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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记错，时间应该是1995年春夏之交，地点是济南。那正是我硕士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当时，济南的文化东路上有一家著名的书店，名曰“济南三联书店”，距离我就读的那家高校很近，只够散步之用。我不时要么独自一人，要么友朋二三，前去光顾，并且时有收获，不少书至今尚在书房。不记得是一个午后，还是某个黄昏，在那家书店，我偶然看到了东方出版社刚出版的《畜界 人界》，作者钟鸣。这个在中国重名太多的名字，此前并未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只知道眼下的钟鸣是个诗人，在成都生活，与当时业已名声大振的柏桦、张枣、欧阳江河、翟永明一道，被诗歌江湖称作“巴蜀五君”。当我翻开那本至今看来都装帧奢侈、纸张精美的书籍时，把我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即使以我当时粗浅的判断力，也能马上粗浅地断定：那是一部罕见的、独一无二的著作。二十一年多过去了，我认为我现在看得更加清楚：单就随笔写作而论，如果不说《畜界 人界》比肩于《野草》，起码也敢称共和国文学史上随笔写作中的第一名。
1997年冬，我开始试着和钟鸣通信。在此之前的几个月，我已经选定博士毕业论文大致的研究范围、主题、主旨，以及那时候我特别热衷的所谓理论目的（是否太不自量力了呢？）。这急需要钟鸣的帮助。自1995年以来，我借各种机会，读到了当时能够读到的钟鸣的许多诗作（比如《树巢》）、文章（比如《告别九十年代》、《窄门》）与文集（比如《徒步者随录》），自以为对他的“脾”性和“癖”性都有大致的了解，懵懵懂懂中自以为他可能会帮我。尤其是他收藏的各种当代文献，可以解我的博士毕业论文以燃眉之急。没想到，钟鸣很快就回信了，还为他那手漂亮的钢笔字感到抱歉，理由是他多年来一直用电脑写作，手写的文字很不得体，希望我能原谅。他在短信中反复强调，他愿意帮助我，“乐于效力。”
1998年初春，我从上海到达成都。那时的川西平原终日春雨绵绵，让人感伤，让人落寞，让人陷入并不漫长和复杂的回忆。很巧，我见到钟鸣的那天正好是妇女节。钟鸣长得英俊，但不太高大；声音洪亮，极为自信，却真挚诚恳，善解人意。这让我很感动，确信自己此前对他的所谓了解并非一厢情愿。在钟鸣地处水碾河的居所短暂停留后，他带我去一家街边的苍蝇馆子吃晚饭。那时，他已经辞职近五年，在穷困（而非穷苦）中，专心于多卷本大著《旁观者》的写作；我见到他时，此书正接近于全稿杀青。两个妇女用品在没有妇女陪伴的情况下，在妇女节那天，品尝了我们四川人最喜欢的几道菜：回锅肉、夫妻肺片、麻婆豆腐、凉拌折耳根……我记得钟鸣把没吃完的饭菜，全部打包带了回去。
我不仅从钟鸣处复印了很多资料，更让我多年后诧异的是，他竟然允许我拷贝他尚未修订完稿的、一百五十万字之多的《旁观者》。这件事越是时间靠后，越让马齿徒增的我感慨不已：只有足够真诚的人，只有真正热爱文学和学术的人，才会如此慷慨；才会如此原谅，甚至忽略一个穷学生的失礼和唐突。那时的拷贝工具，是一种学名“A盘”的东西，俗称软盘，1998年之后不多时，就已经永久性地死去。可能是因为格式问题，我的电脑打不开钟鸣拷贝给我的“A盘”。我电话求救，他居然快递给我纯文本格式的《旁观者》。而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快递为何物，也搞不清楚，祖国曾经遍地开花的镖局，何时进入了速递时代。尚未出版的《旁观者》为我其后的毕业论文提供了太多的东西，关于这一点，钟鸣和我都心中有数；我对他的感激，他可能也会心中有数。
