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中运用积极修辞技术进行说理以此达致说服听众的效果，目的在于得出更为合理和更具可接受性的判决。我国裁判文书说理以消极修辞为主，但并不排除积极修辞的运用，司法裁判的情理要求使积极修辞成为必要。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中对积极修辞技术的运用较少；而地方法院裁判文书中对积极修辞的运用进行了大胆尝试。我国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借鉴英美法系法官裁判说理的有益方面，注重语言技术知识与司法实践活动相结合，从而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同时鼓励法官在说理时引述指导性案例，将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紧密结合，促进法官修辞说理的常态化，从而提高判决的可接受性。虽然运用积极修辞技术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情感论证，保持司法领域与社会公众的有效沟通，但是需要给裁判文书说理中的积极修辞设定合理性界限，即逻辑的形式理性限度和可接受的价值理性限度，以防过度修辞或者滥用修辞导致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