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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的战乱之地回到香港，张翠容常常感觉不真实。
她在咖啡厅和朋友讲述她的经历，会引来笑声。战争、苦难、家破人亡，在都市喧嚣一隅的安静里，显得那么陌生而不合时宜。
2006年，从伊拉克回到香港，张翠容患上了抑郁症。每天都想哭，吃不下饭。她不明白为什么刚采访过的一家人，就在战乱中死去了。这种残酷让她分不清真实与虚妄，像做了场梦。在心理医生也无法理解她的遭遇之后，在一天早上醒来，张翠容决定重新出发！在路上，自我疗愈。
这份奔走世界最危险地区的采访工作，她已经做了十七年，身份是“独立记者”。
那双冒着冷汗的手
“你们记者来迟了，我们被遗弃太久了……”行走在第三世界国家，张翠容常常听到当地人拉着她这样说，她总忍不住哭。临行前，他们还不忘叮嘱她：把我们的故事说出去……
第三世界的普通人长期生活于被国际视野忽略的角落，在战乱、贫困与不公中残喘，张翠容却专为他们而来，与他们交谈，共同经历真实不安的生活。在她客观记录十年战地经历的书中，恐惧，是她提到最多的情绪。
1998年，东帝汶前途自决全民投票前夕，张翠容住在一位在乡下避难的联合国员工家中，和许多避难客一起。吃过饭，大家小声弹吉他、聊天。忽然有人大喊“有民兵”！各家各户马上关灯关门，大家一起躲到饭台下面，互相拉着手，大气都不敢出。张翠容说，那一刻，她很怕民兵走进来看到她，然后绑架她作为人质。她的心在砰砰跳。相互拉着的、冰凉冒汗的手，成为最真实的恐怖记忆。
当时来采访的外国记者资金充足、又有该国驻印尼大使馆的接应，张翠容不但没有这些支持，而且本来支援她采访的英国广播公司在她临行前改变了初衷，张翠容只有靠自己硬闯，在无助的的情况下，她只能依靠自己积极面对，这反而让她可以留下来和当地人共患难。
独立记者，不从属于任何媒体，这标识了她的独立与自由，也同时意味着失去身后的支援，遇到一切情况必须自己解决。刚开始，孤立无援的状态使她感到不安。17年前，张翠容凭着一腔热情和对世界的好奇，就冲到了科索沃的战场。那时候的勇敢，源于激情。做完后才知道有多危险，所以她常常回想年轻时候的自己，觉得后怕又骄傲。
“首先克服心中的恐惧，才能够面对眼前的恐惧。没有面对前，内心先恐惧了，什么事都做不成。面对内心的恐惧，才知道可以做什么，试你的底线在哪里。”张翠容对记者说。
冒着生命危险举起相机
采访完张翠容的第二天早上，新闻上报道《纽约时报》撤回对俄罗斯的不实图片与报道。张翠容下周也要飞往乌克兰，她对炒西方媒体的消息的国际新闻态度不屑一顾，她要依靠自己的眼睛、耳朵接触带着温度的真实。
2001年，正是塔利班控制阿富汗政权的最后时期，实行严格的宗教政策，其中有一项，不允许记者拍摄“生物”。张翠容还是冒着危险，偷偷举起了相机，拍摄下普通人的真实生活。
“胶卷一格、一格地移动，我的心也卜卜地跳动，我深知在塔利班统治之下，拍摄人物是一种严重的罪行。但我还是没有放下相机，或者，记者真是自私的。当时我想，有人的照片，才有灵魂，冒一下风险，有何足惧！”张翠容在书中写道。
正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一辆小型货车挡在前面，数名剽悍的塔利班宗教警察下车，声称看到张翠容在拍摄路人，命令他们到宗教警察总部去。张翠容趁外交部的朋友在交涉、她独自坐在车中的间隙，脑中只有一个念头，将拍好的交卷取下，换上空交卷。她紧张得全身冒汗。到了总部，相机被收上去后又换了回来，在朋友的交涉下，他们最后顺利离开，因为塔利班警察不知如何将交卷取出来。
但是张翠容还是被她的外交部朋友警告说，停止拍摄人物，如果再被抓住，可能会被囚禁或被处刑。当年底，她的摄影展“阿富汗国家——塔利班基本教义下的生活及女性世界，一个香港女记者的印象”展出，受到九一一的影响，非常轰动。
一次在耶路撒冷，张翠容看到一个以色列军人在街上打人，就立刻拍下来。这个军人要张翠容交出相机，并拿着M16步枪指着她。张翠容一下哭出来，“不是因为我怕，而是强权就是真理，为什么他有枪我就要交出来，我是合法采访”。很多人围过来指责这个军人欺负女人，后来他不好意思，就悻悻地离开了。
张翠容说，只要世界有谎言，她还是要继续跑，不会停下。“大众知道真相就可以打破无知，不会不知不觉变成共犯。我想把战争本来的面貌呈现给大家，才会做出正确判断。”
我们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分子
