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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蛇与人权
前不久乘坐802次航班，由北京飞抵美国东海岸的纽瓦克国际机场，我遇上了麻烦。验关的是一个白人青年：“除了护照，还有什么文件可以证明你的身份?”
我手忙脚乱，掏空所有口袋，摆在服务台上。的确什么也没有带，甚至记者证也忘在了家里，我只好满脸堆笑：“有人告诉我，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有贵国大使签署的护照就行了。”
“不行，你必须出示有关此行目的的文件。”他仍然板着脸，不依不饶。我彻底绝望了，忍不住高声叫道：“没有！我什么也没有——你看着办吧！”
他愣了一会儿，伸出毛茸茸的大手，在乱糟糟的机票、发票和零钱中间来回扒拉，忽然扒出一张名片，指责道：“为什么不早点出示呢?”而后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欢迎您到美国来！”
真没想到，被称为“明骗”的名片，此时派上了大用场。
我的朋友——纽约某公司总经理刘先生在大厅里等候。他说：“你和他嚷嚷是对的，太软弱肯定会被遣返——自从福建‘人蛇’在公海上惨死的新闻上了电视，不少中国人莫名其妙被拒绝入境。”
“人蛇”——大陆偷渡客败坏祖国声誉，拼死拼活到这里来干什么?
“美国人也有毛病，他们的移民政策出了问题。”刘先生说，“美国一些顶尖人物，比如爱因斯坦、基辛格大多是外来移民。他们需要这样的人才，又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只好以‘人权’为幌子，玩弄一些花招。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动乱，布什政府马上宣布给中国留学生绿卡。这个决定表面上是政治性的，实际是为了将几万人才留下来，动机相当可耻。
“想要别国的人才，又怕粗工混进来，矛盾的政策导致了矛盾的法律。由于标榜‘人权’，在美国城乡，警察无权让人出示证件，‘人蛇’登陆后就不太可能被捕；即使被捕，说声‘我不同意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便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美国是非法移民的乐土，公海上长年泊有一些大陆‘蛇船’，他们与海岸警卫队对峙，遇上月黑风高，一声呐喊，便大胆闯关。”
韩战与越战
在美国，处处可以感受到人们的爱国热情。
刘先生开车，陪我参观了“名将摇篮”——西点军校。 我曾看过一篇文章，说西点军校也在学雷锋，教室挂有他的画像。结果四处寻觅，不仅未见到画像，一些教官和学员还说从未听说过雷锋其人。
西点军校很美，倚山临江，气势磅礴，这里最受推崇的人物不是中国士兵雷锋，而是中国士兵的手下败将——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西点导游图封面，就是一个顶天立地、满脸骄横的“麦帅”塑像。此人曾任西点校长，更重要的是代表美国军队精神——为美国利益，到任何地方，与任何敌人作战！
第二天到了华盛顿。夜幕降临时分，我们来到“越战墙”。这里游人如织，大多是青少年。他们满脸虔诚，在越战雕塑——三个肤色不同、浑身泥泞、丢盔卸甲的美国大兵面前久久肃立。
塑像旁是长约百米的黑色大理石纪念墙，上面镌刻着在越战中丧生的58000 名美国军人姓名。几个孩子举着手电，俯身在墙上寻觅，最后恭恭敬敬献上一束白花。这里没人乱刻乱划，到处是层层迭迭的鲜花。
接下来，我们访问纽约市，游览了世界资本主义象征——曼哈顿。
登上高110层的世界贸易中心顶楼，“一览众楼小”，矗立在碧绿的哈德逊湾的自由女神，活像一个塑料玩具。
刘先生要我留心一下西边的洛克菲勒中心——那是曼哈顿岛中央12幢高大的灰褐色建筑：“这些商厦是美国制度的象征，1989年日本三菱不动产买去后，极大伤害了美国人自尊心，租金大跌，2000亿日元投资打了水漂！这些商厦巍然耸立，推不倒，抹不去，成为美国朝野攻击日本经济侵略的目标，被称为‘第二个珍珠港’。许多青年人不买日本车，宁愿买质次价高的美国车，就和这些商厦的命运很有关系……”
美国只有220年历史，韩战、越战、入侵巴拿马，轰炸利比亚，包括洛克菲勒中心被出卖，可以说星条旗上污迹斑驳。我忽然有些明白，美国人的爱国热情与光荣历史并无必然联系，有时情况恰好相反。
安全号与案底
“你应该拿一个美国驾照，再办一个社会安全号。”在回纽瓦克的高速公路上，刘先生忽然说，“在美国，驾照相当于身份证，而社会安全号相当于档案——你去谋职，输入安全号码，计算机马上会显示个人资料，这将影响录用；和人打官司，陪审团可以知道是否有案底，这将影响最后判决；……
“有了安全号，好事坏事记录在案，你以后再来美国，就显示为‘大大的良民’：按时归国，没有移民倾向；从未偷税，没有犯罪纪录……那么，办签证、贷款、购房、购车，别人会另眼相待；办医疗、汽车、人身保险，也会降低收费标准……”
看来，安全号还具有惩恶劝善功能。美国官员比较廉洁、国民比较守法，和这个档案系统一定很有关系；我们可以设想，美国一些重要岗位上的人——比如官员、企业家、政治家，大都“无案底”。
同时，我们的档案制度局限性也显露出来了。比如，国内一名县长因渎职被免职，换个地方可以接着当局长；一名厂长因谋私受查处，换个地方可以继续开公司；最荒谬的事发生在文革中，国家主席出事，一查档案，老天爷，此人“四次叛党”！
房租与汽车
经过5小时飞行，从东海岸到西海岸， 我来到了旧金山国际机场。在大厅等候行李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说：“你来了，路上还顺利吧?”
这是我的孪生弟弟。我有些心酸：他是社会政策博士，却显得黝黑、粗壮，一副“劳动人民”模样。
弟弟住着两居室，每月付730美元房租。
美国两居室很讲究，客厅超过30平方米，24小时供应热水，衣橱、冰柜、洗衣机、灶具一应俱全，还有车库和储藏室。但是，租金也高，已超过普通职员月收入三分之一。
为什么不买房呢?
弟弟说：“美国的房比中国贵，20年付清，加上8％购房税和7％贷款利息，每月要付700多美元。
“汽车也是一大支出。3年付清，加上购车税、银行利息、保险和汽油费，每月花在轱辘上的钱不少于400美元。”
为什么不买旧车呢?
