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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常看到关于各类读书会的报道，为了吸引读者，主办方或邀社会名流主讲，或邀商界巨子捧场，如果真能让读者静下来阅读，或传播阅读理念，也值得鼓励，但有些可能只是资本运作和媒体炒作。还有一种小型读书会，或隐于闹市，或藏身校园，参与者也只是三五好友，或八九朋辈而已，人多反而不好，像开会。笔者也曾参加过这类读书会，地点在北大五院南面的教研室，那是中文系搬离静园以前，时间一般是周四的下午，师生聚谈，讨论一本书，一篇小说，或某篇论文，直到夕阳西下，一抹斜阳从破旧的窗格透进来，洒在皴裂的桌面，如果坐在逆光位置，可以看到阳光中慢慢腾起的灰尘。
因此，当我读到美籍伊朗作家纳菲西的小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时，我被叙事者笔下的读书会吸引住了。凑巧的是，她们也选择了周四，不过她们的读书会似乎有着别样的风景和情怀，正如一位亲历者所体验：“自从每个星期四早晨，我们开始在那向云彩借光的房间阅读《包法利夫人》，享用酒红碟子盛装的巧克力，至今已过了五年。马不停蹄的生活几乎一成不变，但我的内心深处却起了变化。”（《在德黑兰读〈洛丽塔〉》，356页）这是读书会的参与者玛纳后来写给纳菲西教授的信，这段看似抒情的文字，背后掩藏的是一种特殊的美学和政治姿态，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阅读不仅是一种奢侈和享受，更是一种神圣的仪式。
叙事者纳菲西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留学美国，归国后正赶上伊朗革命，她顺利进入德黑兰大学，并成为最年轻的教授，但校园已逐渐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场，教学和研究不再与政治无关，在反对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政治口号中，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都受到政治干涉，教授略带自由倾向便被辞退，大学附近的西文书店也纷纷被迫关闭。纳菲西在艰难维持了几年后，以辞去教职的方式表达了抗议。虽然她辞去了教职，但她的教学和阅读生涯却未中辍，她选择了几个真正爱好文学的朋友，她们大多是她昔日的学生，她的选择标准很简单，无关信仰和政治立场，只要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她们身上都带着脆弱夹杂勇敢的奇异特质”，“不属于任何群体或派别”（12页）。这些女孩被叙事者亲切地称为“丫头们”，她们一起组成了秘密的读书会，读喜欢的经典，以文学的方式去阅读。
读书会的地点就在纳菲西的起居室，到了周四上午的读书会，她像准备出席盛会一样，慎重地沐浴更衣，精心打扮，然后在窗帘后面等待读者的到来。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玛荷希来得最早，带来了一束黄白色的水仙；莎娜姿到得最迟，她不仅要以撒谎的方式骗过父亲，还要摆脱她弟弟的纠缠和监视。而从她们各自的家到纳菲西教授的起居室，所经历的街道已无风景可言：“在将近二十个年头中，街头已俨然转变为战场，不服从规定的年轻女性被扔上巡逻车，押入监狱，除了遭鞭打、罚款，还可能被迫洗厕所，尊严扫地。”（28页）最早到达的玛荷希也最为沉默，她常以这种方式，承受着她曾经五年的狱中记忆。
纳菲西的起居室不同，因为读书会，这里成了一个神奇的地方，纳菲西将其比作她生命中的“小提琴”，这不仅是她结束教学生涯后，与人交流的唯一方式，也在于读书会的形式和氛围本身。读书会就像一个通道，将她们从现实输送到了另一个时空，在这里，她们可以自由呼吸，自由发言、争论甚至吵架，而不必顾忌周边监视的目光，她们读《一千零一夜》，读《包法利夫人》，读简·奥斯汀，读亨利·詹姆斯……并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去理解。然而，读书会并不是一个现实的避风港，相反，这里是一个以阅读的方式反思政治、重建个人主体性的地方。
纳菲西并不是要在文学与政治之间设置一个二元论，而是要以文学的方式重新理解政治。她不反对政治本身，实际上，她曾是一个热忱的政治参与者。她的读书时代是红色七十年代，她并没有错过席卷大学校园的政治运动，她在美国参与了由伊朗左派学生组织的、为反抗美国干涉伊朗内政的游行和示威。但当她看到意识形态日渐凌驾于个人生活之上时，她开始警觉起来，并开始疏离这些街头运动，最终回到了她的书本中。
