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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洪雷，生于1964年，山东新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民族史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有《楼兰啊楼兰》《名人故事》《中华民族的故事》《另一种文明》等。代表作《另一半中国史》已被译成7种文字出版，《大写西域》获徐迟报告文学奖。
汉明帝的梦
据说，佛陀是乘着月色东来，而且神奇地出现在一个皇帝的梦乡里。
做梦的皇帝叫刘庄，史称汉明帝，是东汉第二位皇帝。公元25年11月27日，刘庄的父亲——光武帝刘秀进入刚刚接收的洛邑（今洛阳），并把洛邑改名雒阳，作为东汉的都城，使这个最早被称为“中国”的地方，在此后很长一个时期重新成为古老中国的伟大中心。他之所以定都于此，一是因为他从王莽和更始帝的悲剧结局中得到教训，认为长安不够吉利;二是因为在内战尚未停歇之时，洛阳更方便从中原经济区获得补给;三是因为洛阳历史悠久，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是华夏中心。成为都城后的洛阳人口不少于50万，城内面积10.1平方公里，是世界上仅次于长安和罗马的超大型城市。洛阳城大致呈矩形，城墙用夯土建成，城市取南北走向的轴线，街道大致呈格子状。两座有围墙的宫苑——北宫（寝宫）和南宫（议政之地）在城内遥遥相对，相距七里，被有屋顶覆盖的复道相连接。城内有神坛、御苑、军械库、市场、官署和贵族、官员宅第。12道城门之外是护城河，一条河渠从东面与护城河相连，负责向都城运送供应。
公元64年正月十五日晚（一说四月八日），洛阳北宫笼罩着水一样的月色，宁谧而神秘。夜半时分，一个身形高大的金人飘然进入刘庄的梦乡，金人头上散发着光芒，从空中轻盈地飘来，绕着宫殿飞行，最后落到殿庭之前。当时，皇帝心中洋溢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温馨。
第二天上午，他召集群臣解梦。太史傅毅说：“听说西方有佛出世，其身高一丈六尺，遍体金色。陛下梦中所见的金人，或许就是佛吧！”
此时，距离班超重开丝绸之路还有十多年，西域由匈奴控制着，西行之路十分凶险。然而，汉明帝无论如何也忘不掉那个给他带来温馨体验的梦，因此下决心派遣使臣前往西方寻梦。
第二年，东汉使者蔡愔、秦景、王遵等十余人受命西行。当他们到达大月氏（今阿富汗）时，遇见了中天竺（今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在使者恳求下，两位高僧答应随同汉使前往汉地弘法。
公元67年，洛阳城的石板路上响起清脆的马蹄声，一匹高大的白马驮着佛经和佛像风尘仆仆东来。它昂首阔步的姿态，永远定格在佛教东渐的扉页里。
相传白马驮来的佛像，是优填王造的第四个佛像。刘庄一见，正是梦中的金人，于是把佛像供奉在南宫清凉台，佛经收藏在兰台石室里，两位高僧则被安排住进了鸿胪寺。
下一年，汉明帝又在城西雍门外建造精舍，供两位高僧居住并翻译佛经。因白马驮经而来，所以这座精舍取名“白马寺”。之所以称“寺”，也是沿用“鸿胪寺”的称谓。从此，“寺”被赋予新的含义，成了佛教“寺院”的泛称。
尽管汉明帝“感梦求法”不是佛教传入中原的开始，但白马寺却是中国内地第一座佛寺。在这里，摄摩腾和竺法兰穷尽毕生精力翻译佛经，他们把佛所说的某一段话称为一章，共选取了佛关于持戒、忍辱、断欲、精进、观空等42段话，编成了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汉文佛典《佛说四十二章经》。这部佛典反复强调了持戒的重要性，告诉佛教弟子应该如何修行：
沙门问佛：什么是善？什么最大？什么最强健？什么最明亮？佛答：行道守真是善，志向和真道相合最大，忍辱最强健，内心清净最明亮。
佛说：金钱与美色对人来说，如果不能舍弃，就好比贪恋刀刃上的蜜，尽管不足一餐的享受，却有被割掉舌头的祸患。
佛言：爱欲对于人，犹如手持火炬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
佛问沙门：人的生命有多长？一个沙门回答：数日之间。佛说：你不明白生命的真谛。又问一个沙门：人的生命有多长？这个沙门回答：一顿饭的工夫。佛说：你还不知道生命的真相。再问一个沙门：人的生命有多长？这个沙门回答：呼吸之间。佛说：善哉，你已经明白道了！
这两位中国佛教的鼻祖，再也没有离开洛阳，圆寂后葬在白马寺。中国也算对得住他们，因为他们毕生弘扬的佛法如一粒种子，已经扎根在中国的沃土上，并在一位从草原走来的皇帝浇灌下，开出了满城的花朵。
孝文帝
他叫拓跋宏，史称孝文帝，出自鲜卑拓跋部落，是北魏第七位皇帝。
