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般而言，皇帝御驾亲征，以万乘之尊，驭百万之师，自然人心踊跃，争效死力，理应具有攻则必克、战则必胜的战斗力。吊诡的是，中国皇帝御驾亲征却屡屡失败，原因何在？
皇帝上战场不一定都得骑马，也可能是坐车去
御驾亲征，这种行为可追溯的历史很长，但“御驾亲征”这个词在正统的史书记载中却极少出现。翻遍史书，只有宋代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汇编》提到了这个词。而且，皇帝本人是不会说“朕要御驾亲征”这样的话的，诏书里也不会这么写。
御驾亲征在史书中最常见的表述方式是“亲……”或“自……”，比如《史记·高祖本纪》中的“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和《明史·明武宗本纪》中的“丁未，亲督诸军御之，战五日”。
这个词被发扬光大，得等到元明清时期发端民间的大量文学作品出炉。像《三国演义》、《封神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演义》，都有御驾亲征的描写。
为什么御驾亲征这个词能妇孺皆知呢？大约是市井街巷里，普通老百姓对于皇帝、战争都有着极大的好奇和丰富的想象，而“御驾亲征”这个词，高端大气上档次，正好迎合老百姓的心理。
那么，皇帝上战场，到底怎么去？按说行军打仗当然应该骑马，可皇帝金贵的龙体要是让马给颠坏了，咋办？
“御驾亲征”给了我们一种解释：皇帝上战场也许是坐车去的，必要时才骑马。“驾”字本义指车乘。帝王所乘的五种车乘被称为五辂，其中革辂就是专门应用于兵戎之事的，比如阅兵、演习之类，亲征当然也属于此。
不过车驾本身又慢又重，完全不利于行军，主要应该还是应用于出征和凯旋时的一系列仪典。
繁杂的出征流程一定不会少
御驾亲征，绝对不会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国家最大的事就是祭祀跟打仗了。《周礼》将古代的礼仪制度结构划分为“五礼”，“军礼”排在第四。而皇帝亲征，无论从以上哪个角度看，都是一顶一的大事。既然是大事，就一定不会简单。作为礼仪之邦，繁杂的出征流程一定不会少，具体的操作方法始于商周时期，后世历代不断补充完善，主要组成部分有：
1.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军队的戒严、祭祀用品的准备和安放、仪仗队的训练到位等等。
2.以上天为对象的大型祭祀活动。皇帝是天子，亲征也就是替天行道，因此需要祭告昊天上帝以求得庇佑。皇帝本人及参加的文武百官要事先斋戒，祭祀时则有献酒、献牺牲、献币帛、歃血、烧柴等不同环节，同时穿插皇帝更换不同的礼服、乘坐不同的车辆。
3.以祖先、土地神为对象的中型祭祀活动和以山神、河神为对象的小型祭祀活动。这些活动的级别相对低一些。尤其是针对河岳山川的祭祀，主要是由相关官员完成，皇帝一般不参加。而且，对河岳山川的祭祀持续于整个出征过程，途径一地，即祭祀当地的名山大川、行道诸神。
4.点将誓师。由皇帝本人或皇帝委派的官员完成。说明出征的理由、目标，明确军纪。
5.宣“露布”。后魏时期，皇帝亲征每取得一战胜利，为了周知天下，都把写有捷报的布帛挂到竹竿上，称为“露布”，让士兵举着四处通报。此后，这一活动被沿袭施行。
6.凯旋，献捷于太庙。皇帝出征，无论打没打跑敌人，只要皇帝本人平安回来了，那都得叫凯旋。所以，礼乐、献俘、论功行赏、大臣上表庆贺之类，必须是御驾亲征的标配。
御驾亲征为何屡屡失败
一般而言，皇帝御驾亲征，以万乘之重，驭百万之师，自然人心踊跃，争效死功，理应具有攻则必克、战则必胜的战斗力。
吊诡的是，隋炀帝三征高丽，不仅损兵折将，而且终因穷兵黩武引发内乱，以至于江山易主；唐太宗以盛世雄兵东征高丽，却坐困于“东瀛小夷”，不得已班师而还。讽刺的是，庸庸碌碌的唐高宗李治，竟然成功征服高丽，而他，恰恰没有御驾亲征。亲征之君，出师不利；放权之主，坐取江山，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玄机？