对她来说，政治和宗教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个国家把一切动作姿态，包括最私人的表情，全部泛政治化”（26页）。她反对的是以政治的名义，对个人自由的干涉及对个人尊严的践踏。而她所组织的读书会，就是要在无孔不入的极权统治下，能够自由地打开书本，回到文学自身的空间。如果借用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的说法，就是先要回到文学的“轻”，在卡尔维诺看来，轻是与匮乏联系在一起的，由匮乏变成轻，便能飞入另一个王国，并在那里得到满足。对于纳菲西及丫头们来说，她们正是要借助于文学之轻，才能摆脱政治和生活之“重”，这与昆德拉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纳菲西所组织的读书会，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阅读者通过讨论，形成的是一个话语共同体；而起居室所弥漫的特殊氛围，尤其是读者之间的同情与理解，也有形成情感共同体的可能。
这种阅读共同体的形成，让我们有机会对本雅明的观点稍作省思。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克夫》一文中认为：“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在现代社会，不仅小说的写作是孤独的行为，小说的阅读也是如此，“小说的读者则很孤独，比任何一种别样文类的读者更孤独。”而且现代的阅读方式也是贪婪的吞噬，是占有性的阅读，因而他对史诗时代的说书传统表达了乡愁般的怀念。然而，从纳菲西的描述中，我们发现，现代阅读可以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力量；读者围绕圆桌自由讨论，在交互的辩论中形成真正的话语共同体。
虽然读书会具备积极的政治意义，叙事者也极为珍视她的阅读伙伴，但她记忆中的读书会却并不总是那么顺利，莎娜姿有一次便无故缺席了。在下一次读书会时，莎娜姿讲述了她的遭遇，叙事者以平静的口吻叙述道，“她的故事听来耳熟”：原来两星期前她和五个女孩去海边度假，第一天她们便去附近的别墅找她朋友的未婚夫，当六女一男坐在户外的花园时，“道德小组”“突然持枪跳过矮墙进来”，在未搜到酒、录音带或CD等任何违禁物品的情况下，还是把她们送进专为触犯道德法规而设的监狱，后来还让妇产科医生检查她们的贞操，在检查结果毫无错漏的情况下，她们依旧被迫承认她们未犯的罪行，并被处二十五下的鞭刑。而更令人气恼的是，作为受害者，莎娜姿回家后还要受家人的斥责，似乎错的真是她。但这种经历并未让她们退却，反而让她们更为珍惜阅读和读书会的宝贵时光，因此，读书会一直持续着，直到纳菲西选择离开德黑兰，去美国。 读书会是小说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但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它只是回忆的一个题材。这本小说实际上是一本关于阅读的书，中译本未译出的副标题“书中的回忆”（A Memoir in Books），显示了书本的重要性。叙事者的当下阅读，成了开启回忆闸门的触媒，而她回忆中具体的阅读情境，又与叙述时的阅读体验相互印证，从而在历史与现实、虚构与批评之间构筑了小说，因此，这部较为奇特的小说，对于小说文体也有所创新，它几乎挑战了小说文体间性和文本间性的双重限度。
“书中的回忆”是那些由书本所勾连的故事：与《洛丽塔》相关的是起居室里的读书会，是丫头们各自讲述的故事；《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德黑兰大学里的教学故事，亨利·詹姆斯陪纳菲西度过了两伊战争期间的恐怖日子；简·奥斯汀则又让她回复到了读书会的平静。这种关联看似个人偶然的阅读史，但阅读情境与阅读对象之间的高度契合，还是让人不免怀疑，这是隐含叙事者的巧妙设计。比如《洛丽塔》与读书会。
《洛丽塔》向来被读者误解为情色小说，但纳菲西所关注的，是纳博科夫的小说技巧，以及技法的启示性。《洛丽塔》中的叙事者亨伯特，以独白的形式叙述了他对洛丽塔所犯下的罪行，但在叙述的过程中，亨伯特又不断动用他的诗人才能，用华丽的文字和风格诱惑读者，为他的行为辩解。在罪犯亨伯特与诗人亨伯特的合谋下，受害者洛丽塔成了一个诱惑者。她不仅被剥夺了叙述的权利，且毫无辩解的余地。在纳菲西看来，纳博科夫正是以这种方式揭露了极权主义的本质，统治者不仅可以为所欲为，还以各种高尚的名义做护身。而参与读书会的丫头们，她们的故事是与对《洛丽塔》的阅读交互出现的，如玛荷希的狱中遭遇、莎娜姿在度假期间所遭受的侮辱等，她们同样是受害者，也被剥夺了叙述的权利，更有甚者，她们在权力的监视下还要自我规训，纳菲西和丫头们便经常做“违法的梦”。她们也从《洛丽塔》中读解出了反抗的方法，这便是洛丽塔的内心世界，这是亨伯特想尽方法也无法看透的。因此，对于读书会的人来说，纳博科夫的小说技巧不仅向她们展示了权力的运作方式，同时也提供了对抗的可能：“设法保有自我的主体性—那种难以描述，但借此与他人区分的特异性。”（78页）虽然叙事者一再声明，她们不是洛丽塔，但高度的对应并非完全是巧合。
