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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语：谷禾老师好！离5月份海南诗人冷阳来京，我们和杨北城兄、杨奕黎导演等一帮人月光下闻着花香的聚谈已半年多了。好像一直再难见到您的影子，都忙些什么去了？
谷禾：基本上围着单位的事儿转吧。我们杂志人手少，一个人当两三个人用，案头的、事务的、活动的，等等，事无巨细都需要亲力亲为，大量的精力被动地消耗在上边，以诗歌之名的聚会就很少得闲参加了。
花语：您曾经说过“写诗就是自我向灵魂提问”，很显然，您是将“自我”与“灵魂”放置在了对立的位置。如果自我指的是承载肉体的本我，而灵魂指的是精神所秉持的方向和高度，我能否将这句话理解为：自己和自己开战？肉身对灵魂的挑衅？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吗？
谷禾：这个好像是N年前的一句信口胡说。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化的我存在着。举个例子说，当下一些热点的公共事件，你有无限的愤怒，如果让你任性表达，你很清楚自己能做出什么，但现实中的你往往选择沉默和遗忘，这两者之间往往相聚千里，有时候却又只隔一首诗。我从没有想过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这事儿，而且我觉得“开战”和“挑衅”都有些言重了。我们可以退一步，什么时候，灵魂的回答让你不脸红了，让你理直气壮了，我们的诗也许才真的有本我、有灵魂存在了。
花语：您生于端午节。众所周知，端午是老夫子屈原跳江的日子，端午节又称诗人节。作为在这样一个特别日子出生的诗人，您是否能感受了某种宿命？写诗源于何年？
谷禾：我是1989年开始写诗的。之前一年吧，学校分去了一个新毕业的大学生，他写诗，订了《诗歌报》和《星星》，又忙于恋爱，无暇阅读，被我顺手拿去看了，就觉得那些玩意儿如果是诗歌，我也是可以写的。之后就开始学着写诗了。那时候，海子式的“麦子诗”大面积流行，我第一首诗《一颗麦子停在我们的掌心》发表在河南的《中原》杂志上。我记得当时是一个诗赛，入围的诗人自己投票从200多首选出20首等级奖作品，我得了3等奖，100元奖金是我当时我1个月的工资。对初学写诗的我是莫大的鼓励。至于宿命什么的，我觉着自己只是碰巧出生在那一天，即使在今天，我之于诗歌，也不过是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的家伙罢了。再过几天就是2017年了，孔夫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如果真有天命存在，我的天命就是在剩下的时间里能活得、写得更真实一些。也就如此而已。
花语：您从18岁起就开始在某乡镇中学教书，有14年的执教经验，能否说说这段过往？对14年的教师生涯，您怀有怎样的心绪和感情？！
谷禾：教师这个职业一方面是“太阳底下最光荣的职业”（夸美纽斯），一方面又是最清贫和吃累的职业。那个时候，我工作的小镇供销社的女营业员找男朋友的時候都先声明不找教师，但凡有可能，我的同事也大都选择了跳槽。我能坚持下来，是因为我确实热爱教师这个职业，喜欢那个年龄段的孩子们身上的单纯，另一方面，我一直任教的是毕业班，一本书教了十年。除了读课文，其他基本上不用课本了，再坚持下去，在我是一种重复劳动和光阴浪费。所以，我最后选择了出走。
花语：作为资深编辑，对于作者的投稿，您是否有严苛的规范和尺度？对于那些经验不足、才气尚缺但足够努力的人，是否会网开一面？
谷禾：历经近40年的积淀，《十月》已成为我国最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文学重镇，也是国内目前发行量最大的原创文学期刊之一，连续3届获得“国家期刊奖”、“国家新闻出版奖”，所刊发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多种重要文学奖项。同时，《十月》也有诸如“小说新干线”等扶持新人的栏目，但坦白地说，即使这样的栏目，门槛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不管你是名家还是新人，都必须拿出你最优秀的作品来。我个人除了负责杂志的诗歌栏目外，还负责西南四省市和广东、江苏两个省的散文和小说，如果你信任这本刊物，这本刊物的所有编辑也会和我一样认真对待你的信任，你是好作家、写了好作品，总会发出自己的光芒来的。
