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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功利主义的代表性原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盛起于边沁，然而边沁的功利主义将计算出来的最大快乐总量作为评判标准而忽视了幸福的质以及公共利益，随后密尔在边沁功利主义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和发展，将快乐的量放在次要的位置上，更注重的是质的比较，主张个人幸福要与社会幸福相统一，并将美德渗入其中，强调一种美德幸福。近来“小学家委会竞选，家长狂晒履历”一事引发热议，从各类报道标题和记者的行文倾向可看出，媒体突出报道竞选家长的“高学历”“竞选宣言”与“小学家委会”这一主体的差距，促使一众网友对竞选家长大加讽刺，戏谑嘲笑，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媒体吸睛的诉求和网友的安心感和幸福感，但不符合密尔提出的更高阶的美德幸福以及公共理性，本文以此为例进一步阐释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的内涵和意义。
关键词：边沁；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公共利益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8）05-0047-02
一、边沁的功利主义幸福观以及密尔对其的修正和发展
从功利主义角度，边沁简化了幸福的标准，相信能让自己感到快乐的就是幸福的。他的理论基于“苦乐原理”，认为苦乐在人的行为中处于统领地位，“自然把人类置于两种主宰即痛苦和快乐的统治之下。只有它们能够指出我们应当做什么，而且决定我们应该做什么。”[1]他指出我们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且能够真正获得幸福和快乐，整个社会的快乐可以累加，达到最大總量。边沁侧重于构建幸福的可计算性，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其功利主义的目的和终结。随后，在捍卫边沁功利主义的基础上，密尔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幸福观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在密尔看来，功利主义主张的幸福，并不是指单个人的幸福，而关乎一切与该行为有关的全体人的幸福，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变为“一切人的幸福”，主张在满足多数人要求的同时保护少数有教养者。
密尔式的幸福从数量上的牢笼解放出来，主张幸福的程度取决于快乐的质而不是量。“理智的、情感的和想象的快乐以及道德情操的快乐比仅仅感官的快乐有高得多的价值。”[2]密尔反复称“宁愿做没有得到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做一个心满意足的傻瓜。”[2]量的快乐只能短暂停留，而质的快乐才会持续存在，如果一个人能够全面认识这两种快乐的差异，当他面临这两种快乐的时候，就会自觉的选择高阶的具有质量的快乐。低等的快乐也会给人们带来某种程度的满足，但这种满足有区别于高级官能带给人们的幸福感，只有依靠理性感知、自我价值、自尊判断而选择的快乐才能称之为幸福。对美德的追求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的最起码的要求，密尔强调美德在功利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性，认为道德行为应该符合目的，且具有正当性。功利主义的德性，意味着德性能给人带来好处，“人们把德性作为自身值得向往的事物，否则人心就不正，与功利也不合，也无法最大限度地促进整体的幸福。”[2]密尔提出德性在幸福中的支配作用，不仅主张德性本身即幸福，还认为德性是实现幸福的首要条件和重要手段。培养美德可以帮助自己形成习惯，增强同情心和责任感。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形成一种自律，自觉地限制自己不符合德性的行为，正确地行使个人自由，使自己的个性和价值得到全面发展和提升，同时也进一步促使社会形成一个良好和谐的氛围，利于个体利益与他人和集体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可见在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关系上，密尔是注重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相统一的。
二、探析“小学家委会竞选，家长狂晒履历”事件中媒体和网友的做法
近来浦东某外国语小学“家委会竞选，家长狂晒履历”一事受到关注，部分媒体因质疑其“炫耀性”而竞相报道，竞选条件中“海归背景”、“外企高管”等字眼引媒体高呼“堪比选CEO”，很快事件受到关注，网友也开启群嘲，跟风发帖“妈妈是淘宝超级会员”“爸爸是王者荣耀双钻选手”等，他们的巨大心理落差在对竞选家长“虚荣”的标签以及更多数人的“报团自黑”中得到了消解从而处于心安理得的愉悦状态。然而从密尔的功利主义幸福观来看，竞选家长的行为合情合理，自由且有尊严感，而网友自欺欺人的安心和满足并不是真正的幸福。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家委会的职责为“参与学校管理”“参与教育工作”“沟通家庭与学校”，对于如何“参与”，《意见》中给出了明确的要求，如“发挥家长的专业优势，为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提供支持。发挥家长的资源优势，为学生开展校外活动提供教育资源和志愿服务。”而这些条件正是高素质家长所具备的，动辄出现的“博士”“留学”“高管”等字眼刺痛了广大网友敏感而脆弱的神经，但其实就是以一种更缓和更委婉的方式昭示父母的社会资源和个人能力，家委会组织功能、教育功能、集资功能的实现也有赖于此。
