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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这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实施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迄今已有11个年头。以建立“三基地一枢纽”为主要抓手，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2008年起，中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东部地区，迄今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中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占比由2005年的18.8%提升到2016年的20.6%。中部地区已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不过从总体上看，中部地区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全面的崛起，发展中仍然存在着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是整体上发展不平衡，不仅省际间的差距较大，省内的地区差距也十分明显，这种差距既体现在增长速度、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当前发展上，也体现在产业结构、新兴动能成长等未来发展潜能上。
二是产业整体发展仍不优强，相当一部分产业的科技含量不高，整体上现代性、前端性分量不重，对资源、劳动要素和投资驱动依赖性较强，产品平均附加值不高，缺乏有竞争力影响力的品牌产品。
三是城镇化水平不高，2016年城镇化率为52.72%，略高于西部的50.11%，明显低于东部的66.03%和东北的61.07%。且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城乡统筹水平不高，城乡差距较大，还存在着较大范围的资源枯竭型地区、贫困地区等特殊困难地区，贫困人口较多。2016年年末中部地区贫困人口为1467万，占全国贫困人口的34%，超过了1/3的水平，其中河南为370万、湖南343万，分别居全国贫困人口的第三、第四位，仅次于贵州、云南。
此外，中部地区还存在着体制性约束较多、市场经济发育不够充分、开放合作水平较低、一体化程度不够深入等问题。
四个重大挑战
无论是基于经济发展还是基于区域协调发展而言，促进中部地区全面崛起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来自于国家要求，也来自于自身条件限制；来自于体制机制制约，也来自于既得利益束缚；来自于自然基础，也来自于社会环境。主要的有如下四个方面的重大挑战：
一体化挑战
一体化是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和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形成比较完善的资源配置系统，提高发展的效率和效益；有利于避免地区间发展的低水平竞争，进一步强化彼此的比较优势；有利于区域间优势互补互通有无，克服各自的发展瓶颈；有利于动员各种有效手段和创新要素，共克难关、共渡时艰，整体提高一体化区域的创新水平、竞争强度和防风险能力。
当前中部地区一体化程度总体不高，进一步推进一体化发展存在不少障碍，这其中除了地区利益使然，还有区际间自然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状况等的约束。
从地理环境看，中部地区板块单元的整体粘和度不强，而与其他地区板块在自然地理上则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导致了中部一些省份的就近融合和“东张西望”。如湖南、江西向南，是泛珠合作机制的重要成员；山西向北，京津冀都市圈及环渤海地区对其有很强的吸引力；安徽向东，融入了泛长三角合作；河南则是多向多发展，并且希图与湖北并驾齐驱，势头很猛。
可以说，湖北和河南是两个典型的中部地区省份，这两个省份当在发展上呈现着你追我赶、互不相让的态势：湖北武汉是中心城市，河南郑州也在创建中心城市；湖北是自贸区的试验地，河南也是自贸区的试验地；等等。
中部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利于中部各省份“左右逢源”，广泛开展同周边地区的合作和一体化，这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是必要的，并且是值得鼓励的。但对中部地区本身的一体化而言，这种地理环境则是一个天然的重大挑战。
从产业结构看，中部地区各省份间产业的同构性比较高，而差异性则比较小。比如中部地区农业比重较高，6个省中有5个省是粮食主产区；中部地区许多省都是能源原材料基地，相应发展的产业也是能源原材料加工或支撑的产业。产业上的同构必然形成相互间合作发展和推进一体化发展的障碍。
开放性挑战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要素在全国统一配置。中部地区地处中心地带，在这种配置状态下可以说是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中心、是枢纽，区位优势明显。“雨过地皮湿”，总能得到好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不一样了。
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经济，沿边沿海很重要。就像前一段我们讨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讨论湾区经济谈到的，湾区经济本身具有开放性、便利性和集聚性的特点，有利于开放合作。而中部地区在地理上不靠边不靠海，原来的中心地带就成了开放的凹地。这是由体制转换造成的挑战。
从发展状态的角度讲，中部地区虽然面临长江，但是长江6300多公里，横跨东中西三大地带，而东中西各地区间合作面临着发展基础、需求状况等的制约。
