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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在家里拿着英语资料显摆，想让孩子们知道，只有学好了外语，才有出国的机会，才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2008年10月6日，对于团结湖街道外语协会的杨景琇来说，是一个大日子。
“我和邓亚萍，还有设计福娃的韩美林，一起领奖。”这一天，75岁的杨景琇被授予“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优秀志愿者”称号。
能从十几万志愿者中脱颖而出，杨景琇故梦都没想到。成就他的，恰恰是令大多数老年人望而却步的英语。
电视大学的一代
“电大同学们：我是1981年1月由教育部派来英国伦敦大学进修的，再有四个月就可以回北京了。在近两年的海外生活中，我常常惦记着电大几十万学生，希望同学们能够掌握好英语，为祖国的四化做出贡献。”
这是郑培蒂1982年从伦敦写给她从未谋面的“电大几十万学生”的信。这一年，杨景琇作为电大的第一批学生，正好是入学的第三个年头。
“郑培蒂的出现，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英语。”杨景琇说。上中学那会儿，外语课是俄语。1957年，英语出现在初中课程中。1964年，教育部把英语列为第一外语，这时的杨景绣已经在北京市机电研究院工作了。
1978年，教育部决定开办“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让“文革”期间失去学习机会的人上大学。同年7月，教育部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的数量的报告》，12月，改革开放后的首批50名访问学者奔赴美国。
教育部做出的这两大举措，点燃了国人走上街头说英语的热情。就在这一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密集的苏州街一带，出现了国内第一个英语角。学英语结束了偷偷摸摸的方式，在大街上说英语、听英语广播也不用再担心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
1979年2月，电大开始招生，当时已经46岁的杨景琇成为第一批学生，学习电子专业。
“那会儿电视还是个稀罕物，我们15个人围着单位仅有的一台电视上课。”杨景琇回忆说，“郑墙蒂教英语课，教材是北大公共英语系杜秉正编写的。”时隔近30年，杨景琇仍能记得当时郑培蒂上课的内容：“她从A、B、C字母讲起，教发音，十几节课后速度加快，一年后教语法，每次上英语课，我们都会用录音机录下来，课后反复听。”
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的郑培蒂，1979年2月被委任为电大的英语主讲老师，每次上课几十万学生同时听课的盛况，是近年来李阳、俞敏洪等号称万人英语推广课堂所不能比拟的。
郑培蒂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拨英语明星教师之一。美国《人物》杂志、日本NHK电视台等国外媒体对这位拥有百万学生的老师进行了报道。
“当时不知道学英语到底有什么用，就是凭个人兴趣，喜欢学。”杨景琇说，1982年电大毕业后，他重新开始工作，“不和外国人打交道，英语就又放下了。”
国际机场报务员
与杨景琇同在团结湖街道外语协会的夏风芝，因为工作性质，嘴边没离开过英语。
“1955年，我成为昆明国际机场的无线电报务员。那会儿最羡慕的，就是每周一次国际航班起降时，老报务员用英语工作。”
1964年夏风芝调回北京，并在天津接受了一年多的英语培训。
“周总理说，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从1965年开始，巴基斯坦、法国、埃塞俄比亚等航空公司的飞机都开始飞进来了。”这时的夏凤芝，“已经能用英语值班了”。
“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7年田中角荣访华，1979年邓小平访美，当时作为国际机场的报务员，我都参与了现场的通信联络。”夏凤芝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时刻。
夏凤芝当时还不知道，邓小平访美的成果之一，就是将中美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口头谅解转变为正式协议。两年后，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当年美国在中国举行了首次托福考试，北京地区有285人参加。