“旧车不合算。车在高速公路上抛锚会被人撞死；停在路边‘拾掇’一下也不行，违章停车75美元、拖车费120美元；更大的问题是容易误事，迟到几次会被炒鱿鱼……”
美国生活不轻松。月收入2000美元的新移民，除去房租700、 汽车400、所得税400、保险100，只能剩下400美元“零花钱”！
这个国家是专为“有车族”设计的。大城市工作机会多，但居住环境恶劣，小城镇环境美而挣钱难。人们只好依赖汽车在两地穿梭。刘先生在纽约办公，住纽瓦克市，弟弟在旧金山工作，住圣马特奥市，上班路程都超过50公里。
男人与女人
住房、汽车，两条绳索把新移民勒得喘不过气来，一些海外游子回大陆探亲，往往因“说话洋气，花钱小气”而受嘲笑。一位在亚特兰大当教授的朋友前不久回北京，每天就挤公共汽车。
“拎一桶水吃力，挑一担水轻松，”弟弟说，“这里单身男子日子难过，养一家子倒很容易。”
情况就是这样。美国物价很低，食品免税，以1 美元兑8.27元人民币计算，大米、面包、猪肉、蔬菜价格和大陆差不多，而海鲜、鱼类、鸡肉低于大陆，添一口人100美元就差不多了。
而这100美元，也不一定要掏。美国男子“懒得结婚”是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政府不得不“强迫”娶妻生子。想当“单身贵族”？行，但要纳很高的个人所得税；只要听话，乖乖结婚就减税，养一群孩子还可以得到政府援助。
美国人保护婚姻的热忱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虽说男女平等，分手时男方也要给女方付很高的赡养费。不清楚这究竟是保护了婚姻，还是相反，反正男子仍然“懒得结婚”，而女子更愿意离婚，单亲家庭与日俱增。我认识斯坦福大学一位女博士，领着9岁女儿过活，打一份轻闲的工，不用纳税，每月有政府援助和一笔可观的离婚赡养费，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看起来美国不仅是“儿童天堂”，还是“妇女乐园”，算去算来，男人活得最没劲。新移民中的典型事例，是先生到美国后，想尽办法接太太来团聚，如果后来分道扬镳，往往是先生回国，而太太留在了美国。
这很有意思，也许中国妇女地位需要提高，也许美国男子地位需要改善。
富人与穷人
美国人挣钱很多。比如，蓝领雇员年薪约3万美元，他们的中国同行只有8000元人民币；硅谷软件工程师年薪约8万美元， 而他们的中关村同行仅3万元人民币。按“官价”计算，美国人挣的钱至少比中国人高20倍！
然而，美国人挣钱要纳所得税，消费要纳购物税，他们得到的要比“牌价”低得多，而付出的要比“牌价”高得多。还要打一些折扣，让我们看一下美元和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
一辆在纽约卖1万美元的汽车，北京20万元——1比20；
一台在纽约卖700美元的摄像机，北京7000元——1比10；
一块在纽约卖2美元的猪肉，北京10元——1比5；
一套在纽约月租金800美元的公寓，北京2500元——1比3；
一件在纽约卖40美元的体恤衫，北京40元；一碗在纽约卖5 美元的牛肉面，北京5元；乘一次公共汽车，纽约1美元，北京1元；乘一次出租车，纽约10美元，北京10元——1比1。
我们会发现，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由高到低，从1比20直到1比1，取中间值，1比8.27比较合理；但是，人们天天穿衣、吃饭、住房、乘车，却不会天天买汽车和摄像机。应该说，就日常生活开支最多的项目而言，美元与人民币的实际比价不超过1比3。加上其他因素，两国国民实际收入差距不超过10倍。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美国“穷人不穷”。这主要得益于“杀富济贫”的基本国策。前总统里根在《一个美国人的生平》一书中抱怨道：“我在华纳兄弟影片公司的事业达到顶点的时候，我的税级为94％。这就是说，在收入超过
一定数额以后，我每赚一块钱，自己只能拿到6分钱，其余的钱都被政府拿走了。”
除了高得惊人的所得税，针对富人的还有公司税、资本收益税、资本转让税、赠与税、遗产税等，一个年收入100万美元的富人，真正到手30万就很不错了。
与此同时，美国对穷人日常消费较多的物品——食品、副食、蔬菜、水果免税，还对低收入者、赡养人口较多的家庭进行财政援助。由此，按中国标准美国穷人一点也不穷，拥有“花园别墅”和“小轿车”的相当普遍。
直接税与间接税
不管怎样说，纳税是美国人的沉重负担：领工资纳所得税，购物纳消费税，送礼纳赠与税，人死了纳遗产税，……说“美国万税”，一点也不过分。
这些税属于“直接税”，也就是说，美国人在挣每一块钱和花每一块钱时，立即知道有多少银子被政府搜刮走了。直接税毫无遮掩，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于是，美国法院确认个人有权使用各种法律手段力求减少赋税负担；避税是合法的，使税收网安全无碍是国家的事，而不是纳税人的事。
这是中美文化一个重大分野。2000年春节前夕，由于电脑操作失误，中国一名男子莫名其妙得到6亿多元，立即购买珠宝挥霍掉14万元，有消息说他将被“绳之以法”；无独有偶，此时美国一位妇女也得到了74万美元，她疯狂购物，花得一干二净，结果全社会羡慕她的好运，而银行自认倒霉，
作为人的一种自私天性，美国几乎人人都设法“交好运”。在这儿，政府获得了一个很方便的调控杠杆。比如农业歉收，只要降低农业税率，使之成为避税理想场所，人们着眼于“逃税”，农业就发展起来；同样，制止基建投资规模膨胀也很简单，提高基建税率，人们着眼于“逃税”，问题也解决了。
直接税另一优点是公正。它具有累进性，由收入最高、最有支付能力的人负担最重的税。这使税源稳定可靠，还能促进社会公平。
而它的主要弊端是压抑社会精英的首创精神：一位畅销书的作者可能不得不匆匆放弃美国国籍，侨居海外，否则手中这本书出版将使他损失高达100万美元；而另一位一年能写三个电影剧本的作家决定只写一个，因为所得税按累进征收，后两个剧本近于白干。里根回忆说，正由于痛恨政府的无耻侵暴，认定只有当上总统才能改变现状，他走上了竞选美国总统的艰难道路。
直接税另一个弊病是不利于投资：高额直接税将外国资本拒之于国门，又将本国资本驱往海外。作为一个有2.6 亿人口、2万公里海岸线的大国，美国仅有2800万吨商船，而非洲一个人口200万、海岸线500公里的小国——利比里亚倒有1.5亿吨商船。实话讲，美国商船全跑到那儿注册去了。
与此适成对照，中国主要税赋——关税、营业税、增值税，包括即将出台的燃油税属于“间接税”。于是对于上班族，公民纳税义务成了一个抽象概念，许多人一生中从未亲手纳过一分钱税。当然，他们是纳税的，只不过纳得不明不白：领工资时单位以上缴税利形式代扣过所得税，而购物消费时商场酒店以关税、营业税、增值税等形式代扣过消费税。
与直接税相反，间接税具有累退性，收入越多的人纳税比例越低。里根的中国同行——一个名叫刘晓庆的电影演员一年时间便成为“40亿富婆”，这样的暴富纪录在美国是难以想象的。如果美国能像中国一样善待富人，历史上便不会有里根总统和里根主义；而如果中国象美国那样按94%税率向“40亿富婆”征税，刘晓庆应纳37.6亿元，她顶多能做“两亿富婆”。
间接税鼓励精英积极进取；它的弊病也在这里——加速两极分化，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它的另一弊端是淡化公民社会参与意识。比如，传媒公布一名官员贪污1万美元，曾纳税1万美元的美国公民觉得他偷了自己的钱，会写信给陪审团要求从严惩处；而在中国，一名“从未纳过一分钱税”的公民会一笑置之。一天，笔者在上海乘公共汽车，乘客正议论歹徒抢钱杀害银行职员的事，一名中年男子愤愤不平道：“抢国家的钱算你有本事，为什么要杀害那个小姑娘?”公众对国家感情淡漠，可见一斑。
