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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月，我在空军航空兵第19师汉口王家墩机场场站气象台任气象测报员。5月29日， 场站司令部到我台下达命令：明天（5月30日）有国家一等专机从长沙到达我场，为了保障国家一等专机的绝对安全，要随时掌握长沙至武汉航线的天气变化情况，及时向机场指挥所和调度室报告。对本机场上空天气情况要5分钟报告1次，并做好记录备查。
接到场站司令部的命令后，台长陈坤龙召集了第二天当班的预报员、测报员、机要员开了个简短会，传达并做具体要求。我5月30日上午当观测班，有幸参加了陈坤龙台长的传达会。会后，我在脑子里默默思索，会是谁的专机呢？
5月30日凌晨，我进观测值班室，观察机场上空的天气。当天，晴空可见，风向：南风；风速：3米/秒。早上8点多钟，停留在我机场的北京航测大队的3架运输机，在一位少校队长的带领下进入机场。不久，进行地面发动，准备飞往三峡上空，进行飞行航测，这时接机场指挥所和调度室通知，因有国家重要专机在我场降落，命令3架飞机停止发动，关机，所有人员到气象台待命。
青年谭剑青
随后，他们一行10多名机组人员提着飞行包到我台待命。这时，机场所有人员，包括师首长都不准外出。因我是气象测报员，还可以走出值班室，戴着墨镜观测当时的气象情况，以便向指挥所、调度室报告。
当天上午10点时分，一架草绿色军用运输机自北向南在我场缓缓降落，接着是第二架，在停机坪停妥后，机组人员走出机舱。这时，北京航测大队10多名机组人员在我台待命，眼睛都盯着停机坪，观察飞机走出人员。前一架走出来的人，他们都没有任何反应，到第三架飞机停妥后打开机舱门时，只见一个身材魁梧、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的人走出飞机。这时，航测大队的少校队长大喊：“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的专机！”
我台全体人员及机组人员不约而同向300米远的停机坪望去，只见毛主席步出机舱门后，缓缓走出扶梯，坐进小汽车，向机场驶来。刚好气象台观测室的门和机场休息室的门相对， 中间只隔一条不到30米的水泥路，所以看人看物都非常清楚。
毛主席的小车驶到机场休息室门口，先期到达的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出来迎接。
毛主席步出小车门时，我见到毛主席身穿中山服、脚上穿的是一双布鞋，可惜的是只见到了他的背影，主席就进了休息室。毛主席在机场休息室大约停留了20分钟，休息室的门打开了，毛主席走了出来，我立即立正，行注目礼。毛主席也打量了我， 眼神的简短交流是最好的问候。当我亲眼见到毛主席那一刻，真想走过去向领袖敬礼，握个手，但是军人铁的纪律，不许这样做。望着往武汉市区驶去的车队，我的心里一直在激动地打鼓。
这次毛主席来武汉，空军派出4架运输机，毛主席选择坐第三架。迎接主席的车队离开机场以后，整个“迎接的机场”又回到忙碌的工作状态。航测大队3架飞机的机组人员离开我台，去停机坪发动飞机，飞向三峡进行航测。
我台气象预报员徐顺信从南头起飞线返台途中遇到师首长，首长问徐：“你刚才看到了谁？”徐答：“我没看到谁，我在南头起飞线值班。”首长说：“中央领导没离开之前不要随便乱说。”徐答：“我懂。”
毛主席到了武汉，这个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毛主席在武汉有哪些活动，何时离开？我们无权过问，也不打听，更不能向外乱说。到了6月4日早上，我们气象台10多个老兵提着饭盒正准备往士兵食堂去吃早餐，一军官说，机场已经戒严，不准通行，因为今天有重要首长离开，待会排好队通过马路去食堂吃饭。等我们把早餐吃完再过马路时，放哨的军官也不见了，“戒严”也取消了。
事后得知，4架军用运输机虽然从汉口起飞，但却到了武昌南湖民航机场，而毛主席和随行人员是在南湖机场登机直飞北京。走时，南湖机场却没派一兵一卒放哨，汉口机场6月4日早上的“戒严”，是摆的“迷魂阵”。毛主席是5月30日到武汉，6月4日离开，前后在武汉的时间是6天。