这种阅读的寓言性，还表现在阅读《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故事中。这是纳菲西在德黑兰大学教书时的经历，面对部分教授和左派分子对菲茨杰拉德的批判，纳菲西主张对这部“帝国主义”小说进行公审，看似闹剧的审判却进行得极为严肃。在纳菲西的辩护中，她提请读者注意小说的细节，尤其是盖茨比对想象的诚实，在纳菲西看来，追寻“美国梦”的盖茨比，其悲剧在于梦想本身遭到了玷污。这种解读既是纳菲西对昔日革命热情的反省，也是对左派理想主义的批判，在她看来：“我们的命运和盖茨比越来越像。他借由历史重演实现梦想，到头来却发现过去已逝，现在是虚假的空壳子，而未来没有前途可言。这岂不和我们的革命相似？我们的革命，以人民共同历史的名义出师，又以梦想为借口，毁了我们的人生。”（149页）
由此，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是一本关于阅读的书，便不仅在于阅读的故事构成了小说的基本素材，更在于，叙事者对《洛丽塔》等作品的解读，也是叙事的基本动力，是结构故事的方式和框架。正如叙事者所说：“回首前尘，历史事件经过整合、分析、归纳，写成文章与书籍后，便不再混乱，反而有置身历史现场者未能感受到的明确逻辑与清晰思路。”（162页）也就是说，立足当下的作品解读，也是对芜杂的历史进行分析与整理的过程，因此，叙事者对纳博科夫、菲茨杰拉德、简·奥斯汀的选择和解读，既是小说的理论资源，也为小说提供了一个整体视野。
这种经由作品解读所建立的整体感，在最后阅读《傲慢与偏见》时尤其得到了强调。阅读《傲慢与偏见》的故事，是她与丫头们的秘密舞会，舞会在公众与私密之间的平衡、舞者之间的平等与对话，被叙事者巧妙地当作《傲慢与偏见》的叙事结构，在她看来，这是小说体裁本身的民主化本质：“奥斯汀能在凝聚的结构下，于人际关系与人际冲突中，创造出如此多重的声调，如此多元的声音和语调，正是小说展现民主特性的最佳一例。”（277页）
既然历史经历了重构，叙事的框架又部分地基于她的文本解读，那么，纳菲西的立场就并非与小说无关。《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于二零零三年在美国出版，写作语言为英文，甫一出版，便蝉联《纽约时报书评》畅销榜榜首达一年半之久，到二零零四年八月止，也一直名列美国大学图书馆借阅量第二的位置，可见其受英语世界欢迎的程度。而这部小说因角色主要是女性，尤其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重视，即便如此，学界对此并非毫无争议。
对纳菲西的质疑，首先来自小说内部，在她的课堂上就有学生引用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批判她解读简·奥斯汀时，只注重其民主的一面，而忽略其宣扬帝国主义理念的嫌疑。但叙事者虽然引入了这种反面的声音，却以冷嘲的方式面对，对自己的“洞见与盲视”毫无反思。近来美国学界也开始对此小说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以笔者所见，以圣地亚哥州立大学两位学者安妮·多纳蒂（Anne Donadey）与艾哈迈德-戈什（Ahmed-Ghosh）合写的《为什么美国人喜欢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Why Americans Love Azar Nafisi’s Reading Lolita in Tehran， Signs， Vol. 33， No. 3 （Spring 2008）， pp. 623-646），最具批判性，他们认为，该小说畅销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满足了“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人窥探中东的欲望；并从东方学的角度，检视了纳菲西对伊斯兰文化的片面叙述，还具体从伊朗的近代历史、回忆录的文体学等不同角度，对纳菲西的文化政治立场及选择性回忆做了有力的批判。
这重批判眼光的引入，揭示了小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对我们阅读这部小说极为必要，但新的问题可能是，我们该如何在学术眼光与见证者的叙述之间做出选择，尤其是叙事者本身也兼有这双重角色的时候。但无论如何，叙事者对权力的质疑是带普泛性的，小说的文体创新，及读书会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也不会失效。