张翠容说，去年年底，有个新闻网站想请她去主持，当她知道早上六点多上班，开很多会，每天关注点击率，还要写煽情的故事吸引读者，她就决定放弃了。“我不想花时间在这些事情上。”这也是她当初离开媒体，决定成为独立记者的一个原因。
她没有攒钱的打算，工作有了钱，就冲出去，常常自费采访。后来发现，没钱的时候更要出去，因为第三世界消费比香港低很多，出去自由自在，忙得很有价值。
在成为独立记者的最初几年，她也曾因为价值观念的冲突和对国际新闻的忽视，而被压缩稿费或退稿。张翠容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她现在为两岸三地的媒体写专栏、特稿、做广播节目，这些可以维持她的生活。“我真的是活出独立的价值，我不听命于任何人，我只按照我的计划。我的工作赋予我生命很大的价值，让我很自由。它已经和我的生命链接在一起”。
张翠容坦言，自己在年轻时会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而被认可，现在她自称已走过“小我”阶段。“我现在采访中只考虑公众利益，世界受苦受难的人特别多，面对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希望能够为他们发声。”张翠容说，希望自己生命长一点，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她也看到很多年轻记者，在接续这样的工作。从他们身上，她看到十几年前的自己。
张翠容说，她从来没有如此真实地生活过！“这些人真真实实在我面前，握着我的手，和我一同走过一段苦难的路，一边走一边流汗，很真实。这些人告诉我世界真实的一面，我们现在的生活反而美好得不真实。声音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真真实实。”
张翠容喜欢切·格瓦拉的一首诗：“如果说我们是浪漫主义者，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分子，我们想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我们将一千零一次回答，是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本文鸣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她在咖啡厅和朋友讲述她的经历，会引来笑声。战争、苦难、家破人亡，在都市喧嚣一隅的安静里，显得那么陌生而不合时宜。
2006年，从伊拉克回到香港，张翠容患上了抑郁症。每天都想哭，吃不下饭。她不明白为什么刚采访过的一家人，就在战乱中死去了。这种残酷让她分不清真实与虚妄，像做了场梦。在心理医生也无法理解她的遭遇之后，在一天早上醒来，张翠容决定重新出发！在路上，自我疗愈。
这份奔走世界最危险地区的采访工作，她已经做了十七年，身份是“独立记者”。
那双冒着冷汗的手
“你们记者来迟了，我们被遗弃太久了……”行走在第三世界国家，张翠容常常听到当地人拉着她这样说，她总忍不住哭。临行前，他们还不忘叮嘱她：把我们的故事说出去……
第三世界的普通人长期生活于被国际视野忽略的角落，在战乱、贫困与不公中残喘，张翠容却专为他们而来，与他们交谈，共同经历真实不安的生活。在她客观记录十年战地经历的书中，恐惧，是她提到最多的情绪。
1998年，东帝汶前途自决全民投票前夕，张翠容住在一位在乡下避难的联合国员工家中，和许多避难客一起。吃过饭，大家小声弹吉他、聊天。忽然有人大喊“有民兵”！各家各户马上关灯关门，大家一起躲到饭台下面，互相拉着手，大气都不敢出。张翠容说，那一刻，她很怕民兵走进来看到她，然后绑架她作为人质。她的心在砰砰跳。相互拉着的、冰凉冒汗的手，成为最真实的恐怖记忆。
当时来采访的外国记者资金充足、又有该国驻印尼大使馆的接应，张翠容不但没有这些支持，而且本来支援她采访的英国广播公司在她临行前改变了初衷，张翠容只有靠自己硬闯，在无助的的情况下，她只能依靠自己积极面对，这反而让她可以留下来和当地人共患难。
独立记者，不从属于任何媒体，这标识了她的独立与自由，也同时意味着失去身后的支援，遇到一切情况必须自己解决。刚开始，孤立无援的状态使她感到不安。17年前，张翠容凭着一腔热情和对世界的好奇，就冲到了科索沃的战场。那时候的勇敢，源于激情。做完后才知道有多危险，所以她常常回想年轻时候的自己，觉得后怕又骄傲。
“首先克服心中的恐惧，才能够面对眼前的恐惧。没有面对前，内心先恐惧了，什么事都做不成。面对内心的恐惧，才知道可以做什么，试你的底线在哪里。”张翠容对记者说。
