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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之后更伤魂。
2010年的《财富如水》之后，“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卢新华又推出了他的新作《伤魂》。
《财富如水》以随笔的形式，《伤魂》以小说的形式，形式不同，思考的内容却是一致的，就是人性的沉沦。
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伤痕之后，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却没有让我们的灵魂获得安宁，用卢新华的话说就是：“大道流失。”
大道流失之后怎么办？精神价值的重建，需要知识分子的反思和启蒙，需要一代人的反省，重建大道，任重而道远。
“文革”前与“文革”后
《新民周刊》：写作这样一部长篇小说的初衷是批判当今社会的物欲横流？
卢新华：对，对于当今中国人性扭曲的状况，我思考得很多。
中国是个快速发展的国家，经过过去的穷苦岁月，很多人都穷怕了、饿怕了，一旦有机会赚钱，就会不择手段不知满足。我打个比方，就像一个非常饥渴的人，拿到一瓶水，他一定会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下；食物也一样，饿极了，也是饿狼扑食，一副暴发户的嘴脸。你看我们现在环境的破坏、各种有毒食物的泛滥，也可以说是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
我们这个时代，是大道流失的时代，就传统文化来说，儒释道三家所说的天道，都已经失去了。只留下了什么？孔子学院，教教汉语而已。道家，本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批判他们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现在也没有进入主流社会，只是比较小众的知识分子对道家思想感兴趣。佛教呢，在庙堂里，大家求官求财，对于真正的佛教精神，并不关心。现在最盛行的，是权谋文化。你去哪个书摊，卖得最好的，还就是这种关于权谋的书，怎么对付员工对付老板，这是他们可以学的，就是这种文化在盛行。
《新民周刊》：你覺得这仅仅是经济发展过快造成的问题，还是制度性的问题？
卢新华：我觉得两方面都有。制度性的问题肯定是知识分子比较关心的问题，制度性的问题其实也是个文化问题，一种地域文化才能催生出一种地域性的制度，根源在于文化。这种文化或制度，在另一种土壤中，必然是无法生存的。在我们看来，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些显然不合理的制度，在我们的土壤中能够生存，必然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性因素在，才能长时间生存。
《新民周刊》：你觉得这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文化断裂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卢新华：这当然有！我曾经将中国问题以“文化大革命”为分水岭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文革”中和“文革”前，一是“文革”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整个意识形态和权力机构在做的，就是激发全民的仇恨。本来人类因为物质利益的分歧就会发生矛盾，我们的意识形态、权力机构不是努力去化解这些仇恨，反而是激发仇恨。我们这一代人在当时天天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这就是把人群以抽象的阶级来区分，并让他们互相斗争，那一代人的心灵伤痕就是这种斗争造成的。小说《伤痕》中的王晓华和她的母亲划清界限，那就是因为她把她母亲作为一个对立的阶级来看待的，那不再是母亲，而是阶级敌人，是仇恨的对象。我参过军，在军队里，每次抗险救灾前，先要忆苦思甜，增加对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仇恨。
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又进入另一个阶段，有了“新伤痕”的概念。新伤痕和旧伤痕的区别在于，旧伤痕是阶级仇恨这把刀子造成的，而新伤痕则主要由于贪婪，为物质的贪婪。佛教讲“三毒”——贪、嗔、痴，贪是“三毒”之首。佛教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就是要放下“贪、嗔、痴”这“三毒”。人类文明总是在和贪嗔痴作斗争，在我的《伤魂》这部小说中，龚合国这个人物身上，就有时代的特征，他也贪财、也恋权、也好色，他的身上，也有权谋文化的特征。他对权谋文化特别有心得，这些心得体会运用于实际生活中，也常常能创造实际的效果。
先乱其神，再夺其魂
《新民周刊》：《伤魂》的这个主人公叫龚合国，是共和国的谐音，就是将其作为共和国写照出现的？
卢新华：对，龚合国的人生故事发生在共和国，从某种意义上讲，龚合国也就是共和国，或者说，前者就是后者的缩影。“先乱其神，再夺其魂”的是龚合国，但同时也是共和国的真实写照。这种伤不仅伤在个体上，更伤在国体上，伤在民族之魂魄上。所以，揭示这种“时代之伤”，为的也是要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是每一个身体中流着中华民族的血液的人们的责任，更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以“悲天悯人”作为自己情怀的作家们的责任。为了揭示“时代之伤”，就必须用一种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的眼光来对现实做持久的解剖和批判，而不是一味地歌功颂德，粉饰太平。
