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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记者最渴望的就是能够见证重大事件，并把它记录在册，传播于众，这是记者的天职。我从事新闻工作36年，从西部“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到东部道路艰险的昌都，从南部连绵数千公里的喜马拉雅边境山区到北部无边无际的“无人区”，除了惟一不通公路的墨脱县外，我几乎跑遍了西藏高原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与“苦”打了36年的交道。惟有与“苦”抗争的经历，至今历历在目。
“苦”对于生活在大都市的居民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可能比较陌生，可对于常年工作生活在西藏这样高寒缺氧、交通不便地区的人来说，没有“以苦为荣”的思想境界和责任感，很难坚持下去。记得1997年9月中旬到1998年3月西藏那曲地区藏北唐古拉山一带发生特大雪灾，六七十厘米厚的积雪覆盖了1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草原。这场雪灾危及好几个县、几万牧民和几百万牲畜。我们从拉萨出发，日夜兼程几百余公里，到灾情最严重的安多县和聂荣县。冒着旅途的劳累和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缺氧，记者的责任感驱使着我们，困难再大也要把那里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了解清楚，把鲜为人知的新闻报道出去。采访灾民途中车子差点掉进冰沟里。我们在藏北采访中亲眼看到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冒着生命危险，从零下40多摄氏度的冰雪中及时抢救牧民和牲畜。特别是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那曲地区邮电局局长青其同志父亲病故，他三次路过家门口，未能告别父亲的遗体。因为他的果断指挥救下了不少灾民和牲畜，也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钱财。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在这场历时几个月的特大雪灾中，藏北人民创造了没有冻死、饿死一人的人间奇迹。我们及时采写了长篇通讯《当大雪围困藏北牧民的时候》和消息、内参，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和好评，国家民政部也及时下发了藏北地区的救灾款项。这些感人至深的细节惟有记者深入现场，与基层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捕捉得到。
在我36年的新闻生涯中，最令我激动和难以忘怀的，是我曾六次跟随十世班禅大师进藏采访，我看到了从未见过的名胜古迹和文物，亲眼目睹了这位西藏人民忠心爱戴的大师对党、对人民的热爱。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1982年我第一次采访十世班禅大师的情景。那时大师阔别西藏20年，国内外舆论十分重视这次西藏之行。为了不遗漏每个细小情节，我紧随大师左右，及时准确地报道了他视察西藏的全过程，写出了10多篇录音通讯和内参。通讯《20年后访故乡》，反响强烈，获国际台好新闻二等奖。
1989年元月19日，十世班禅大师第七次回西藏高原，这次他将到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禅遗体合葬仪式和“班禅东陵札什南捷”重建开光大典。在拉萨，十世班禅大师不辞辛苦，到大昭寺朝拜释迦牟尼佛，同僧俗群众交谈，了解情况。在前往日喀则的途中，班禅大师又按照佛教仪规和藏族人民的习惯，下车祭拜了一些诸如羊卓雍湖之类的山川神湖，为五谷丰登和人民平安而祈祷。
1989年元月22日上午9时30分，来自云南、青海、甘肃、四川、内蒙古的活佛、高僧大德，各省代表、中央统战部和民族宗教委员会的领导及5000多名群众，云集日喀则札什伦布寺，十世班禅大师身穿黄缎藏袍，走上东陵前的平台，揭开了“班禅东陵札什南捷”开光典礼的序幕。这件事意义重大，国内外对此十分关注，三十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参与这次报道。为了把这条消息及时告诉国内外听众，我11点30分就将新闻稿发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12点整中央电台就在午间新闻中播发，成为第一家报道这条消息的新闻媒体。
元月27日，我离开日喀则回到拉萨。没想到，这一走竟是我与班禅大师的永别。