1999年元旦，大連富豪、诗人麦城邀请钟鸣，还有当时尚居成都、刚创立“白夜酒吧”的翟永明，来上海一游，顺便去一趟周庄（那时周庄刚成名不久）。因为钟鸣的缘故，我也在被邀请之列。记得那次同游上海和周庄的人，除了麦城带来的大连朋友，尚有吴俊、曹元勇，以及刚从祖国的看守所或密室重新归来的陈东东。彼时，钟鸣刚出版《旁观者》，一部至今被批评界、学术界忽略和遗忘的伟大著作。钟鸣为此得了一笔不菲的稿酬，传说有接近二十万之多。看得出来，他因为走出了五年写作生涯的清苦，心情颇为愉快。同行的人都为他高兴。
1999年7月，我到设立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报到，正式成为“北漂”一族，过上了舌耕只为稻粮谋的黯淡生涯（称失败者生涯或许更干脆、更直撇）。是年国庆节，孙文波从成都来京，说起曾经的好友钟鸣时，居然咂舌不止。原来，钟鸣靠那笔稿费，买了一部国产小奥托，无师自通地当起了古董商，短短十个月不到，竟然成了“数百万富翁”（孙氏原话如此）！彼时，还有幸“为人类写作靠老婆养活”的孙文波，面对神迹一般的成功事例，又岂能不无善意地羡慕、嫉妒、恨呢？
此类消息不时在江湖上流传，我也时有耳食。若干年下来，给我的大致印象是：钟鸣的古董生意越做越大，差不多已经成为真资格的大款。我有些落寞，心中不乏恨恨，也不免恨恨。一入生意场，就像“一入侯门”，都称得上“深似海”啦，难有抽身而出的时候，写作之于钟鸣，怕是该结束了吧。自1999年元旦以后大约十年时间，我们没有任何交往（除了2002年初，我把刚出版的博士论文邮寄给他）。大约到了2009年3月，《十月》杂志的副主编宁肯兄向我约稿。为鼓励我，肯兄说，你可以读一下《十月》这年第二期钟鸣的《涂鸦手记》，也许能给你启发。“你就好好给我写吧。”肯兄最后诱惑我说。记得那天是又一届硕士新生的入学面试，我趁中途休息，去了隔壁的学院资料室，见到了《涂鸦手记》，并将杂志借了出来。我急切地读了开头两段，就完全可以判断：十年过去了，钟鸣的文字更繁复、更老道，像是陈年火腿，更醇厚，更有嚼劲。回到面试现场，我跟一同参与面试工作的张枣说起了钟鸣的新作。枣哥轻描淡写地说，这不奇怪，钟鸣一直在写作，无论是诗，还是随笔，都从未放下。当天，我通过别的渠道，找到了钟鸣的邮箱，给他发了第一封邮件（我直到2000年才会上网）。我告诉他：您还在写作，是我们这些文学人的福音。此话听上去很矫情、很煽情，但我至今不准备收回。
钟鸣是那种干什么都能成什么的当代奇人，就我目力所及之处，尚未见到第二个（也许是我目力太弱之故？）。他用了十年时间收集文物、买卖古董、筹建主题博物馆，一边拯救自己曾经穷困的生活，一边暗中写作，渐渐走上了以出土文物研究中国上古史的道路。钟鸣认为：百余年来，尤其是自“疑古学派”以来，中国的上古史研究一塌糊涂，现在，正可由他拨乱反正。他暗自期许为罗振玉、王国维那样的学者，有一股天之将降大任于其身的豪情，渴望着扭转乾坤。我对这个领域完全外行，对钟鸣的想法不敢置喙，却愿意欣赏他一以贯之的豪情，相信他绝非无理狂妄之人，唯有祝愿他心想事成。 2009年10月，由钟鸣牵头的学术会议——“三星堆与古彝文探源”——在西昌召开。钟鸣居然邀请我这个彻头彻尾的外行与会，希望我能在他的领导下，为中国上古史研究并肩战斗。我参加了邛海之滨的会议，但主要是为了再见钟鸣，其次是为了增长见识，未曾有染指陌生领域的丝毫歹念。他一如既往的豪迈、自信、大嗓门和诚恳。紧接着，是《涂鸦手记》在同年稍晚时间的出版，也是一如既往的奢华、装帧精美、内容的匪夷所思和思维的天马行空。十年后，一个体量更为庞大的钟鸣重新出现在我面前。我感到很幸运，也很激动，还很感慨。我私下里愿意垄断他：他是那种只为我辈而生的人物。