“出国航班上国人越来越多了，主要是去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夏凤芝说，“当时觉得，能出国的都是家里有海外关系的，像咱们这种普通工人家庭，不知什么时候才有机会。”
“没想到，1982年我也出去了。”夏凤芝去的不是英美，而是香港。家里的东芝牌彩电、夏普牌冰箱、能别在腰里只有巴掌大小的录音机、老虎牌电饭锅，都是他一趟趟去香港买回来的，“比国内电器出现早好几年，便宜，质量好。”
物质带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刺激了夏凤芝和他的孩子们学英语的热情。
“一到周末，就骑着自行车到处找英语角。人大苏州街的英语角去过，人特别多，大都是要出国留学的人。后来还去过王府井那边的英语角。”夏凤芝说，当时他的英语水平，仅限于使用简单的专业英语值班，应付不了日常交流，到英语角就是为了锻炼耳朵。
“我经常在家里拿着英语资料显摆，想让孩子们知道，只有学好了外语，才有出国的机会，才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如他所愿，四个孩子的工作都与外语有关。
“大约是1985年，二女儿读初中。当时《北京晚报》的夹缝里，有好多英语辅导班的广告。大街小巷里，英语辅导班的小广告也出现了。”夏凤芝给二女儿报了辅导班，“王府井、东安市场那一带，辅导班最多。一些学校晚上办的夜校，都在教英语。”
同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自费和公派出国人数迅速增多。1986年，参加托福考试的人数飞涨到了1.8万。这一年，职称评定与外语水平开始挂钩。1987年9月，大学开始实行英语四级考试，1989年1月，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实行。
1989年，夏凤芝的二女儿大学毕业，不久和一位英国工程师谈恋爱了，而且要去英国结婚定居。
“接受不了。1989年那会，出国的多了，但涉外婚姻还很少，怕她被骗，让洋女婿给了我一笔押金，才放女儿出去。”一提这段事，夏风芝就笑，“那笔押金还给女儿存着呢。”
我为英语狂
2002年，夏凤芝的外孙出国留学，杨景琇则送6岁的外孙上新东方英语幼儿班。
“因为开放式教学，我坐在教室后面，跟着一起听。”杨景琇和外孙一起上英语班的画面，被新加坡女导演白淑莲拍进了纪录片《我为英语狂》。白淑莲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英语这么狂热，就连古稀老人也是如此?
“女儿给我买复读机、电子辞典、《新概念》，支持我学英语。”杨景琇的女儿鼓励他学英语。
“要是英语好，工作肯定不一样。”女儿对杨景琇说，因为有了这种感受，她不想让自己的儿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时的新东方，经过9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民办英语学校。
创始人俞敏洪，和杨景琇的英语老师郑培蒂，都是北大西语系的。郑培蒂创造了电视英语的神话，培养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人。而俞敏洪1993年创办的新东方学校，据说中国的海外留学生，每10位中就有8位在这里培训过。
正是在国人重视出国、重视外语的心理作用下，俞敏洪的新东方、李阳的“疯狂英语培训班”、英孚、盖仑等英语培训机构赚得钵盆满盈，甚至发展成了一大产业。
据中国社会调查所报告显示，全国的英语培训机构总数量不下5万家，英语培训市场的市场总值已达150亿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年产值。
2001年申奥成功，全民学英语的热情更加炙热。
“每天至少听3小时以上英语，光复读机就用坏了6台。”杨景琇说，哪有英语讲座、英语角，只要他知道的，风雨不误。
杨景琇和同样痴迷英语的夏凤芝碰到了一起。两位老人，活跃在团结湖街道英语协会、朝阳文化馆的英语沙龙。恰巧，团结湖附近的工人体育馆、三里屯的外国人最多，这一地区英语角的人数、水平、名气吸引了更多人参与进来。
“我再也不用跑到人大那边参加英语角了，团结湖的英语角，名气已经盖过苏州街了。”夏风芝说。
凭着这股学英语的疯狂劲，2008年前，杨景琇和夏凤芝都通过了北京英语口语等级考试的初、中、高级，并成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城市志愿者。
“初级口语掌握700多个词汇，相当于北京秀水街售货员的水平，能讨价还价了；中级词汇量1003多，相当于友谊商店销售组长的水平，能进行一定的谈判交涉；高级掌握2500左右的词汇，一般的语言翻译不成问题。”杨景琇解释。外国人在日常交流中，運用的也就是2000个左右词汇。
“我的外孙现在读初中了，是英语课代表。他从小学英语的优势慢慢发挥出来了，不管他将来是否靠英语吃饭，至少现在，英语为他建立了自信心。”杨景琇说，“我自己呢，继续说英语，我是北京旅游景点的英语导游，这几天正在准备‘同仁堂’的导游词呢!”
