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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石评梅作为五四一代的新文学作家，作品中充溢着一种悲剧意识。本文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石评梅作品中的佛文化倾向，并从其成长历程、人生经历等探究石评梅作品佛学意蕴的根源。
关键词：石评梅；佛文化；悲剧意识
石评梅是五四时代最先觉醒过来的女作家之一。在其仅26年（1902—1928）有限的生命里，即贡献出了一批为人称道的新文学作品，为五四新文学的建设留下了难以泯灭的一页。正如庐隐所说的，石氏创作“大体上已经很有成就了”，而且还做了进一步的预测，“若果天再假之以数年，当然有更大的成就的”。
石评梅散文和小说充溢着一种悲剧意识。死亡、泪水、孤独、愁恨……等等都是其作品中最常出现的词语和意象。作为五四一代的新文学作家，似乎石评梅比其他同代作家显示出了更多的悲苦。甚至从其作品的题目中亦可见出端倪。“肠断心碎泪成冰”“凄其风雨夜”“缄情寄向黄泉”“我只合独葬荒丘”“病”“被践踏中的嫩芽”“噩梦中的扮演”……无一不是伤情绝望之辞。女作家中途夭折的恋情加之天性的多愁善感便造就了这感人泪下的忧伤凄美的文字。若抛开作品悲剧意味的表象,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追踪作家深层次的心理脉动对我们更好地把握作家的创作也有一定价值。
石评梅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徒，通过对其作品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所流露出来的佛教思想倾向。石评梅的作品无论散文还是小说总是飘散着一股浓烈的悲伤情绪，即便是表现激昂的人生的笔墨，也是悲壮的。事实上，石评梅作品中的悲剧意识的形成固然有着对西方悲剧美学的接受，但也无可否认是对佛教所主张的一切皆苦的教义的认可。《凄其风雨夜》中作家竟唱出这样的人生绝望之辞：“我现在已是一个罩上黑纱的人了。我的一切都是黯淡的，都是死寂的；我富丽的生命，已经像彗星般逝去，只剩余下这将走进坟墓的皮囊，心灵是早经埋葬了。”消解现实生活中的不幸所造成的心灵创伤的需求也是作家与佛学结缘的因由。不仅体味到人生皆苦，佛家的万法皆空的精神也时常出现在石评梅作品中。这是参透了生死后的大彻与大悟。“世界既这般空寂，何必追求物象的因果。……寂灭的世界里，无大地山河，无恋爱生死，此身既属臭皮囊，此心又何尝有物……”文字虽仍不失文笔的优美，但已是语带禅机了，更是参破红尘后的禅悟之语。作家在历经人世的苦难后，最终在佛教的精神洗礼中寻得心灵的皈依。无可否认，以积极入世的眼光看来，佛家思想有消极退世之倾向，但这种人生皆苦、万法皆空的宗教教义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世人消解人间悲苦，解救精神压迫的合理归宿。应该说石评梅甚或大多数的五四作家与佛文化的亲近，和佛家思想这种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
在石评梅作品中，还有另一种值得注意的精神趋向，就是利人或拯救人的思想。五四一代的作家大多有着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但石评梅也并不如其他五四文学主将一样，总是富于激情的摇旗呐喊，其文风凄婉哀艳，如时人所说，文章“主观的伤感过甚，满纸都是衰飒伤心话”。因而总是带了一种惨淡之气。石评梅启蒙大众的做法更有了佛文化“利人”和“舍身度世”的意味。我们并不认为石评梅创作是自觉地图解佛法教义，只是作家生活成长过程中为此种文化所熏陶而形成的心理潜意识已经无形地融入了创作中。在小说《只有梅花知此恨》中，石评梅虚构了一个哀婉的爱情故事，有情人却不能终成眷属的悲剧。主人公潜虬和当年的恋人深深相爱，即使八年之后各自婚配后他们内心也仍旧燃烧着爱情的火焰。但是他们却没能最终走到一起。实际上，我们与其说是潜虬懦弱，不如认为他是以自己的退让和牺牲去保全他人的幸福。很难想象，结婚八年后的潜虬和薏妹，如果“勇敢”地进行一次爱情的重新洗牌，他们各自的伴侣更不用说孩子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潜虬的选择是经过理性的思考的，在利他与利己的较量中，潜虬理智战胜了感情，主人公的举动是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利人”色彩的。固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潜虬的做法乃是完全地出于为他人着想的初衷，但以上分析的因素却也是不能忽视的。石评梅正是通过虚构这样的故事，以潜虬作为代言人来表达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世人的忠告。作家在面对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实不幸和苦难时，无法借酒杯以浇心中的块垒，皈依佛家思想便成了解脱心灵苦难的最佳选择。再者，作家对童心、自然美的赞扬也是佛家文化里宣扬的“清静心”“佛性”的重要内容。