2010年7月，我的学生曹梦琰正在准备硕士毕业论文，我指定她的研究课题就是“巴蜀五君”。那时，张枣刚刚在德国故去，翟永明、欧阳江河客居京华，钟鸣和柏桦长居蓉城。我让梦琰等人暑假天去成都采访钟、柏二氏，为翌年初夏必须完稿的论文写作夯实基础。令人感动的是，钟鸣早已做好了准备，在他摆满古董的家里，对他们滔滔不绝地讲了整整一个下午，纵论诗歌与人，纵论天下学问，俾倪天下人物。其派头，真称得上大气磅礴，挥斥方遒。梦琰录音整理后的文字，竟然超过了三万；而他们几个人提出的问话，却仅有区区数百字。不用说，这个访谈对梦琰的硕士论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人各有缘。所谓“缘”，也许正是广泛出没于天下民人口中的“命”。我因为接触钟鸣的文字，继而接触钟鸣其人，继而窥见他深不可测的境界、淹博的学问与思绪，还有大气磅礴的诗篇，我的学生因我继而接触到他并试着理解他，有类于古人所谓的薪火相传，都是天命和冥冥定数使然。我不敢说，由我编选“钟鸣研究资料集”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但如果说，由我来编选它是合适的事情，也许所言不虚，并未大言欺人。
2
眼下，能够找到的有关钟鸣数量不多的研究文字，主要集中在诗歌方面，但诗歌仅仅是钟鸣所有艺术/学术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虽然很有可能是他极为看重的一部分。这种境况之得来，既与钟鸣自身的复杂性有关，也跟他涉猎过广和过于超前有关，当然，还跟批评界的无能、浮躁、胆怯、犬儒和伦理失范有关。而目下能找到有关钟鸣诗歌方面的研究资料，最早并且较成建制的，反倒出自于美国人Wendy Larson之手，题作“当代中国诗歌的唯美与色情情调”，译者为钟鸣的好友张枣，汉语译文发表于北岛在海外主编的《今天》杂志1993年第3期。这篇短文主要是以钟鸣和另外几个中国诗人为例，探讨当代汉语诗歌中某些较为打眼的特质，钟鸣等人以及他们的诗作，更主要是起到了道具的作用，个人化的色彩很淡。真正意义上第一篇专门探讨钟鸣诗歌的文章，出自于德国人Susanne G0Be之手，德文题作Intertextualitāt und Virtueiies Ggedāchtnis in zeitgenOssischer chinesischer Lyrik，时在1999年；英译本题作The Poetics of Memory，译者王虎。很奇怪，英译本问世反倒早于德文原本，时在1998年，不清楚是何种原因造成了这等局面，但也由此可知，德文原本的完成时间绝不会晚于1998年；汉译本题作“记忆诗学”。Susanne G0Be的文章篇幅很长，很可能带有德国人的偏见或睿智，却至今仍然算得上钟鸣诗歌研究领域内的杰作，这也是眼下这本研究资料集以“记忆诗学”为主标题的原因所在。
钟鸣是我的博士论文重点照看的研究对象。虽然在整个博士论文中对他都时有道及，但更主要的，却集中在论文下篇的第一章和第四章中，并且两章都是对钟鸣的专门论述。第一章原题“强人时代（上）”，收入本书时，更名为“诗歌写作在1990年代的伦理任务”；第四章题为“椅子和树”，收入本书时，保持了原来的题目。它们分别被写于1998年冬天和1999年春天，算是比较早的有关钟鸣的研究文字，并且涉及到他復杂难缠的随笔写作。在当代批评界，秦晓宇也许是对钟鸣极为看重的极少数人中的一个。晓宇2009年开始写作的长篇诗学巨著《玉梯》，把很大的篇幅让给了钟鸣，并且极具慧眼，妙论迭出。