时隔一年，也就是到了1957年6月初，《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头版头条新闻图文并茂报道了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通篇只讲了毛主席畅游长江的过程，从未提及毛主席是什么时候畅游的长江。报纸一登出，武汉三镇沸腾了，说毛主席在武汉，都想看看毛主席。這时，我才敢向家人、同学告知我一年前见到了毛主席。当我告诉在武汉钢铁学院学习的初中同学彭志成、好友陈声南，毛主席畅游长江是一年前的事的时候，他们惊讶于我的“守口如瓶”。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也是到了这时，我才知道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后写了《水调歌头·游泳》这样的伟大豪迈诗篇。
据原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所著《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中记载，这次毛主席在武汉的6天中，在长江里游了3次，即1956年5月31日、6月1日、6月3日，6月4日离开武汉返回北京，和我的记忆基本吻合，只是毛主席到武汉的时间不是5月31日，而是5月30日。
行内人都知道，飞机降落时要掌握云高、云量、能见度、风向、风速等几大要素，飞机降落时，必须“逆风而降”，这样，增加飞机的阻力，减缓飞机的速度，使飞机平稳地降落在跑道。如果顺风而降，相当于在后推着飞机往前跑，以致冲击跑道，造成事故，这是很危险的。这次保卫毛主席的专机平安降落在汉口王家墩机场，掌握的一个最主要的气象因素是风向、风速。当时的机场上碧空无云，能见度大大超过4公里，让我准确无误5分钟1次向指挥所和调度室做好报告，使地面人员指挥机群，自北向南，平安降落。
转眼到了1996年，我与夫人陈迎春专程到北京，来到毛主席纪念堂，终于向毛主席敬上一记军礼。我想这是40年前的一记军礼，从注目礼到军礼，多少年过去，每每吟诵到“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我便会想起我的注目礼，想起毛主席温暖的眼神。我为毛主席专机做气象保障一事，伴随我走过了人生岁月，令我终身难忘。
接到场站司令部的命令后，台长陈坤龙召集了第二天当班的预报员、测报员、机要员开了个简短会，传达并做具体要求。我5月30日上午当观测班，有幸参加了陈坤龙台长的传达会。会后，我在脑子里默默思索，会是谁的专机呢？
5月30日凌晨，我进观测值班室，观察机场上空的天气。当天，晴空可见，风向：南风；风速：3米/秒。早上8点多钟，停留在我机场的北京航测大队的3架运输机，在一位少校队长的带领下进入机场。不久，进行地面发动，准备飞往三峡上空，进行飞行航测，这时接机场指挥所和调度室通知，因有国家重要专机在我场降落，命令3架飞机停止发动，关机，所有人员到气象台待命。
随后，他们一行10多名机组人员提着飞行包到我台待命。这时，机场所有人员，包括师首长都不准外出。因我是气象测报员，还可以走出值班室，戴着墨镜观测当时的气象情况，以便向指挥所、调度室报告。
当天上午10点时分，一架草绿色军用运输机自北向南在我场缓缓降落，接着是第二架，在停机坪停妥后，机组人员走出机舱。这时，北京航测大队10多名机组人员在我台待命，眼睛都盯着停机坪，观察飞机走出人员。前一架走出来的人，他们都没有任何反应，到第三架飞机停妥后打开机舱门时，只见一个身材魁梧、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的人走出飞机。这时，航测大队的少校队长大喊：“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的专机！”
我台全体人员及机组人员不约而同向300米远的停机坪望去，只见毛主席步出机舱门后，缓缓走出扶梯，坐进小汽车，向机场驶来。刚好气象台观测室的门和机场休息室的门相对， 中间只隔一条不到30米的水泥路，所以看人看物都非常清楚。
毛主席的小车驶到机场休息室门口，先期到达的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出来迎接。