2008年10月6日，对于团结湖街道外语协会的杨景琇来说，是一个大日子。
“我和邓亚萍，还有设计福娃的韩美林，一起领奖。”这一天，75岁的杨景琇被授予“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优秀志愿者”称号。
能从十几万志愿者中脱颖而出，杨景琇故梦都没想到。成就他的，恰恰是令大多数老年人望而却步的英语。
电视大学的一代
“电大同学们：我是1981年1月由教育部派来英国伦敦大学进修的，再有四个月就可以回北京了。在近两年的海外生活中，我常常惦记着电大几十万学生，希望同学们能够掌握好英语，为祖国的四化做出贡献。”
这是郑培蒂1982年从伦敦写给她从未谋面的“电大几十万学生”的信。这一年，杨景琇作为电大的第一批学生，正好是入学的第三个年头。
“郑培蒂的出现，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英语。”杨景琇说。上中学那会儿，外语课是俄语。1957年，英语出现在初中课程中。1964年，教育部把英语列为第一外语，这时的杨景绣已经在北京市机电研究院工作了。
1978年，教育部决定开办“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让“文革”期间失去学习机会的人上大学。同年7月，教育部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的数量的报告》，12月，改革开放后的首批50名访问学者奔赴美国。
教育部做出的这两大举措，点燃了国人走上街头说英语的热情。就在这一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密集的苏州街一带，出现了国内第一个英语角。学英语结束了偷偷摸摸的方式，在大街上说英语、听英语广播也不用再担心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
1979年2月，电大开始招生，当时已经46岁的杨景琇成为第一批学生，学习电子专业。
“那会儿电视还是个稀罕物，我们15个人围着单位仅有的一台电视上课。”杨景琇回忆说，“郑墙蒂教英语课，教材是北大公共英语系杜秉正编写的。”时隔近30年，杨景琇仍能记得当时郑培蒂上课的内容：“她从A、B、C字母讲起，教发音，十几节课后速度加快，一年后教语法，每次上英语课，我们都会用录音机录下来，课后反复听。”
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的郑培蒂，1979年2月被委任为电大的英语主讲老师，每次上课几十万学生同时听课的盛况，是近年来李阳、俞敏洪等号称万人英语推广课堂所不能比拟的。
郑培蒂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拨英语明星教师之一。美国《人物》杂志、日本NHK电视台等国外媒体对这位拥有百万学生的老师进行了报道。
“当时不知道学英语到底有什么用，就是凭个人兴趣，喜欢学。”杨景琇说，1982年电大毕业后，他重新开始工作，“不和外国人打交道，英语就又放下了。”
国际机场报务员
与杨景琇同在团结湖街道外语协会的夏风芝，因为工作性质，嘴边没离开过英语。
“1955年，我成为昆明国际机场的无线电报务员。那会儿最羡慕的，就是每周一次国际航班起降时，老报务员用英语工作。”
1964年夏风芝调回北京，并在天津接受了一年多的英语培训。
“周总理说，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从1965年开始，巴基斯坦、法国、埃塞俄比亚等航空公司的飞机都开始飞进来了。”这时的夏凤芝，“已经能用英语值班了”。
“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7年田中角荣访华，1979年邓小平访美，当时作为国际机场的报务员，我都参与了现场的通信联络。”夏凤芝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时刻。
夏凤芝当时还不知道，邓小平访美的成果之一，就是将中美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口头谅解转变为正式协议。两年后，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当年美国在中国举行了首次托福考试，北京地区有285人参加。
“出国航班上国人越来越多了，主要是去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夏凤芝说，“当时觉得，能出国的都是家里有海外关系的，像咱们这种普通工人家庭，不知什么时候才有机会。”
“没想到，1982年我也出去了。”夏凤芝去的不是英美，而是香港。家里的东芝牌彩电、夏普牌冰箱、能别在腰里只有巴掌大小的录音机、老虎牌电饭锅，都是他一趟趟去香港买回来的，“比国内电器出现早好几年，便宜，质量好。”