这本书和这篇文章，也许有搭救诗歌批评于坏名声的作用，总算为当代中国诗歌批评争得了颜面。梦琰在2011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和201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对钟鸣之诗都有专门论述，分别题名为“恍惚与界限之间的身体：钟鸣论”、“身体与声音：钟鸣诗歌中的繁复与变形”，有一个女批评家特有的那种敏感、独到、智慧和细腻，算得上更年轻的一辈人试图理解钟鸣的典范之作。2014年底，我的专著《艺术与垃圾》以专门论述钟鸣作为结尾一章，题作“论知音”，后来单篇发表时题作“我们和我的变奏：钟鸣论”。虽说此文是专著的组成部分，有所谓问题意识上的急迫性，也有专著本身急需的逻辑，还有在结构上担负的重任，但暗中却有向钟鸣致歉的意思在内——批评界欠钟鸣太多了，能还一点债务就算少了一点债务。
钟鸣首先以诗名世，继而以随笔大家的身份独步文坛，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他的批评工作。在当今批评界，钟鸣算得上真正的、不多的几位批评大家之一，这在明眼人那里没有不被承认的。现在看起来，人们对他的诗总算慢慢重视起来，评价也大有看涨之势，但对他的随笔、批评和学术工作（尤其是学术工作），却甚少道及；除了极少数的知音、朋辈对他的随笔偶尔发言外，便什么也没有了。本书所收朱琺、冷霜、西闪诸君的文字，都是对钟氏随笔的妙论，文字虽短，但在在都是知言和真言，显得更为珍贵。
3
记得二十多年前，曾读到过一位美国汉学家的文章。大意是，江浙一带的文人无需离开故土，都能获得全国性的名声；四川文人如果不走出盆地，即使水平很高，也较难获得像样的声望。比较一下马一浮和廖季平，比较一下巴金和李劼人，便不能不说这位美国人眼光独到。这种情况即使在所谓全球化时代，似乎也不全然例外。以钟鸣之博学和睿智，并非不知道此中奥秘，但他是那种罕见的，终身不愿离川居住的四川文人。不知道他的不被理解和不被了解，是否真的与此有关？
好在还有真挚的友情和真正的推崇者存在。本书第一辑所收的几篇短文，就出自钟鸣多年的朋友之手：翟永明、柏桦、王寅、李中茂、洁尘。与其说他们在研究钟鸣的作品，不如说这些生动、诚挚的文字，在向不熟悉钟鸣的读者生动、诚挚地介绍钟鸣其人其文。相信这些令人感动的文字虽然篇幅不大，但用于勾勒钟鸣的形象已经足够了。本书所收秋华撰写的文章，是我在网上偶然看到的，以我的观察，此文对钟鸣的著作的出版史有准确的考察。我至今不知道秋华是谁，但他（或她？）肯定是钟鸣的粉丝。我不打招呼，就使用了他（或她？）的文章，估计不会有版权之争。此处得向这位陌生的朋友致敬。
2010年秋，《畜界 人界》再版，朋友们在成都宽巷子的“白夜酒吧”为钟鸣搞了一个首发式，洁尘女士是主持人。张闳、冷霜和我作为嘉宾，参与了整个过程。座中有记者问我，既然你对钟鸣评价那么高，你能告诉我们在座的，钟鸣都影响了哪些人吗？我只好告诉这位记者，钟鸣没什么影响，他只是影响了我们这些喜欢艺术和渴望思考的少数人。这本研究资料集，就是献给那些喜欢钟鸣的人，那些尚不知名姓、尚不知身在何处的同类与同好。
最后，要感谢我的学生万冲、王辰龙在搜集资料方面给予的帮助；要感谢翟永明、洁尘、秦晓宇、西闪、朱琺的慷慨大度。他们为这本薄薄的文集付出的劳动令我感动。