除了家委会本身的定位使然，这也是该地区家长重视孩子教育，积极参与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体现，优秀的家长们在竞选过程中表现得热情、有自信，也是对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培养集体意识的一次言传身教，借助这一机会，部分奋斗有为的父母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孩子示范应该如何发挥自己的才能为他人做贡献无可非议，是他们的自由权利和价值实现，这一合理诉求不应该被忽视和否认，这也契合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中“保护少数”有教养者的这一特点。
反观部分媒体和广大网友的表现，尽管群嘲之后的集体幸福感“来势汹汹”，远超那一小部分精英家长的快乐总量，但这种所谓的幸福是否具有相应的质呢？从本质上说，这种满足感来源于拒绝承认差距，罔顾他人的奋斗、成就与合理诉求。且不说绝大多数情况下家长是否参与家委会工作与老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并无联系，纵使存在为孩子增加话语权而参与家委会竞选的想法也无可厚非，但部分媒体和网友把偶发的不良事件当成普遍现象，因而断言这些家长是炫耀的工具，言过其词地宣扬家委会勾心斗角、老师和家长利益交换，在“一呼百应”的虚张声势与自我欺骗中获得肤浅的、短暂的安慰和幸福感，无疑不符合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中强调幸福的质而非量这一观点。反之，如果媒体能注重舆论引导，不对这一件事件大加渲染，如果网友理智面对，出于良心和自尊，绝不会选择无意义的“阴谋论”而是追求个人事业发展和成长进步，在奋斗的过程中享有更高级的幸福。 面对与“杰出”竞选家长之间的落差，有些媒体记者和大部分“平庸”的网友不竭尽全力缩小差距而是选择了消极逃避，满足于停滞不前而违背了自我奋斗、保障他人利益、推动社会发展的道德准则。诚然，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愿意看到深信阶级固化而放弃努力、整日抱怨的年轻人，而希望看到正视差距却又突出重围的一代人，戏谑和嘲笑虽然能获得短暂的轻松，却让浑浑噩噩的人也心安理得，一味追求结果平等而忽视过程平等，社会发展的动力则会逐渐衰竭，因而鼓励个人奋斗和个性发展才合乎社会美德。与此同时，基于密尔的幸福观，个人的利益是依赖于共同利益的实现而得以存在的，只重视过程平等而不保护弱势群体也无法满足“一切人的幸福”，注重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和平衡才能长久地促进公共利益和社会福祉。
三、对媒体舆论导向的反思和舆论现象的启示
当前舆论场圈层化现象较为突出，而各个圈层中的利益相关者正逐渐通过观点表达、相互声援等结为共同体。这是舆论生态不断繁荣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本身无可厚非。但这些舆论共同体的群体极化效应加剧进而产生的非理性、情绪化言论倾向值得警惕。在“小学家委会竞选，家长狂晒履历”一事中，媒体主观定性的报道可谓群体传播事件的导火索，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普通网友在群体感染、群体模仿的作用下进行情绪化表达，他们的言论并不仅是就事论事调侃参与竞选的家长，而是掺杂了长久以来对身边少数精英的嫉妒和仇视，这种倾向在各个公眾号不断发声、被评论、被点赞的过程中得以强化，持支持家长态度的极少数公众平台不再发声，最终呈现的舆论状态是对此事“一边倒”地批判。
互联网时代，媒体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兴媒介的出现颠覆了传统媒介，群体传播得以从物理时间、现实空间的限制中解放，传播方式有了质的飞跃，传播活动也更加频繁。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也出现改变，从媒体议题议程设置逐渐向属性议程设置转变。媒体不仅能告诉大众“发生了什么”，还能有效影响“该怎么想”。因此，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愈发凸显，如果为了博取关注和流量而制造冲突、夸大矛盾，做出不符合公共利益的判断，势必增加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和谐因素。
而要削弱群体极化效应的不良影响，最重要的一点是媒体承担起社会责任，报道新闻时做到立场中立、实事求是，以平衡各方利益和冲突为己任，而不是扩大阶层之间的鸿沟以制造热点话题，网友也应提高理性思考能力和辨别意识，表达观点不仅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还需考虑社会公共利益，注重个人快乐的同时强调社会协调发展，从而享受质量更高的幸福。
针对这一要求，密尔提出了道德约束力作为对策，主张利用教育与舆论的威力培养个体道德观。“如果充分利用外部的制裁和儿时印象的力量，就可以使个人形成几乎任何一种内涵上的良心。经过习染而形成的良心有其自然的基础，即人类的社会情感、同人类成为一体的欲望”[2]这些情感从而引导人们养成一种习惯性行为动机而自觉地将个人的行为与全体的利益建立直接的联系。媒体作为大众的代表和发声者，更应珍视舆论导向作用，提升媒体内部道德素养，使之成为各方利益代表平等互动、交流融合的新平台。
作者简介：寇俊，女，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新闻学专业，主要从事新闻学研究。]
参考文献：
[1]（英）边沁著.时殷弘译.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57.