毛主席步出小车门时，我见到毛主席身穿中山服、脚上穿的是一双布鞋，可惜的是只见到了他的背影，主席就进了休息室。毛主席在机场休息室大约停留了20分钟，休息室的门打开了，毛主席走了出来，我立即立正，行注目礼。毛主席也打量了我， 眼神的简短交流是最好的问候。当我亲眼见到毛主席那一刻，真想走过去向领袖敬礼，握个手，但是军人铁的纪律，不许这样做。望着往武汉市区驶去的车队，我的心里一直在激动地打鼓。
这次毛主席来武汉，空军派出4架运输机，毛主席选择坐第三架。迎接主席的车队离开机场以后，整个“迎接的机场”又回到忙碌的工作状态。航测大队3架飞机的机组人员离开我台，去停机坪发动飞机，飞向三峡进行航测。
我台气象预报员徐顺信从南头起飞线返台途中遇到师首长，首长问徐：“你刚才看到了谁？”徐答：“我没看到谁，我在南头起飞线值班。”首长说：“中央领导没离开之前不要随便乱说。”徐答：“我懂。”
毛主席到了武汉，这个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毛主席在武汉有哪些活动，何时离开？我们无权过问，也不打听，更不能向外乱说。到了6月4日早上，我们气象台10多个老兵提着饭盒正准备往士兵食堂去吃早餐，一军官说，机场已经戒严，不准通行，因为今天有重要首长离开，待会排好队通过马路去食堂吃饭。等我们把早餐吃完再过马路时，放哨的军官也不见了，“戒严”也取消了。
事后得知，4架军用运输机虽然从汉口起飞，但却到了武昌南湖民航机场，而毛主席和随行人员是在南湖机场登机直飞北京。走时，南湖机场却没派一兵一卒放哨，汉口机场6月4日早上的“戒严”，是摆的“迷魂阵”。毛主席是5月30日到武汉，6月4日离开，前后在武汉的时间是6天。
时隔一年，也就是到了1957年6月初，《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头版头条新闻图文并茂报道了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通篇只讲了毛主席畅游长江的过程，从未提及毛主席是什么时候畅游的长江。报纸一登出，武汉三镇沸腾了，说毛主席在武汉，都想看看毛主席。這时，我才敢向家人、同学告知我一年前见到了毛主席。当我告诉在武汉钢铁学院学习的初中同学彭志成、好友陈声南，毛主席畅游长江是一年前的事的时候，他们惊讶于我的“守口如瓶”。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也是到了这时，我才知道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后写了《水调歌头·游泳》这样的伟大豪迈诗篇。
据原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所著《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中记载，这次毛主席在武汉的6天中，在长江里游了3次，即1956年5月31日、6月1日、6月3日，6月4日离开武汉返回北京，和我的记忆基本吻合，只是毛主席到武汉的时间不是5月31日，而是5月30日。
行内人都知道，飞机降落时要掌握云高、云量、能见度、风向、风速等几大要素，飞机降落时，必须“逆风而降”，这样，增加飞机的阻力，减缓飞机的速度，使飞机平稳地降落在跑道。如果顺风而降，相当于在后推着飞机往前跑，以致冲击跑道，造成事故，这是很危险的。这次保卫毛主席的专机平安降落在汉口王家墩机场，掌握的一个最主要的气象因素是风向、风速。当时的机场上碧空无云，能见度大大超过4公里，让我准确无误5分钟1次向指挥所和调度室做好报告，使地面人员指挥机群，自北向南，平安降落。
转眼到了1996年，我与夫人陈迎春专程到北京，来到毛主席纪念堂，终于向毛主席敬上一记军礼。我想这是40年前的一记军礼，从注目礼到军礼，多少年过去，每每吟诵到“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我便会想起我的注目礼，想起毛主席温暖的眼神。我为毛主席专机做气象保障一事，伴随我走过了人生岁月，令我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