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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的清凉山下，当年有一位“洋红军”的身影引人瞩目。他高鼻粱，身着灰粗布红军服，时而披上白大褂，到战地医院抢救伤病员，时而跨着小相机到机场参加接待外国来访者……他就是被人称为“万能洋博士”的马海德大夫。
马大夫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出身于美国一个钢铁工人的家庭。他1933年在日内瓦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到上海开设诊所行医。
在上海，他先后认识了几位进步友人如路易·艾黎、史沫特莱等。尤其1934年11月，在庆祝十月革命的小聚会上，乔治第一次有幸认识了宋庆龄。他回忆道：“从此，这位20世纪的伟人走入了我的生活，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兼顾行医和撰稿
马大夫参加了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深入一些工厂及郊区作社会调查。他开始认识到在黑暗的旧社会，仅靠医疗拯救不了工农的困苦，需要社会革命斗争。根据宋庆龄的指导，他的诊所经常借作地下党成员秘密接头的地点，掩护革命志士。 1936年3月，在宋庆龄、艾黎支持下，美国老共产党员格兰妮奇夫妇到上海，创办进步英文半月刊《中国呼声》，成为当时中国第一份支持学生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出版物。马大夫接受艾黎的邀请，为该刊撰稿。
马大夫曾向宋庆龄表示，自己十分向往去苏区。1936年6月，经宋庆龄和地下党的安排，他秘密进入陕北苏区，并于1937年2月加入共产党，安家延安。
马大夫在陕北苏区被中央任命为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兼中央外事组顾问，主要致力于建立和开展医疗事业，从中央首长的保健到为军民出诊，深受欢迎。同时他在外事活动上也卓有成效——包括开展对外宣传，接待与联络国际友人，积极争取国际援助等。
积极投身外宣工作
在当时苏区处于被封锁的状况下，中央十分重视开拓外事工作。而马大夫的国外文化背景及不平凡的经历，很适合担此重任。 在延安外事活动中，廖承志与马大夫早已结成好友。廖承志当时是新华社的负责人，1937年11月的一天，他向马大夫淡起新华社对外播发英文消息的汁划，并希望马大夫能参与这项工作、马大夫当即应承了下来。此后，他每天吃过晚饭，就骑马到清凉山上夜班，向国外编泽播发英文信息。由于马大夫与同事的共同努力，新华社通过英语的对外传播新渠道，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苏区军民艰苦抗日的情况，及时向国外传播出去，并且不断向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罪行。
为了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开辟新的传播手段，中央宣传部于1940年10月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及记兼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主持，邀清在延安的外籍朋友和懂外文的干部参加，马海德大夫与印度的巴苏华、印尼的王大才、毕道文、越南的黄正光等受邀与会，共同商定出版英文刊物——《中国通讯》。
1941年3月，《中国通讯》正式创刊，用英、俄、法三科·文字油印出版。这是我党在根据地出版的第一本对外宣传刊物，每月一期，每期刊登五六篇文章。由于该刊英文稿较多，马大夫成为主要编译力量。从1941年8月起，《中国通讯》由新华社接办改为英文刊物，用打字机打字出版。当时发行十分困难，主要是通过内部交通带到重庆，再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散发给驻华外国记者，由他们转发到国外新闻媒体。该刊当时颇受外国朋友的欢迎。
争取国际社会的了解与援助
延安与上海、香港遥隔千山万水，但是马海德仍然设法与宋庆龄保持密切联系。他牢记着在上海临别时，宋庆龄聘请他作为她驻延安的代表(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后又成为这个组织的代表)，要求他尽可能提供根据地缺医少药的详情，以便她去争取外界的援助。特别是1938年6月，宋庆龄转到香港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不久创办了对外刊物《新闻通讯》，宣传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支援。为此，马大夫经常将自己在边区医院的工作情况、当地急需的药品、物资情况写成报告或文稿，通过在重庆的周恩来设法转给宋庆龄。这些第一手材料，都成为《新闻通讯》开展对外宣传的重要信息源。
1939年冬天，突然来临的寒潮使大批红军伤员严重冻伤，马海德及时向宋庆龄写信紧急求援。宋庆龄得悉后，立即设法运来了2500条澳大利亚毛毯，解救了受到严寒威胁的伤病员，并通过《新闻通讯》积极呼吁，继续援助伤病员。
1938年春，白求恩大夫率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解放区，由马大夫负责接待，给他们当向导，作翻译，介绍边区情况。两位医学专家在共事中，结下友情。1939年11月13日，白求恩在五台山抢救伤员中因公殉职。马大夫顷接噩耗，满怀悲恸之情，于15日赶写了缅怀的文章。1940年2月15日出版的《新闻通讯》第13期开辟特辑报道白求恩与国际和平医院的动人事迹。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马海德写的专文《我了解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文章详细介绍了白求恩大夫的生平和战斗生涯。此文不仅为白求恩留下珍贵史料，也是一篇很出色的对外传播文稿。
向外界宣传党的政策主张