[2]（英）约翰·密尔著.唐钺译.功用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6+8+15+33.
[责任编辑：传馨]
关键词：边沁；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公共利益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8）05-0047-02
一、边沁的功利主义幸福观以及密尔对其的修正和发展
从功利主义角度，边沁简化了幸福的标准，相信能让自己感到快乐的就是幸福的。他的理论基于“苦乐原理”，认为苦乐在人的行为中处于统领地位，“自然把人类置于两种主宰即痛苦和快乐的统治之下。只有它们能够指出我们应当做什么，而且决定我们应该做什么。”[1]他指出我们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且能够真正获得幸福和快乐，整个社会的快乐可以累加，达到最大總量。边沁侧重于构建幸福的可计算性，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其功利主义的目的和终结。随后，在捍卫边沁功利主义的基础上，密尔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幸福观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在密尔看来，功利主义主张的幸福，并不是指单个人的幸福，而关乎一切与该行为有关的全体人的幸福，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变为“一切人的幸福”，主张在满足多数人要求的同时保护少数有教养者。
密尔式的幸福从数量上的牢笼解放出来，主张幸福的程度取决于快乐的质而不是量。“理智的、情感的和想象的快乐以及道德情操的快乐比仅仅感官的快乐有高得多的价值。”[2]密尔反复称“宁愿做没有得到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做一个心满意足的傻瓜。”[2]量的快乐只能短暂停留，而质的快乐才会持续存在，如果一个人能够全面认识这两种快乐的差异，当他面临这两种快乐的时候，就会自觉的选择高阶的具有质量的快乐。低等的快乐也会给人们带来某种程度的满足，但这种满足有区别于高级官能带给人们的幸福感，只有依靠理性感知、自我价值、自尊判断而选择的快乐才能称之为幸福。对美德的追求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的最起码的要求，密尔强调美德在功利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性，认为道德行为应该符合目的，且具有正当性。功利主义的德性，意味着德性能给人带来好处，“人们把德性作为自身值得向往的事物，否则人心就不正，与功利也不合，也无法最大限度地促进整体的幸福。”[2]密尔提出德性在幸福中的支配作用，不仅主张德性本身即幸福，还认为德性是实现幸福的首要条件和重要手段。培养美德可以帮助自己形成习惯，增强同情心和责任感。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形成一种自律，自觉地限制自己不符合德性的行为，正确地行使个人自由，使自己的个性和价值得到全面发展和提升，同时也进一步促使社会形成一个良好和谐的氛围，利于个体利益与他人和集体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可见在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关系上，密尔是注重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相统一的。
二、探析“小学家委会竞选，家长狂晒履历”事件中媒体和网友的做法
近来浦东某外国语小学“家委会竞选，家长狂晒履历”一事受到关注，部分媒体因质疑其“炫耀性”而竞相报道，竞选条件中“海归背景”、“外企高管”等字眼引媒体高呼“堪比选CEO”，很快事件受到关注，网友也开启群嘲，跟风发帖“妈妈是淘宝超级会员”“爸爸是王者荣耀双钻选手”等，他们的巨大心理落差在对竞选家长“虚荣”的标签以及更多数人的“报团自黑”中得到了消解从而处于心安理得的愉悦状态。然而从密尔的功利主义幸福观来看，竞选家长的行为合情合理，自由且有尊严感，而网友自欺欺人的安心和满足并不是真正的幸福。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家委会的职责为“参与学校管理”“参与教育工作”“沟通家庭与学校”，对于如何“参与”，《意见》中给出了明确的要求，如“发挥家长的专业优势，为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提供支持。发挥家长的资源优势，为学生开展校外活动提供教育资源和志愿服务。”而这些条件正是高素质家长所具备的，动辄出现的“博士”“留学”“高管”等字眼刺痛了广大网友敏感而脆弱的神经，但其实就是以一种更缓和更委婉的方式昭示父母的社会资源和个人能力，家委会组织功能、教育功能、集资功能的实现也有赖于此。
除了家委会本身的定位使然，这也是该地区家长重视孩子教育，积极参与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体现，优秀的家长们在竞选过程中表现得热情、有自信，也是对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培养集体意识的一次言传身教，借助这一机会，部分奋斗有为的父母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孩子示范应该如何发挥自己的才能为他人做贡献无可非议，是他们的自由权利和价值实现，这一合理诉求不应该被忽视和否认，这也契合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中“保护少数”有教养者的这一特点。