如果没有记错，时间应该是1995年春夏之交，地点是济南。那正是我硕士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当时，济南的文化东路上有一家著名的书店，名曰“济南三联书店”，距离我就读的那家高校很近，只够散步之用。我不时要么独自一人，要么友朋二三，前去光顾，并且时有收获，不少书至今尚在书房。不记得是一个午后，还是某个黄昏，在那家书店，我偶然看到了东方出版社刚出版的《畜界 人界》，作者钟鸣。这个在中国重名太多的名字，此前并未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只知道眼下的钟鸣是个诗人，在成都生活，与当时业已名声大振的柏桦、张枣、欧阳江河、翟永明一道，被诗歌江湖称作“巴蜀五君”。当我翻开那本至今看来都装帧奢侈、纸张精美的书籍时，把我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即使以我当时粗浅的判断力，也能马上粗浅地断定：那是一部罕见的、独一无二的著作。二十一年多过去了，我认为我现在看得更加清楚：单就随笔写作而论，如果不说《畜界 人界》比肩于《野草》，起码也敢称共和国文学史上随笔写作中的第一名。
1997年冬，我开始试着和钟鸣通信。在此之前的几个月，我已经选定博士毕业论文大致的研究范围、主题、主旨，以及那时候我特别热衷的所谓理论目的（是否太不自量力了呢？）。这急需要钟鸣的帮助。自1995年以来，我借各种机会，读到了当时能够读到的钟鸣的许多诗作（比如《树巢》）、文章（比如《告别九十年代》、《窄门》）与文集（比如《徒步者随录》），自以为对他的“脾”性和“癖”性都有大致的了解，懵懵懂懂中自以为他可能会帮我。尤其是他收藏的各种当代文献，可以解我的博士毕业论文以燃眉之急。没想到，钟鸣很快就回信了，还为他那手漂亮的钢笔字感到抱歉，理由是他多年来一直用电脑写作，手写的文字很不得体，希望我能原谅。他在短信中反复强调，他愿意帮助我，“乐于效力。”
1998年初春，我从上海到达成都。那时的川西平原终日春雨绵绵，让人感伤，让人落寞，让人陷入并不漫长和复杂的回忆。很巧，我见到钟鸣的那天正好是妇女节。钟鸣长得英俊，但不太高大；声音洪亮，极为自信，却真挚诚恳，善解人意。这让我很感动，确信自己此前对他的所谓了解并非一厢情愿。在钟鸣地处水碾河的居所短暂停留后，他带我去一家街边的苍蝇馆子吃晚饭。那时，他已经辞职近五年，在穷困（而非穷苦）中，专心于多卷本大著《旁观者》的写作；我见到他时，此书正接近于全稿杀青。两个妇女用品在没有妇女陪伴的情况下，在妇女节那天，品尝了我们四川人最喜欢的几道菜：回锅肉、夫妻肺片、麻婆豆腐、凉拌折耳根……我记得钟鸣把没吃完的饭菜，全部打包带了回去。
我不仅从钟鸣处复印了很多资料，更让我多年后诧异的是，他竟然允许我拷贝他尚未修订完稿的、一百五十万字之多的《旁观者》。这件事越是时间靠后，越让马齿徒增的我感慨不已：只有足够真诚的人，只有真正热爱文学和学术的人，才会如此慷慨；才会如此原谅，甚至忽略一个穷学生的失礼和唐突。那时的拷贝工具，是一种学名“A盘”的东西，俗称软盘，1998年之后不多时，就已经永久性地死去。可能是因为格式问题，我的电脑打不开钟鸣拷贝给我的“A盘”。我电话求救，他居然快递给我纯文本格式的《旁观者》。而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快递为何物，也搞不清楚，祖国曾经遍地开花的镖局，何时进入了速递时代。尚未出版的《旁观者》为我其后的毕业论文提供了太多的东西，关于这一点，钟鸣和我都心中有数；我对他的感激，他可能也会心中有数。
1999年元旦，大連富豪、诗人麦城邀请钟鸣，还有当时尚居成都、刚创立“白夜酒吧”的翟永明，来上海一游，顺便去一趟周庄（那时周庄刚成名不久）。因为钟鸣的缘故，我也在被邀请之列。记得那次同游上海和周庄的人，除了麦城带来的大连朋友，尚有吴俊、曹元勇，以及刚从祖国的看守所或密室重新归来的陈东东。彼时，钟鸣刚出版《旁观者》，一部至今被批评界、学术界忽略和遗忘的伟大著作。钟鸣为此得了一笔不菲的稿酬，传说有接近二十万之多。看得出来，他因为走出了五年写作生涯的清苦，心情颇为愉快。同行的人都为他高兴。