公元612年，隋炀帝以高丽王“藩礼破阙”，决定备兵讨之，化“蛮夷之乡”为“冠带之境”。次年，天下雄兵如期集结，这时，隋炀帝问后来官至太史令的庾质对战局的看法，庾质说战之必胜，但是只有一条，皇帝不能亲征。隋炀帝闻之不悦，悻悻地说，你要是害怕，自可留此。遂决意亲征。
庾质担心的事情，果然马上就发生了。大军进渡辽水，围辽东城。隋炀帝临战下了两道诏书，一曰“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庸专擅”，相当于夺了将军的兵权，违背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统兵原则；一曰“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这是摆高姿态，我王者之师，吊民伐罪，非为杀戮。
两道诏书铸就了高丽人的护身符。结果，最初九军渡辽30万众，班师回朝时只剩下2700人，损失不可谓不惨重。
公元644年，唐太宗率大军亲征高丽，一路势如破竹，长驱直入，眼看就要直抵平壤城下，不料大军在安市这个地方受阻，一时无法前行。这时有高丽俘虏进谏说，安市人顾惜其家，未易猝拔，乌骨城守将垂老，不能坚守，不如移兵进攻乌骨城，朝至夕克，其他小城，必然望风投诚，然后收其钱粮，鼓行而前，直指平壤。这本是曲线救国的一招妙计，诸将也欣然同意。
唐太宗将从之，长孙无忌独曰：“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侥幸。”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怎么能做出趁人之危这样令人不齿的事情呢？一番道德说教，唐太宗遂放弃曲线救国，并力攻城。结果，安市久攻不下，顿兵日久，粮食将尽，而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将士多不适应，于是不得已铩羽而归。
御驾亲征是否一定导致失败？从史料来看，这样的例子的确很多。因而，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这样结论，“天子讨而不伐”。
当然，御驾亲征也还是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失败的例子仅仅显示出御驾亲征的某些弊病。
相比于国外，中国的皇帝并不热衷于御驾亲征
事实上，中国皇帝并不热衷于御驾亲征。除了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需要靠亲征来实现统一，后继的皇帝们基本都是不带兵的。反观欧洲世界，皇帝们的战斗热情就充沛多了。往远了说，希腊、马其顿作战都是国王挂帅。近一点的有欧洲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皇帝、国王领兵出战。
所以，同样是皇上，打起仗来这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原因可以有很多解释，历史、地域、民族都是理由，不过最本质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制度的不同。
中世纪的西方国家多是封建制，国王有国王的軍队，诸侯有诸侯自己的军队。诸侯的军队只听诸侯而不听国王的，一旦发生战争，封建制的国王作为诸侯共主，要作为诸侯领袖带领诸侯打仗。所以，西方君主御驾亲征多是迫不得已，起到监督诸侯军队的作用。
而中国在古代是中央集权的国家。皇帝是一个国家最高统治者，军队不归将领所有而只归皇帝一人所有，所以皇帝只要派出将领去管理军队指挥即可。一个杰出的皇帝，最重要的是驭人，是把合适的人应用到合适的位置上，形成巧妙的制衡让所有人都听命于己。
至于具体操作层面的内容，则完全不是皇帝应该考虑的问题。所以，除了情况确实危急、需要皇帝亮相表态，或是皇帝本人有军事方面的特殊爱好，御驾亲征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必要性。
而且，在中国的语境下，战略战术的最高级别一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比起纯粹的武力，外交上的纵横捭阖、政治上的以德服人更受推崇，或者至少这些手段在表面上看起来更加冠冕堂皇。