花语：您参加的是第19届青春诗会，除了您还有谁活跃在当今诗坛？您和他们这么多年是否保持着始终如一的亲密联系？当年您的辅导老师是谁？
谷禾：青春诗会对我当然是一段最美好的回忆，我们那一届青春诗会的参加者有雷平阳、哑石、苏历铭、路也、王夫刚、三子、谭克修、桑克、胡续东、黑枣、北野、宋晓杰、沙戈等人，他们是当代汉语诗歌最靓丽的风景之一，我和其中大部分诗友保持着联系。我喜欢他们的诗，更喜欢他们的人。另外，我们那届青春诗会可能是唯一没有改稿这道程序的，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林莽先生对我们的放纵和宽容，《诗刊》先把我们的诗发了，然后才去深圳开的诗会。我们共同的辅导老师是林莽先生，有人戏称我们为“林门子弟”，我觉得这个戏称挺好的。
花语：您出生于豫东平原一个名叫大周庄的美丽村庄，这个村庄给了您生命和无拘无束的童年，待您不薄，能描述一下这个对您来说是各种地理坐标的样子吗？
谷禾：我出生的大周庄地处淮河平原的深处。如果你这儿所指的是半个世纪前的“大周庄”，它完全可以担得起美丽这个词。这是一个居住着近3000人的大村子，村前村后流淌着清澈的河流，河里有岛屿、鱼虾、芦苇、野鸭、戏水的少年，趟过河水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那是庄家和野草静静生长的地方，少年撒野和玩乐的地方，村子里有简单生活的村民和缓慢的时光。但是现在的大周庄与那时候完全不同了，林立的小楼代替了曾经的草房，河流干涸，田园荒芜，塑料垃圾随风飞舞，大街小巷空空荡荡，狗比人多，村子里只剩下了晒太阳的老人。人心离散，村不为村。这是当下乡土的现实，也是大周庄的现实。
花语：您读过两个小学一年级，我读过两个高三，我们一帮不上进的废柴曾经很自豪地称留级为“挽庄”，说下您的屌丝童年，难忘的挽庄经过！
谷禾：我5岁去村里小学读书的时候，搬的是我母亲烧灶的小板凳，因为不懂规矩，课堂上乱讲话，只去了一天，就被老师以年龄太小为由赶回了家，第二年才正式入了学。这算是我的留级经历吧。我小时候调皮捣蛋，但又不太合群，经常给母亲对着干，搞得她咬牙切齿地对我动粗，动辄以饥饿来惩罚。我的童年是灰色的，它充满了孤独、苦涩和绝望。 花语：您有一次少时独自离家四公里去姥姥家给弟弟抓药的经历，穿过广大的原野回到家已是繁星满天，您怕鬼吗？或者你是否相信世上的鬼神之说？是否有冒险情节？
谷禾：小时候怕鬼啊，你也怕吧。成年后不太信这个了，我没有见过鬼，怕他干什么。我是有神论者，但这个神不是具体的释迦摩尼，或者穆罕默德或者上帝什么的，我理解它一种洞悉人类心灵的力量，是超人类的存在。它在时时提醒着人类，要敬畏自然，敬畏生命，与人为善，乐于爱人。
花语：您有一个优秀的女儿，她是怎么“练”出来的，她写诗吗？读您的诗吗？
谷禾：我有两个孩子，女儿是姐姐，儿子是弟弟。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我其实是没有说话资格的。因为从小到大，对他们的教育都是他们的妈妈操心的。如果有骄傲，这一份骄傲也应该是属于她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在孩子的成长中，要多给鼓励，多给信心，多给自由。我女儿大学读的是葡萄牙语翻译，去百度工作是做产品，现在写电影和小说。她有兴趣，我都会支持她。她也会读一些诗，但不太读我的，她欣赏的诗人是陈先发和倪湛舸，但自己不写。
花语：您特别喜欢谢默斯·希尼的诗歌并为他写过评论，请说下希尼诗歌最令您感动的部分？您心中的好诗是怎样的？
谷禾：希尼诗歌朴素和准确的表达，以及他处理日常生活经验的能力，都是我惊叹和追求的。他是我心中真正的大师级诗人。
这几点也是我衡量一首诗歌是否优秀的标准。
花语：或许是童年，及十四年的乡村教师生活曾深深影响过您，我看过你相当一部分描写乡村场景的诗歌，写得生动、真切、朴实、唯美又打动人心！您是否被城市的雾霾笼罩多年，还依然怀有后工业时代人们难以释怀的故乡情节？
