昂的教育消费又会带来什么呢？它在彰显我国居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之外，引发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一、是否可以拉动内需的问题
在一些人看来，通过教育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是一个简便有效的方法。近年来我国的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教育消费的急速上升也的确拉动了内需，从整体上看，家庭教育支出增加会导致家庭总的消费数量增加，但是，在实际的情况中，在居民人均教育支出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其他各大类消费支出的增速都明显趋缓。这说明，过分扩大教育消费可能会对我国居民的其他消费产生较大的抑制作用，这违背了拉动内需的本质。
二、教育“恩格尔系数”大幅上升导致教育“基尼系数”增大
这里的教育“基尼系数”增大是对教育消费导致的教育机会、过程及结果的不平等的一种表述。尤其是在高中教育阶段，由于其既没有义务教育的法律保障，又没有高等教育的经济资助，家庭的教育消费能力差异必然会对高中教育的选择机会产生影响。在作为稀缺产品的高等教育阶段，尤其是高等教育开始收费后，接受这一教育机会更是依赖于家庭经济水平。经济情况较困难的家庭，尤其是广大农村家庭，就免不了陷入“家庭收入低—没钱投资教育—子女就业机会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家庭收入低”这样一个贫困代际传递的“怪圈”，这也被称为“教育消费型贫困”。
即便是接受了教育，高昂的教育消费仍然也会带来教育质量的不平等。不同的初高中甚至小学，有着不同的教育水平，这样就导致了择校费的诞生和越来越高。在高等教育中不平等现象更为明显，一项涉及37所不同层次高校、近7万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农民子女的比例随着院校层次的升高而降低，公务员、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则逐步升高。与1994年级学生相比，在1997年级学生中，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在高等教育中，以教育消费为基础的各种设备支出（如电脑）和额外培训（如各种资格证书）也对大学生的学习过程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贫困家庭的教育消费只能满足基本性支出，甚至还会出现问题，而富裕家庭在满足基本性支出之外，还可以进行大量的选择性支出和拓展性支出。
在当今的社会上，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教育结果直接决定个人的职业和社会地位，而过高的教育消费导致了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不平等，进而导致了教育结果的不平等。“子女从学校、课程到兴趣等方面所接受的不同教育，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家庭背景差异，而不是基于生理特点和自我努力的差异”，“经济、教育、社会三种不平等，在家庭的代际之间相互强化、不断传递，进而导致现有的社会分层开始代际复制和自我强化，社会不平等逐渐转变为累积性的不平等”。
三、过高的教育消费所得“贬值”
从过去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到现在的“知识改变命运”，绝大部分人想通过教育获得的无非是得到一份满意的职业以“摆脱贫困”或是“更上一层楼”。然而，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透露：“2007年，全国近500万高校毕业生中，至今仍然有10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日渐低落的起薪，日益困难的就业，对比着不断攀升的教育费用，有可能对一些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家庭形成强烈的反刺激，使其降低甚至放弃教育消费，而整个社会也有可能对教育调节社会贫富分化的功能失去信心。过高的教育费用，不仅会影响到一些优秀的贫困学子，使他们失去深造的机会，更有可能影响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影响到我国科技竞争力的提高与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李红伟.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消费实证研究［J］.教育与经济，2000，（4）.
［2］刘亚军.看看长春市居民的教育消费［J］.中国统计，2005，（4）.
［3］刘录护.家庭子女教育消费：社会不平等机制的微观建构［J］.辽宁教育研究，2007，（2）.
［4］张国卫.农村致贫新解：教育消费型贫困［N］.检察日报，2006.9.8.
［5］刘录护.家庭子女教育消费：社会不平等机制的微观建构［J］.辽宁教育研究，2007，（2）.
［6］王俊秀.注意：中国家庭的教育投入可能出现拐点［J］.成才之路，2008，（14）.