反观部分媒体和广大网友的表现，尽管群嘲之后的集体幸福感“来势汹汹”，远超那一小部分精英家长的快乐总量，但这种所谓的幸福是否具有相应的质呢？从本质上说，这种满足感来源于拒绝承认差距，罔顾他人的奋斗、成就与合理诉求。且不说绝大多数情况下家长是否参与家委会工作与老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并无联系，纵使存在为孩子增加话语权而参与家委会竞选的想法也无可厚非，但部分媒体和网友把偶发的不良事件当成普遍现象，因而断言这些家长是炫耀的工具，言过其词地宣扬家委会勾心斗角、老师和家长利益交换，在“一呼百应”的虚张声势与自我欺骗中获得肤浅的、短暂的安慰和幸福感，无疑不符合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中强调幸福的质而非量这一观点。反之，如果媒体能注重舆论引导，不对这一件事件大加渲染，如果网友理智面对，出于良心和自尊，绝不会选择无意义的“阴谋论”而是追求个人事业发展和成长进步，在奋斗的过程中享有更高级的幸福。 面对与“杰出”竞选家长之间的落差，有些媒体记者和大部分“平庸”的网友不竭尽全力缩小差距而是选择了消极逃避，满足于停滞不前而违背了自我奋斗、保障他人利益、推动社会发展的道德准则。诚然，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愿意看到深信阶级固化而放弃努力、整日抱怨的年轻人，而希望看到正视差距却又突出重围的一代人，戏谑和嘲笑虽然能获得短暂的轻松，却让浑浑噩噩的人也心安理得，一味追求结果平等而忽视过程平等，社会发展的动力则会逐渐衰竭，因而鼓励个人奋斗和个性发展才合乎社会美德。与此同时，基于密尔的幸福观，个人的利益是依赖于共同利益的实现而得以存在的，只重视过程平等而不保护弱势群体也无法满足“一切人的幸福”，注重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和平衡才能长久地促进公共利益和社会福祉。
三、对媒体舆论导向的反思和舆论现象的启示
当前舆论场圈层化现象较为突出，而各个圈层中的利益相关者正逐渐通过观点表达、相互声援等结为共同体。这是舆论生态不断繁荣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本身无可厚非。但这些舆论共同体的群体极化效应加剧进而产生的非理性、情绪化言论倾向值得警惕。在“小学家委会竞选，家长狂晒履历”一事中，媒体主观定性的报道可谓群体传播事件的导火索，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普通网友在群体感染、群体模仿的作用下进行情绪化表达，他们的言论并不仅是就事论事调侃参与竞选的家长，而是掺杂了长久以来对身边少数精英的嫉妒和仇视，这种倾向在各个公眾号不断发声、被评论、被点赞的过程中得以强化，持支持家长态度的极少数公众平台不再发声，最终呈现的舆论状态是对此事“一边倒”地批判。
互联网时代，媒体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兴媒介的出现颠覆了传统媒介，群体传播得以从物理时间、现实空间的限制中解放，传播方式有了质的飞跃，传播活动也更加频繁。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也出现改变，从媒体议题议程设置逐渐向属性议程设置转变。媒体不仅能告诉大众“发生了什么”，还能有效影响“该怎么想”。因此，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愈发凸显，如果为了博取关注和流量而制造冲突、夸大矛盾，做出不符合公共利益的判断，势必增加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和谐因素。
而要削弱群体极化效应的不良影响，最重要的一点是媒体承担起社会责任，报道新闻时做到立场中立、实事求是，以平衡各方利益和冲突为己任，而不是扩大阶层之间的鸿沟以制造热点话题，网友也应提高理性思考能力和辨别意识，表达观点不仅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还需考虑社会公共利益，注重个人快乐的同时强调社会协调发展，从而享受质量更高的幸福。
针对这一要求，密尔提出了道德约束力作为对策，主张利用教育与舆论的威力培养个体道德观。“如果充分利用外部的制裁和儿时印象的力量，就可以使个人形成几乎任何一种内涵上的良心。经过习染而形成的良心有其自然的基础，即人类的社会情感、同人类成为一体的欲望”[2]这些情感从而引导人们养成一种习惯性行为动机而自觉地将个人的行为与全体的利益建立直接的联系。媒体作为大众的代表和发声者，更应珍视舆论导向作用，提升媒体内部道德素养，使之成为各方利益代表平等互动、交流融合的新平台。
作者简介：寇俊，女，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新闻学专业，主要从事新闻学研究。]
参考文献：
[1]（英）边沁著.时殷弘译.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57.
[2]（英）约翰·密尔著.唐钺译.功用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6+8+15+33.
[责任编辑：传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