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八日于畅春新园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阿扎尔·纳菲西著，朱孟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版）
因此，当我读到美籍伊朗作家纳菲西的小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时，我被叙事者笔下的读书会吸引住了。凑巧的是，她们也选择了周四，不过她们的读书会似乎有着别样的风景和情怀，正如一位亲历者所体验：“自从每个星期四早晨，我们开始在那向云彩借光的房间阅读《包法利夫人》，享用酒红碟子盛装的巧克力，至今已过了五年。马不停蹄的生活几乎一成不变，但我的内心深处却起了变化。”（《在德黑兰读〈洛丽塔〉》，356页）这是读书会的参与者玛纳后来写给纳菲西教授的信，这段看似抒情的文字，背后掩藏的是一种特殊的美学和政治姿态，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阅读不仅是一种奢侈和享受，更是一种神圣的仪式。
叙事者纳菲西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留学美国，归国后正赶上伊朗革命，她顺利进入德黑兰大学，并成为最年轻的教授，但校园已逐渐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场，教学和研究不再与政治无关，在反对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政治口号中，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都受到政治干涉，教授略带自由倾向便被辞退，大学附近的西文书店也纷纷被迫关闭。纳菲西在艰难维持了几年后，以辞去教职的方式表达了抗议。虽然她辞去了教职，但她的教学和阅读生涯却未中辍，她选择了几个真正爱好文学的朋友，她们大多是她昔日的学生，她的选择标准很简单，无关信仰和政治立场，只要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她们身上都带着脆弱夹杂勇敢的奇异特质”，“不属于任何群体或派别”（12页）。这些女孩被叙事者亲切地称为“丫头们”，她们一起组成了秘密的读书会，读喜欢的经典，以文学的方式去阅读。
读书会的地点就在纳菲西的起居室，到了周四上午的读书会，她像准备出席盛会一样，慎重地沐浴更衣，精心打扮，然后在窗帘后面等待读者的到来。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玛荷希来得最早，带来了一束黄白色的水仙；莎娜姿到得最迟，她不仅要以撒谎的方式骗过父亲，还要摆脱她弟弟的纠缠和监视。而从她们各自的家到纳菲西教授的起居室，所经历的街道已无风景可言：“在将近二十个年头中，街头已俨然转变为战场，不服从规定的年轻女性被扔上巡逻车，押入监狱，除了遭鞭打、罚款，还可能被迫洗厕所，尊严扫地。”（28页）最早到达的玛荷希也最为沉默，她常以这种方式，承受着她曾经五年的狱中记忆。
纳菲西的起居室不同，因为读书会，这里成了一个神奇的地方，纳菲西将其比作她生命中的“小提琴”，这不仅是她结束教学生涯后，与人交流的唯一方式，也在于读书会的形式和氛围本身。读书会就像一个通道，将她们从现实输送到了另一个时空，在这里，她们可以自由呼吸，自由发言、争论甚至吵架，而不必顾忌周边监视的目光，她们读《一千零一夜》，读《包法利夫人》，读简·奥斯汀，读亨利·詹姆斯……并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去理解。然而，读书会并不是一个现实的避风港，相反，这里是一个以阅读的方式反思政治、重建个人主体性的地方。
纳菲西并不是要在文学与政治之间设置一个二元论，而是要以文学的方式重新理解政治。她不反对政治本身，实际上，她曾是一个热忱的政治参与者。她的读书时代是红色七十年代，她并没有错过席卷大学校园的政治运动，她在美国参与了由伊朗左派学生组织的、为反抗美国干涉伊朗内政的游行和示威。但当她看到意识形态日渐凌驾于个人生活之上时，她开始警觉起来，并开始疏离这些街头运动，最终回到了她的书本中。