小费与服务
与中国不同，小费也是美国人日常重要开支之一。美国人在接受服务后，约定俗成要付15％小费。比如吃一餐饭10美元，需另付服务生1.5美元，坐出租车20美元，要付司机23美元。
初到美国，我虽然入乡随俗付小费，但总有被人宰了一刀的感觉——这分明是编出方儿敲榨顾客，最好还是我们中国，照价付款，谁也不惦记谁。
一位在柏克莱加州大学读硕士的朋友纠正了我：“不付小费是剥削行为——美国餐馆不付工资给服务生，每天只发几块钱零花钱，他全靠小费养家糊口。我曾在餐馆打工，听见大陆口音就头大——他们不付小费，把服务生当成雷锋了！”
后来我才明白，小费不仅应该付，而且这种制度应当引进中国。世界上的商品可简单分为物品和劳务两种。衡量物品价值只有一种方式——价格，而衡量劳务价值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中国方式，老板发工资；一种是美国方式，客人付小费。毫无疑问，前一种方式使服务生将讨好目标锁定在老板，“老板即上帝”；而后一种方式他只能努力讨好客人，“客人即上帝”。
这有很大区别。事实上除日本外，发达国家都依靠小费来维持良好的服务。小费一旦取消，它们的服务会比中国还糟。
小费制度虽然很好，但引进国内的时机还不成熟：
——它将导致乱涨价。小费是客人付给服务生的工资，不应进入经营核算，而我们习惯于物价只涨不降，引进后不会有人主动降价。国内一些星级饭店菜单上，已赫然注明“另加收15％服务费”！
——它将恶化服务环境。西方付小费约定俗成，双方在不言而喻中完成，而我们习惯于行政命令。如果引进，势将出现“顾客须付15％小费，违者罚款，并移送有关部门严肃处理”一类警示。
——它将导致殴辱顾客。我们一些服务生端着铁饭碗，天不怕地不怕，会各出奇招勒索小费，报纸可能出现《这家酒店真恶劣，拒付小费遭毒打》一类新闻。
物品与劳务
与国内相比，美国物品价格不高，而劳务价格高得惊人，“尾巴比身子大”：买副轮胎18美元，请人换上它要付20美元；买个电吹风8美元，到理发店吹一下头要花10美元。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站在美国人立场看，他们也会惊讶我国的劳务太贱而物品太贵，同样是“尾巴比身子大”。
“一分钱一分货”，美国劳务价格虽高，服务质量也真好。
一天深夜，我和弟弟住在洛杉矶市郊一家“6美元”汽车旅馆， 忽然想和国内亲友通一次话。“6美元”相当于国内大车店，是没有长话服务的，我认为无法可想了。弟弟说了句“这是在美国”，便用房间电话找到当地一家电话公司，报了姓名住址。当下对方就说：“感谢对本公司的惠顾，您现在可以用手中电话和中国通话了——我们会在10天内把帐单寄给您。”
这种服务当然很贵，但几秒钟将市话变为国际直拨,在国内无论花多少钱也办不到。一位大陆留学生说：“站在中国看美国服务，那儿人人都是雷锋；而站在美国看中国服务，那儿人人都是牲口！”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服务方面，我们也许只能在美国式的“物美价不廉”和中国式的“价廉物不美”之中作出选择。
攒钱与花钱
美国人生活质量很高。这或许与他们“寅吃卯粮”的传统有关。
这一点，比较一下土著与移民的生活方式，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我弟弟有一个名叫“琼”的朋友，是一个高大健壮的白人。他俩很要好，年龄、家庭人口和收入情况相似，甚至爱好也一模一样——都是橄榄球迷，而他们的生活有天壤之别：弟弟住两居室，开普通车；而琼住花园洋房，开赛车，还有一架私人飞机。每当有重大橄榄球赛事，弟弟坐在电视机前，而琼早已飞往千里之外，到现场为他喜爱的球队呐喊助威去了。
他俩互不服气：在弟弟看来，这个美国人过得舒服，但债台高筑，是“亡命徒”；而在琼看来，这个中国人很有钱，却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是“守财奴”！
我认为琼更正确一些，因为更符合美国国情。
美国银行制度决定了美国人“寅吃卯粮”。中国大多数银行只能称为储蓄所——个人储户是贷方，银行是借方，而美国银行具备存贷两种功能，一个有稳定收入的人可以到几家银行开户，得到好几本私人支票簿。更重要的是，他开出支票能算数。
这种方便有时是灾难性的。在纸币时代，琼买一架3 万美元的飞机，至少要数300张百元大钞，他可能数到一半时改变主意；而在私人支票时代，签个名，撕下一张递过去，飞机就到手了。这种支付方式很不真实，容易使人变成“亡命徒”。
华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喜欢攒钱，美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喜欢花钱。甚至政府也这样，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地区——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外汇储备居世界前列，而“首富”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债务国。
放在更大范围来看，包括日本、韩国在内，受儒教文化影响的的民族都爱攒钱，而基督教文化只有一个例外——德国人也爱攒钱，他们的外汇储备也长期名列前茅。
华人和美国人可以互相嘲弄：“你有什么值得夸耀，欠那么多债?”“你有什么了不起，日子过得那么苦?”然而，我总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世界越来越像地球村，负债累累的美国人，说不定不是“寅吃卯粮”，而是“美吃华粮”，正偷着花我们攒下的血汗钱！
强者与弱者
我发现，华裔美国人亲共和党。“有人说，美国两党是一丘之貉，都是大财团的工具。其实，这两只‘貉’有很大区别。”
弟弟说，“任何社会都有强者和弱者。美国少数民族、妇女、文盲和伤残人是弱者，而白人、男子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强者。在现代社会，国家机器必须用税收杠杆来调节国民财富分配。你只能增税，通过剥夺强者来保护弱者；或者减税，通过减少对弱者的援助来维护强者。
“这是两难选择：前者挫伤强者进取心，使经济失去活力；后者使弱者受到损害，加剧社会不公。
“美国两党，共和党代表强者，民主党代表弱者，前者上台减税，后者执政增税。于是，美国只能是两党轮流坐桩：经济发展了，大家开始关注社会不公，把票投给民主党；经济停滞了，大家挣不上钱，又投共和党的票。
“华人在美国是少数民族，应该属于弱者，但由于能吃苦，文化高，整体收入增长很快，目前不仅高于平均水平，也高于白人。华人已进入强者行列，当然拥护共和党。”
中国也有强者和弱者，也有两种呼声。比较典型的是一些人呼吁沿海进一步改革开放，而另一些人呼吁进一步加强内地扶贫。联想到建国50年，我们有30年强调均富，20年强调效率，就更有意思了。
枪支与铁窗
美国治安比中国好，但也有一些问题，比如，私人枪支。
我驾车从旧金山去洛杉矶，弟弟告诫说：“如果遇上警察追赶，你得赶紧把车泊到路边，双手放到方向盘上端回答问题，别开车门。”
“不开车门”
“美国有许多人带枪，警察也怕开车的人——动作大了，他以为你掏枪，会先下手为强。纽约州高等法院审理去年春天街头枪杀黑人一案，陪审团认定白人警察无罪，唯一理由是被告辩称‘误以为’黑人掏枪。这站不住脚，因为他们向人家身上开了41枪！”
为什么不和中国一样，禁止民间拥有枪支?