佛学文化在石评梅创作中虽然不是最突出的思想内蕴，但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能发现佛家的思想对石氏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石评梅能够接受佛文化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皈依佛教的倾向，不能不说是所经历的人生苦难使然。前文中提到，石评梅个人身世经历、传奇的爱情悲剧可能更会吸引世人甚或研究者的注意。正是自身遭遇的现实苦难让石评梅自觉地认可了佛文化中“一切皆苦”的教义，并从中得到一点解脱。石评梅天生就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子，在世之时就被同窗好友庐隐呼为“颦儿”，其林下风致可见一斑。然则作家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容不得一点现世的污浊甚或不完美。初次恋爱失败这一人生小小的挫折竟就将石评梅引入了“独身主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作家与高君宇深深相爱，然而她的独身主义信条又使两人都要忍受不能结合的煎熬；更为不幸的是，刚刚得到爱情雨露的滋润就阴阳两隔的痛苦，几乎让她处于生命崩溃的边缘。
再者，除了人生的不幸造成了精神上的创伤外，五四落潮后作为新知识分子的石评梅同样也面临着生的困惑与迷茫。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个体与社会的对立，知与情的矛盾都让作家陷入难以排解的困境。石评梅曾悲叹“在人间世上，没有一样东西能系连着我生命的活跃，我觉得这是一件最痛苦的事”，因此作家也对佛家的万法皆空的“空”观产生浓厚的兴趣。中国作家之所以亲近佛教，受其影响，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佛教不像基督教，它在中国有着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佛教的兼容性，使其获得了中国化的可能，因而它能顺利地进入到一般人日常生活的环节，继而进入到他们道德情感的深层领域。”不少学者认为，石评梅所成长的家庭环境为她拥有良好的国学根基提供了条件，石父作为清末知识分子不仅引导她遍读古诗书，也让她涉足佛经。最先觉醒了的五四一代作家，身上有着两种文化因子，这无论在前还是在后都是少有的特殊的精神现象。
关键词：石评梅；佛文化；悲剧意识
石评梅是五四时代最先觉醒过来的女作家之一。在其仅26年（1902—1928）有限的生命里，即贡献出了一批为人称道的新文学作品，为五四新文学的建设留下了难以泯灭的一页。正如庐隐所说的，石氏创作“大体上已经很有成就了”，而且还做了进一步的预测，“若果天再假之以数年，当然有更大的成就的”。
石评梅散文和小说充溢着一种悲剧意识。死亡、泪水、孤独、愁恨……等等都是其作品中最常出现的词语和意象。作为五四一代的新文学作家，似乎石评梅比其他同代作家显示出了更多的悲苦。甚至从其作品的题目中亦可见出端倪。“肠断心碎泪成冰”“凄其风雨夜”“缄情寄向黄泉”“我只合独葬荒丘”“病”“被践踏中的嫩芽”“噩梦中的扮演”……无一不是伤情绝望之辞。女作家中途夭折的恋情加之天性的多愁善感便造就了这感人泪下的忧伤凄美的文字。若抛开作品悲剧意味的表象,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追踪作家深层次的心理脉动对我们更好地把握作家的创作也有一定价值。
石评梅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徒，通过对其作品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所流露出来的佛教思想倾向。石评梅的作品无论散文还是小说总是飘散着一股浓烈的悲伤情绪，即便是表现激昂的人生的笔墨，也是悲壮的。事实上，石评梅作品中的悲剧意识的形成固然有着对西方悲剧美学的接受，但也无可否认是对佛教所主张的一切皆苦的教义的认可。《凄其风雨夜》中作家竟唱出这样的人生绝望之辞：“我现在已是一个罩上黑纱的人了。我的一切都是黯淡的，都是死寂的；我富丽的生命，已经像彗星般逝去，只剩余下这将走进坟墓的皮囊，心灵是早经埋葬了。”消解现实生活中的不幸所造成的心灵创伤的需求也是作家与佛学结缘的因由。不仅体味到人生皆苦，佛家的万法皆空的精神也时常出现在石评梅作品中。这是参透了生死后的大彻与大悟。“世界既这般空寂，何必追求物象的因果。……寂灭的世界里，无大地山河，无恋爱生死，此身既属臭皮囊，此心又何尝有物……”文字虽仍不失文笔的优美，但已是语带禅机了，更是参破红尘后的禅悟之语。作家在历经人世的苦难后，最终在佛教的精神洗礼中寻得心灵的皈依。无可否认，以积极入世的眼光看来，佛家思想有消极退世之倾向，但这种人生皆苦、万法皆空的宗教教义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世人消解人间悲苦，解救精神压迫的合理归宿。应该说石评梅甚或大多数的五四作家与佛文化的亲近，和佛家思想这种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