1999年7月，我到设立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报到，正式成为“北漂”一族，过上了舌耕只为稻粮谋的黯淡生涯（称失败者生涯或许更干脆、更直撇）。是年国庆节，孙文波从成都来京，说起曾经的好友钟鸣时，居然咂舌不止。原来，钟鸣靠那笔稿费，买了一部国产小奥托，无师自通地当起了古董商，短短十个月不到，竟然成了“数百万富翁”（孙氏原话如此）！彼时，还有幸“为人类写作靠老婆养活”的孙文波，面对神迹一般的成功事例，又岂能不无善意地羡慕、嫉妒、恨呢？
此类消息不时在江湖上流传，我也时有耳食。若干年下来，给我的大致印象是：钟鸣的古董生意越做越大，差不多已经成为真资格的大款。我有些落寞，心中不乏恨恨，也不免恨恨。一入生意场，就像“一入侯门”，都称得上“深似海”啦，难有抽身而出的时候，写作之于钟鸣，怕是该结束了吧。自1999年元旦以后大约十年时间，我们没有任何交往（除了2002年初，我把刚出版的博士论文邮寄给他）。大约到了2009年3月，《十月》杂志的副主编宁肯兄向我约稿。为鼓励我，肯兄说，你可以读一下《十月》这年第二期钟鸣的《涂鸦手记》，也许能给你启发。“你就好好给我写吧。”肯兄最后诱惑我说。记得那天是又一届硕士新生的入学面试，我趁中途休息，去了隔壁的学院资料室，见到了《涂鸦手记》，并将杂志借了出来。我急切地读了开头两段，就完全可以判断：十年过去了，钟鸣的文字更繁复、更老道，像是陈年火腿，更醇厚，更有嚼劲。回到面试现场，我跟一同参与面试工作的张枣说起了钟鸣的新作。枣哥轻描淡写地说，这不奇怪，钟鸣一直在写作，无论是诗，还是随笔，都从未放下。当天，我通过别的渠道，找到了钟鸣的邮箱，给他发了第一封邮件（我直到2000年才会上网）。我告诉他：您还在写作，是我们这些文学人的福音。此话听上去很矫情、很煽情，但我至今不准备收回。
钟鸣是那种干什么都能成什么的当代奇人，就我目力所及之处，尚未见到第二个（也许是我目力太弱之故？）。他用了十年时间收集文物、买卖古董、筹建主题博物馆，一边拯救自己曾经穷困的生活，一边暗中写作，渐渐走上了以出土文物研究中国上古史的道路。钟鸣认为：百余年来，尤其是自“疑古学派”以来，中国的上古史研究一塌糊涂，现在，正可由他拨乱反正。他暗自期许为罗振玉、王国维那样的学者，有一股天之将降大任于其身的豪情，渴望着扭转乾坤。我对这个领域完全外行，对钟鸣的想法不敢置喙，却愿意欣赏他一以贯之的豪情，相信他绝非无理狂妄之人，唯有祝愿他心想事成。 2009年10月，由钟鸣牵头的学术会议——“三星堆与古彝文探源”——在西昌召开。钟鸣居然邀请我这个彻头彻尾的外行与会，希望我能在他的领导下，为中国上古史研究并肩战斗。我参加了邛海之滨的会议，但主要是为了再见钟鸣，其次是为了增长见识，未曾有染指陌生领域的丝毫歹念。他一如既往的豪迈、自信、大嗓门和诚恳。紧接着，是《涂鸦手记》在同年稍晚时间的出版，也是一如既往的奢华、装帧精美、内容的匪夷所思和思维的天马行空。十年后，一个体量更为庞大的钟鸣重新出现在我面前。我感到很幸运，也很激动，还很感慨。我私下里愿意垄断他：他是那种只为我辈而生的人物。