“100多年来，禁枪呼声从未停歇过，但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禁枪得不偿失。治安是社会财富分配的晴雨表，分配越不公越危险。大多数情况下，百万富翁不会去持械抢劫另一个百万富翁，而穷光蛋也不会去抢另一个穷光蛋；凶杀案也这样，两人武力相当时侵害性最小。政府既然不能均贫富，又不能制止坏人持枪，就应当允许好人持枪。”
这听起来有些荒唐，而当天晚上我便体会到其中三味了。
晚上到著名的“百威利山庄”散步，这儿是好莱坞明星等“先富者”的聚居区，车少人少，非常幽静。温暖的海风，高大的椰树，鲜花簇拥的小洋楼，让人想起三亚海滨的度假村。
这是全世界房价最高的街区，小洋楼价值数千万美元。我在一幢哥特式建筑前停了下来，掏出照相机。“不行！”弟弟制止道，“明天来照。晚上在豪宅前停留很危险——曾有一名日本留学生串门找错地方，被开枪打死，而法院判决房主无罪。”
我不禁有些毛骨悚然。美国“私人领地”是受法律保护的，主人有权向未受邀请的人开枪。
“实际上，误杀案还没开庭，包括死者父母在内，大多数人断定房主会胜诉。”弟弟说，“道理很简单，‘财产神圣’是美国立国之本，决不能动摇——美国城乡大都是单家独院，如果允许不速之客随便访问，会天下大乱。”
是的，在我国，满世界都是铁门铁窗，笔者在深圳见到“先富者”的最高铁栅栏，已安装到14层楼的窗户上了；而美国从东到西，未见到一门一窗装有铁玩艺。以美国贫富分化情况，如果没有“屋里有支枪等着”这种潜在威胁，我相信铁栅栏会一直安装到世贸大厦110层的顶楼上。
华裔与韩裔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国民肤色比较划一，白色，黑色，黄色，或棕色。美国是大国中的唯一例外，她是典型移民国家，肤色五彩纷呈：华盛顿以黑人为主，是黑白色；旧金山黄种人多，是白黄色；而洛杉矶墨西哥人多，是棕黑白色。
于是，种族问题成为敏感问题。在美国，任何人都可能由于“种族歧视”而吃官司。比如房屋招租，一对白人夫妇带一条狼狗拒绝了没事，而同样情况的有色人种遭拒绝就可能挨罚；老板拒绝录用一个有色人种存在着很大风险，搞不好就会收到律师信。
“华人容易吃官司。”弟弟说，“早期华工受压制，美国政府不许家属移民，‘同是天涯沦落人’，和黑人妇女结婚比较普遍；现在不同了，华人基本只与华人、白人结婚。华人种族主义倾向很严重，目前白黑通婚的比例反而较大。
“种族歧视是一个客观存在。90年代初4名白人警察殴辱一个名叫King的黑人至死，引发了洛杉矶大骚乱，数千幢房屋被毁，数百人伤亡。后来法院裁定白人警察有罪，黑人高兴了，但问题并未解决——就在判决下来当天，不少警察穿上了印有‘我将像对待King（国王）一样对待您’字样的体恤衫！”
骚乱中，最值得注意的倒是韩裔移民的表现。面对黑人暴行，华人采取“躲”，而韩裔移民采取“干”。黑人上街打砸抢，焚车烧房，多数财产主人听之任之，而韩裔移民手持长枪，把住街口捍卫家园，出足了风头……
韩裔移民的强硬态度，客观上帮了相貌近似的华人大忙，此后华人遭劫受辱的事情少多了。当然，成龙、李小龙和李连杰也帮了自己同胞。他们个子矮小，却在美国荧屏上大打出手，用“中国功夫”击败无数黑白壮汉，这使一些人在对华人下手前不敢掉以轻心。
傲慢与偏见
相比之下，同是演艺界名人的张艺谋无意中做了一些傻事。新春伊始，他的《我的父亲母亲》在柏林大出风头，而中国新闻社网页上有一篇文章痛骂张艺谋“出卖中国人”。
文章说，在华盛顿，美国小伙一口咬定：“中国人怎能穿体面衣服，住高级宾馆？”在巴黎，法国领班一边开酒，一边摇头：“中国人只喝土酒，怎么会喝高级香槟？”在阿姆斯特丹，荷兰女郎神秘兮兮地问：“中国男人娶多少个老婆？”而在汉堡，德国司机很惊讶：“你们不是要留一根长辫子吗？”
外国人为何对中国人有这种印象？据说一位美国教授指出：普通西方人是通过影视作品了解中国的，而他们最有机会看的是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影片。张艺谋获奖最多，“他们不相信你们国家的对外宣传，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政治的需要，不真实，宁愿相信张艺谋。”
都是获奖影片惹的祸：《红高梁》酿酒掺尿，《大红灯笼高高挂》妻妾成群，《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偷情活埋，《菊豆》叔侄乱伦，《秋菊打官司》邋遢愚昧，《一个也不能少》满脸菜色，作者气愤地说：“张艺谋执意地用这些丑化中国人的片面的东西去取媚于洋人……”
此话有些偏激，但并非全无道理。笔者在国外也有类似体验，他们总是低估大陆人，而当我解释不是日本人时，他们在道歉的同时，往往会讨好地伸出大拇指：“中国人——成龙——巩俐！”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外国人对中国人，中国人对外国人，都存在着傲慢与偏见；而美国人的偏见，早年来自一些传教士写的哗众取宠的中国游记，近年则主要来自包括大陆、香港、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影视作品。
魔鬼与天使
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是，100年来中国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始终没有固定过，一会是天使，一会是魔鬼：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美国人以为中国人是魔鬼；中国积极抗战，美国举国若狂，视中国人为天使；韩战爆发，中国军队公然与“联合国军”交战，又视为魔鬼；改革开放，摒弃阶级斗争，成了天使；而春夏之交一场风波，又立即成了魔鬼……
眼下美国朝野，相信中国人是天使的人和相信是魔鬼的人一样多，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李文和“间谍”案，吵吵嚷嚷，乱成一锅粥。
这不是美国人的错，她只有200年历史，还没有判断重大是非的智慧。
不过这一点上，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人也好不到哪儿去，美国人在我们心目中，100年来也一直在天使和魔鬼之间跳荡。虽然目前大多数人视美国人为天使，而在20年前，相信这一点的人几乎为零。
瞎子摸象，以偏概全是人类通病。信不信由你，差不多有2000年，“洋鬼子”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而中国人认为“洋鬼子”是羊变来的。大规模航海以前，除马可·波罗只言片语提到中国之外，“洋鬼子”知道的东方文明社会止于土耳其苏丹；同样，中国人也以为华夏便是“天下”，直到鸦片战争炮声响起，包括一些著名学者在内，大多数中国人断定“红毛鬼”来自南洋一些偏远小岛。在中国人看来，从广州港登岸的西方夷狄怪模怪样，浑身羊骚，《明史》称“葡萄牙乃爪哇之南，……曾遣使索购小儿为食”，《四库全书》说伟大的汉学家利玛窦“所称五大洲无非是荒谬奇谈”；老百姓更愚昧，他们认为传教士四处游荡，为的是“盗宝”发横财，而育婴堂主要是用儿童眼睛和心脏配制西药。
与此适成对照，同时代的“洋鬼子”看中国要积极得多。大多数传教士从北京发出的信件，把中国描绘为人间天堂，以至于莱布尼茨这样的智者也相信中国有一位哲学家式的君主，伏尔泰称中国有了不起的“道德和法律”，魁奈说中国人全凭道德学问获得声望和财富，是值得全世界效法的理想社会，而英王室在皇家植物园建起一座高十层的宝塔，充分表达对中国的向往之忱。
世界太大，美国太大，中国太大，或褒或贬，互存偏见是正常的——在如何看待外国和外国人的问题上，西方人、美国人从未正确过，我们也一样。
前不久乘坐802次航班，由北京飞抵美国东海岸的纽瓦克国际机场，我遇上了麻烦。验关的是一个白人青年：“除了护照，还有什么文件可以证明你的身份?”