对她来说，政治和宗教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个国家把一切动作姿态，包括最私人的表情，全部泛政治化”（26页）。她反对的是以政治的名义，对个人自由的干涉及对个人尊严的践踏。而她所组织的读书会，就是要在无孔不入的极权统治下，能够自由地打开书本，回到文学自身的空间。如果借用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的说法，就是先要回到文学的“轻”，在卡尔维诺看来，轻是与匮乏联系在一起的，由匮乏变成轻，便能飞入另一个王国，并在那里得到满足。对于纳菲西及丫头们来说，她们正是要借助于文学之轻，才能摆脱政治和生活之“重”，这与昆德拉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纳菲西所组织的读书会，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阅读者通过讨论，形成的是一个话语共同体；而起居室所弥漫的特殊氛围，尤其是读者之间的同情与理解，也有形成情感共同体的可能。
这种阅读共同体的形成，让我们有机会对本雅明的观点稍作省思。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克夫》一文中认为：“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在现代社会，不仅小说的写作是孤独的行为，小说的阅读也是如此，“小说的读者则很孤独，比任何一种别样文类的读者更孤独。”而且现代的阅读方式也是贪婪的吞噬，是占有性的阅读，因而他对史诗时代的说书传统表达了乡愁般的怀念。然而，从纳菲西的描述中，我们发现，现代阅读可以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力量；读者围绕圆桌自由讨论，在交互的辩论中形成真正的话语共同体。
虽然读书会具备积极的政治意义，叙事者也极为珍视她的阅读伙伴，但她记忆中的读书会却并不总是那么顺利，莎娜姿有一次便无故缺席了。在下一次读书会时，莎娜姿讲述了她的遭遇，叙事者以平静的口吻叙述道，“她的故事听来耳熟”：原来两星期前她和五个女孩去海边度假，第一天她们便去附近的别墅找她朋友的未婚夫，当六女一男坐在户外的花园时，“道德小组”“突然持枪跳过矮墙进来”，在未搜到酒、录音带或CD等任何违禁物品的情况下，还是把她们送进专为触犯道德法规而设的监狱，后来还让妇产科医生检查她们的贞操，在检查结果毫无错漏的情况下，她们依旧被迫承认她们未犯的罪行，并被处二十五下的鞭刑。而更令人气恼的是，作为受害者，莎娜姿回家后还要受家人的斥责，似乎错的真是她。但这种经历并未让她们退却，反而让她们更为珍惜阅读和读书会的宝贵时光，因此，读书会一直持续着，直到纳菲西选择离开德黑兰，去美国。 读书会是小说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但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它只是回忆的一个题材。这本小说实际上是一本关于阅读的书，中译本未译出的副标题“书中的回忆”（A Memoir in Books），显示了书本的重要性。叙事者的当下阅读，成了开启回忆闸门的触媒，而她回忆中具体的阅读情境，又与叙述时的阅读体验相互印证，从而在历史与现实、虚构与批评之间构筑了小说，因此，这部较为奇特的小说，对于小说文体也有所创新，它几乎挑战了小说文体间性和文本间性的双重限度。
“书中的回忆”是那些由书本所勾连的故事：与《洛丽塔》相关的是起居室里的读书会，是丫头们各自讲述的故事；《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德黑兰大学里的教学故事，亨利·詹姆斯陪纳菲西度过了两伊战争期间的恐怖日子；简·奥斯汀则又让她回复到了读书会的平静。这种关联看似个人偶然的阅读史，但阅读情境与阅读对象之间的高度契合，还是让人不免怀疑，这是隐含叙事者的巧妙设计。比如《洛丽塔》与读书会。
《洛丽塔》向来被读者误解为情色小说，但纳菲西所关注的，是纳博科夫的小说技巧，以及技法的启示性。《洛丽塔》中的叙事者亨伯特，以独白的形式叙述了他对洛丽塔所犯下的罪行，但在叙述的过程中，亨伯特又不断动用他的诗人才能，用华丽的文字和风格诱惑读者，为他的行为辩解。在罪犯亨伯特与诗人亨伯特的合谋下，受害者洛丽塔成了一个诱惑者。她不仅被剥夺了叙述的权利，且毫无辩解的余地。在纳菲西看来，纳博科夫正是以这种方式揭露了极权主义的本质，统治者不仅可以为所欲为，还以各种高尚的名义做护身。而参与读书会的丫头们，她们的故事是与对《洛丽塔》的阅读交互出现的，如玛荷希的狱中遭遇、莎娜姿在度假期间所遭受的侮辱等，她们同样是受害者，也被剥夺了叙述的权利，更有甚者，她们在权力的监视下还要自我规训，纳菲西和丫头们便经常做“违法的梦”。她们也从《洛丽塔》中读解出了反抗的方法，这便是洛丽塔的内心世界，这是亨伯特想尽方法也无法看透的。因此，对于读书会的人来说，纳博科夫的小说技巧不仅向她们展示了权力的运作方式，同时也提供了对抗的可能：“设法保有自我的主体性—那种难以描述，但借此与他人区分的特异性。”（78页）虽然叙事者一再声明，她们不是洛丽塔，但高度的对应并非完全是巧合。