皇帝上战场不一定都得骑马，也可能是坐车去
御驾亲征，这种行为可追溯的历史很长，但“御驾亲征”这个词在正统的史书记载中却极少出现。翻遍史书，只有宋代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汇编》提到了这个词。而且，皇帝本人是不会说“朕要御驾亲征”这样的话的，诏书里也不会这么写。
御驾亲征在史书中最常见的表述方式是“亲……”或“自……”，比如《史记·高祖本纪》中的“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和《明史·明武宗本纪》中的“丁未，亲督诸军御之，战五日”。
这个词被发扬光大，得等到元明清时期发端民间的大量文学作品出炉。像《三国演义》、《封神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演义》，都有御驾亲征的描写。
为什么御驾亲征这个词能妇孺皆知呢？大约是市井街巷里，普通老百姓对于皇帝、战争都有着极大的好奇和丰富的想象，而“御驾亲征”这个词，高端大气上档次，正好迎合老百姓的心理。
那么，皇帝上战场，到底怎么去？按说行军打仗当然应该骑马，可皇帝金贵的龙体要是让马给颠坏了，咋办？
“御驾亲征”给了我们一种解释：皇帝上战场也许是坐车去的，必要时才骑马。“驾”字本义指车乘。帝王所乘的五种车乘被称为五辂，其中革辂就是专门应用于兵戎之事的，比如阅兵、演习之类，亲征当然也属于此。
不过车驾本身又慢又重，完全不利于行军，主要应该还是应用于出征和凯旋时的一系列仪典。
繁杂的出征流程一定不会少
御驾亲征，绝对不会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国家最大的事就是祭祀跟打仗了。《周礼》将古代的礼仪制度结构划分为“五礼”，“军礼”排在第四。而皇帝亲征，无论从以上哪个角度看，都是一顶一的大事。既然是大事，就一定不会简单。作为礼仪之邦，繁杂的出征流程一定不会少，具体的操作方法始于商周时期，后世历代不断补充完善，主要组成部分有：
1.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军队的戒严、祭祀用品的准备和安放、仪仗队的训练到位等等。
2.以上天为对象的大型祭祀活动。皇帝是天子，亲征也就是替天行道，因此需要祭告昊天上帝以求得庇佑。皇帝本人及参加的文武百官要事先斋戒，祭祀时则有献酒、献牺牲、献币帛、歃血、烧柴等不同环节，同时穿插皇帝更换不同的礼服、乘坐不同的车辆。
3.以祖先、土地神为对象的中型祭祀活动和以山神、河神为对象的小型祭祀活动。这些活动的级别相对低一些。尤其是针对河岳山川的祭祀，主要是由相关官员完成，皇帝一般不参加。而且，对河岳山川的祭祀持续于整个出征过程，途径一地，即祭祀当地的名山大川、行道诸神。
4.点将誓师。由皇帝本人或皇帝委派的官员完成。说明出征的理由、目标，明确军纪。
5.宣“露布”。后魏时期，皇帝亲征每取得一战胜利，为了周知天下，都把写有捷报的布帛挂到竹竿上，称为“露布”，让士兵举着四处通报。此后，这一活动被沿袭施行。
6.凯旋，献捷于太庙。皇帝出征，无论打没打跑敌人，只要皇帝本人平安回来了，那都得叫凯旋。所以，礼乐、献俘、论功行赏、大臣上表庆贺之类，必须是御驾亲征的标配。
御驾亲征为何屡屡失败
一般而言，皇帝御驾亲征，以万乘之重，驭百万之师，自然人心踊跃，争效死功，理应具有攻则必克、战则必胜的战斗力。
吊诡的是，隋炀帝三征高丽，不仅损兵折将，而且终因穷兵黩武引发内乱，以至于江山易主；唐太宗以盛世雄兵东征高丽，却坐困于“东瀛小夷”，不得已班师而还。讽刺的是，庸庸碌碌的唐高宗李治，竟然成功征服高丽，而他，恰恰没有御驾亲征。亲征之君，出师不利；放权之主，坐取江山，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玄机？
公元612年，隋炀帝以高丽王“藩礼破阙”，决定备兵讨之，化“蛮夷之乡”为“冠带之境”。次年，天下雄兵如期集结，这时，隋炀帝问后来官至太史令的庾质对战局的看法，庾质说战之必胜，但是只有一条，皇帝不能亲征。隋炀帝闻之不悦，悻悻地说，你要是害怕，自可留此。遂决意亲征。
