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可以免被发掘
　　
　　明朝的皇家陵园共有4处：埋葬朱元璋祖父母的盱眙祖陵，埋葬朱元璋父母的凤阳皇陵，埋葬朱元璋的南京孝陵，埋葬朱棣等13位皇帝的北京十三陵。实际上，在湖北省钟祥市还有1处，即明显陵，只不过陵主朱祜杬生前没有做过皇帝。
　　在北京的十三陵中。有三座陵墓规制比较大，一是成祖朱棣的长陵，二是世宗皇帝朱厚熜的永陵，三是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定陵。
　　根据目前已解密的相关文件，当年发掘明皇陵的请示报告是《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根本就不是掘定陵，而是掘朱棣的长陵。
　　当时，身为“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的夏鼐负责发掘的具体技术指导，他让其学生、后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做前期调研。当时去长陵时正好下大雪，赵其昌带着探工赵同海，在长陵转了两三天，也没有找到可供发掘的线索。在向夏鼐和最先提出发掘长陵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人汇报后，几经商讨，决定先试掘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的献陵，积累经验再发掘长陵。
　　朱高炽是大器晚成，他一直到47岁才继承大位，仅当了10个月皇帝就死了。由于在位时间太短，其陵也不可能太大，由长陵的规制简化而来，仅有基本的建筑，可以说是长陵的“精简版”。
　　就在考古人员一心准备试掘献陵的时候，吴晗和夏鼐又改了主意，认为挖掘献陵意义不大，即使开启了献陵，也不可能给长陵的发掘带来多少有价值的参考。吴先提议试掘永陵，遭夏鼐强烈反对，理由是这与挖长陵无异；试掘末帝朱由检的思陵，吴晗觉得没有意义，太小了，是妃子墓改建的。最后吴、夏才把目光移到了定陵上。
　　
　　陈奉盗墓的“幕后策划”者
　　
　　朱翊钧于1573年开始当皇帝，时仅10岁。到1620年病死，在位长达48年。万历是其年号，所以人称“万历皇帝”。
　　朱翊钧的定陵与朱厚熜的永陵是十三陵中的“变种”，规制变化较大；景、裕、茂、泰、康、昭、德的规制与长陵相同，地宫设计与地面建筑齐全，只是规模、比例变小，是长陵的“简化版”。如果从积累发掘长陵的经验来看，从上面七陵中选择最为合适。可最后阴差阳错，也可以说鬼使神差，朱翊钧的陵寝“中标”了。
　　从1956年算起，把时空前推336年，看看朱翊钧在世时的情况，唯心论者们或许会看到，某种“报应”。
　　这种所谓的“报应”，根由在一个叫陈奉的宦官身上，他是明朝最让人不齿的盗墓者。
　　现在民间流传“要想富去盗墓”的说法，那时也有人眼馋地下的宝藏。当时有不少大臣上奏，呈述陈奉盗墓恶行，希望朝廷下令禁止。然而，由于朱翊钧意在借宦官之手敛财敛物，竟然“默许”此现象的存在，以至于民间盗墓之事难禁。
　　从《明史》上可以发现，朱翊钧敛财有术，颇有经济头脑。开挖矿藏，征收矿税，就是他的一大发明；默许宦官掘墓盗宝，则是一种创造。
　　万历二十七年（1599），朱翊钧派陈奉去湖广一带负责采矿征税。陈奉及其手下无恶不作：私闯民宅、欺压掠劫，甚至把怀孕妇女的肚子剖开，将小孩摁在水里溺死。他看到呈报上来的一份告密材料，说是乡民徐鼐等人盗挖了唐相李林甫原配杨氏的坟墓，从杨氏墓盗得大量陪葬品，得黄金万两。
　　陈奉对此事也不彻查，便责罚徐鼐等人将黄金补齐。闻报后的朱翊钧心里暗喜，下旨将这笔黄金全部上缴国库充公。陈奉从这件事中看到了一大财路，于是把湖北荆州境内名臣富豪的坟墓都给挖了，当地官愤民愤极大。