元月28日，十世班禅大师因操劳过度，心脏病复发，竟与世长辞。当得知大师突然圆寂的消息，我非常难过。当时社会上有许多猜测，为了及时报道真相，来不及向台里请示，我连夜组织记者赶到日喀则，途中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岗巴拉、念青康萨山，400多公里土路，车走了整整11个小时，直到夜里一点才赶到日喀则饭店。行李放下后我们就立即赶到十世班禅大师圆寂的地方，着手了解情况。为了抢救十世班禅大师，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派温家宝同志率领国内最高水平的医疗专家，坐专机赶到拉萨，再坐直升飞机到日喀则。这一情况我们当夜就传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时向全世界播发。尔后，我们和新华社西藏分社的同志合写了八十多篇消息及通讯，其中包括如何处理和保存班禅大师法体问题，通讯《供灯前的祈祷》、《魂系高原垂青史——班禅大师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功德无量感人心》等，经过台里编辑部门的加工制作，及时向国内外广播以后，国外多家通讯社把我们发表的消息录下来发表，影响非常大。
当十世班禅大师圆寂的各种猜测得以澄清后，国内外广大藏族僧众又担心大师法体被火化或运回内地，对班禅大师法体的处理成为国际国内关注的又一焦点。我们又及时将国务院的3项决定（立即寻访转世灵童、保护法体、在札寺修建灵塔）等内容进行了报道，打消了僧俗群众心中的疑虑。
1989年8月份国务委员李铁映和阿沛副委员长到西藏视察工作期间，我跟随李铁映同志近半个月。铁映同志曾专门找我了解西藏各行各业的情况，以及基层党组织的情况，我如实地汇报了情况，对中央领导同志了解西藏内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以为，乐于吃苦是记者调查研究最基本的要求，也是高原记者最基本的素质和赖以生存、出成果的先决条件。只有深入到“吃苦人”的生活中，接近、认识、理解他们，才有可能理解和把握我们所弘扬的时代精神。当时我们选擇川藏公路沿线采访，目的就是为了亲自体验一下常年累月在川藏公路沿线的修路工和道班工人的工作生活。尤其难忘的是1999年，我带病（胆结石）随国家交通部考察组深入川藏、中尼公路沿线，翻越了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五座，行程数千公里，如实地报道了川藏、滇藏、中尼公路改造情况和沿线各地市县的发展变化。采写了《情系川藏线》、《昌都变了模样》等报道。西藏恶劣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新闻工作者只有与“苦”抗争，才能出成果，才能有所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吃苦，包含着一个新闻工作者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对事业执著的追求精神。
(作者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西藏记者站站长)
“苦”对于生活在大都市的居民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可能比较陌生，可对于常年工作生活在西藏这样高寒缺氧、交通不便地区的人来说，没有“以苦为荣”的思想境界和责任感，很难坚持下去。记得1997年9月中旬到1998年3月西藏那曲地区藏北唐古拉山一带发生特大雪灾，六七十厘米厚的积雪覆盖了1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草原。这场雪灾危及好几个县、几万牧民和几百万牲畜。我们从拉萨出发，日夜兼程几百余公里，到灾情最严重的安多县和聂荣县。冒着旅途的劳累和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缺氧，记者的责任感驱使着我们，困难再大也要把那里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了解清楚，把鲜为人知的新闻报道出去。采访灾民途中车子差点掉进冰沟里。我们在藏北采访中亲眼看到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冒着生命危险，从零下40多摄氏度的冰雪中及时抢救牧民和牲畜。特别是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那曲地区邮电局局长青其同志父亲病故，他三次路过家门口，未能告别父亲的遗体。因为他的果断指挥救下了不少灾民和牲畜，也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钱财。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在这场历时几个月的特大雪灾中，藏北人民创造了没有冻死、饿死一人的人间奇迹。我们及时采写了长篇通讯《当大雪围困藏北牧民的时候》和消息、内参，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和好评，国家民政部也及时下发了藏北地区的救灾款项。这些感人至深的细节惟有记者深入现场，与基层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捕捉得到。