他不满足于做一个半野蛮民族的国王，决意要做一个文明国家的主宰。但是，将北魏从草原部落转变为农耕帝国绝非轻而易举，需要强有力的手腕和精明的头脑。更重要的是，要有足以压倒保守势力的坚强后盾。而这一切，小皇帝正好具备。
从公元471年开始，在祖母冯太后支持下，孝文帝顶住豪强大族的压力，实施了将中原文明移植进原始草原民族的伟大手术。国家规定，官吏按季度领取俸禄，严禁贪污，贪赃绢一匹即处以死刑;明令禁止对女性犯人的“裸形处决”，维护了女性起码的尊严;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国家交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下令鲜卑贵族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话，提倡与汉族通婚。孝文帝带头改姓元，娶汉族女子为妃，并让公主嫁给汉人。孝文帝还把都城从地处高原的平城（今山西大同），遷到了四季分明的洛阳。
那是冯太后去世三年之后的公元493年秋天，孝文帝率领20万大军亲征南朝。在多数王公大臣极力反对迁都的情况下，孝文帝费尽了苦心。名义上是南征，事实上他是要借南征摆脱落后的生产和生活习惯，把颠沛流离的拓跋鲜卑融入中华文明之中。秋风萧瑟，冷雨潇潇，大军踏着泥泞一路南进。越向南走，北魏贵族们越不适应，近百年养尊处优的生活，已经耗尽了一个马背民族的彪悍和豪气，他们已经无法忍受艰苦的日子，直到无可奈何地在洛阳停下来，车轮和马蹄声止歇于新的都城里。
就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在1500年前，隐没在从平城到洛阳的历史古道上，消失在深秋的凄风苦雨中。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使北魏步入了一个空前的盛世，史称“孝文帝中兴”。三十多年内，洛阳繁华富庶，人口激增，号称“十万九千户”，约有六十万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
正是在北魏手上，佛教——这一来源于印度、繁荣于大月氏的宗教信仰，在中原大地结出了丰硕成果。公元477年，仅首都平城就有僧尼两千余人，各地僧尼达77258人。北魏末年，各地僧尼达到两百多万。到东魏迁都邺城时，洛阳的寺庙已达1367所。
北魏不仅沉醉于兴建寺庙，而且开凿石窟也到了近乎痴狂的地步，中国四大石窟大多与它有关。虽然敦煌石窟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麦积山石窟始凿于后秦白雀元年（384），但大规模开凿都在北魏时期（386-534），大同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兴安二年（453），而洛阳龙门石窟开凿于公元493年，孝文帝刚刚迁都洛阳，连皇宫还没有整理好。
直到唐帝国建立，龙门石窟这才迎来开窟造像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的石窟按时代先后大体自南而北，集中在龙门西山。到了武则天时期，一部分转移到了东山。
万佛洞完工于公元680年，因洞内南北两侧雕有15000尊小佛而得名，是唐高宗、武则天及王子们的功德窟。
武则天自认是弥勒转世，为此在龙门广造弥勒佛。千佛洞、大万五佛洞、极南洞、摩崖三佛都是以弥勒佛为主尊的洞窟。
奉先寺位于龍门西山南部的山腰上，是一个南北宽近四十米的露天大龛。九尊大型雕像，全是依山凿石而成。奉先寺的主尊是卢舍那大佛，身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1.9米，造型丰满，仪表堂皇，衣纹流畅，丰颐秀目，嘴角微翘，呈微笑状，头部稍低，作俯视态，宛若一位睿智而慈祥的中年妇女，是整个龙门石窟体形最大、形态最美的大佛。为了开凿这尊大佛，武则天于公元672年捐出“脂粉钱二万贯”。奉先寺竣工之日，武则天率领文武朝。
宋云西行
公元515年，孝文帝的继任者宣武帝元恪驾崩。下一年，年仅六岁的太子元诩继位，是为孝明帝。由于崇佛的元恪取消了沿用七代的“子贵母死”之制，元诩的生母胡氏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在儿子登基后临朝听政。历史极为吊诡的是，正是因为元恪的这一看似人性的破例之举，最终葬送了北魏的大好河山。
这个谥号“灵皇后”的女人，刚一掌权就迫不及待地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在皇宫之前建造规模宏大的永宁寺。永宁寺，是作为《洛阳伽蓝记》中的第一座寺庙记叙的。寺中的九层巨塔，高九十余丈，顶部又建有金刹，再高出十丈，总高度达到千余尺，在京城百里开外就能远远望见，堪称洛阳城的地标性建筑。
第二件，是派人出使西域，访求佛典。公元518年，朝廷僧统宋云和僧人惠生、法力成为前往西天取经的人选。为宣扬国威，结好诸国，胡太后下足了功夫，不但以皇帝的名义给沿途各国写了公文诏书，还准备了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由使者赠给沿途经过的各国国王。