产业层次上，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不高不低，与东部地区落差不大、对西部地区的优势也不显著，有点“高不成低不就”，在产业转移承接上容易形成“跨空”状态，即东部的产业转移容易跨过中部而直抵西部。或者说，相对中部而言，东西部间的产业方面的合作更为容易，而中部地区间的合作又面临着经济同构性和行政保护性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从实际情况看，中部地区的开放水平一直是比较低的，这从对外贸易比例、招商引资水平等方面能比较清楚地反映出来。
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如长江水道本身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制约，包括江桥高度、水面宽窄、航道深浅及港口码头条件等的制约，也影响到长江流域各省市区间的开放，包括中部地区沿长江流域省际间的开放。开放不足对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而言是一個现实的、严峻的挑战。
空间统筹挑战
在我国，全国是一盘棋。国家基于各地的具体情况，根据国家战略需要统筹进行区域空间布局特别是产业布局。这样做有利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长治久安。但是国家的统筹有时可能与地方自身发展需求不完全契合。
从全局考量并基于区域条件，国家把中部地区的6个省份中的5个确定为主要粮食生产基地。这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是必需的。但是生产粮食的附加值低，中部地区光靠种粮难以实现跨越崛起。如何维护国家统一的布局、建设好国家粮食生产基地，又能加快提升产业层次、努力实现跨越发展，对中部地区来讲是一个重大挑战。 政策弱势挑战
这些年来，国家采取了不少重要举措，特别是在特别地区、特殊领域、特定项目方面给予了不少政策措施助推中部地区崛起，包括实施了“两个比照”政策、为中部和一些地区量身打造了相关国家战略规划和试验平台，但从整体上给予中部地区的政策优惠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少。
这一点也是由中部地区特殊的环境条件所决定的。中部地区整体发展逊于东部地区但优越于东北和西部地区，这一点使得国家很难给中部地区有比较优厚的政策支持，否则按照中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全国85%以上的地方都需要给予优惠政策，其中包括东部一部分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这不仅从逻辑上看不甚合理，从国家财力平衡和发展需要看也不是理性和正确的选择。
可以继续对中部地区的一些特殊地区、特殊人群给予优惠政策支持，但是很难对中部整体给予全面的大力度的政策倾斜。为推进西部大开发，国家整体给予西部地区所得税按15%征收的政策优惠；为振兴东北地区和缓解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下行的压力，国家基于长远考虑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东北发展的政策措施，与中部地区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状况恐怕是中部地区所要长期面对的，政策弱势的挑战在很长的时期内可能不易化解。
五个重点路径
既要看到中部地区发展存在的不足与诸多挑战，也要看到中部地区拥有的良好基础和比较优势。
一方面，中部地区原有的优势在继续拓展，人口较多、市场潜力巨大，科研基础良好、创新资源丰富，等等；另一方面，中部地区新的优势和机遇正在凸显，是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点区域，新产业新动能整体拓展较快。
另外，辩证看待中部地区存在的问题，既是困难和不足，又是发展的潜力与市场的需求。进一步说，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不仅表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富有希望、完全可能，而且为实现全面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只要方向明确、思路正确、措施有力，就一定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中部地区真正的全面的崛起。
基于促进中部地区全面崛起的目标要求，基于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基于国家的整体要求和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下一步促进中部地区全面崛起应立足于“三个靠”：一是靠自力更生，进一步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二是靠“寻机取巧”，广泛运用有利机会和战略大势；三是靠“左右逢源”，推进对内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
重点路径应着力于五个方面：借力国家重大战略、打造先行功能平台、提升自身比较优势、实施品牌引领工程、构建利益平衡机制。
借力国家重大战略
过去若干年来，国家制定了一些重大发展战略，其中包括涉及中部地区发展的、为中部地区整体或特定地区量身打造的。这些国家战略对于中部地区来讲都是重大机遇，是重大利好，也是重大的载体。中部地区要深入梳理、积极对接、主动融入、有效拓展。
深入梳理，就是要把重要方面、于我有利的方面探寻出来、研究深透、分析具体、落到实处；积极对接，就是要结合自身的实际与特点，找到切入点；主动融入，就是要千方百计靠拢国家重大战略、成为国家战略覆盖的一个重要部分，争取相关试点和一些重大工程和项目安排；有效拓展，就是要举一反三，趁势拓展、借机延伸，把一些重大政策牵引过来，一些重要工程延伸过来，一些重点项目连接过来。
打造先行功能平台
平台是发展的支撑、是辐射的基地，还是争取和拓展政策的载体。纵观这些年的发展历程，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些重大改革开放和发展平台的建立，这些平台是改革创新的策源地、大本营，包括经济特区、国家级新区、改革开放试验区等多种类型。而中西部地区近些年来的加快发展也得益于这些功能平台的打造。所以中部地区要抓住先行功能平台打造这个关键，通过这些平台进行领先超前试验，借机先行一步。