在我36年的新闻生涯中，最令我激动和难以忘怀的，是我曾六次跟随十世班禅大师进藏采访，我看到了从未见过的名胜古迹和文物，亲眼目睹了这位西藏人民忠心爱戴的大师对党、对人民的热爱。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1982年我第一次采访十世班禅大师的情景。那时大师阔别西藏20年，国内外舆论十分重视这次西藏之行。为了不遗漏每个细小情节，我紧随大师左右，及时准确地报道了他视察西藏的全过程，写出了10多篇录音通讯和内参。通讯《20年后访故乡》，反响强烈，获国际台好新闻二等奖。
1989年元月19日，十世班禅大师第七次回西藏高原，这次他将到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禅遗体合葬仪式和“班禅东陵札什南捷”重建开光大典。在拉萨，十世班禅大师不辞辛苦，到大昭寺朝拜释迦牟尼佛，同僧俗群众交谈，了解情况。在前往日喀则的途中，班禅大师又按照佛教仪规和藏族人民的习惯，下车祭拜了一些诸如羊卓雍湖之类的山川神湖，为五谷丰登和人民平安而祈祷。
1989年元月22日上午9时30分，来自云南、青海、甘肃、四川、内蒙古的活佛、高僧大德，各省代表、中央统战部和民族宗教委员会的领导及5000多名群众，云集日喀则札什伦布寺，十世班禅大师身穿黄缎藏袍，走上东陵前的平台，揭开了“班禅东陵札什南捷”开光典礼的序幕。这件事意义重大，国内外对此十分关注，三十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参与这次报道。为了把这条消息及时告诉国内外听众，我11点30分就将新闻稿发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12点整中央电台就在午间新闻中播发，成为第一家报道这条消息的新闻媒体。
元月27日，我离开日喀则回到拉萨。没想到，这一走竟是我与班禅大师的永别。
元月28日，十世班禅大师因操劳过度，心脏病复发，竟与世长辞。当得知大师突然圆寂的消息，我非常难过。当时社会上有许多猜测，为了及时报道真相，来不及向台里请示，我连夜组织记者赶到日喀则，途中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岗巴拉、念青康萨山，400多公里土路，车走了整整11个小时，直到夜里一点才赶到日喀则饭店。行李放下后我们就立即赶到十世班禅大师圆寂的地方，着手了解情况。为了抢救十世班禅大师，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派温家宝同志率领国内最高水平的医疗专家，坐专机赶到拉萨，再坐直升飞机到日喀则。这一情况我们当夜就传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时向全世界播发。尔后，我们和新华社西藏分社的同志合写了八十多篇消息及通讯，其中包括如何处理和保存班禅大师法体问题，通讯《供灯前的祈祷》、《魂系高原垂青史——班禅大师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功德无量感人心》等，经过台里编辑部门的加工制作，及时向国内外广播以后，国外多家通讯社把我们发表的消息录下来发表，影响非常大。
当十世班禅大师圆寂的各种猜测得以澄清后，国内外广大藏族僧众又担心大师法体被火化或运回内地，对班禅大师法体的处理成为国际国内关注的又一焦点。我们又及时将国务院的3项决定（立即寻访转世灵童、保护法体、在札寺修建灵塔）等内容进行了报道，打消了僧俗群众心中的疑虑。
1989年8月份国务委员李铁映和阿沛副委员长到西藏视察工作期间，我跟随李铁映同志近半个月。铁映同志曾专门找我了解西藏各行各业的情况，以及基层党组织的情况，我如实地汇报了情况，对中央领导同志了解西藏内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以为，乐于吃苦是记者调查研究最基本的要求，也是高原记者最基本的素质和赖以生存、出成果的先决条件。只有深入到“吃苦人”的生活中，接近、认识、理解他们，才有可能理解和把握我们所弘扬的时代精神。当时我们选擇川藏公路沿线采访，目的就是为了亲自体验一下常年累月在川藏公路沿线的修路工和道班工人的工作生活。尤其难忘的是1999年，我带病（胆结石）随国家交通部考察组深入川藏、中尼公路沿线，翻越了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五座，行程数千公里，如实地报道了川藏、滇藏、中尼公路改造情况和沿线各地市县的发展变化。采写了《情系川藏线》、《昌都变了模样》等报道。西藏恶劣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新闻工作者只有与“苦”抗争，才能出成果，才能有所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吃苦，包含着一个新闻工作者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对事业执著的追求精神。
(作者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西藏记者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