我手忙脚乱，掏空所有口袋，摆在服务台上。的确什么也没有带，甚至记者证也忘在了家里，我只好满脸堆笑：“有人告诉我，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有贵国大使签署的护照就行了。”
“不行，你必须出示有关此行目的的文件。”他仍然板着脸，不依不饶。我彻底绝望了，忍不住高声叫道：“没有！我什么也没有——你看着办吧！”
他愣了一会儿，伸出毛茸茸的大手，在乱糟糟的机票、发票和零钱中间来回扒拉，忽然扒出一张名片，指责道：“为什么不早点出示呢?”而后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欢迎您到美国来！”
真没想到，被称为“明骗”的名片，此时派上了大用场。
我的朋友——纽约某公司总经理刘先生在大厅里等候。他说：“你和他嚷嚷是对的，太软弱肯定会被遣返——自从福建‘人蛇’在公海上惨死的新闻上了电视，不少中国人莫名其妙被拒绝入境。”
“人蛇”——大陆偷渡客败坏祖国声誉，拼死拼活到这里来干什么?
“美国人也有毛病，他们的移民政策出了问题。”刘先生说，“美国一些顶尖人物，比如爱因斯坦、基辛格大多是外来移民。他们需要这样的人才，又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只好以‘人权’为幌子，玩弄一些花招。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动乱，布什政府马上宣布给中国留学生绿卡。这个决定表面上是政治性的，实际是为了将几万人才留下来，动机相当可耻。
“想要别国的人才，又怕粗工混进来，矛盾的政策导致了矛盾的法律。由于标榜‘人权’，在美国城乡，警察无权让人出示证件，‘人蛇’登陆后就不太可能被捕；即使被捕，说声‘我不同意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便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美国是非法移民的乐土，公海上长年泊有一些大陆‘蛇船’，他们与海岸警卫队对峙，遇上月黑风高，一声呐喊，便大胆闯关。”
韩战与越战
在美国，处处可以感受到人们的爱国热情。
刘先生开车，陪我参观了“名将摇篮”——西点军校。 我曾看过一篇文章，说西点军校也在学雷锋，教室挂有他的画像。结果四处寻觅，不仅未见到画像，一些教官和学员还说从未听说过雷锋其人。
西点军校很美，倚山临江，气势磅礴，这里最受推崇的人物不是中国士兵雷锋，而是中国士兵的手下败将——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西点导游图封面，就是一个顶天立地、满脸骄横的“麦帅”塑像。此人曾任西点校长，更重要的是代表美国军队精神——为美国利益，到任何地方，与任何敌人作战！
第二天到了华盛顿。夜幕降临时分，我们来到“越战墙”。这里游人如织，大多是青少年。他们满脸虔诚，在越战雕塑——三个肤色不同、浑身泥泞、丢盔卸甲的美国大兵面前久久肃立。
塑像旁是长约百米的黑色大理石纪念墙，上面镌刻着在越战中丧生的58000 名美国军人姓名。几个孩子举着手电，俯身在墙上寻觅，最后恭恭敬敬献上一束白花。这里没人乱刻乱划，到处是层层迭迭的鲜花。
接下来，我们访问纽约市，游览了世界资本主义象征——曼哈顿。
登上高110层的世界贸易中心顶楼，“一览众楼小”，矗立在碧绿的哈德逊湾的自由女神，活像一个塑料玩具。
刘先生要我留心一下西边的洛克菲勒中心——那是曼哈顿岛中央12幢高大的灰褐色建筑：“这些商厦是美国制度的象征，1989年日本三菱不动产买去后，极大伤害了美国人自尊心，租金大跌，2000亿日元投资打了水漂！这些商厦巍然耸立，推不倒，抹不去，成为美国朝野攻击日本经济侵略的目标，被称为‘第二个珍珠港’。许多青年人不买日本车，宁愿买质次价高的美国车，就和这些商厦的命运很有关系……”
美国只有220年历史，韩战、越战、入侵巴拿马，轰炸利比亚，包括洛克菲勒中心被出卖，可以说星条旗上污迹斑驳。我忽然有些明白，美国人的爱国热情与光荣历史并无必然联系，有时情况恰好相反。
安全号与案底
“你应该拿一个美国驾照，再办一个社会安全号。”在回纽瓦克的高速公路上，刘先生忽然说，“在美国，驾照相当于身份证，而社会安全号相当于档案——你去谋职，输入安全号码，计算机马上会显示个人资料，这将影响录用；和人打官司，陪审团可以知道是否有案底，这将影响最后判决；……
“有了安全号，好事坏事记录在案，你以后再来美国，就显示为‘大大的良民’：按时归国，没有移民倾向；从未偷税，没有犯罪纪录……那么，办签证、贷款、购房、购车，别人会另眼相待；办医疗、汽车、人身保险，也会降低收费标准……”
看来，安全号还具有惩恶劝善功能。美国官员比较廉洁、国民比较守法，和这个档案系统一定很有关系；我们可以设想，美国一些重要岗位上的人——比如官员、企业家、政治家，大都“无案底”。
同时，我们的档案制度局限性也显露出来了。比如，国内一名县长因渎职被免职，换个地方可以接着当局长；一名厂长因谋私受查处，换个地方可以继续开公司；最荒谬的事发生在文革中，国家主席出事，一查档案，老天爷，此人“四次叛党”！
房租与汽车
经过5小时飞行，从东海岸到西海岸， 我来到了旧金山国际机场。在大厅等候行李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说：“你来了，路上还顺利吧?”
这是我的孪生弟弟。我有些心酸：他是社会政策博士，却显得黝黑、粗壮，一副“劳动人民”模样。
弟弟住着两居室，每月付730美元房租。
美国两居室很讲究，客厅超过30平方米，24小时供应热水，衣橱、冰柜、洗衣机、灶具一应俱全，还有车库和储藏室。但是，租金也高，已超过普通职员月收入三分之一。
为什么不买房呢?
弟弟说：“美国的房比中国贵，20年付清，加上8％购房税和7％贷款利息，每月要付700多美元。
“汽车也是一大支出。3年付清，加上购车税、银行利息、保险和汽油费，每月花在轱辘上的钱不少于400美元。”
为什么不买旧车呢?