在平台的打造上，要努力契合自己的比较优势，以提高可操作性。具体的争取路径，可以是独立申请、也可以是联合争取，还可以是合作延伸；可以争取国家设立，也可以是根据需要自主灵活打造。
提升自身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以自身实际为基础，但比较优势不等于超前优势，所以要基于全国、基于国际竞争状况来强化提升，使之转变为领先优势、国际竞争优势。
就中部地区而言，提升自己的比较优势应着力抓好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推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这一点对于作为农业大区和粮食主产区的中部地区非常重要。这是在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背景下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拓展农民增收渠道的基本选择，也是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实现城乡共同繁荣的战略举措。要探索各种有效途径，通过推动农村三产融合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继而促进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二是推进“三基地一枢纽”的建设。“三基地一枢纽”建设是国家基于中部地区实际所作出的科学定位，这是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重点，也是中部地区实行全面崛起的重要目标之一。抓住了这个方面也就抓住了关键环节、抓住了国家支持的结合点。要广泛运用现代科学工具、共享技术和创新资源，全面提升“三基地一枢纽”的建设水平。
实施品牌引领工程
品牌是市场、是信用、是竞争力，也是效率与效益。品牌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结合点，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的追求。品牌建设能起到事半功倍、一本万利的作用。品牌建设以质量提升为基础，涉及到生产、创新、管理、运营一系列环节，是一个系统工程。
要结合实施国家品牌引领战略，把品牌建设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立足于攻克薄弱环节，从生产到销售、从市场信用到监管体系建设等各方面全链条联动，在中部地區着力培育打造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名牌产品，整体提升中部产业水平和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
构建利益平衡机制
着力构建区际利益平衡机制，是实现服从国家统一空间布局和体现自身特殊发展要求有机结合的一个重要途径。
要围绕重要能源矿产资源、重大生态品种、重要农产品等在区际间的平等交换，通过深化价格体制改革、打造市场化交易平台，建立利益补偿和回馈机制等手段，促进资源开发地和利用地、农产品生产地和销售地、生态保护区与受益区等区际间利益分享和发展机会上的协调平衡。
（摘自《财经国家周刊》2017年第23期。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
实施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迄今已有11个年头。以建立“三基地一枢纽”为主要抓手，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2008年起，中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东部地区，迄今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中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占比由2005年的18.8%提升到2016年的20.6%。中部地区已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不过从总体上看，中部地区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全面的崛起，发展中仍然存在着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是整体上发展不平衡，不仅省际间的差距较大，省内的地区差距也十分明显，这种差距既体现在增长速度、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当前发展上，也体现在产业结构、新兴动能成长等未来发展潜能上。
二是产业整体发展仍不优强，相当一部分产业的科技含量不高，整体上现代性、前端性分量不重，对资源、劳动要素和投资驱动依赖性较强，产品平均附加值不高，缺乏有竞争力影响力的品牌产品。
三是城镇化水平不高，2016年城镇化率为52.72%，略高于西部的50.11%，明显低于东部的66.03%和东北的61.07%。且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城乡统筹水平不高，城乡差距较大，还存在着较大范围的资源枯竭型地区、贫困地区等特殊困难地区，贫困人口较多。2016年年末中部地区贫困人口为1467万，占全国贫困人口的34%，超过了1/3的水平，其中河南为370万、湖南343万，分别居全国贫困人口的第三、第四位，仅次于贵州、云南。
此外，中部地区还存在着体制性约束较多、市场经济发育不够充分、开放合作水平较低、一体化程度不够深入等问题。
四个重大挑战
无论是基于经济发展还是基于区域协调发展而言，促进中部地区全面崛起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来自于国家要求，也来自于自身条件限制；来自于体制机制制约，也来自于既得利益束缚；来自于自然基础，也来自于社会环境。主要的有如下四个方面的重大挑战：
一体化挑战
一体化是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和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形成比较完善的资源配置系统，提高发展的效率和效益；有利于避免地区间发展的低水平竞争，进一步强化彼此的比较优势；有利于区域间优势互补互通有无，克服各自的发展瓶颈；有利于动员各种有效手段和创新要素，共克难关、共渡时艰，整体提高一体化区域的创新水平、竞争强度和防风险能力。