谷禾：我生于乡村，也长于乡村，并在30岁之前一直工作在乡村。从我为稻粱谋和读书写作的屋子窗户望出去，眼前尽是无际的田野和雾霭掩映的村庄，教书和写作之余，我几乎天天在田野里转悠。周末就赶回村里帮父母耕地收割。可以说，我熟悉田野上的花开花落，周围村里人的喜怒哀乐，至少能从声音分辨出数十种鸟叫。那时的乡村光阴依然延续着几千年来的缓慢和艰辛，诸如拆迁、空心村等词语还十分陌生。换句话说，时代在前进，诗意也在延续，乡村残酷生存远不如今天让人铭心刻骨，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也從不怀疑海子和海子的模仿者们在彼时掀起的以麦子为主体意象的后浪漫主义乡村诗歌浪潮的真诚。
但时间来到今天，一切都不同了，诚如叶芝所言，“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我们眼见的事实是：更多的乡村正在从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消失了痕迹，残存下来的乡村，要么在人去楼空的寂静里苟延残喘，要么在被一步步侵蚀和破坏，要么被重建为一个拙劣的复制品重新安置，即便侥幸偷生下来，村子仍是那个村子，道路还是那条道路，树木还是那棵树木，但几千年积淀和延续下来的乡村秩序和伦理已经被颠覆和破坏殆尽。乡村支离破碎，乡愁何处安放？这才是最让人欲哭无泪的乡村现实。
考察中国诗歌乡村书写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同时代的很多诗人们写下的诗篇，大多仍然驻留在对乡村的外部表征的书写，并没有完成对从古典的陶渊明式的“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曹操式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孟浩然式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杜甫式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及苏东坡式的“蔌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延续下来的传统乡村诗歌写作的超越。换句话说，诗人仍然在作为一个外来的看见者，居高临下地表达自己的洞悉、见证、痛惜，抑或同情，而罕见有谁去自觉地降低身位，作为他们中的一分子，作为乡村文化的捍卫者，承担起与自己笔下的那些乡村同呼吸和共命运的责任与重负，并写出独属于这个时代和那些乡村的伟大的乡村之诗，这不能说不是当下乡村诗歌写作的重大遗憾。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我坚持认为一个从来没有离开故乡的人是没有“故乡”的。因为他只有离开，有了距离，有了比照，才能看清它的真实，才能明白它在世界的存在和位置。对于写作者而言，一方面“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的中心（阿莫斯·奥兹）”；另一方面，你只有看清“故乡”的位置，才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才能对高更关于“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的终极追问做出兼具独特性和普遍性的回答。当然，我也从不怀疑而一个从外部世界进入乡村的人，如果能够深入到乡村的内部去，去感同身受它的分裂、欢乐和苦痛，让自身所有的文化和古老的乡村文化碰撞，也一样能闪耀出灼灼耀眼的诗之火花。 因为他拿出了足够的真诚。一句话，一个乡村诗写作者，不管你是否具有足够的乡村经验，你的写作只有根植于个人、时代和乡村的现实以后，其写作才不是飘在天空的浮云，才有生命，有生机，有活力，“才能够包容着深邃的伦理，揭示出日常生活和现实历史的神奇。”
花语：我相信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门，每一本好书中激励人心的角色都是一扇窗，深深感动过一代人并影响过他们的成长。您喜爱的《高山下的花环》和《静静的顿河》是我也读过的好书，请你再荐读十本！
