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年来，当人们与瘟疫这个看不见的敌人不断斗争时，艺术家也一直通过作品极力呈现瘟疫在人世间的恣意肆虐。随着时代的变迁，艺术家对瘟疫的诠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他们对捕捉瘟疫本質的渴望从未改变。在他们的作品中，瘟疫成为一种新的具象：不再那么无影无形、无法认知、令人恐惧。
　　纵观历史，艺术家关于瘟疫题材的作品常常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欧洲描绘黑死病的画作最初是将瘟疫视为上帝对罪人和社会的惩罚。而在随后几个世纪，艺术家被赋予了新的创作使命——用作品唤起人们对瘟疫患者的同情。他们将瘟疫患者与耶稣受难的形象联系起来，从而鼓励更多勇敢的医护人员来照料病人。他们的作品往往振奋人心，表现出抵抗瘟疫的强大力量，给历经苦难的社会大众带来慰藉。时至今日，艺术家依然用创作自画像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如何忍受和抵御疫病的侵袭，以此来重申上述使命，并传承艺术的伟大力量。
　　一直以来，艺术家都在努力探索生命的脆弱、人与神的关系以及医护人员的职责等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横行的今天，这些历史作品让我们得以再次反思上述问题，并对人类自身进行反省。

瘟疫是警世钟

　　早在文教未兴的年代，情节生动、富于戏剧性的画作就被用来引导世人。人们被这些作品中上帝惩罚悖逆者所展现出的强大力量深深震撼。死于瘟疫不仅被视为上帝对有罪者的惩罚，还预示其在另一个世界仍会遭受永久的折磨。
　　下面的图一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早表现黑死病的代表作品。在黑死病最为猖獗的几年中，欧洲死亡人数高达2500万。这幅插图创作于14世纪末意大利的斯托卡纳大区，画面上，魔鬼正用箭射向混乱的人群，人们一片恐慌。杀戮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只见一支利箭即将射中一个人的头部。这幅画中的箭是疾病、厄运、死亡的象征和载体，这与《旧约》和希腊神话中箭矢的隐喻意义一样。
　　澳大利亚艺术史学家路易丝·马歇尔博士认为，这类画的主题是：魔鬼受上帝之命去惩罚罪恶的人类。中世纪的人们看到画中长翅膀的怪物都会害怕不已，他们认为魔鬼已从地狱来到人间，气势汹汹地向众生袭来。

　　这幅画作展示了魔鬼大肆杀戮的场景。魔鬼从瘴气弥漫的云层中涌出，对人类大肆屠杀。“这幅作品不仅敲响了警钟，宣告人类社会将要崩塌，更是预告了世界末日的降临。”马歇尔博士说。从某种角度来看，天灾的降临是为了人类的根本福祉。只有经历灾难，人类才会意识到自身的过错，才会遵行真正的基督徒生活，以实现神的旨意。
　　瘟疫是上帝对罪人的惩罚，这一说法也出现在犹太人逃离埃及的故事中，犹太人每年在逾越节上都要讲述这个故事。图二选自14世纪的著作《哈加达》插图本，描绘了有罪的埃及人正遭受十灾之一：瘟疫的惩罚。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犹太人在每年的逾越节宴席上都会使用这本插图版《哈加达》，遵循其中记载的礼仪行事。这幅画展现了上帝对埃及法老及其大臣的惩罚。埃及人把以色列奴隶视为蝼蚁，残酷迫害、肆意践踏，因此上帝让他们浑身长满疔疮。宗教和视觉文化教授马克·迈克尔·爱泼斯坦博士特别指出，“画中有三只狗正在舔舐罪孽深重的埃及主人身上溃烂的疮疡，这一细节展示了严酷的惩罚。”
　　诞生于瘟疫时期的艺术作品警醒着世人——人的生命是脆弱、短暂和无常的，即使是最强大的人，生命也一样脆弱。许多以瘟疫为主题的画作都凸显了死亡的突如其来。死亡之舞成为这一时期绘画的普遍主题：死神的化身引诱人们载歌载舞走向坟墓。此外，沙漏的形象也被广泛应用于告诫信徒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努力完善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以符合神的心意，因为瘟疫可能会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夺走其生命。

瘟疫激发同理心

　　16世纪初期，意大利版画大师马尔坎托尼奥·雷蒙迪基于拉斐尔的名画创作了版画《瘟疫》，从此关于瘟疫的艺术得到了蓬勃发展。
　　美国瘟疫艺术史学家希拉·巴克博士说：“这幅小画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着力刻画的少数几个个体，分别代表了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画中人物展现的人性，让我们不由自主对他们的病痛感到同情。当我们看到病人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就不由得感到自己必须行动起来，去为他们减轻痛苦。这样的艺术作品具有引导世人的力量，使我们能勇于面对那些可怕的事物，比如，让我们有勇气去照顾传染病人。
　　瘟疫艺术创作主题的转变，与当时人们对公共卫生的新认知不谋而合：社会全体成员都应该得到保护，而不仅仅是有钱人才可以逃往乡间别墅避难。那些为了自保而临阵脱逃的医生应该受到惩罚。
　　在17世纪和18世纪，同情患者这一主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天主教会将宗教与公共卫生事务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向大众普及公共卫生的理念。修道院和教堂开始展示以瘟疫为主题的艺术作品。那时人们已经将瘟疫患者与耶稣本身相关联。巴克博士认为，这些行为的目的在于，“引导修道士学会关爱有传染性的瘟疫病患，使其克服对垂死病人的腐臭和浓重死亡气息的极度恐惧”。
　　那些照顾病患的护理人员随时可能染病牺牲，因此他们在艺术作品中都被描绘成圣人，备受尊崇。