庾质担心的事情，果然马上就发生了。大军进渡辽水，围辽东城。隋炀帝临战下了两道诏书，一曰“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庸专擅”，相当于夺了将军的兵权，违背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统兵原则；一曰“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这是摆高姿态，我王者之师，吊民伐罪，非为杀戮。
两道诏书铸就了高丽人的护身符。结果，最初九军渡辽30万众，班师回朝时只剩下2700人，损失不可谓不惨重。
公元644年，唐太宗率大军亲征高丽，一路势如破竹，长驱直入，眼看就要直抵平壤城下，不料大军在安市这个地方受阻，一时无法前行。这时有高丽俘虏进谏说，安市人顾惜其家，未易猝拔，乌骨城守将垂老，不能坚守，不如移兵进攻乌骨城，朝至夕克，其他小城，必然望风投诚，然后收其钱粮，鼓行而前，直指平壤。这本是曲线救国的一招妙计，诸将也欣然同意。
唐太宗将从之，长孙无忌独曰：“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侥幸。”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怎么能做出趁人之危这样令人不齿的事情呢？一番道德说教，唐太宗遂放弃曲线救国，并力攻城。结果，安市久攻不下，顿兵日久，粮食将尽，而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将士多不适应，于是不得已铩羽而归。
御驾亲征是否一定导致失败？从史料来看，这样的例子的确很多。因而，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这样结论，“天子讨而不伐”。
当然，御驾亲征也还是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失败的例子仅仅显示出御驾亲征的某些弊病。
相比于国外，中国的皇帝并不热衷于御驾亲征
事实上，中国皇帝并不热衷于御驾亲征。除了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需要靠亲征来实现统一，后继的皇帝们基本都是不带兵的。反观欧洲世界，皇帝们的战斗热情就充沛多了。往远了说，希腊、马其顿作战都是国王挂帅。近一点的有欧洲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皇帝、国王领兵出战。
所以，同样是皇上，打起仗来这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原因可以有很多解释，历史、地域、民族都是理由，不过最本质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制度的不同。
中世纪的西方国家多是封建制，国王有国王的軍队，诸侯有诸侯自己的军队。诸侯的军队只听诸侯而不听国王的，一旦发生战争，封建制的国王作为诸侯共主，要作为诸侯领袖带领诸侯打仗。所以，西方君主御驾亲征多是迫不得已，起到监督诸侯军队的作用。
而中国在古代是中央集权的国家。皇帝是一个国家最高统治者，军队不归将领所有而只归皇帝一人所有，所以皇帝只要派出将领去管理军队指挥即可。一个杰出的皇帝，最重要的是驭人，是把合适的人应用到合适的位置上，形成巧妙的制衡让所有人都听命于己。
至于具体操作层面的内容，则完全不是皇帝应该考虑的问题。所以，除了情况确实危急、需要皇帝亮相表态，或是皇帝本人有军事方面的特殊爱好，御驾亲征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必要性。
而且，在中国的语境下，战略战术的最高级别一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比起纯粹的武力，外交上的纵横捭阖、政治上的以德服人更受推崇，或者至少这些手段在表面上看起来更加冠冕堂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