这年冬天，宋云、惠生、法力从洛阳出发，经陕西、甘肃东部转向西南，过北魏关防日月山，穿柴达木盆地，沿着法显西行的线路，走丝路南道，翻过葱岭，于公元519年底进入印度北部的乌苌国。宋云向乌苌国王呈奉了北魏皇帝的诏书，进献了礼品，说明了来意。国王恭敬地接受了诏书，并让翻译问宋云：“您是日出之地的人吗？”宋云回应：“我国东临大海，日出其中，实为如来的旨意。”国王又问：“你们国家有圣人吗？”宋云详细介绍了周公、孔子、庄子、老子之道，依次叙述了蓬莱的银殿金堂，中国的八卦、医术、法术，数不清的佛寺与佛塔，还有京城洛阳的绝代繁华。国王于是感叹：“若如卿言，即是佛国。我的生命结束时，希望投生在你们国家。”
随后，国王派僧人陪同他们游历了乌苌国佛迹圣地，参拜了附近的佛寺。宋云一行还拿出部分旅费，在王城东南如来用身体饲虎的地方造了一座宝塔，用隶书刻石，铭颂魏的功德。
公元520年仲春，宋云一行进入曾经的大乘佛教中心犍陀罗国境。现任国王出身嚈哒，不信佛法，生性凶暴，与邻国罽宾为争夺边境已经开战三年。他亲自驻扎在边境前线，整日不归，军队困倦劳苦，百姓怨声载道。
没办法，宋云只有来到前线，递上诏书。这个国王居然坐着接受诏书，显得十分无礼。
无论僧俗，人能舍弃一切，却无法舍弃被尊重的渴望。但鉴于对方是远夷，宋云只能忍气吞声。
接下来，国王让翻译问宋云：“卿走过多国，历经险路，难道不劳苦吗？”
宋云答：“我皇深切研究大乘，派我远求佛经，道路虽险，不敢说累。”然后话锋一转，“大王亲自统帅三军，冒着严寒酷暑，长期驻扎在边境，难道不辛苦吗？”
国王老实地回答：“我连个小国都降服不了，实在愧对你的这个问题。”
最初，宋云认为国王是个野蛮人，不值得自己提醒与责备，经过这一段对话，转而觉得他有些憨厚，于是责备他说：“山有高低，水有大小，人处世间，也有尊卑。嚈哒、乌苌王都拜受诏书，大王何以独自不拜呢？！”国王回答：“我若见魏主就拜，得到书信坐着读，有什么可怪的？世人得到父母的信，尚且坐着读，大魏如同我的父母，我也坐着读信，不算失礼吧。”
宋云见驳不倒他，只能苦笑着点了点头。
之后，他们向西渡过印度河，找到了法显到过的犍陀罗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
公元522年早春二月，宋云循原路返回洛阳，带回佛经170部，均为“大乘妙典”。沿途见闻也被记录下来，宋云著有《魏国以西十一国记》，惠生著有《惠生行记》，可惜两部著作均已失传。幸好，同时代的杨衒之所撰的《洛阳伽蓝记》卷五，收录了宋云的记述，后人将这部分记述称为《宋云行纪》。
“修治洛阳还晋家”
公元604年，一个风度翩翩的帝王登上了洛阳北部的邙山。
这一年，他刚刚通过宫廷政变登上帝位，刚刚剪除了敌对势力，刚刚镇压了武装反叛。持续的刀光剑影并没有影响他的心情，反而激发了他的壮志雄心，他改元“大业”，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经略天下的千秋大业。 他叫杨广，也就是隋炀帝，时年35岁。
他置身邙山之巅，举目南望，只见两山对峙，伊水中流，气象壮观。杨广指着伊阙，回头问群臣：“这不是真龙天子的门户吗？古人为什么不在这里建都？”左仆射（首相）苏威回答：“古人非不知，只是在等陛下您呢！”于是，杨广脸上开出灿烂的花朵，新都的位置定了下来——在汉魏都城旧址以西10公里的地方，正对伊阙。公元605年三月十七日，隋炀帝诏令杨素、杨达、宇文恺兴建东都——洛阳城。
杨广为什么一登基就要迁都洛阳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他是听了章仇太翼的话。
章仇太翼是一名术士，一度隐居五台山中，后被隋文帝杨坚召入宫中。公元604年，杨坚试图前往仁寿宫避暑，章仇太翼竭力劝阻，但杨坚不听，章仇太翼说：“这次出行陛下恐怕回不来了！”隋文帝勃然大怒，把章仇太翼打入天牢，准备回来再杀他。不承想，术士一语成谶，隋文帝在仁寿宫病倒并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在那里。病榻上的隋文帝自知错怪了章仇太翼，特命太子杨广赦免他。
杨广继位后，章仇太翼上表说：“陛下是木命，而雍州乃破木之冲，不可久住，谶语也说‘修治洛阳还晋家’。”杨广早年曾封晋王，意思是应该定都洛阳。
尽管这段故事玄而又玄，但由于出自史学家司马光之口，加上又发生在形象不佳的杨广身上，一般人都会深信不疑。但事实上，这段故事出自野史，明显带有对杨广诋毁的故意。
其实，杨广迁都洛陽绝非心血来潮，也不是听了什么方士的蛊惑，《隋书》中有杨广关于迁都的一封诏书，对兴建东都的理由做了说明。