具有治愈力量的艺术

　　17世纪，许多人都相信想象力具有伤害或治愈的力量。法国古典主义绘画大师尼古拉斯·普桑在意大利瘟疫暴发期间创作了《阿什杜德的瘟疫》（1630—1631，见题图）。这幅油画还原了《圣经》所记载的远古时期瘟疫暴发的惨况，激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绝望。
　　希拉·巴克博士认为，“画家其实是想要让人们从画中获得一种精神力量，从而免受疫病之苦。”人们看到这幅画，会对远古时期疫病患者的苦难产生深切同情，实现精神净化和升华，不再畏惧自身所面临的疫病。
　　日本曾被天花摧残长达数个世纪。1892年，月冈芳年创作的《日本武将大战痘神》，描绘了日本神话中的武将源赖朝与大小两个痘神作战的场景。这位武将以刚毅勇猛闻名，在这幅浮世绘中，他身强体壮，斗志昂扬，身着华丽的血红战袍，手持锋利的刀剑，背负装满箭支的箭袋。相比之下，没有着色的痘神显得非常矮小懦弱，它俩已逃到画面的角落，蜷缩在那里，满脸惊恐无助之情。

疏解自身痛苦的自画像

　　现代和当代的艺术家通过创作自画像来展现自身遭受的痛苦，同时也表达了对生命和死亡这类超验主题的思考。
　　第一次世界大战方才结束，西班牙流感就席卷了整个欧洲，挪威表现主义画家爱德华·蒙克也未能逃脱疫病的折磨。他用画笔记录下了自己病魔缠身的样貌：面如死灰、精疲力竭、形单影只。画中人物张大嘴巴的形象与画家最著名的作品《呐喊》遥相呼应，同时呈现了画家当时呼吸极度困难的样子。画面上，人物和家具似乎在错觉中融合在一起，产生了强烈的迷失感和崩溃感。画家身后的床单既像是裹尸布，又像是一个重度失眠患者在夜间辗转反侧的缩影。蒙克之前关于疾病的画作，大多着力刻画患者亲人守护时的焦虑和恐惧，这幅作品则完全不同，呈现的是画家本人作为疫病患者，独自在病痛中煎熬的样子。

　　美国学者伊丽莎白·奥特卡博士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文化频道采访时说：“爱德华·蒙克的作品不仅是真实世界的写照，而且通过想象和创作使现实发生了改变。”伊丽莎白·奥特卡博士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艺术作品已经成为艺术家和观众应对痛苦的机制，“观众可能会对蒙克的痛苦产生深刻的认同感和同情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自身的痛苦”。
　　1918年，奥地利绘画巨子、表现主义画家埃贡·席勒在妻子怀孕时，创作了他晚期最重要的一幅作品《一家人》。画中的小孩就是他们未出世的孩子。那年秋天，孩子还没出生，他们夫妇俩便感染流感去世。埃贡·席勒一生画过许多自画像，他通过刻画人物古怪的身体姿势来传达内心的痛楚。这幅画中的父母两个人物赤身裸体，从那近乎透明的皮肤，我们似乎得以窥见他们痛苦的内心。他们的表情脆弱不堪，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
　　戴维·沃伊纳罗维奇是美国享有世界声誉的前卫艺术家，他创作了一部关于艾滋病宣传员的行为艺术作品，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和天主教在推广性安全知识方面的不作为。在一幅高度私人化却未命名的作品中，画家表达了自己对死亡的思索。大约在他死于艾滋病的六个月前，沃伊纳罗维奇开车穿过加利福尼亚州的死亡谷时，让旅行同伴马里恩·斯克玛在路边停车。他下车后，就疯狂地徒手刨土挖坑，然后将自己埋葬其中。
　　英国当代艺术史学家菲奥娜·约翰斯通博士认为，就像爱德华·蒙克患流感时的自画像一样，这幅作品表达了戴维·沃伊纳罗维奇想要努力从病魔手中夺回对自己生命的掌控权。她说：“在这部作品中，戴维通过提前宣布自我死亡的方式来控制自己的命运，通过埋葬自己，他从艾滋病病魔手中夺回了自己对死亡的掌控权。”

　　如今，数字化平台使艺术家们能够实时表达和分享自己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看法和感受。出生于爱尔兰的画家迈克尔·克雷格-马丁创作了名为《感谢NHS》的花卉海报（NHS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简称。——译注），他鼓励大家都来下载这幅海报，给海报上色，进行艺术再创作，然后一起将作品在自己的电脑屏幕上展示出来，以此表达战胜疫情的共同心愿。
　　如今，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都在渐渐了解和认识新冠肺炎疫情，也越来越理解各国人民采取自我隔离的应对措施。当代艺术史学家们热切期待着他们的新创作。正在经历这场疫情的我们，会对这些新兴艺术作品产生共鸣，而这些艺术作品甚至有可能让我们在努力应对这场危及人类和全球化生活的疫情时，具有更多的主动权和掌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