国民党的封锁被打破后，一批外国记者、外交官、军人陆续到陕北访问。他们到延安，总希望找马大夫，因为他是深知内情的西方人。马大夫陪他们参观，耐心而有说服力地同他们交谈，用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
1944年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来延安访问，被中央认为“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这年6月中外记者团赴延安采访，其中6位外国记者(有斯坦因、爱泼斯坦等)，多来自西方主流媒体，中央很重视这次接待工作。马海德参加接待，为这批外国记者介绍情况，陪同采访，使他们顺利完成苏区访问，写出许多有关中国抗战的报道和著作。
1944年7月，美国派出美军观察组到延安，马大夫也参加了这次外事活动。他向他们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和党的政策主张，争取他们的了解和支持。他以诚相待，和一位叫约翰·高林的小伙子结下难忘的友谊。后来高林曾想把观察组访延安的经历写成书，马海德热情鼓励说：“你的想法很好，我赞成。年轻一代应该了解延安精神和中美关系的历史。”
1946年1月，在北平建立了由国共及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军调处，马大夫担任医疗顾问和叶剑英的英文翻译。他积极向美国代表团成员讲解中共坚持和平民主、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的主张。
在北平他还接待了美国记者斯特朗，并亲自陪同她飞往延安，介绍她访问了毛泽东。就是这次访问，斯特朗报道了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
新中国成立后，马大夫加入中国籍，担任卫生部顾问。他奔忙于城乡、草原和边寨的医疗战线上，也活跃在医学的国际交流合作领域。他继续为促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与友谊积极工作。不管是出国访问还是在国内接待来华外宾，他都热情地介绍新中国的变化，他以自己对中国的渊博知识和求实的诚恳态度，博得许多外国朋友的赞扬。他还不时为宋庆龄创办的对外刊物《中国建设》撰稿，如：《纪念印度爱德华医生》、《悼念斯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交流历史》。他依然保持着朴实的文风，善用事实说话。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奋斗终身，直至1988年病危。弥留之际，他仍挂念着开展中外医学合作与交流。
我国著名外交家黄华是马海德的挚友，当年曾陪同斯诺、马海德访问苏区，他说：“马海德在延安时期就已显示出，他不仅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而且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和人民外交家”，“他真不愧为一位没有头衔的外交家”。
(作者系今日中国杂志社原副总编辑，图片由周幼马提供)
责编：吴奇志
马大夫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出身于美国一个钢铁工人的家庭。他1933年在日内瓦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到上海开设诊所行医。
在上海，他先后认识了几位进步友人如路易·艾黎、史沫特莱等。尤其1934年11月，在庆祝十月革命的小聚会上，乔治第一次有幸认识了宋庆龄。他回忆道：“从此，这位20世纪的伟人走入了我的生活，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兼顾行医和撰稿
马大夫参加了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深入一些工厂及郊区作社会调查。他开始认识到在黑暗的旧社会，仅靠医疗拯救不了工农的困苦，需要社会革命斗争。根据宋庆龄的指导，他的诊所经常借作地下党成员秘密接头的地点，掩护革命志士。 1936年3月，在宋庆龄、艾黎支持下，美国老共产党员格兰妮奇夫妇到上海，创办进步英文半月刊《中国呼声》，成为当时中国第一份支持学生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出版物。马大夫接受艾黎的邀请，为该刊撰稿。
马大夫曾向宋庆龄表示，自己十分向往去苏区。1936年6月，经宋庆龄和地下党的安排，他秘密进入陕北苏区，并于1937年2月加入共产党，安家延安。
马大夫在陕北苏区被中央任命为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兼中央外事组顾问，主要致力于建立和开展医疗事业，从中央首长的保健到为军民出诊，深受欢迎。同时他在外事活动上也卓有成效——包括开展对外宣传，接待与联络国际友人，积极争取国际援助等。
积极投身外宣工作
在当时苏区处于被封锁的状况下，中央十分重视开拓外事工作。而马大夫的国外文化背景及不平凡的经历，很适合担此重任。 在延安外事活动中，廖承志与马大夫早已结成好友。廖承志当时是新华社的负责人，1937年11月的一天，他向马大夫淡起新华社对外播发英文消息的汁划，并希望马大夫能参与这项工作、马大夫当即应承了下来。此后，他每天吃过晚饭，就骑马到清凉山上夜班，向国外编泽播发英文信息。由于马大夫与同事的共同努力，新华社通过英语的对外传播新渠道，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苏区军民艰苦抗日的情况，及时向国外传播出去，并且不断向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罪行。
为了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开辟新的传播手段，中央宣传部于1940年10月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及记兼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主持，邀清在延安的外籍朋友和懂外文的干部参加，马海德大夫与印度的巴苏华、印尼的王大才、毕道文、越南的黄正光等受邀与会，共同商定出版英文刊物——《中国通讯》。
