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直希望借鉴国外有价值的新闻框架为我们自己所用，她多次对新闻司的同行们谈起自己的设想：能不能找个地方，在北京建立一个国际记者俱乐部。我们可以为各国新闻同行提供相应的条件与材料。记者们可以在一起喝咖啡、聊天、打网球、查资料、交换信息、举行相关的新闻活动，还可以发布新闻，也为培养年轻的发言人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为此，母亲做了许多具体筹划。她建议记者俱乐部的地点就设在当时位于台基厂8号的国际俱乐部内。然而,因为历史原因和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母亲提出的设想和计划直到49年之后才得以实现，北京终于有了“新闻工作者之家”。
　　 母亲一直设想，能够培养年轻同志成为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在平时的工作中，她尽量为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提供这方面的锻炼机会，并想方设法为新闻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各种有利的空间。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最终在1983年正式建立起来，从此，一代又一代发言人被人们所熟知。
　　
　　春蚕丝尽
　　
　　 文革的巨大冲击和工作的劳累,使妈妈一直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与睡眠。我和哥哥都下乡了，家里也少了帮手，很多事情都需要妈妈亲自来料理。妈妈总是说要照顾好爸爸的身体，可是谁也没想到，在文革开始后短短的二三年内，母亲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
　　 1969年底，妈妈除了经常头晕乏力之外，偏头疼的症状逐渐明显起来。50岁出头，这正是一个人进入中年,身体发生调节变更的时候。尽管医疗条件不如现在，如果细心调理，是可以度过这一关的。然而，在那样一个极左思潮泛滥的特殊年代里，整个社会已经改变了正常的秩序和思维方式，医院里也不是世外桃源。走资派在社会上是得不到重视的，去一次医院，除了看病之外，还要看造反派的脸色。
　　 妈妈这次发病的起因是蛛网膜下腔少量出血，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病情逐渐稳定。主治医生说，下一周妈妈可以试着下地，然后可以回家休息了。
　　
　　 爸爸和同事们经巴黎顺利到达联合国总部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
　　11月15日上午10时15分，中国代表团成员气宇轩昂地走进会议大厅，在联合国礼宾官的带领下，团长乔冠华、副团长黄华、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翻译唐闻生依次在标有CHINA的席位上入座。此刻，会场上所有的人都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一名记者问乔团长：“您能不能谈谈您此刻的心情？”爸爸仰头开怀大笑。记者不解其意，爸爸反问道：“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在场的一位外国记者看到了这一幕，他立即按下快门抓拍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不久纽约某大报还以《乔的笑》为题发表评论文章。这张照片后来荣获了美国普利策新闻奖。
　　在那张被称为“乔的笑”的照片后面，有一双明亮深邃的眼睛在默默地凝视着我们，那是妈妈！我的眼睛恍惚了：如果妈能多活一年，就能够看到这令人振奋的情景了！
　　 中国代表团的亮相和发言引起了轰动，纽约各大报纸纷纷评论，“乔的发言独树一帜”，“乔带来的方针反对美苏霸权主义，联合国面临挑战”。
　　 中国的重返完全改变了联合国的力量组合，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有了自己的声音。美国人的态度也改变了，几星期前他们还拼命拉票，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呢！不过，这个弯子还是要转得自然一些。老布什当时是美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当爸爸与代表团成员走出电梯门口时，他正在与人聊天，既然“碰上了”，那就握手表示欢迎吧。据说，这是他们提前从联合国秘书处打听好的一条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