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新作，封底有一串广告语——通常广告语不怎么靠谱，这次例外——对闾丘这些年的变化，做了非常准确的概括：“从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态度，到期待社会的公平正义；从对政治的无奈躲避，到追求理性和宽容；从国民，到公民”。“公平正义”、“理性和宽容”、“公民”观，等等，正是闾丘《不分东西》的主题词，或隐在故事背后，或与故事组成二重唱。
　　她告诉读者，我就是你们中的一员，我看、我说的时候，并未置身事外；我们共同看到了诸般世相，但我的不同，仅仅是所处位置的差异，我说出了如何看待它们的意见，与你们分享。这种介入式的，既在其中，又可旁观的姿态，平和而亲切，没有谆谆教导，殷殷告诫， ——我不是你们的老师，我和你们一样在困惑中思考，我的结论或许就是你的结论，在一致中相互同情，我们或有分歧，在不同中彼此谅解。
　　现代社会公民的素养，或许就那么有些女性化。读罢《不分东西》，我以为这女性化的姿态，让人受用，但也很表面。女性化，并不表明不分对错，不辨是非，没有好坏标准。多元主义的困境之一，就是虚无主义。闾丘在讲述从国民到公民进阶故事的时候，从头到尾，力图避免的，就是虚无主义陷阱。这在她新作的上半部分，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看似新闻观的“正面报道”、“负面报道”，作者的设问是“立场在先，是非在先？”新闻报道就是新闻报道，只管事实，岂分正负？立即地，这一设问可以引申到日常政治生活中来，是先问态度，还是先看事实？“左右之争”，不问所争是否在一个平台，只大言平等，虚伪而有害。这给我们日常生活以教益：争论在所难免，但双方应处在一个起跑线上，说相互能听懂的语言。
　　闾丘的工作性质，几乎让她每一时刻，能够站在两个角度观察世界——既是职务之便，也是职业要求。说是这样，但人人不同，相差或不能以道理计。闾丘言说的信用，正是建立在厘清事实、分辨是非基础上，展示不同声音，让读者自己甄别哪一种“偏见”更接近真相。她用许多事例告诉读者，真相难求，因为各执一词的双方（几方），都不可能掌握全部事实，所得结论，只能是偏见。但偏见之不同，在于谁家更少一点，更靠近真相。奥运会火炬传递中发生的故事，中外言人人殊，是立场与偏见角力的典型案例。“中国傲慢论”或“中国威胁论”，亦同此理。闾丘将各自的偏见呈现出来，是非对错，读者各有判断。
　　其实，闾丘观察、思考世事比一般人还有一层优势，她出身大陆，入籍香港，行走世界——她至少可从三个角度看一件事情。大陆开放后，到香港留学的大陆学生多起来，被叫作“港漂”。闾丘对他们很熟悉，20年前，她也是这个岁数，学生身份。现在，她是他们的老师。他们的老师，还有境外请来的“老外”——这些人中也有闾丘的老师。三者是如何相互打量，怎样看待同一件事物？大陆学生不断追问做新闻的“技巧”，这让“老外”们很吃惊。而闾丘告诉他们，新闻只关乎“价值”，与技巧无涉。她的结论，是在实践中得来的。当问到她面对国内事件时，这一原则是否有用时，她说，难，但还要坚持。她的学生们能理解多少？她说，他们的香港学习经历，比之仅仅在大陆课堂受教的学生，或许更能理解发现真相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