隋代的中国，经济重心已经南移，京师供应主要仰仗南方漕运。长安位于八百里秦川中央，四周山水环绕，交通不便。随着长安城市与人口规模的扩大，关中的粮食生产已经难以自足，遇到荒年更是捉襟见肘。隋文帝当政时，曾几次率领饥饿不堪的关中人到洛阳就食。想来，崤函以东的汉王杨谅刚刚发动过叛乱，远在关中的朝廷军队费了不少时间才赶赴前线。如今，南方的陈朝虽然灭亡，但南方豪族一直蠢蠢欲动。由于关河阻隔，真实情况很难传到京师长安。将新都建在南北结合部的洛阳，就等于把隋帝国的万世之业置于更广阔、深厚、坚固的地基之上，极大地强化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控制力，可以说是一个有想法的皇帝在一个非凡的年代实施的一个伟大的创意。因此，他的这一大胆决策，得到了群臣的一致认可。
公元606年四月二十六日，隋炀帝迁都洛阳。数万户商人和河南诸州工匠家庭被要求迁入新都。新都的规模约为长安的一半。南对伊阙，北倚邙山，东逾廛河，洛水横贯其间，分宫城、皇城、外郭城。一同完工的皇家园林——西苑，方圆二百余里，苑内有一个水深数丈、方圆十余里的人工湖。湖上建有方丈、蓬莱、瀛洲三座仙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山上错落着亭台月观，内置机关，或升或降，时隐时现。沿岸建有十六座宫院，各具特色，富丽堂皇。这座奢华绝代的宫殿群，此后作为隋都十五年、唐都四十余年，直到五代、北宋时仍在使用。因为耗资巨大，这一工程和另一座工程，被史学家列为隋炀帝的两大罪状，也被公认为是隋朝灭亡的两大因素。
然而，具有深长历史意味的是，隋炀帝的另一大“罪状”，却长期繁荣着古老中国的经济文化，乳汁般哺育了中华精神一千四百多年，直至今天——
至今千里赖通波
1986年3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大型纪录片《话说运河》，第一集的题目叫“一撇一捺”。主持人说：“长城跟运河，它所组成的图形……正好是我们中国汉字里最最重要的一个字眼‘人’，……，这长城是阳刚雄健的一撇，这运河不正是阴柔深沉的一捺吗？”
这一“捺”，出自隋炀帝的手笔。
开凿大运河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他当时开凿了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但到了三国时期，这条运河已不通畅。
隋炀帝做出营建东都的决定仅仅四天，就下令开凿大运河。于是，朝廷征发河南各郡士兵和夫役百万人，利用半年时间开凿疏浚了由黄河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同年，又疏通了由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公元608年，征发河北各郡民工百万人，开凿了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公元610年，征发民工修通了从京口（今镇江）到达余杭（今杭州）的江南河。仅用五年时间，就连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开通了以洛阳为中心、沟通中国南北、蜿蜒二千七百多公里的大运河，成为世界运河开凿史上的一大奇观。一时间，运河上“商船往返，船乘不绝”，不仅江南的物资能便捷顺利地运抵长安和洛阳，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有效缩短了中国人的时间与空间距离。
尽管两大工程抽空了帝国的血脉，加上远征辽东引发的民怨沸腾，使得杨广走到了众叛亲离的穷途，也导致隋朝国祚只维系了短短三十八年。但站在历史的峰巅鸟瞰，我们在谴责杨广不惜民力、横征暴敛的同时，并不能无视他的这些如同秦始皇修筑长城一样在客观上泽被后世的“大动作”。
是啊，隋朝的国祚太短了，根本没能来得及享受这些开创性劳动带来的红利。得利的，是注意体察民情、懂得珍惜民力的后代王朝。隋朝之后，大运河历经多朝修建，成为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它是我国历史上内陆交通体系的主干道，在运输粮食及战略性物资、巩固政权和促进领土统一、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民族融合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输水价值。
站在舟楫如云的大运河岸边，唐代诗人皮日休望河兴叹：“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
说完这些话，皮日休仍意犹未尽，即兴吟咏了一首《汴河怀古》：“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汴河水， 一千余里地无山。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我如果是一个张择端那样的画家，而不是只会坐在电脑前敲打文字的写作者，一定倾尽毕生精力，以蚂蚁搬家的精神，为隋朝及其之后的每一个朝代，各画一幅长528.7厘米、宽24.8厘米的“大运河图”，然后也赶一下时髦，申报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责任编辑 杨 枥