“旧车不合算。车在高速公路上抛锚会被人撞死；停在路边‘拾掇’一下也不行，违章停车75美元、拖车费120美元；更大的问题是容易误事，迟到几次会被炒鱿鱼……”
美国生活不轻松。月收入2000美元的新移民，除去房租700、 汽车400、所得税400、保险100，只能剩下400美元“零花钱”！
这个国家是专为“有车族”设计的。大城市工作机会多，但居住环境恶劣，小城镇环境美而挣钱难。人们只好依赖汽车在两地穿梭。刘先生在纽约办公，住纽瓦克市，弟弟在旧金山工作，住圣马特奥市，上班路程都超过50公里。
男人与女人
住房、汽车，两条绳索把新移民勒得喘不过气来，一些海外游子回大陆探亲，往往因“说话洋气，花钱小气”而受嘲笑。一位在亚特兰大当教授的朋友前不久回北京，每天就挤公共汽车。
“拎一桶水吃力，挑一担水轻松，”弟弟说，“这里单身男子日子难过，养一家子倒很容易。”
情况就是这样。美国物价很低，食品免税，以1 美元兑8.27元人民币计算，大米、面包、猪肉、蔬菜价格和大陆差不多，而海鲜、鱼类、鸡肉低于大陆，添一口人100美元就差不多了。
而这100美元，也不一定要掏。美国男子“懒得结婚”是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政府不得不“强迫”娶妻生子。想当“单身贵族”？行，但要纳很高的个人所得税；只要听话，乖乖结婚就减税，养一群孩子还可以得到政府援助。
美国人保护婚姻的热忱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虽说男女平等，分手时男方也要给女方付很高的赡养费。不清楚这究竟是保护了婚姻，还是相反，反正男子仍然“懒得结婚”，而女子更愿意离婚，单亲家庭与日俱增。我认识斯坦福大学一位女博士，领着9岁女儿过活，打一份轻闲的工，不用纳税，每月有政府援助和一笔可观的离婚赡养费，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看起来美国不仅是“儿童天堂”，还是“妇女乐园”，算去算来，男人活得最没劲。新移民中的典型事例，是先生到美国后，想尽办法接太太来团聚，如果后来分道扬镳，往往是先生回国，而太太留在了美国。
这很有意思，也许中国妇女地位需要提高，也许美国男子地位需要改善。
富人与穷人
美国人挣钱很多。比如，蓝领雇员年薪约3万美元，他们的中国同行只有8000元人民币；硅谷软件工程师年薪约8万美元， 而他们的中关村同行仅3万元人民币。按“官价”计算，美国人挣的钱至少比中国人高20倍！
然而，美国人挣钱要纳所得税，消费要纳购物税，他们得到的要比“牌价”低得多，而付出的要比“牌价”高得多。还要打一些折扣，让我们看一下美元和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
一辆在纽约卖1万美元的汽车，北京20万元——1比20；
一台在纽约卖700美元的摄像机，北京7000元——1比10；
一块在纽约卖2美元的猪肉，北京10元——1比5；
一套在纽约月租金800美元的公寓，北京2500元——1比3；
一件在纽约卖40美元的体恤衫，北京40元；一碗在纽约卖5 美元的牛肉面，北京5元；乘一次公共汽车，纽约1美元，北京1元；乘一次出租车，纽约10美元，北京10元——1比1。
我们会发现，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由高到低，从1比20直到1比1，取中间值，1比8.27比较合理；但是，人们天天穿衣、吃饭、住房、乘车，却不会天天买汽车和摄像机。应该说，就日常生活开支最多的项目而言，美元与人民币的实际比价不超过1比3。加上其他因素，两国国民实际收入差距不超过10倍。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美国“穷人不穷”。这主要得益于“杀富济贫”的基本国策。前总统里根在《一个美国人的生平》一书中抱怨道：“我在华纳兄弟影片公司的事业达到顶点的时候，我的税级为94％。这就是说，在收入超过
一定数额以后，我每赚一块钱，自己只能拿到6分钱，其余的钱都被政府拿走了。”
除了高得惊人的所得税，针对富人的还有公司税、资本收益税、资本转让税、赠与税、遗产税等，一个年收入100万美元的富人，真正到手30万就很不错了。
与此同时，美国对穷人日常消费较多的物品——食品、副食、蔬菜、水果免税，还对低收入者、赡养人口较多的家庭进行财政援助。由此，按中国标准美国穷人一点也不穷，拥有“花园别墅”和“小轿车”的相当普遍。
直接税与间接税
不管怎样说，纳税是美国人的沉重负担：领工资纳所得税，购物纳消费税，送礼纳赠与税，人死了纳遗产税，……说“美国万税”，一点也不过分。
这些税属于“直接税”，也就是说，美国人在挣每一块钱和花每一块钱时，立即知道有多少银子被政府搜刮走了。直接税毫无遮掩，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于是，美国法院确认个人有权使用各种法律手段力求减少赋税负担；避税是合法的，使税收网安全无碍是国家的事，而不是纳税人的事。
这是中美文化一个重大分野。2000年春节前夕，由于电脑操作失误，中国一名男子莫名其妙得到6亿多元，立即购买珠宝挥霍掉14万元，有消息说他将被“绳之以法”；无独有偶，此时美国一位妇女也得到了74万美元，她疯狂购物，花得一干二净，结果全社会羡慕她的好运，而银行自认倒霉，
作为人的一种自私天性，美国几乎人人都设法“交好运”。在这儿，政府获得了一个很方便的调控杠杆。比如农业歉收，只要降低农业税率，使之成为避税理想场所，人们着眼于“逃税”，农业就发展起来；同样，制止基建投资规模膨胀也很简单，提高基建税率，人们着眼于“逃税”，问题也解决了。
直接税另一优点是公正。它具有累进性，由收入最高、最有支付能力的人负担最重的税。这使税源稳定可靠，还能促进社会公平。
而它的主要弊端是压抑社会精英的首创精神：一位畅销书的作者可能不得不匆匆放弃美国国籍，侨居海外，否则手中这本书出版将使他损失高达100万美元；而另一位一年能写三个电影剧本的作家决定只写一个，因为所得税按累进征收，后两个剧本近于白干。里根回忆说，正由于痛恨政府的无耻侵暴，认定只有当上总统才能改变现状，他走上了竞选美国总统的艰难道路。
直接税另一个弊病是不利于投资：高额直接税将外国资本拒之于国门，又将本国资本驱往海外。作为一个有2.6 亿人口、2万公里海岸线的大国，美国仅有2800万吨商船，而非洲一个人口200万、海岸线500公里的小国——利比里亚倒有1.5亿吨商船。实话讲，美国商船全跑到那儿注册去了。
与此适成对照，中国主要税赋——关税、营业税、增值税，包括即将出台的燃油税属于“间接税”。于是对于上班族，公民纳税义务成了一个抽象概念，许多人一生中从未亲手纳过一分钱税。当然，他们是纳税的，只不过纳得不明不白：领工资时单位以上缴税利形式代扣过所得税，而购物消费时商场酒店以关税、营业税、增值税等形式代扣过消费税。
与直接税相反，间接税具有累退性，收入越多的人纳税比例越低。里根的中国同行——一个名叫刘晓庆的电影演员一年时间便成为“40亿富婆”，这样的暴富纪录在美国是难以想象的。如果美国能像中国一样善待富人，历史上便不会有里根总统和里根主义；而如果中国象美国那样按94%税率向“40亿富婆”征税，刘晓庆应纳37.6亿元，她顶多能做“两亿富婆”。
间接税鼓励精英积极进取；它的弊病也在这里——加速两极分化，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它的另一弊端是淡化公民社会参与意识。比如，传媒公布一名官员贪污1万美元，曾纳税1万美元的美国公民觉得他偷了自己的钱，会写信给陪审团要求从严惩处；而在中国，一名“从未纳过一分钱税”的公民会一笑置之。一天，笔者在上海乘公共汽车，乘客正议论歹徒抢钱杀害银行职员的事，一名中年男子愤愤不平道：“抢国家的钱算你有本事，为什么要杀害那个小姑娘?”公众对国家感情淡漠，可见一斑。