在石评梅作品中，还有另一种值得注意的精神趋向，就是利人或拯救人的思想。五四一代的作家大多有着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但石评梅也并不如其他五四文学主将一样，总是富于激情的摇旗呐喊，其文风凄婉哀艳，如时人所说，文章“主观的伤感过甚，满纸都是衰飒伤心话”。因而总是带了一种惨淡之气。石评梅启蒙大众的做法更有了佛文化“利人”和“舍身度世”的意味。我们并不认为石评梅创作是自觉地图解佛法教义，只是作家生活成长过程中为此种文化所熏陶而形成的心理潜意识已经无形地融入了创作中。在小说《只有梅花知此恨》中，石评梅虚构了一个哀婉的爱情故事，有情人却不能终成眷属的悲剧。主人公潜虬和当年的恋人深深相爱，即使八年之后各自婚配后他们内心也仍旧燃烧着爱情的火焰。但是他们却没能最终走到一起。实际上，我们与其说是潜虬懦弱，不如认为他是以自己的退让和牺牲去保全他人的幸福。很难想象，结婚八年后的潜虬和薏妹，如果“勇敢”地进行一次爱情的重新洗牌，他们各自的伴侣更不用说孩子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潜虬的选择是经过理性的思考的，在利他与利己的较量中，潜虬理智战胜了感情，主人公的举动是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利人”色彩的。固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潜虬的做法乃是完全地出于为他人着想的初衷，但以上分析的因素却也是不能忽视的。石评梅正是通过虚构这样的故事，以潜虬作为代言人来表达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世人的忠告。作家在面对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实不幸和苦难时，无法借酒杯以浇心中的块垒，皈依佛家思想便成了解脱心灵苦难的最佳选择。再者，作家对童心、自然美的赞扬也是佛家文化里宣扬的“清静心”“佛性”的重要内容。
佛学文化在石评梅创作中虽然不是最突出的思想内蕴，但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能发现佛家的思想对石氏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石评梅能够接受佛文化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皈依佛教的倾向，不能不说是所经历的人生苦难使然。前文中提到，石评梅个人身世经历、传奇的爱情悲剧可能更会吸引世人甚或研究者的注意。正是自身遭遇的现实苦难让石评梅自觉地认可了佛文化中“一切皆苦”的教义，并从中得到一点解脱。石评梅天生就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子，在世之时就被同窗好友庐隐呼为“颦儿”，其林下风致可见一斑。然则作家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容不得一点现世的污浊甚或不完美。初次恋爱失败这一人生小小的挫折竟就将石评梅引入了“独身主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作家与高君宇深深相爱，然而她的独身主义信条又使两人都要忍受不能结合的煎熬；更为不幸的是，刚刚得到爱情雨露的滋润就阴阳两隔的痛苦，几乎让她处于生命崩溃的边缘。
再者，除了人生的不幸造成了精神上的创伤外，五四落潮后作为新知识分子的石评梅同样也面临着生的困惑与迷茫。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个体与社会的对立，知与情的矛盾都让作家陷入难以排解的困境。石评梅曾悲叹“在人间世上，没有一样东西能系连着我生命的活跃，我觉得这是一件最痛苦的事”，因此作家也对佛家的万法皆空的“空”观产生浓厚的兴趣。中国作家之所以亲近佛教，受其影响，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佛教不像基督教，它在中国有着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佛教的兼容性，使其获得了中国化的可能，因而它能顺利地进入到一般人日常生活的环节，继而进入到他们道德情感的深层领域。”不少学者认为，石评梅所成长的家庭环境为她拥有良好的国学根基提供了条件，石父作为清末知识分子不仅引导她遍读古诗书，也让她涉足佛经。最先觉醒了的五四一代作家，身上有着两种文化因子，这无论在前还是在后都是少有的特殊的精神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