谷禾：《安娜·卡列尼娜》《寒冬夜行人》《卡夫卡全集》《鼠疫》《喧哗与骚动》《聊斋志异》《太平广记》《杜甫诗全集》《金瓶梅》《被禁锢的头脑》。
谷禾：基本上围着单位的事儿转吧。我们杂志人手少，一个人当两三个人用，案头的、事务的、活动的，等等，事无巨细都需要亲力亲为，大量的精力被动地消耗在上边，以诗歌之名的聚会就很少得闲参加了。
花语：您曾经说过“写诗就是自我向灵魂提问”，很显然，您是将“自我”与“灵魂”放置在了对立的位置。如果自我指的是承载肉体的本我，而灵魂指的是精神所秉持的方向和高度，我能否将这句话理解为：自己和自己开战？肉身对灵魂的挑衅？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吗？
谷禾：这个好像是N年前的一句信口胡说。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化的我存在着。举个例子说，当下一些热点的公共事件，你有无限的愤怒，如果让你任性表达，你很清楚自己能做出什么，但现实中的你往往选择沉默和遗忘，这两者之间往往相聚千里，有时候却又只隔一首诗。我从没有想过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这事儿，而且我觉得“开战”和“挑衅”都有些言重了。我们可以退一步，什么时候，灵魂的回答让你不脸红了，让你理直气壮了，我们的诗也许才真的有本我、有灵魂存在了。
花语：您生于端午节。众所周知，端午是老夫子屈原跳江的日子，端午节又称诗人节。作为在这样一个特别日子出生的诗人，您是否能感受了某种宿命？写诗源于何年？
谷禾：我是1989年开始写诗的。之前一年吧，学校分去了一个新毕业的大学生，他写诗，订了《诗歌报》和《星星》，又忙于恋爱，无暇阅读，被我顺手拿去看了，就觉得那些玩意儿如果是诗歌，我也是可以写的。之后就开始学着写诗了。那时候，海子式的“麦子诗”大面积流行，我第一首诗《一颗麦子停在我们的掌心》发表在河南的《中原》杂志上。我记得当时是一个诗赛，入围的诗人自己投票从200多首选出20首等级奖作品，我得了3等奖，100元奖金是我当时我1个月的工资。对初学写诗的我是莫大的鼓励。至于宿命什么的，我觉着自己只是碰巧出生在那一天，即使在今天，我之于诗歌，也不过是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的家伙罢了。再过几天就是2017年了，孔夫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如果真有天命存在，我的天命就是在剩下的时间里能活得、写得更真实一些。也就如此而已。
花语：您从18岁起就开始在某乡镇中学教书，有14年的执教经验，能否说说这段过往？对14年的教师生涯，您怀有怎样的心绪和感情？！
谷禾：教师这个职业一方面是“太阳底下最光荣的职业”（夸美纽斯），一方面又是最清贫和吃累的职业。那个时候，我工作的小镇供销社的女营业员找男朋友的時候都先声明不找教师，但凡有可能，我的同事也大都选择了跳槽。我能坚持下来，是因为我确实热爱教师这个职业，喜欢那个年龄段的孩子们身上的单纯，另一方面，我一直任教的是毕业班，一本书教了十年。除了读课文，其他基本上不用课本了，再坚持下去，在我是一种重复劳动和光阴浪费。所以，我最后选择了出走。
花语：作为资深编辑，对于作者的投稿，您是否有严苛的规范和尺度？对于那些经验不足、才气尚缺但足够努力的人，是否会网开一面？
谷禾：历经近40年的积淀，《十月》已成为我国最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文学重镇，也是国内目前发行量最大的原创文学期刊之一，连续3届获得“国家期刊奖”、“国家新闻出版奖”，所刊发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多种重要文学奖项。同时，《十月》也有诸如“小说新干线”等扶持新人的栏目，但坦白地说，即使这样的栏目，门槛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不管你是名家还是新人，都必须拿出你最优秀的作品来。我个人除了负责杂志的诗歌栏目外，还负责西南四省市和广东、江苏两个省的散文和小说，如果你信任这本刊物，这本刊物的所有编辑也会和我一样认真对待你的信任，你是好作家、写了好作品，总会发出自己的光芒来的。