汉明帝的梦
据说，佛陀是乘着月色东来，而且神奇地出现在一个皇帝的梦乡里。
做梦的皇帝叫刘庄，史称汉明帝，是东汉第二位皇帝。公元25年11月27日，刘庄的父亲——光武帝刘秀进入刚刚接收的洛邑（今洛阳），并把洛邑改名雒阳，作为东汉的都城，使这个最早被称为“中国”的地方，在此后很长一个时期重新成为古老中国的伟大中心。他之所以定都于此，一是因为他从王莽和更始帝的悲剧结局中得到教训，认为长安不够吉利;二是因为在内战尚未停歇之时，洛阳更方便从中原经济区获得补给;三是因为洛阳历史悠久，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是华夏中心。成为都城后的洛阳人口不少于50万，城内面积10.1平方公里，是世界上仅次于长安和罗马的超大型城市。洛阳城大致呈矩形，城墙用夯土建成，城市取南北走向的轴线，街道大致呈格子状。两座有围墙的宫苑——北宫（寝宫）和南宫（议政之地）在城内遥遥相对，相距七里，被有屋顶覆盖的复道相连接。城内有神坛、御苑、军械库、市场、官署和贵族、官员宅第。12道城门之外是护城河，一条河渠从东面与护城河相连，负责向都城运送供应。
公元64年正月十五日晚（一说四月八日），洛阳北宫笼罩着水一样的月色，宁谧而神秘。夜半时分，一个身形高大的金人飘然进入刘庄的梦乡，金人头上散发着光芒，从空中轻盈地飘来，绕着宫殿飞行，最后落到殿庭之前。当时，皇帝心中洋溢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温馨。
第二天上午，他召集群臣解梦。太史傅毅说：“听说西方有佛出世，其身高一丈六尺，遍体金色。陛下梦中所见的金人，或许就是佛吧！”
此时，距离班超重开丝绸之路还有十多年，西域由匈奴控制着，西行之路十分凶险。然而，汉明帝无论如何也忘不掉那个给他带来温馨体验的梦，因此下决心派遣使臣前往西方寻梦。
第二年，东汉使者蔡愔、秦景、王遵等十余人受命西行。当他们到达大月氏（今阿富汗）时，遇见了中天竺（今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在使者恳求下，两位高僧答应随同汉使前往汉地弘法。
公元67年，洛阳城的石板路上响起清脆的马蹄声，一匹高大的白马驮着佛经和佛像风尘仆仆东来。它昂首阔步的姿态，永远定格在佛教东渐的扉页里。
相传白马驮来的佛像，是优填王造的第四个佛像。刘庄一见，正是梦中的金人，于是把佛像供奉在南宫清凉台，佛经收藏在兰台石室里，两位高僧则被安排住进了鸿胪寺。
下一年，汉明帝又在城西雍门外建造精舍，供两位高僧居住并翻译佛经。因白马驮经而来，所以这座精舍取名“白马寺”。之所以称“寺”，也是沿用“鸿胪寺”的称谓。从此，“寺”被赋予新的含义，成了佛教“寺院”的泛称。
尽管汉明帝“感梦求法”不是佛教传入中原的开始，但白马寺却是中国内地第一座佛寺。在这里，摄摩腾和竺法兰穷尽毕生精力翻译佛经，他们把佛所说的某一段话称为一章，共选取了佛关于持戒、忍辱、断欲、精进、观空等42段话，编成了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汉文佛典《佛说四十二章经》。这部佛典反复强调了持戒的重要性，告诉佛教弟子应该如何修行：
沙门问佛：什么是善？什么最大？什么最强健？什么最明亮？佛答：行道守真是善，志向和真道相合最大，忍辱最强健，内心清净最明亮。
佛说：金钱与美色对人来说，如果不能舍弃，就好比贪恋刀刃上的蜜，尽管不足一餐的享受，却有被割掉舌头的祸患。
佛言：爱欲对于人，犹如手持火炬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
佛问沙门：人的生命有多长？一个沙门回答：数日之间。佛说：你不明白生命的真谛。又问一个沙门：人的生命有多长？这个沙门回答：一顿饭的工夫。佛说：你还不知道生命的真相。再问一个沙门：人的生命有多长？这个沙门回答：呼吸之间。佛说：善哉，你已经明白道了！
这两位中国佛教的鼻祖，再也没有离开洛阳，圆寂后葬在白马寺。中国也算对得住他们，因为他们毕生弘扬的佛法如一粒种子，已经扎根在中国的沃土上，并在一位从草原走来的皇帝浇灌下，开出了满城的花朵。
孝文帝
他叫拓跋宏，史称孝文帝，出自鲜卑拓跋部落，是北魏第七位皇帝。
他不满足于做一个半野蛮民族的国王，决意要做一个文明国家的主宰。但是，将北魏从草原部落转变为农耕帝国绝非轻而易举，需要强有力的手腕和精明的头脑。更重要的是，要有足以压倒保守势力的坚强后盾。而这一切，小皇帝正好具备。