当前中部地区一体化程度总体不高，进一步推进一体化发展存在不少障碍，这其中除了地区利益使然，还有区际间自然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状况等的约束。
从地理环境看，中部地区板块单元的整体粘和度不强，而与其他地区板块在自然地理上则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导致了中部一些省份的就近融合和“东张西望”。如湖南、江西向南，是泛珠合作机制的重要成员；山西向北，京津冀都市圈及环渤海地区对其有很强的吸引力；安徽向东，融入了泛长三角合作；河南则是多向多发展，并且希图与湖北并驾齐驱，势头很猛。
可以说，湖北和河南是两个典型的中部地区省份，这两个省份当在发展上呈现着你追我赶、互不相让的态势：湖北武汉是中心城市，河南郑州也在创建中心城市；湖北是自贸区的试验地，河南也是自贸区的试验地；等等。
中部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利于中部各省份“左右逢源”，广泛开展同周边地区的合作和一体化，这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是必要的，并且是值得鼓励的。但对中部地区本身的一体化而言，这种地理环境则是一个天然的重大挑战。
从产业结构看，中部地区各省份间产业的同构性比较高，而差异性则比较小。比如中部地区农业比重较高，6个省中有5个省是粮食主产区；中部地区许多省都是能源原材料基地，相应发展的产业也是能源原材料加工或支撑的产业。产业上的同构必然形成相互间合作发展和推进一体化发展的障碍。
开放性挑战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要素在全国统一配置。中部地区地处中心地带，在这种配置状态下可以说是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中心、是枢纽，区位优势明显。“雨过地皮湿”，总能得到好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不一样了。
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经济，沿边沿海很重要。就像前一段我们讨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讨论湾区经济谈到的，湾区经济本身具有开放性、便利性和集聚性的特点，有利于开放合作。而中部地区在地理上不靠边不靠海，原来的中心地带就成了开放的凹地。这是由体制转换造成的挑战。
从发展状态的角度讲，中部地区虽然面临长江，但是长江6300多公里，横跨东中西三大地带，而东中西各地区间合作面临着发展基础、需求状况等的制约。
产业层次上，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不高不低，与东部地区落差不大、对西部地区的优势也不显著，有点“高不成低不就”，在产业转移承接上容易形成“跨空”状态，即东部的产业转移容易跨过中部而直抵西部。或者说，相对中部而言，东西部间的产业方面的合作更为容易，而中部地区间的合作又面临着经济同构性和行政保护性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从实际情况看，中部地区的开放水平一直是比较低的，这从对外贸易比例、招商引资水平等方面能比较清楚地反映出来。
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如长江水道本身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制约，包括江桥高度、水面宽窄、航道深浅及港口码头条件等的制约，也影响到长江流域各省市区间的开放，包括中部地区沿长江流域省际间的开放。开放不足对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而言是一個现实的、严峻的挑战。
空间统筹挑战
在我国，全国是一盘棋。国家基于各地的具体情况，根据国家战略需要统筹进行区域空间布局特别是产业布局。这样做有利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长治久安。但是国家的统筹有时可能与地方自身发展需求不完全契合。
从全局考量并基于区域条件，国家把中部地区的6个省份中的5个确定为主要粮食生产基地。这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是必需的。但是生产粮食的附加值低，中部地区光靠种粮难以实现跨越崛起。如何维护国家统一的布局、建设好国家粮食生产基地，又能加快提升产业层次、努力实现跨越发展，对中部地区来讲是一个重大挑战。 政策弱势挑战
这些年来，国家采取了不少重要举措，特别是在特别地区、特殊领域、特定项目方面给予了不少政策措施助推中部地区崛起，包括实施了“两个比照”政策、为中部和一些地区量身打造了相关国家战略规划和试验平台，但从整体上给予中部地区的政策优惠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少。
这一点也是由中部地区特殊的环境条件所决定的。中部地区整体发展逊于东部地区但优越于东北和西部地区，这一点使得国家很难给中部地区有比较优厚的政策支持，否则按照中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全国85%以上的地方都需要给予优惠政策，其中包括东部一部分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这不仅从逻辑上看不甚合理，从国家财力平衡和发展需要看也不是理性和正确的选择。
可以继续对中部地区的一些特殊地区、特殊人群给予优惠政策支持，但是很难对中部整体给予全面的大力度的政策倾斜。为推进西部大开发，国家整体给予西部地区所得税按15%征收的政策优惠；为振兴东北地区和缓解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下行的压力，国家基于长远考虑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东北发展的政策措施，与中部地区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状况恐怕是中部地区所要长期面对的，政策弱势的挑战在很长的时期内可能不易化解。
五个重点路径