小费与服务
与中国不同，小费也是美国人日常重要开支之一。美国人在接受服务后，约定俗成要付15％小费。比如吃一餐饭10美元，需另付服务生1.5美元，坐出租车20美元，要付司机23美元。
初到美国，我虽然入乡随俗付小费，但总有被人宰了一刀的感觉——这分明是编出方儿敲榨顾客，最好还是我们中国，照价付款，谁也不惦记谁。
一位在柏克莱加州大学读硕士的朋友纠正了我：“不付小费是剥削行为——美国餐馆不付工资给服务生，每天只发几块钱零花钱，他全靠小费养家糊口。我曾在餐馆打工，听见大陆口音就头大——他们不付小费，把服务生当成雷锋了！”
后来我才明白，小费不仅应该付，而且这种制度应当引进中国。世界上的商品可简单分为物品和劳务两种。衡量物品价值只有一种方式——价格，而衡量劳务价值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中国方式，老板发工资；一种是美国方式，客人付小费。毫无疑问，前一种方式使服务生将讨好目标锁定在老板，“老板即上帝”；而后一种方式他只能努力讨好客人，“客人即上帝”。
这有很大区别。事实上除日本外，发达国家都依靠小费来维持良好的服务。小费一旦取消，它们的服务会比中国还糟。
小费制度虽然很好，但引进国内的时机还不成熟：
——它将导致乱涨价。小费是客人付给服务生的工资，不应进入经营核算，而我们习惯于物价只涨不降，引进后不会有人主动降价。国内一些星级饭店菜单上，已赫然注明“另加收15％服务费”！
——它将恶化服务环境。西方付小费约定俗成，双方在不言而喻中完成，而我们习惯于行政命令。如果引进，势将出现“顾客须付15％小费，违者罚款，并移送有关部门严肃处理”一类警示。
——它将导致殴辱顾客。我们一些服务生端着铁饭碗，天不怕地不怕，会各出奇招勒索小费，报纸可能出现《这家酒店真恶劣，拒付小费遭毒打》一类新闻。
物品与劳务
与国内相比，美国物品价格不高，而劳务价格高得惊人，“尾巴比身子大”：买副轮胎18美元，请人换上它要付20美元；买个电吹风8美元，到理发店吹一下头要花10美元。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站在美国人立场看，他们也会惊讶我国的劳务太贱而物品太贵，同样是“尾巴比身子大”。
“一分钱一分货”，美国劳务价格虽高，服务质量也真好。
一天深夜，我和弟弟住在洛杉矶市郊一家“6美元”汽车旅馆， 忽然想和国内亲友通一次话。“6美元”相当于国内大车店，是没有长话服务的，我认为无法可想了。弟弟说了句“这是在美国”，便用房间电话找到当地一家电话公司，报了姓名住址。当下对方就说：“感谢对本公司的惠顾，您现在可以用手中电话和中国通话了——我们会在10天内把帐单寄给您。”
这种服务当然很贵，但几秒钟将市话变为国际直拨,在国内无论花多少钱也办不到。一位大陆留学生说：“站在中国看美国服务，那儿人人都是雷锋；而站在美国看中国服务，那儿人人都是牲口！”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服务方面，我们也许只能在美国式的“物美价不廉”和中国式的“价廉物不美”之中作出选择。
攒钱与花钱
美国人生活质量很高。这或许与他们“寅吃卯粮”的传统有关。
这一点，比较一下土著与移民的生活方式，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我弟弟有一个名叫“琼”的朋友，是一个高大健壮的白人。他俩很要好，年龄、家庭人口和收入情况相似，甚至爱好也一模一样——都是橄榄球迷，而他们的生活有天壤之别：弟弟住两居室，开普通车；而琼住花园洋房，开赛车，还有一架私人飞机。每当有重大橄榄球赛事，弟弟坐在电视机前，而琼早已飞往千里之外，到现场为他喜爱的球队呐喊助威去了。
他俩互不服气：在弟弟看来，这个美国人过得舒服，但债台高筑，是“亡命徒”；而在琼看来，这个中国人很有钱，却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是“守财奴”！
我认为琼更正确一些，因为更符合美国国情。
美国银行制度决定了美国人“寅吃卯粮”。中国大多数银行只能称为储蓄所——个人储户是贷方，银行是借方，而美国银行具备存贷两种功能，一个有稳定收入的人可以到几家银行开户，得到好几本私人支票簿。更重要的是，他开出支票能算数。
这种方便有时是灾难性的。在纸币时代，琼买一架3 万美元的飞机，至少要数300张百元大钞，他可能数到一半时改变主意；而在私人支票时代，签个名，撕下一张递过去，飞机就到手了。这种支付方式很不真实，容易使人变成“亡命徒”。
华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喜欢攒钱，美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喜欢花钱。甚至政府也这样，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地区——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外汇储备居世界前列，而“首富”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债务国。
放在更大范围来看，包括日本、韩国在内，受儒教文化影响的的民族都爱攒钱，而基督教文化只有一个例外——德国人也爱攒钱，他们的外汇储备也长期名列前茅。
华人和美国人可以互相嘲弄：“你有什么值得夸耀，欠那么多债?”“你有什么了不起，日子过得那么苦?”然而，我总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世界越来越像地球村，负债累累的美国人，说不定不是“寅吃卯粮”，而是“美吃华粮”，正偷着花我们攒下的血汗钱！
强者与弱者
我发现，华裔美国人亲共和党。“有人说，美国两党是一丘之貉，都是大财团的工具。其实，这两只‘貉’有很大区别。”
弟弟说，“任何社会都有强者和弱者。美国少数民族、妇女、文盲和伤残人是弱者，而白人、男子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强者。在现代社会，国家机器必须用税收杠杆来调节国民财富分配。你只能增税，通过剥夺强者来保护弱者；或者减税，通过减少对弱者的援助来维护强者。
“这是两难选择：前者挫伤强者进取心，使经济失去活力；后者使弱者受到损害，加剧社会不公。
“美国两党，共和党代表强者，民主党代表弱者，前者上台减税，后者执政增税。于是，美国只能是两党轮流坐桩：经济发展了，大家开始关注社会不公，把票投给民主党；经济停滞了，大家挣不上钱，又投共和党的票。
“华人在美国是少数民族，应该属于弱者，但由于能吃苦，文化高，整体收入增长很快，目前不仅高于平均水平，也高于白人。华人已进入强者行列，当然拥护共和党。”
中国也有强者和弱者，也有两种呼声。比较典型的是一些人呼吁沿海进一步改革开放，而另一些人呼吁进一步加强内地扶贫。联想到建国50年，我们有30年强调均富，20年强调效率，就更有意思了。
枪支与铁窗
美国治安比中国好，但也有一些问题，比如，私人枪支。
我驾车从旧金山去洛杉矶，弟弟告诫说：“如果遇上警察追赶，你得赶紧把车泊到路边，双手放到方向盘上端回答问题，别开车门。”
“不开车门”
“美国有许多人带枪，警察也怕开车的人——动作大了，他以为你掏枪，会先下手为强。纽约州高等法院审理去年春天街头枪杀黑人一案，陪审团认定白人警察无罪，唯一理由是被告辩称‘误以为’黑人掏枪。这站不住脚，因为他们向人家身上开了41枪！”
为什么不和中国一样，禁止民间拥有枪支?