冒着生命危险举起相机
采访完张翠容的第二天早上，新闻上报道《纽约时报》撤回对俄罗斯的不实图片与报道。张翠容下周也要飞往乌克兰，她对炒西方媒体的消息的国际新闻态度不屑一顾，她要依靠自己的眼睛、耳朵接触带着温度的真实。
2001年，正是塔利班控制阿富汗政权的最后时期，实行严格的宗教政策，其中有一项，不允许记者拍摄“生物”。张翠容还是冒着危险，偷偷举起了相机，拍摄下普通人的真实生活。
“胶卷一格、一格地移动，我的心也卜卜地跳动，我深知在塔利班统治之下，拍摄人物是一种严重的罪行。但我还是没有放下相机，或者，记者真是自私的。当时我想，有人的照片，才有灵魂，冒一下风险，有何足惧！”张翠容在书中写道。
正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一辆小型货车挡在前面，数名剽悍的塔利班宗教警察下车，声称看到张翠容在拍摄路人，命令他们到宗教警察总部去。张翠容趁外交部的朋友在交涉、她独自坐在车中的间隙，脑中只有一个念头，将拍好的交卷取下，换上空交卷。她紧张得全身冒汗。到了总部，相机被收上去后又换了回来，在朋友的交涉下，他们最后顺利离开，因为塔利班警察不知如何将交卷取出来。
但是张翠容还是被她的外交部朋友警告说，停止拍摄人物，如果再被抓住，可能会被囚禁或被处刑。当年底，她的摄影展“阿富汗国家——塔利班基本教义下的生活及女性世界，一个香港女记者的印象”展出，受到九一一的影响，非常轰动。
一次在耶路撒冷，张翠容看到一个以色列军人在街上打人，就立刻拍下来。这个军人要张翠容交出相机，并拿着M16步枪指着她。张翠容一下哭出来，“不是因为我怕，而是强权就是真理，为什么他有枪我就要交出来，我是合法采访”。很多人围过来指责这个军人欺负女人，后来他不好意思，就悻悻地离开了。
张翠容说，只要世界有谎言，她还是要继续跑，不会停下。“大众知道真相就可以打破无知，不会不知不觉变成共犯。我想把战争本来的面貌呈现给大家，才会做出正确判断。”
我们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分子
张翠容说，去年年底，有个新闻网站想请她去主持，当她知道早上六点多上班，开很多会，每天关注点击率，还要写煽情的故事吸引读者，她就决定放弃了。“我不想花时间在这些事情上。”这也是她当初离开媒体，决定成为独立记者的一个原因。
她没有攒钱的打算，工作有了钱，就冲出去，常常自费采访。后来发现，没钱的时候更要出去，因为第三世界消费比香港低很多，出去自由自在，忙得很有价值。
在成为独立记者的最初几年，她也曾因为价值观念的冲突和对国际新闻的忽视，而被压缩稿费或退稿。张翠容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她现在为两岸三地的媒体写专栏、特稿、做广播节目，这些可以维持她的生活。“我真的是活出独立的价值，我不听命于任何人，我只按照我的计划。我的工作赋予我生命很大的价值，让我很自由。它已经和我的生命链接在一起”。
张翠容坦言，自己在年轻时会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而被认可，现在她自称已走过“小我”阶段。“我现在采访中只考虑公众利益，世界受苦受难的人特别多，面对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希望能够为他们发声。”张翠容说，希望自己生命长一点，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她也看到很多年轻记者，在接续这样的工作。从他们身上，她看到十几年前的自己。
张翠容说，她从来没有如此真实地生活过！“这些人真真实实在我面前，握着我的手，和我一同走过一段苦难的路，一边走一边流汗，很真实。这些人告诉我世界真实的一面，我们现在的生活反而美好得不真实。声音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真真实实。”
张翠容喜欢切·格瓦拉的一首诗：“如果说我们是浪漫主义者，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分子，我们想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我们将一千零一次回答，是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本文鸣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