从公元471年开始，在祖母冯太后支持下，孝文帝顶住豪强大族的压力，实施了将中原文明移植进原始草原民族的伟大手术。国家规定，官吏按季度领取俸禄，严禁贪污，贪赃绢一匹即处以死刑;明令禁止对女性犯人的“裸形处决”，维护了女性起码的尊严;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国家交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下令鲜卑贵族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话，提倡与汉族通婚。孝文帝带头改姓元，娶汉族女子为妃，并让公主嫁给汉人。孝文帝还把都城从地处高原的平城（今山西大同），遷到了四季分明的洛阳。
那是冯太后去世三年之后的公元493年秋天，孝文帝率领20万大军亲征南朝。在多数王公大臣极力反对迁都的情况下，孝文帝费尽了苦心。名义上是南征，事实上他是要借南征摆脱落后的生产和生活习惯，把颠沛流离的拓跋鲜卑融入中华文明之中。秋风萧瑟，冷雨潇潇，大军踏着泥泞一路南进。越向南走，北魏贵族们越不适应，近百年养尊处优的生活，已经耗尽了一个马背民族的彪悍和豪气，他们已经无法忍受艰苦的日子，直到无可奈何地在洛阳停下来，车轮和马蹄声止歇于新的都城里。
就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在1500年前，隐没在从平城到洛阳的历史古道上，消失在深秋的凄风苦雨中。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使北魏步入了一个空前的盛世，史称“孝文帝中兴”。三十多年内，洛阳繁华富庶，人口激增，号称“十万九千户”，约有六十万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
正是在北魏手上，佛教——这一来源于印度、繁荣于大月氏的宗教信仰，在中原大地结出了丰硕成果。公元477年，仅首都平城就有僧尼两千余人，各地僧尼达77258人。北魏末年，各地僧尼达到两百多万。到东魏迁都邺城时，洛阳的寺庙已达1367所。
北魏不仅沉醉于兴建寺庙，而且开凿石窟也到了近乎痴狂的地步，中国四大石窟大多与它有关。虽然敦煌石窟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麦积山石窟始凿于后秦白雀元年（384），但大规模开凿都在北魏时期（386-534），大同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兴安二年（453），而洛阳龙门石窟开凿于公元493年，孝文帝刚刚迁都洛阳，连皇宫还没有整理好。
直到唐帝国建立，龙门石窟这才迎来开窟造像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的石窟按时代先后大体自南而北，集中在龙门西山。到了武则天时期，一部分转移到了东山。
万佛洞完工于公元680年，因洞内南北两侧雕有15000尊小佛而得名，是唐高宗、武则天及王子们的功德窟。
武则天自认是弥勒转世，为此在龙门广造弥勒佛。千佛洞、大万五佛洞、极南洞、摩崖三佛都是以弥勒佛为主尊的洞窟。
奉先寺位于龍门西山南部的山腰上，是一个南北宽近四十米的露天大龛。九尊大型雕像，全是依山凿石而成。奉先寺的主尊是卢舍那大佛，身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1.9米，造型丰满，仪表堂皇，衣纹流畅，丰颐秀目，嘴角微翘，呈微笑状，头部稍低，作俯视态，宛若一位睿智而慈祥的中年妇女，是整个龙门石窟体形最大、形态最美的大佛。为了开凿这尊大佛，武则天于公元672年捐出“脂粉钱二万贯”。奉先寺竣工之日，武则天率领文武朝。
宋云西行
公元515年，孝文帝的继任者宣武帝元恪驾崩。下一年，年仅六岁的太子元诩继位，是为孝明帝。由于崇佛的元恪取消了沿用七代的“子贵母死”之制，元诩的生母胡氏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在儿子登基后临朝听政。历史极为吊诡的是，正是因为元恪的这一看似人性的破例之举，最终葬送了北魏的大好河山。
这个谥号“灵皇后”的女人，刚一掌权就迫不及待地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在皇宫之前建造规模宏大的永宁寺。永宁寺，是作为《洛阳伽蓝记》中的第一座寺庙记叙的。寺中的九层巨塔，高九十余丈，顶部又建有金刹，再高出十丈，总高度达到千余尺，在京城百里开外就能远远望见，堪称洛阳城的地标性建筑。
第二件，是派人出使西域，访求佛典。公元518年，朝廷僧统宋云和僧人惠生、法力成为前往西天取经的人选。为宣扬国威，结好诸国，胡太后下足了功夫，不但以皇帝的名义给沿途各国写了公文诏书，还准备了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由使者赠给沿途经过的各国国王。