2010年7月，我的学生曹梦琰正在准备硕士毕业论文，我指定她的研究课题就是“巴蜀五君”。那时，张枣刚刚在德国故去，翟永明、欧阳江河客居京华，钟鸣和柏桦长居蓉城。我让梦琰等人暑假天去成都采访钟、柏二氏，为翌年初夏必须完稿的论文写作夯实基础。令人感动的是，钟鸣早已做好了准备，在他摆满古董的家里，对他们滔滔不绝地讲了整整一个下午，纵论诗歌与人，纵论天下学问，俾倪天下人物。其派头，真称得上大气磅礴，挥斥方遒。梦琰录音整理后的文字，竟然超过了三万；而他们几个人提出的问话，却仅有区区数百字。不用说，这个访谈对梦琰的硕士论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人各有缘。所谓“缘”，也许正是广泛出没于天下民人口中的“命”。我因为接触钟鸣的文字，继而接触钟鸣其人，继而窥见他深不可测的境界、淹博的学问与思绪，还有大气磅礴的诗篇，我的学生因我继而接触到他并试着理解他，有类于古人所谓的薪火相传，都是天命和冥冥定数使然。我不敢说，由我编选“钟鸣研究资料集”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但如果说，由我来编选它是合适的事情，也许所言不虚，并未大言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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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能够找到的有关钟鸣数量不多的研究文字，主要集中在诗歌方面，但诗歌仅仅是钟鸣所有艺术/学术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虽然很有可能是他极为看重的一部分。这种境况之得来，既与钟鸣自身的复杂性有关，也跟他涉猎过广和过于超前有关，当然，还跟批评界的无能、浮躁、胆怯、犬儒和伦理失范有关。而目下能找到有关钟鸣诗歌方面的研究资料，最早并且较成建制的，反倒出自于美国人Wendy Larson之手，题作“当代中国诗歌的唯美与色情情调”，译者为钟鸣的好友张枣，汉语译文发表于北岛在海外主编的《今天》杂志1993年第3期。这篇短文主要是以钟鸣和另外几个中国诗人为例，探讨当代汉语诗歌中某些较为打眼的特质，钟鸣等人以及他们的诗作，更主要是起到了道具的作用，个人化的色彩很淡。真正意义上第一篇专门探讨钟鸣诗歌的文章，出自于德国人Susanne G0Be之手，德文题作Intertextualitāt und Virtueiies Ggedāchtnis in zeitgenOssischer chinesischer Lyrik，时在1999年；英译本题作The Poetics of Memory，译者王虎。很奇怪，英译本问世反倒早于德文原本，时在1998年，不清楚是何种原因造成了这等局面，但也由此可知，德文原本的完成时间绝不会晚于1998年；汉译本题作“记忆诗学”。Susanne G0Be的文章篇幅很长，很可能带有德国人的偏见或睿智，却至今仍然算得上钟鸣诗歌研究领域内的杰作，这也是眼下这本研究资料集以“记忆诗学”为主标题的原因所在。
钟鸣是我的博士论文重点照看的研究对象。虽然在整个博士论文中对他都时有道及，但更主要的，却集中在论文下篇的第一章和第四章中，并且两章都是对钟鸣的专门论述。第一章原题“强人时代（上）”，收入本书时，更名为“诗歌写作在1990年代的伦理任务”；第四章题为“椅子和树”，收入本书时，保持了原来的题目。它们分别被写于1998年冬天和1999年春天，算是比较早的有关钟鸣的研究文字，并且涉及到他復杂难缠的随笔写作。在当代批评界，秦晓宇也许是对钟鸣极为看重的极少数人中的一个。晓宇2009年开始写作的长篇诗学巨著《玉梯》，把很大的篇幅让给了钟鸣，并且极具慧眼，妙论迭出。这本书和这篇文章，也许有搭救诗歌批评于坏名声的作用，总算为当代中国诗歌批评争得了颜面。