关键词： 教育消费 恩格尔系数 教育平等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消费结构的变化有这样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早在2002年，一项对我国31座城市家庭的调查显示，教育支出已成为家庭支出中仅次于“日常消费”的第二大经常项目，上海、北京、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的居民家庭子女教育支出排在前4位，分别达到86亿元、84亿元、44亿元和40亿元。（《中国消费报》2002.3.1武晓黎文）
研究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的教育支出以平均每年29.3%的速度增长，明显快于家庭收入的增长，也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1999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用于教材及参考书、学杂费、托幼费、成人教育等费用为323元，是1990年的9.6倍。至2004年，5年间教育消费再上新高，主要增长高峰是2001年和2002年。前者年增36.8%，后者年增44.4%，两年教育消费累计增长近一倍。2003年教育消费增幅为3.4%，2004年前10个月教育消费增幅为3.5%。
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在学费最高水平时可谓是倾其所有来消费，在较低水平上也是要付出过半。而对于农村居民的影响就更加显著，可以说是长期处于负债进行教育消费的状态。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2936.4元，其中中部、西部农村居民收入为16156.63元，25629.35元，分别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1.6元）的34.14%，26.71%，为东部农村居民人均支配收入的34.45%，54.64%，绝对值相差30748.83元，21276.11元，2004年，城镇居民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消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96%，占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14.38%，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8.4%，占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11.33%。根据美国BLS提供的消费支出的统计数据，计算美国近几年的居民消费，教育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为1.6%—1.7%。与此相比，我国的教育消费可谓是天价。
如此普遍的、高昂的教育消费又会带来什么呢？它在彰显我国居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之外，引发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一、是否可以拉动内需的问题
在一些人看来，通过教育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是一个简便有效的方法。近年来我国的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教育消费的急速上升也的确拉动了内需，从整体上看，家庭教育支出增加会导致家庭总的消费数量增加，但是，在实际的情况中，在居民人均教育支出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其他各大类消费支出的增速都明显趋缓。这说明，过分扩大教育消费可能会对我国居民的其他消费产生较大的抑制作用，这违背了拉动内需的本质。
二、教育“恩格尔系数”大幅上升导致教育“基尼系数”增大
这里的教育“基尼系数”增大是对教育消费导致的教育机会、过程及结果的不平等的一种表述。尤其是在高中教育阶段，由于其既没有义务教育的法律保障，又没有高等教育的经济资助，家庭的教育消费能力差异必然会对高中教育的选择机会产生影响。在作为稀缺产品的高等教育阶段，尤其是高等教育开始收费后，接受这一教育机会更是依赖于家庭经济水平。经济情况较困难的家庭，尤其是广大农村家庭，就免不了陷入“家庭收入低—没钱投资教育—子女就业机会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家庭收入低”这样一个贫困代际传递的“怪圈”，这也被称为“教育消费型贫困”。
即便是接受了教育，高昂的教育消费仍然也会带来教育质量的不平等。不同的初高中甚至小学，有着不同的教育水平，这样就导致了择校费的诞生和越来越高。在高等教育中不平等现象更为明显，一项涉及37所不同层次高校、近7万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农民子女的比例随着院校层次的升高而降低，公务员、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则逐步升高。与1994年级学生相比，在1997年级学生中，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在高等教育中，以教育消费为基础的各种设备支出（如电脑）和额外培训（如各种资格证书）也对大学生的学习过程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贫困家庭的教育消费只能满足基本性支出，甚至还会出现问题，而富裕家庭在满足基本性支出之外，还可以进行大量的选择性支出和拓展性支出。
在当今的社会上，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教育结果直接决定个人的职业和社会地位，而过高的教育消费导致了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不平等，进而导致了教育结果的不平等。“子女从学校、课程到兴趣等方面所接受的不同教育，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家庭背景差异，而不是基于生理特点和自我努力的差异”，“经济、教育、社会三种不平等，在家庭的代际之间相互强化、不断传递，进而导致现有的社会分层开始代际复制和自我强化，社会不平等逐渐转变为累积性的不平等”。
三、过高的教育消费所得“贬值”
从过去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到现在的“知识改变命运”，绝大部分人想通过教育获得的无非是得到一份满意的职业以“摆脱贫困”或是“更上一层楼”。然而，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透露：“2007年，全国近500万高校毕业生中，至今仍然有10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日渐低落的起薪，日益困难的就业，对比着不断攀升的教育费用，有可能对一些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家庭形成强烈的反刺激，使其降低甚至放弃教育消费，而整个社会也有可能对教育调节社会贫富分化的功能失去信心。过高的教育费用，不仅会影响到一些优秀的贫困学子，使他们失去深造的机会，更有可能影响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影响到我国科技竞争力的提高与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李红伟.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消费实证研究［J］.教育与经济，2000，（4）.
［2］刘亚军.看看长春市居民的教育消费［J］.中国统计，2005，（4）.
［3］刘录护.家庭子女教育消费：社会不平等机制的微观建构［J］.辽宁教育研究，2007，（2）.
［4］张国卫.农村致贫新解：教育消费型贫困［N］.检察日报，2006.9.8.
［5］刘录护.家庭子女教育消费：社会不平等机制的微观建构［J］.辽宁教育研究，2007，（2）.
［6］王俊秀.注意：中国家庭的教育投入可能出现拐点［J］.成才之路，20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