　　此后陈奉并没有收手，他知道主子心里想的是什么，竟然又动起了湖北省钟祥市的显陵的主意。显陵是朱翊钧自己的曾祖父朱祜和曾祖母蒋氏的合葬墓，如果没有朱翊钧的意思，陈奉敢盯上显陵？
　　朱祜本为“兴献王”，世宗皇帝朱厚熜的老子。武宗朱厚照病死后，无子嗣，便传位给堂兄弟朱厚熜，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朱厚熜追尊朱祜为恭睿献皇帝，王陵改为帝陵。营造改建显陵前后花去了47年的时间。
　　显陵在枣阳矿山旁边，陈奉便以开矿作掩护，进行盗掘。当地官员知其用心不良，不同意开采，结果都遭到了陈奉的弹劾。官有怨，民有恨，朱翊钧却没有“严肃处理”陈奉，最后仅是召回了事。
　　不知道当年吴晗、夏鼐决意发掘定陵有无想到朱翊钧这个“罪过”，《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杨仕、岳南合著）认为，吴、夏打定定陵主意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定陵是十三陵中营建年代较晚的一个，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第二，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由于当事人均已过世，吴、夏当年到底是怎么想的，也成了历史之谜。
　　
　　
　　定陵被认为“龙穴非真”
　　
　　定陵三百年后遭掘，还有一说，就是风水不好。
　　万历十一年（1583）正月，当时朱翊钧只有21岁，还是位有理想有抱负、雄心尚在的天子，便借去天寿山春祭之机，动起了择选万年吉壤的念头。
　　当时钦天监为他择选了几处陵址，朱翊钧都没有看好，要么位次参差，要么砂水倾倒。但另有两处在风水师看来却都是上佳的风水宝地，一处是形龙山，风水师的评价是主峰高耸，诸山拱抱，河水绕脚，众水来贺，堪称至尊至贵之地；另一处是小峪山，十分符合风水宝地格局。
　　朱翊钧在当年九月九日借秋祭之名，亲自去看了形龙山和小峪山两地，现场初定小峪山。第二年九月，奉两宫皇太后之命，朱翊钧再借秋祭之机，正式定下了小峪山，即现在的定陵陵址，并改小峪山名为大峪山。
　　当年十一月六日定陵动土，至万历十八年建成。
　　但在开挖地宫时，风水师定下将来置放棺椁的地方挖出了一块大石头，宝床下无土。这犯了风水大忌。当初推荐陵址的大臣吓得要死，名叫梁子琦的大臣借机上疏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辅臣申时行等人的“罪过”。梁子琦当初也推荐过陵址，但徐学谟、申时行认定大峪山才是真龙穴。
　　梁子琦建议，为了大明的万年江山，赶紧择地重建，但当时一心事佛、十分迷信的朱翊钧一反常态，竟然作出了让大臣颇感意外的决定，下诏劝大臣不要再争论了，寿宫吉地就是大峪山。不少说大峪山不吉利的大臣，因此还遭受了处罚。
　　朱翊钧嘴上虽然说得好听心里还是没底，“出事”次年曾派人悄悄看过几处地方，但仍不是很理想，于是彻底死了易地建寿宫的念头。但在六年的建陵过程中，官场和民间关于定陵风水不吉利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史载，万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五年了，当年开国功臣、风水大师刘伯温的十一世孙刘世延，仍上疏奏称，“大峪山寿宫龙穴非真”。
　　此后明亡清兴，就此又是300年。定陵被考古发掘后，还有意外。朱翊钧在“文化大革命”中，竟然“遇到”了红卫兵。这群“革命小将”将朱翊钧和皇后的尸骨拖出了地宫，批斗一番后“破除迷信”——焚烧。
　　从当初选址，到300年后被掘，报应也罢，巧合也罢，定陵身上确实有太多的谜团，不由人不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