这年冬天，宋云、惠生、法力从洛阳出发，经陕西、甘肃东部转向西南，过北魏关防日月山，穿柴达木盆地，沿着法显西行的线路，走丝路南道，翻过葱岭，于公元519年底进入印度北部的乌苌国。宋云向乌苌国王呈奉了北魏皇帝的诏书，进献了礼品，说明了来意。国王恭敬地接受了诏书，并让翻译问宋云：“您是日出之地的人吗？”宋云回应：“我国东临大海，日出其中，实为如来的旨意。”国王又问：“你们国家有圣人吗？”宋云详细介绍了周公、孔子、庄子、老子之道，依次叙述了蓬莱的银殿金堂，中国的八卦、医术、法术，数不清的佛寺与佛塔，还有京城洛阳的绝代繁华。国王于是感叹：“若如卿言，即是佛国。我的生命结束时，希望投生在你们国家。”
随后，国王派僧人陪同他们游历了乌苌国佛迹圣地，参拜了附近的佛寺。宋云一行还拿出部分旅费，在王城东南如来用身体饲虎的地方造了一座宝塔，用隶书刻石，铭颂魏的功德。
公元520年仲春，宋云一行进入曾经的大乘佛教中心犍陀罗国境。现任国王出身嚈哒，不信佛法，生性凶暴，与邻国罽宾为争夺边境已经开战三年。他亲自驻扎在边境前线，整日不归，军队困倦劳苦，百姓怨声载道。
没办法，宋云只有来到前线，递上诏书。这个国王居然坐着接受诏书，显得十分无礼。
无论僧俗，人能舍弃一切，却无法舍弃被尊重的渴望。但鉴于对方是远夷，宋云只能忍气吞声。
接下来，国王让翻译问宋云：“卿走过多国，历经险路，难道不劳苦吗？”
宋云答：“我皇深切研究大乘，派我远求佛经，道路虽险，不敢说累。”然后话锋一转，“大王亲自统帅三军，冒着严寒酷暑，长期驻扎在边境，难道不辛苦吗？”
国王老实地回答：“我连个小国都降服不了，实在愧对你的这个问题。”
最初，宋云认为国王是个野蛮人，不值得自己提醒与责备，经过这一段对话，转而觉得他有些憨厚，于是责备他说：“山有高低，水有大小，人处世间，也有尊卑。嚈哒、乌苌王都拜受诏书，大王何以独自不拜呢？！”国王回答：“我若见魏主就拜，得到书信坐着读，有什么可怪的？世人得到父母的信，尚且坐着读，大魏如同我的父母，我也坐着读信，不算失礼吧。”
宋云见驳不倒他，只能苦笑着点了点头。
之后，他们向西渡过印度河，找到了法显到过的犍陀罗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
公元522年早春二月，宋云循原路返回洛阳，带回佛经170部，均为“大乘妙典”。沿途见闻也被记录下来，宋云著有《魏国以西十一国记》，惠生著有《惠生行记》，可惜两部著作均已失传。幸好，同时代的杨衒之所撰的《洛阳伽蓝记》卷五，收录了宋云的记述，后人将这部分记述称为《宋云行纪》。
“修治洛阳还晋家”
公元604年，一个风度翩翩的帝王登上了洛阳北部的邙山。
这一年，他刚刚通过宫廷政变登上帝位，刚刚剪除了敌对势力，刚刚镇压了武装反叛。持续的刀光剑影并没有影响他的心情，反而激发了他的壮志雄心，他改元“大业”，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经略天下的千秋大业。 他叫杨广，也就是隋炀帝，时年35岁。
他置身邙山之巅，举目南望，只见两山对峙，伊水中流，气象壮观。杨广指着伊阙，回头问群臣：“这不是真龙天子的门户吗？古人为什么不在这里建都？”左仆射（首相）苏威回答：“古人非不知，只是在等陛下您呢！”于是，杨广脸上开出灿烂的花朵，新都的位置定了下来——在汉魏都城旧址以西10公里的地方，正对伊阙。公元605年三月十七日，隋炀帝诏令杨素、杨达、宇文恺兴建东都——洛阳城。
杨广为什么一登基就要迁都洛阳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他是听了章仇太翼的话。
章仇太翼是一名术士，一度隐居五台山中，后被隋文帝杨坚召入宫中。公元604年，杨坚试图前往仁寿宫避暑，章仇太翼竭力劝阻，但杨坚不听，章仇太翼说：“这次出行陛下恐怕回不来了！”隋文帝勃然大怒，把章仇太翼打入天牢，准备回来再杀他。不承想，术士一语成谶，隋文帝在仁寿宫病倒并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在那里。病榻上的隋文帝自知错怪了章仇太翼，特命太子杨广赦免他。
杨广继位后，章仇太翼上表说：“陛下是木命，而雍州乃破木之冲，不可久住，谶语也说‘修治洛阳还晋家’。”杨广早年曾封晋王，意思是应该定都洛阳。
尽管这段故事玄而又玄，但由于出自史学家司马光之口，加上又发生在形象不佳的杨广身上，一般人都会深信不疑。但事实上，这段故事出自野史，明显带有对杨广诋毁的故意。
其实，杨广迁都洛陽绝非心血来潮，也不是听了什么方士的蛊惑，《隋书》中有杨广关于迁都的一封诏书，对兴建东都的理由做了说明。
隋代的中国，经济重心已经南移，京师供应主要仰仗南方漕运。长安位于八百里秦川中央，四周山水环绕，交通不便。随着长安城市与人口规模的扩大，关中的粮食生产已经难以自足，遇到荒年更是捉襟见肘。隋文帝当政时，曾几次率领饥饿不堪的关中人到洛阳就食。想来，崤函以东的汉王杨谅刚刚发动过叛乱，远在关中的朝廷军队费了不少时间才赶赴前线。如今，南方的陈朝虽然灭亡，但南方豪族一直蠢蠢欲动。由于关河阻隔，真实情况很难传到京师长安。将新都建在南北结合部的洛阳，就等于把隋帝国的万世之业置于更广阔、深厚、坚固的地基之上，极大地强化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控制力，可以说是一个有想法的皇帝在一个非凡的年代实施的一个伟大的创意。因此，他的这一大胆决策，得到了群臣的一致认可。