既要看到中部地区发展存在的不足与诸多挑战，也要看到中部地区拥有的良好基础和比较优势。
一方面，中部地区原有的优势在继续拓展，人口较多、市场潜力巨大，科研基础良好、创新资源丰富，等等；另一方面，中部地区新的优势和机遇正在凸显，是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点区域，新产业新动能整体拓展较快。
另外，辩证看待中部地区存在的问题，既是困难和不足，又是发展的潜力与市场的需求。进一步说，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不仅表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富有希望、完全可能，而且为实现全面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只要方向明确、思路正确、措施有力，就一定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中部地区真正的全面的崛起。
基于促进中部地区全面崛起的目标要求，基于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基于国家的整体要求和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下一步促进中部地区全面崛起应立足于“三个靠”：一是靠自力更生，进一步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二是靠“寻机取巧”，广泛运用有利机会和战略大势；三是靠“左右逢源”，推进对内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
重点路径应着力于五个方面：借力国家重大战略、打造先行功能平台、提升自身比较优势、实施品牌引领工程、构建利益平衡机制。
借力国家重大战略
过去若干年来，国家制定了一些重大发展战略，其中包括涉及中部地区发展的、为中部地区整体或特定地区量身打造的。这些国家战略对于中部地区来讲都是重大机遇，是重大利好，也是重大的载体。中部地区要深入梳理、积极对接、主动融入、有效拓展。
深入梳理，就是要把重要方面、于我有利的方面探寻出来、研究深透、分析具体、落到实处；积极对接，就是要结合自身的实际与特点，找到切入点；主动融入，就是要千方百计靠拢国家重大战略、成为国家战略覆盖的一个重要部分，争取相关试点和一些重大工程和项目安排；有效拓展，就是要举一反三，趁势拓展、借机延伸，把一些重大政策牵引过来，一些重要工程延伸过来，一些重点项目连接过来。
打造先行功能平台
平台是发展的支撑、是辐射的基地，还是争取和拓展政策的载体。纵观这些年的发展历程，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些重大改革开放和发展平台的建立，这些平台是改革创新的策源地、大本营，包括经济特区、国家级新区、改革开放试验区等多种类型。而中西部地区近些年来的加快发展也得益于这些功能平台的打造。所以中部地区要抓住先行功能平台打造这个关键，通过这些平台进行领先超前试验，借机先行一步。
在平台的打造上，要努力契合自己的比较优势，以提高可操作性。具体的争取路径，可以是独立申请、也可以是联合争取，还可以是合作延伸；可以争取国家设立，也可以是根据需要自主灵活打造。
提升自身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以自身实际为基础，但比较优势不等于超前优势，所以要基于全国、基于国际竞争状况来强化提升，使之转变为领先优势、国际竞争优势。
就中部地区而言，提升自己的比较优势应着力抓好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推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这一点对于作为农业大区和粮食主产区的中部地区非常重要。这是在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背景下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拓展农民增收渠道的基本选择，也是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实现城乡共同繁荣的战略举措。要探索各种有效途径，通过推动农村三产融合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继而促进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二是推进“三基地一枢纽”的建设。“三基地一枢纽”建设是国家基于中部地区实际所作出的科学定位，这是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重点，也是中部地区实行全面崛起的重要目标之一。抓住了这个方面也就抓住了关键环节、抓住了国家支持的结合点。要广泛运用现代科学工具、共享技术和创新资源，全面提升“三基地一枢纽”的建设水平。
实施品牌引领工程
品牌是市场、是信用、是竞争力，也是效率与效益。品牌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结合点，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的追求。品牌建设能起到事半功倍、一本万利的作用。品牌建设以质量提升为基础，涉及到生产、创新、管理、运营一系列环节，是一个系统工程。
要结合实施国家品牌引领战略，把品牌建设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立足于攻克薄弱环节，从生产到销售、从市场信用到监管体系建设等各方面全链条联动，在中部地區着力培育打造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名牌产品，整体提升中部产业水平和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
构建利益平衡机制
着力构建区际利益平衡机制，是实现服从国家统一空间布局和体现自身特殊发展要求有机结合的一个重要途径。
要围绕重要能源矿产资源、重大生态品种、重要农产品等在区际间的平等交换，通过深化价格体制改革、打造市场化交易平台，建立利益补偿和回馈机制等手段，促进资源开发地和利用地、农产品生产地和销售地、生态保护区与受益区等区际间利益分享和发展机会上的协调平衡。
（摘自《财经国家周刊》2017年第23期。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