花语：您参加的是第19届青春诗会，除了您还有谁活跃在当今诗坛？您和他们这么多年是否保持着始终如一的亲密联系？当年您的辅导老师是谁？
谷禾：青春诗会对我当然是一段最美好的回忆，我们那一届青春诗会的参加者有雷平阳、哑石、苏历铭、路也、王夫刚、三子、谭克修、桑克、胡续东、黑枣、北野、宋晓杰、沙戈等人，他们是当代汉语诗歌最靓丽的风景之一，我和其中大部分诗友保持着联系。我喜欢他们的诗，更喜欢他们的人。另外，我们那届青春诗会可能是唯一没有改稿这道程序的，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林莽先生对我们的放纵和宽容，《诗刊》先把我们的诗发了，然后才去深圳开的诗会。我们共同的辅导老师是林莽先生，有人戏称我们为“林门子弟”，我觉得这个戏称挺好的。
花语：您出生于豫东平原一个名叫大周庄的美丽村庄，这个村庄给了您生命和无拘无束的童年，待您不薄，能描述一下这个对您来说是各种地理坐标的样子吗？
谷禾：我出生的大周庄地处淮河平原的深处。如果你这儿所指的是半个世纪前的“大周庄”，它完全可以担得起美丽这个词。这是一个居住着近3000人的大村子，村前村后流淌着清澈的河流，河里有岛屿、鱼虾、芦苇、野鸭、戏水的少年，趟过河水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那是庄家和野草静静生长的地方，少年撒野和玩乐的地方，村子里有简单生活的村民和缓慢的时光。但是现在的大周庄与那时候完全不同了，林立的小楼代替了曾经的草房，河流干涸，田园荒芜，塑料垃圾随风飞舞，大街小巷空空荡荡，狗比人多，村子里只剩下了晒太阳的老人。人心离散，村不为村。这是当下乡土的现实，也是大周庄的现实。
花语：您读过两个小学一年级，我读过两个高三，我们一帮不上进的废柴曾经很自豪地称留级为“挽庄”，说下您的屌丝童年，难忘的挽庄经过！
谷禾：我5岁去村里小学读书的时候，搬的是我母亲烧灶的小板凳，因为不懂规矩，课堂上乱讲话，只去了一天，就被老师以年龄太小为由赶回了家，第二年才正式入了学。这算是我的留级经历吧。我小时候调皮捣蛋，但又不太合群，经常给母亲对着干，搞得她咬牙切齿地对我动粗，动辄以饥饿来惩罚。我的童年是灰色的，它充满了孤独、苦涩和绝望。 花语：您有一次少时独自离家四公里去姥姥家给弟弟抓药的经历，穿过广大的原野回到家已是繁星满天，您怕鬼吗？或者你是否相信世上的鬼神之说？是否有冒险情节？
谷禾：小时候怕鬼啊，你也怕吧。成年后不太信这个了，我没有见过鬼，怕他干什么。我是有神论者，但这个神不是具体的释迦摩尼，或者穆罕默德或者上帝什么的，我理解它一种洞悉人类心灵的力量，是超人类的存在。它在时时提醒着人类，要敬畏自然，敬畏生命，与人为善，乐于爱人。
花语：您有一个优秀的女儿，她是怎么“练”出来的，她写诗吗？读您的诗吗？
谷禾：我有两个孩子，女儿是姐姐，儿子是弟弟。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我其实是没有说话资格的。因为从小到大，对他们的教育都是他们的妈妈操心的。如果有骄傲，这一份骄傲也应该是属于她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在孩子的成长中，要多给鼓励，多给信心，多给自由。我女儿大学读的是葡萄牙语翻译，去百度工作是做产品，现在写电影和小说。她有兴趣，我都会支持她。她也会读一些诗，但不太读我的，她欣赏的诗人是陈先发和倪湛舸，但自己不写。
花语：您特别喜欢谢默斯·希尼的诗歌并为他写过评论，请说下希尼诗歌最令您感动的部分？您心中的好诗是怎样的？
谷禾：希尼诗歌朴素和准确的表达，以及他处理日常生活经验的能力，都是我惊叹和追求的。他是我心中真正的大师级诗人。
这几点也是我衡量一首诗歌是否优秀的标准。
花语：或许是童年，及十四年的乡村教师生活曾深深影响过您，我看过你相当一部分描写乡村场景的诗歌，写得生动、真切、朴实、唯美又打动人心！您是否被城市的雾霾笼罩多年，还依然怀有后工业时代人们难以释怀的故乡情节？