物质带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刺激了夏凤芝和他的孩子们学英语的热情。
“一到周末，就骑着自行车到处找英语角。人大苏州街的英语角去过，人特别多，大都是要出国留学的人。后来还去过王府井那边的英语角。”夏凤芝说，当时他的英语水平，仅限于使用简单的专业英语值班，应付不了日常交流，到英语角就是为了锻炼耳朵。
“我经常在家里拿着英语资料显摆，想让孩子们知道，只有学好了外语，才有出国的机会，才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如他所愿，四个孩子的工作都与外语有关。
“大约是1985年，二女儿读初中。当时《北京晚报》的夹缝里，有好多英语辅导班的广告。大街小巷里，英语辅导班的小广告也出现了。”夏凤芝给二女儿报了辅导班，“王府井、东安市场那一带，辅导班最多。一些学校晚上办的夜校，都在教英语。”
同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自费和公派出国人数迅速增多。1986年，参加托福考试的人数飞涨到了1.8万。这一年，职称评定与外语水平开始挂钩。1987年9月，大学开始实行英语四级考试，1989年1月，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实行。
1989年，夏凤芝的二女儿大学毕业，不久和一位英国工程师谈恋爱了，而且要去英国结婚定居。
“接受不了。1989年那会，出国的多了，但涉外婚姻还很少，怕她被骗，让洋女婿给了我一笔押金，才放女儿出去。”一提这段事，夏风芝就笑，“那笔押金还给女儿存着呢。”
我为英语狂
2002年，夏凤芝的外孙出国留学，杨景琇则送6岁的外孙上新东方英语幼儿班。
“因为开放式教学，我坐在教室后面，跟着一起听。”杨景琇和外孙一起上英语班的画面，被新加坡女导演白淑莲拍进了纪录片《我为英语狂》。白淑莲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英语这么狂热，就连古稀老人也是如此?
“女儿给我买复读机、电子辞典、《新概念》，支持我学英语。”杨景琇的女儿鼓励他学英语。
“要是英语好，工作肯定不一样。”女儿对杨景琇说，因为有了这种感受，她不想让自己的儿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时的新东方，经过9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民办英语学校。
创始人俞敏洪，和杨景琇的英语老师郑培蒂，都是北大西语系的。郑培蒂创造了电视英语的神话，培养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人。而俞敏洪1993年创办的新东方学校，据说中国的海外留学生，每10位中就有8位在这里培训过。
正是在国人重视出国、重视外语的心理作用下，俞敏洪的新东方、李阳的“疯狂英语培训班”、英孚、盖仑等英语培训机构赚得钵盆满盈，甚至发展成了一大产业。
据中国社会调查所报告显示，全国的英语培训机构总数量不下5万家，英语培训市场的市场总值已达150亿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年产值。
2001年申奥成功，全民学英语的热情更加炙热。
“每天至少听3小时以上英语，光复读机就用坏了6台。”杨景琇说，哪有英语讲座、英语角，只要他知道的，风雨不误。
杨景琇和同样痴迷英语的夏凤芝碰到了一起。两位老人，活跃在团结湖街道英语协会、朝阳文化馆的英语沙龙。恰巧，团结湖附近的工人体育馆、三里屯的外国人最多，这一地区英语角的人数、水平、名气吸引了更多人参与进来。
“我再也不用跑到人大那边参加英语角了，团结湖的英语角，名气已经盖过苏州街了。”夏风芝说。
凭着这股学英语的疯狂劲，2008年前，杨景琇和夏凤芝都通过了北京英语口语等级考试的初、中、高级，并成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城市志愿者。
“初级口语掌握700多个词汇，相当于北京秀水街售货员的水平，能讨价还价了；中级词汇量1003多，相当于友谊商店销售组长的水平，能进行一定的谈判交涉；高级掌握2500左右的词汇，一般的语言翻译不成问题。”杨景琇解释。外国人在日常交流中，運用的也就是2000个左右词汇。
“我的外孙现在读初中了，是英语课代表。他从小学英语的优势慢慢发挥出来了，不管他将来是否靠英语吃饭，至少现在，英语为他建立了自信心。”杨景琇说，“我自己呢，继续说英语，我是北京旅游景点的英语导游，这几天正在准备‘同仁堂’的导游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