《新民周刊》：你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来审视“文化大革命”？
卢新华：这个时代对“文革”的反省常常采取一种淡化处理的方式，忽略掉它，好像这世界上从来没有“文革”这回事似的。还有许多历史重大事件，在媒体报道中，变成了一缕缕青烟，几乎不见踪影，这当然是不正常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政党一个人，都应该经常反省自己的历史，如果我们缺乏了反省的力量，得到了，也很可能会失去。这世界上那么多的繁华，可是要毁灭的话，非常非常快，就像现在的底特律，曾经多么繁华的大都会，现在政府破产，成了一座鬼城，完全萧条了，一幢房子就是一双皮鞋钱了。以前经济好的时候根本没有人会预料到美国这么大的城市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如果我们对文化对财富没有特别的警惕和反省，那是很可怕的。
关键是我们看历史规律，所有的繁华总有没落的一天，而且这一天来的速度之快，可能超乎你的想象。我记得有本书中说过：如一条船航行水上，又快又稳，但是在临到码头时翻了船。我们很多贪官不就是这样吗？他们在仕途上，就像龚合国一样，一开始都是顺风顺水，家庭、事业、孩子、方方面面，都很春风得意，可是他们认为可以全身而退的时候，翻船了，要在牢狱之中度过下半生。国家也是如此。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人的疾病和国家、民族的疾病是一样的。从这方面来说，我可能还是有点忧国忧民的，在这部小说中龚合国就多少有点这个时代的影子。我当然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和谐、健康、美满的人生，但这要建立在我们对文化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之上。就如我在《财富如水》中所说的，我们要契合天道！
《新民周刊》：如果要为这个“大道流失”的时代开出药方，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应对？
卢新华：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着想，我能开出的药方必定是：契合天道，平衡人欲。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生存的环境已经变得伤痕累累，不堪入目。但我们既然已经经历了“存天理、去人欲”和“存人欲、去天理”的两个畸形发展的历史阶段，知道都不可取，那么，我们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去肯定一个比较理想的改革和发展方向，那就是 “合天道、衡人欲”。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2010年的《财富如水》之后，“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卢新华又推出了他的新作《伤魂》。
《财富如水》以随笔的形式，《伤魂》以小说的形式，形式不同，思考的内容却是一致的，就是人性的沉沦。
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伤痕之后，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却没有让我们的灵魂获得安宁，用卢新华的话说就是：“大道流失。”
大道流失之后怎么办？精神价值的重建，需要知识分子的反思和启蒙，需要一代人的反省，重建大道，任重而道远。
“文革”前与“文革”后
《新民周刊》：写作这样一部长篇小说的初衷是批判当今社会的物欲横流？
卢新华：对，对于当今中国人性扭曲的状况，我思考得很多。
中国是个快速发展的国家，经过过去的穷苦岁月，很多人都穷怕了、饿怕了，一旦有机会赚钱，就会不择手段不知满足。我打个比方，就像一个非常饥渴的人，拿到一瓶水，他一定会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下；食物也一样，饿极了，也是饿狼扑食，一副暴发户的嘴脸。你看我们现在环境的破坏、各种有毒食物的泛滥，也可以说是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
我们这个时代，是大道流失的时代，就传统文化来说，儒释道三家所说的天道，都已经失去了。只留下了什么？孔子学院，教教汉语而已。道家，本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批判他们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现在也没有进入主流社会，只是比较小众的知识分子对道家思想感兴趣。佛教呢，在庙堂里，大家求官求财，对于真正的佛教精神，并不关心。现在最盛行的，是权谋文化。你去哪个书摊，卖得最好的，还就是这种关于权谋的书，怎么对付员工对付老板，这是他们可以学的，就是这种文化在盛行。
《新民周刊》：你覺得这仅仅是经济发展过快造成的问题，还是制度性的问题？
卢新华：我觉得两方面都有。制度性的问题肯定是知识分子比较关心的问题，制度性的问题其实也是个文化问题，一种地域文化才能催生出一种地域性的制度，根源在于文化。这种文化或制度，在另一种土壤中，必然是无法生存的。在我们看来，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些显然不合理的制度，在我们的土壤中能够生存，必然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性因素在，才能长时间生存。