这种阅读的寓言性，还表现在阅读《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故事中。这是纳菲西在德黑兰大学教书时的经历，面对部分教授和左派分子对菲茨杰拉德的批判，纳菲西主张对这部“帝国主义”小说进行公审，看似闹剧的审判却进行得极为严肃。在纳菲西的辩护中，她提请读者注意小说的细节，尤其是盖茨比对想象的诚实，在纳菲西看来，追寻“美国梦”的盖茨比，其悲剧在于梦想本身遭到了玷污。这种解读既是纳菲西对昔日革命热情的反省，也是对左派理想主义的批判，在她看来：“我们的命运和盖茨比越来越像。他借由历史重演实现梦想，到头来却发现过去已逝，现在是虚假的空壳子，而未来没有前途可言。这岂不和我们的革命相似？我们的革命，以人民共同历史的名义出师，又以梦想为借口，毁了我们的人生。”（149页）
由此，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是一本关于阅读的书，便不仅在于阅读的故事构成了小说的基本素材，更在于，叙事者对《洛丽塔》等作品的解读，也是叙事的基本动力，是结构故事的方式和框架。正如叙事者所说：“回首前尘，历史事件经过整合、分析、归纳，写成文章与书籍后，便不再混乱，反而有置身历史现场者未能感受到的明确逻辑与清晰思路。”（162页）也就是说，立足当下的作品解读，也是对芜杂的历史进行分析与整理的过程，因此，叙事者对纳博科夫、菲茨杰拉德、简·奥斯汀的选择和解读，既是小说的理论资源，也为小说提供了一个整体视野。
这种经由作品解读所建立的整体感，在最后阅读《傲慢与偏见》时尤其得到了强调。阅读《傲慢与偏见》的故事，是她与丫头们的秘密舞会，舞会在公众与私密之间的平衡、舞者之间的平等与对话，被叙事者巧妙地当作《傲慢与偏见》的叙事结构，在她看来，这是小说体裁本身的民主化本质：“奥斯汀能在凝聚的结构下，于人际关系与人际冲突中，创造出如此多重的声调，如此多元的声音和语调，正是小说展现民主特性的最佳一例。”（277页）
既然历史经历了重构，叙事的框架又部分地基于她的文本解读，那么，纳菲西的立场就并非与小说无关。《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于二零零三年在美国出版，写作语言为英文，甫一出版，便蝉联《纽约时报书评》畅销榜榜首达一年半之久，到二零零四年八月止，也一直名列美国大学图书馆借阅量第二的位置，可见其受英语世界欢迎的程度。而这部小说因角色主要是女性，尤其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重视，即便如此，学界对此并非毫无争议。
对纳菲西的质疑，首先来自小说内部，在她的课堂上就有学生引用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批判她解读简·奥斯汀时，只注重其民主的一面，而忽略其宣扬帝国主义理念的嫌疑。但叙事者虽然引入了这种反面的声音，却以冷嘲的方式面对，对自己的“洞见与盲视”毫无反思。近来美国学界也开始对此小说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以笔者所见，以圣地亚哥州立大学两位学者安妮·多纳蒂（Anne Donadey）与艾哈迈德-戈什（Ahmed-Ghosh）合写的《为什么美国人喜欢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Why Americans Love Azar Nafisi’s Reading Lolita in Tehran， Signs， Vol. 33， No. 3 （Spring 2008）， pp. 623-646），最具批判性，他们认为，该小说畅销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满足了“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人窥探中东的欲望；并从东方学的角度，检视了纳菲西对伊斯兰文化的片面叙述，还具体从伊朗的近代历史、回忆录的文体学等不同角度，对纳菲西的文化政治立场及选择性回忆做了有力的批判。
这重批判眼光的引入，揭示了小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对我们阅读这部小说极为必要，但新的问题可能是，我们该如何在学术眼光与见证者的叙述之间做出选择，尤其是叙事者本身也兼有这双重角色的时候。但无论如何，叙事者对权力的质疑是带普泛性的，小说的文体创新，及读书会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也不会失效。
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八日于畅春新园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阿扎尔·纳菲西著，朱孟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