“100多年来，禁枪呼声从未停歇过，但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禁枪得不偿失。治安是社会财富分配的晴雨表，分配越不公越危险。大多数情况下，百万富翁不会去持械抢劫另一个百万富翁，而穷光蛋也不会去抢另一个穷光蛋；凶杀案也这样，两人武力相当时侵害性最小。政府既然不能均贫富，又不能制止坏人持枪，就应当允许好人持枪。”
这听起来有些荒唐，而当天晚上我便体会到其中三味了。
晚上到著名的“百威利山庄”散步，这儿是好莱坞明星等“先富者”的聚居区，车少人少，非常幽静。温暖的海风，高大的椰树，鲜花簇拥的小洋楼，让人想起三亚海滨的度假村。
这是全世界房价最高的街区，小洋楼价值数千万美元。我在一幢哥特式建筑前停了下来，掏出照相机。“不行！”弟弟制止道，“明天来照。晚上在豪宅前停留很危险——曾有一名日本留学生串门找错地方，被开枪打死，而法院判决房主无罪。”
我不禁有些毛骨悚然。美国“私人领地”是受法律保护的，主人有权向未受邀请的人开枪。
“实际上，误杀案还没开庭，包括死者父母在内，大多数人断定房主会胜诉。”弟弟说，“道理很简单，‘财产神圣’是美国立国之本，决不能动摇——美国城乡大都是单家独院，如果允许不速之客随便访问，会天下大乱。”
是的，在我国，满世界都是铁门铁窗，笔者在深圳见到“先富者”的最高铁栅栏，已安装到14层楼的窗户上了；而美国从东到西，未见到一门一窗装有铁玩艺。以美国贫富分化情况，如果没有“屋里有支枪等着”这种潜在威胁，我相信铁栅栏会一直安装到世贸大厦110层的顶楼上。
华裔与韩裔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国民肤色比较划一，白色，黑色，黄色，或棕色。美国是大国中的唯一例外，她是典型移民国家，肤色五彩纷呈：华盛顿以黑人为主，是黑白色；旧金山黄种人多，是白黄色；而洛杉矶墨西哥人多，是棕黑白色。
于是，种族问题成为敏感问题。在美国，任何人都可能由于“种族歧视”而吃官司。比如房屋招租，一对白人夫妇带一条狼狗拒绝了没事，而同样情况的有色人种遭拒绝就可能挨罚；老板拒绝录用一个有色人种存在着很大风险，搞不好就会收到律师信。
“华人容易吃官司。”弟弟说，“早期华工受压制，美国政府不许家属移民，‘同是天涯沦落人’，和黑人妇女结婚比较普遍；现在不同了，华人基本只与华人、白人结婚。华人种族主义倾向很严重，目前白黑通婚的比例反而较大。
“种族歧视是一个客观存在。90年代初4名白人警察殴辱一个名叫King的黑人至死，引发了洛杉矶大骚乱，数千幢房屋被毁，数百人伤亡。后来法院裁定白人警察有罪，黑人高兴了，但问题并未解决——就在判决下来当天，不少警察穿上了印有‘我将像对待King（国王）一样对待您’字样的体恤衫！”
骚乱中，最值得注意的倒是韩裔移民的表现。面对黑人暴行，华人采取“躲”，而韩裔移民采取“干”。黑人上街打砸抢，焚车烧房，多数财产主人听之任之，而韩裔移民手持长枪，把住街口捍卫家园，出足了风头……
韩裔移民的强硬态度，客观上帮了相貌近似的华人大忙，此后华人遭劫受辱的事情少多了。当然，成龙、李小龙和李连杰也帮了自己同胞。他们个子矮小，却在美国荧屏上大打出手，用“中国功夫”击败无数黑白壮汉，这使一些人在对华人下手前不敢掉以轻心。
傲慢与偏见
相比之下，同是演艺界名人的张艺谋无意中做了一些傻事。新春伊始，他的《我的父亲母亲》在柏林大出风头，而中国新闻社网页上有一篇文章痛骂张艺谋“出卖中国人”。
文章说，在华盛顿，美国小伙一口咬定：“中国人怎能穿体面衣服，住高级宾馆？”在巴黎，法国领班一边开酒，一边摇头：“中国人只喝土酒，怎么会喝高级香槟？”在阿姆斯特丹，荷兰女郎神秘兮兮地问：“中国男人娶多少个老婆？”而在汉堡，德国司机很惊讶：“你们不是要留一根长辫子吗？”
外国人为何对中国人有这种印象？据说一位美国教授指出：普通西方人是通过影视作品了解中国的，而他们最有机会看的是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影片。张艺谋获奖最多，“他们不相信你们国家的对外宣传，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政治的需要，不真实，宁愿相信张艺谋。”
都是获奖影片惹的祸：《红高梁》酿酒掺尿，《大红灯笼高高挂》妻妾成群，《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偷情活埋，《菊豆》叔侄乱伦，《秋菊打官司》邋遢愚昧，《一个也不能少》满脸菜色，作者气愤地说：“张艺谋执意地用这些丑化中国人的片面的东西去取媚于洋人……”
此话有些偏激，但并非全无道理。笔者在国外也有类似体验，他们总是低估大陆人，而当我解释不是日本人时，他们在道歉的同时，往往会讨好地伸出大拇指：“中国人——成龙——巩俐！”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外国人对中国人，中国人对外国人，都存在着傲慢与偏见；而美国人的偏见，早年来自一些传教士写的哗众取宠的中国游记，近年则主要来自包括大陆、香港、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影视作品。
魔鬼与天使
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是，100年来中国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始终没有固定过，一会是天使，一会是魔鬼：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美国人以为中国人是魔鬼；中国积极抗战，美国举国若狂，视中国人为天使；韩战爆发，中国军队公然与“联合国军”交战，又视为魔鬼；改革开放，摒弃阶级斗争，成了天使；而春夏之交一场风波，又立即成了魔鬼……
眼下美国朝野，相信中国人是天使的人和相信是魔鬼的人一样多，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李文和“间谍”案，吵吵嚷嚷，乱成一锅粥。
这不是美国人的错，她只有200年历史，还没有判断重大是非的智慧。
不过这一点上，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人也好不到哪儿去，美国人在我们心目中，100年来也一直在天使和魔鬼之间跳荡。虽然目前大多数人视美国人为天使，而在20年前，相信这一点的人几乎为零。
瞎子摸象，以偏概全是人类通病。信不信由你，差不多有2000年，“洋鬼子”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而中国人认为“洋鬼子”是羊变来的。大规模航海以前，除马可·波罗只言片语提到中国之外，“洋鬼子”知道的东方文明社会止于土耳其苏丹；同样，中国人也以为华夏便是“天下”，直到鸦片战争炮声响起，包括一些著名学者在内，大多数中国人断定“红毛鬼”来自南洋一些偏远小岛。在中国人看来，从广州港登岸的西方夷狄怪模怪样，浑身羊骚，《明史》称“葡萄牙乃爪哇之南，……曾遣使索购小儿为食”，《四库全书》说伟大的汉学家利玛窦“所称五大洲无非是荒谬奇谈”；老百姓更愚昧，他们认为传教士四处游荡，为的是“盗宝”发横财，而育婴堂主要是用儿童眼睛和心脏配制西药。
与此适成对照，同时代的“洋鬼子”看中国要积极得多。大多数传教士从北京发出的信件，把中国描绘为人间天堂，以至于莱布尼茨这样的智者也相信中国有一位哲学家式的君主，伏尔泰称中国有了不起的“道德和法律”，魁奈说中国人全凭道德学问获得声望和财富，是值得全世界效法的理想社会，而英王室在皇家植物园建起一座高十层的宝塔，充分表达对中国的向往之忱。
世界太大，美国太大，中国太大，或褒或贬，互存偏见是正常的——在如何看待外国和外国人的问题上，西方人、美国人从未正确过，我们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