谷禾：我生于乡村，也长于乡村，并在30岁之前一直工作在乡村。从我为稻粱谋和读书写作的屋子窗户望出去，眼前尽是无际的田野和雾霭掩映的村庄，教书和写作之余，我几乎天天在田野里转悠。周末就赶回村里帮父母耕地收割。可以说，我熟悉田野上的花开花落，周围村里人的喜怒哀乐，至少能从声音分辨出数十种鸟叫。那时的乡村光阴依然延续着几千年来的缓慢和艰辛，诸如拆迁、空心村等词语还十分陌生。换句话说，时代在前进，诗意也在延续，乡村残酷生存远不如今天让人铭心刻骨，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也從不怀疑海子和海子的模仿者们在彼时掀起的以麦子为主体意象的后浪漫主义乡村诗歌浪潮的真诚。
但时间来到今天，一切都不同了，诚如叶芝所言，“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我们眼见的事实是：更多的乡村正在从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消失了痕迹，残存下来的乡村，要么在人去楼空的寂静里苟延残喘，要么在被一步步侵蚀和破坏，要么被重建为一个拙劣的复制品重新安置，即便侥幸偷生下来，村子仍是那个村子，道路还是那条道路，树木还是那棵树木，但几千年积淀和延续下来的乡村秩序和伦理已经被颠覆和破坏殆尽。乡村支离破碎，乡愁何处安放？这才是最让人欲哭无泪的乡村现实。
考察中国诗歌乡村书写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同时代的很多诗人们写下的诗篇，大多仍然驻留在对乡村的外部表征的书写，并没有完成对从古典的陶渊明式的“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曹操式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孟浩然式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杜甫式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及苏东坡式的“蔌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延续下来的传统乡村诗歌写作的超越。换句话说，诗人仍然在作为一个外来的看见者，居高临下地表达自己的洞悉、见证、痛惜，抑或同情，而罕见有谁去自觉地降低身位，作为他们中的一分子，作为乡村文化的捍卫者，承担起与自己笔下的那些乡村同呼吸和共命运的责任与重负，并写出独属于这个时代和那些乡村的伟大的乡村之诗，这不能说不是当下乡村诗歌写作的重大遗憾。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我坚持认为一个从来没有离开故乡的人是没有“故乡”的。因为他只有离开，有了距离，有了比照，才能看清它的真实，才能明白它在世界的存在和位置。对于写作者而言，一方面“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的中心（阿莫斯·奥兹）”；另一方面，你只有看清“故乡”的位置，才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才能对高更关于“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的终极追问做出兼具独特性和普遍性的回答。当然，我也从不怀疑而一个从外部世界进入乡村的人，如果能够深入到乡村的内部去，去感同身受它的分裂、欢乐和苦痛，让自身所有的文化和古老的乡村文化碰撞，也一样能闪耀出灼灼耀眼的诗之火花。 因为他拿出了足够的真诚。一句话，一个乡村诗写作者，不管你是否具有足够的乡村经验，你的写作只有根植于个人、时代和乡村的现实以后，其写作才不是飘在天空的浮云，才有生命，有生机，有活力，“才能够包容着深邃的伦理，揭示出日常生活和现实历史的神奇。”
花语：我相信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门，每一本好书中激励人心的角色都是一扇窗，深深感动过一代人并影响过他们的成长。您喜爱的《高山下的花环》和《静静的顿河》是我也读过的好书，请你再荐读十本！
谷禾：《安娜·卡列尼娜》《寒冬夜行人》《卡夫卡全集》《鼠疫》《喧哗与骚动》《聊斋志异》《太平广记》《杜甫诗全集》《金瓶梅》《被禁锢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