梦琰在2011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和201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对钟鸣之诗都有专门论述，分别题名为“恍惚与界限之间的身体：钟鸣论”、“身体与声音：钟鸣诗歌中的繁复与变形”，有一个女批评家特有的那种敏感、独到、智慧和细腻，算得上更年轻的一辈人试图理解钟鸣的典范之作。2014年底，我的专著《艺术与垃圾》以专门论述钟鸣作为结尾一章，题作“论知音”，后来单篇发表时题作“我们和我的变奏：钟鸣论”。虽说此文是专著的组成部分，有所谓问题意识上的急迫性，也有专著本身急需的逻辑，还有在结构上担负的重任，但暗中却有向钟鸣致歉的意思在内——批评界欠钟鸣太多了，能还一点债务就算少了一点债务。
钟鸣首先以诗名世，继而以随笔大家的身份独步文坛，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他的批评工作。在当今批评界，钟鸣算得上真正的、不多的几位批评大家之一，这在明眼人那里没有不被承认的。现在看起来，人们对他的诗总算慢慢重视起来，评价也大有看涨之势，但对他的随笔、批评和学术工作（尤其是学术工作），却甚少道及；除了极少数的知音、朋辈对他的随笔偶尔发言外，便什么也没有了。本书所收朱琺、冷霜、西闪诸君的文字，都是对钟氏随笔的妙论，文字虽短，但在在都是知言和真言，显得更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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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二十多年前，曾读到过一位美国汉学家的文章。大意是，江浙一带的文人无需离开故土，都能获得全国性的名声；四川文人如果不走出盆地，即使水平很高，也较难获得像样的声望。比较一下马一浮和廖季平，比较一下巴金和李劼人，便不能不说这位美国人眼光独到。这种情况即使在所谓全球化时代，似乎也不全然例外。以钟鸣之博学和睿智，并非不知道此中奥秘，但他是那种罕见的，终身不愿离川居住的四川文人。不知道他的不被理解和不被了解，是否真的与此有关？
好在还有真挚的友情和真正的推崇者存在。本书第一辑所收的几篇短文，就出自钟鸣多年的朋友之手：翟永明、柏桦、王寅、李中茂、洁尘。与其说他们在研究钟鸣的作品，不如说这些生动、诚挚的文字，在向不熟悉钟鸣的读者生动、诚挚地介绍钟鸣其人其文。相信这些令人感动的文字虽然篇幅不大，但用于勾勒钟鸣的形象已经足够了。本书所收秋华撰写的文章，是我在网上偶然看到的，以我的观察，此文对钟鸣的著作的出版史有准确的考察。我至今不知道秋华是谁，但他（或她？）肯定是钟鸣的粉丝。我不打招呼，就使用了他（或她？）的文章，估计不会有版权之争。此处得向这位陌生的朋友致敬。
2010年秋，《畜界 人界》再版，朋友们在成都宽巷子的“白夜酒吧”为钟鸣搞了一个首发式，洁尘女士是主持人。张闳、冷霜和我作为嘉宾，参与了整个过程。座中有记者问我，既然你对钟鸣评价那么高，你能告诉我们在座的，钟鸣都影响了哪些人吗？我只好告诉这位记者，钟鸣没什么影响，他只是影响了我们这些喜欢艺术和渴望思考的少数人。这本研究资料集，就是献给那些喜欢钟鸣的人，那些尚不知名姓、尚不知身在何处的同类与同好。
最后，要感谢我的学生万冲、王辰龙在搜集资料方面给予的帮助；要感谢翟永明、洁尘、秦晓宇、西闪、朱琺的慷慨大度。他们为这本薄薄的文集付出的劳动令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