1941年3月，《中国通讯》正式创刊，用英、俄、法三科·文字油印出版。这是我党在根据地出版的第一本对外宣传刊物，每月一期，每期刊登五六篇文章。由于该刊英文稿较多，马大夫成为主要编译力量。从1941年8月起，《中国通讯》由新华社接办改为英文刊物，用打字机打字出版。当时发行十分困难，主要是通过内部交通带到重庆，再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散发给驻华外国记者，由他们转发到国外新闻媒体。该刊当时颇受外国朋友的欢迎。
争取国际社会的了解与援助
延安与上海、香港遥隔千山万水，但是马海德仍然设法与宋庆龄保持密切联系。他牢记着在上海临别时，宋庆龄聘请他作为她驻延安的代表(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后又成为这个组织的代表)，要求他尽可能提供根据地缺医少药的详情，以便她去争取外界的援助。特别是1938年6月，宋庆龄转到香港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不久创办了对外刊物《新闻通讯》，宣传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支援。为此，马大夫经常将自己在边区医院的工作情况、当地急需的药品、物资情况写成报告或文稿，通过在重庆的周恩来设法转给宋庆龄。这些第一手材料，都成为《新闻通讯》开展对外宣传的重要信息源。
1939年冬天，突然来临的寒潮使大批红军伤员严重冻伤，马海德及时向宋庆龄写信紧急求援。宋庆龄得悉后，立即设法运来了2500条澳大利亚毛毯，解救了受到严寒威胁的伤病员，并通过《新闻通讯》积极呼吁，继续援助伤病员。
1938年春，白求恩大夫率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解放区，由马大夫负责接待，给他们当向导，作翻译，介绍边区情况。两位医学专家在共事中，结下友情。1939年11月13日，白求恩在五台山抢救伤员中因公殉职。马大夫顷接噩耗，满怀悲恸之情，于15日赶写了缅怀的文章。1940年2月15日出版的《新闻通讯》第13期开辟特辑报道白求恩与国际和平医院的动人事迹。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马海德写的专文《我了解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文章详细介绍了白求恩大夫的生平和战斗生涯。此文不仅为白求恩留下珍贵史料，也是一篇很出色的对外传播文稿。
向外界宣传党的政策主张
国民党的封锁被打破后，一批外国记者、外交官、军人陆续到陕北访问。他们到延安，总希望找马大夫，因为他是深知内情的西方人。马大夫陪他们参观，耐心而有说服力地同他们交谈，用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
1944年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来延安访问，被中央认为“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这年6月中外记者团赴延安采访，其中6位外国记者(有斯坦因、爱泼斯坦等)，多来自西方主流媒体，中央很重视这次接待工作。马海德参加接待，为这批外国记者介绍情况，陪同采访，使他们顺利完成苏区访问，写出许多有关中国抗战的报道和著作。
1944年7月，美国派出美军观察组到延安，马大夫也参加了这次外事活动。他向他们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和党的政策主张，争取他们的了解和支持。他以诚相待，和一位叫约翰·高林的小伙子结下难忘的友谊。后来高林曾想把观察组访延安的经历写成书，马海德热情鼓励说：“你的想法很好，我赞成。年轻一代应该了解延安精神和中美关系的历史。”
1946年1月，在北平建立了由国共及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军调处，马大夫担任医疗顾问和叶剑英的英文翻译。他积极向美国代表团成员讲解中共坚持和平民主、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的主张。
在北平他还接待了美国记者斯特朗，并亲自陪同她飞往延安，介绍她访问了毛泽东。就是这次访问，斯特朗报道了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
新中国成立后，马大夫加入中国籍，担任卫生部顾问。他奔忙于城乡、草原和边寨的医疗战线上，也活跃在医学的国际交流合作领域。他继续为促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与友谊积极工作。不管是出国访问还是在国内接待来华外宾，他都热情地介绍新中国的变化，他以自己对中国的渊博知识和求实的诚恳态度，博得许多外国朋友的赞扬。他还不时为宋庆龄创办的对外刊物《中国建设》撰稿，如：《纪念印度爱德华医生》、《悼念斯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交流历史》。他依然保持着朴实的文风，善用事实说话。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奋斗终身，直至1988年病危。弥留之际，他仍挂念着开展中外医学合作与交流。
我国著名外交家黄华是马海德的挚友，当年曾陪同斯诺、马海德访问苏区，他说：“马海德在延安时期就已显示出，他不仅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而且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和人民外交家”，“他真不愧为一位没有头衔的外交家”。
(作者系今日中国杂志社原副总编辑，图片由周幼马提供)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