《新民周刊》：你觉得这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文化断裂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卢新华：这当然有！我曾经将中国问题以“文化大革命”为分水岭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文革”中和“文革”前，一是“文革”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整个意识形态和权力机构在做的，就是激发全民的仇恨。本来人类因为物质利益的分歧就会发生矛盾，我们的意识形态、权力机构不是努力去化解这些仇恨，反而是激发仇恨。我们这一代人在当时天天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这就是把人群以抽象的阶级来区分，并让他们互相斗争，那一代人的心灵伤痕就是这种斗争造成的。小说《伤痕》中的王晓华和她的母亲划清界限，那就是因为她把她母亲作为一个对立的阶级来看待的，那不再是母亲，而是阶级敌人，是仇恨的对象。我参过军，在军队里，每次抗险救灾前，先要忆苦思甜，增加对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仇恨。
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又进入另一个阶段，有了“新伤痕”的概念。新伤痕和旧伤痕的区别在于，旧伤痕是阶级仇恨这把刀子造成的，而新伤痕则主要由于贪婪，为物质的贪婪。佛教讲“三毒”——贪、嗔、痴，贪是“三毒”之首。佛教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就是要放下“贪、嗔、痴”这“三毒”。人类文明总是在和贪嗔痴作斗争，在我的《伤魂》这部小说中，龚合国这个人物身上，就有时代的特征，他也贪财、也恋权、也好色，他的身上，也有权谋文化的特征。他对权谋文化特别有心得，这些心得体会运用于实际生活中，也常常能创造实际的效果。
先乱其神，再夺其魂
《新民周刊》：《伤魂》的这个主人公叫龚合国，是共和国的谐音，就是将其作为共和国写照出现的？
卢新华：对，龚合国的人生故事发生在共和国，从某种意义上讲，龚合国也就是共和国，或者说，前者就是后者的缩影。“先乱其神，再夺其魂”的是龚合国，但同时也是共和国的真实写照。这种伤不仅伤在个体上，更伤在国体上，伤在民族之魂魄上。所以，揭示这种“时代之伤”，为的也是要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是每一个身体中流着中华民族的血液的人们的责任，更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以“悲天悯人”作为自己情怀的作家们的责任。为了揭示“时代之伤”，就必须用一种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的眼光来对现实做持久的解剖和批判，而不是一味地歌功颂德，粉饰太平。
《新民周刊》：你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来审视“文化大革命”？
卢新华：这个时代对“文革”的反省常常采取一种淡化处理的方式，忽略掉它，好像这世界上从来没有“文革”这回事似的。还有许多历史重大事件，在媒体报道中，变成了一缕缕青烟，几乎不见踪影，这当然是不正常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政党一个人，都应该经常反省自己的历史，如果我们缺乏了反省的力量，得到了，也很可能会失去。这世界上那么多的繁华，可是要毁灭的话，非常非常快，就像现在的底特律，曾经多么繁华的大都会，现在政府破产，成了一座鬼城，完全萧条了，一幢房子就是一双皮鞋钱了。以前经济好的时候根本没有人会预料到美国这么大的城市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如果我们对文化对财富没有特别的警惕和反省，那是很可怕的。
关键是我们看历史规律，所有的繁华总有没落的一天，而且这一天来的速度之快，可能超乎你的想象。我记得有本书中说过：如一条船航行水上，又快又稳，但是在临到码头时翻了船。我们很多贪官不就是这样吗？他们在仕途上，就像龚合国一样，一开始都是顺风顺水，家庭、事业、孩子、方方面面，都很春风得意，可是他们认为可以全身而退的时候，翻船了，要在牢狱之中度过下半生。国家也是如此。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人的疾病和国家、民族的疾病是一样的。从这方面来说，我可能还是有点忧国忧民的，在这部小说中龚合国就多少有点这个时代的影子。我当然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和谐、健康、美满的人生，但这要建立在我们对文化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之上。就如我在《财富如水》中所说的，我们要契合天道！
《新民周刊》：如果要为这个“大道流失”的时代开出药方，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应对？
卢新华：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着想，我能开出的药方必定是：契合天道，平衡人欲。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生存的环境已经变得伤痕累累，不堪入目。但我们既然已经经历了“存天理、去人欲”和“存人欲、去天理”的两个畸形发展的历史阶段，知道都不可取，那么，我们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去肯定一个比较理想的改革和发展方向，那就是 “合天道、衡人欲”。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唯一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