公元606年四月二十六日，隋炀帝迁都洛阳。数万户商人和河南诸州工匠家庭被要求迁入新都。新都的规模约为长安的一半。南对伊阙，北倚邙山，东逾廛河，洛水横贯其间，分宫城、皇城、外郭城。一同完工的皇家园林——西苑，方圆二百余里，苑内有一个水深数丈、方圆十余里的人工湖。湖上建有方丈、蓬莱、瀛洲三座仙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山上错落着亭台月观，内置机关，或升或降，时隐时现。沿岸建有十六座宫院，各具特色，富丽堂皇。这座奢华绝代的宫殿群，此后作为隋都十五年、唐都四十余年，直到五代、北宋时仍在使用。因为耗资巨大，这一工程和另一座工程，被史学家列为隋炀帝的两大罪状，也被公认为是隋朝灭亡的两大因素。
然而，具有深长历史意味的是，隋炀帝的另一大“罪状”，却长期繁荣着古老中国的经济文化，乳汁般哺育了中华精神一千四百多年，直至今天——
至今千里赖通波
1986年3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大型纪录片《话说运河》，第一集的题目叫“一撇一捺”。主持人说：“长城跟运河，它所组成的图形……正好是我们中国汉字里最最重要的一个字眼‘人’，……，这长城是阳刚雄健的一撇，这运河不正是阴柔深沉的一捺吗？”
这一“捺”，出自隋炀帝的手笔。
开凿大运河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他当时开凿了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但到了三国时期，这条运河已不通畅。
隋炀帝做出营建东都的决定仅仅四天，就下令开凿大运河。于是，朝廷征发河南各郡士兵和夫役百万人，利用半年时间开凿疏浚了由黄河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同年，又疏通了由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公元608年，征发河北各郡民工百万人，开凿了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公元610年，征发民工修通了从京口（今镇江）到达余杭（今杭州）的江南河。仅用五年时间，就连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开通了以洛阳为中心、沟通中国南北、蜿蜒二千七百多公里的大运河，成为世界运河开凿史上的一大奇观。一时间，运河上“商船往返，船乘不绝”，不仅江南的物资能便捷顺利地运抵长安和洛阳，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有效缩短了中国人的时间与空间距离。
尽管两大工程抽空了帝国的血脉，加上远征辽东引发的民怨沸腾，使得杨广走到了众叛亲离的穷途，也导致隋朝国祚只维系了短短三十八年。但站在历史的峰巅鸟瞰，我们在谴责杨广不惜民力、横征暴敛的同时，并不能无视他的这些如同秦始皇修筑长城一样在客观上泽被后世的“大动作”。
是啊，隋朝的国祚太短了，根本没能来得及享受这些开创性劳动带来的红利。得利的，是注意体察民情、懂得珍惜民力的后代王朝。隋朝之后，大运河历经多朝修建，成为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它是我国历史上内陆交通体系的主干道，在运输粮食及战略性物资、巩固政权和促进领土统一、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民族融合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输水价值。
站在舟楫如云的大运河岸边，唐代诗人皮日休望河兴叹：“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
说完这些话，皮日休仍意犹未尽，即兴吟咏了一首《汴河怀古》：“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汴河水， 一千余里地无山。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我如果是一个张择端那样的画家，而不是只会坐在电脑前敲打文字的写作者，一定倾尽毕生精力，以蚂蚁搬家的精神，为隋朝及其之后的每一个朝代，各画一幅长528.7厘米、宽24.8厘米的“大运河图”，然后也赶一下时髦，申报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责任编辑 杨 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