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超 吴昌硕之缶门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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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东陆家嘴吴昌硕纪念馆,这是原本约好的访谈地点。可不巧有人拜访吴超工作室,于是应约来到静安寺万航渡路一幢高层内。缶丁庐,也就是吴超先生的工作室。作为海派书画大家吴昌硕的曾孙,过去的这个甲午年,吴超忙得有些应接不暇,难得有时间坐下与人聊聊天。
  “去年,是曾祖父170周年诞辰,官方的、非官方的纪念活动太多,一年到头没有停过。从开春就开始,最早是日本京都的一个纪念活动,后来包括中国美术馆也搞过吴昌硕纪念展,杭州西泠印社和浙江博物馆各搞了一场纪念活动,外加一些拍卖行闻风而动。我粗略算了一下,光国内就办了五十几场研讨、讲座、回顾等。”在访谈中,吴超曾如此向我透露。
  吴氏篆法
  吴昌硕,别号缶庐。而在这幢高层建筑不大的一套公寓内,悬挂着高式熊先生题写的“缶丁庐”三字。


  吴超,字苏梅,号缶丁,吴长邺长子,吴昌硕曾孙。缶丁庐这一工作室斋名,意为吴门甲乙丙丁四代,吴超又是正宗的缶门一丁。或许,正是由于这一血缘关系,使得吴超格外珍视吴昌硕的艺术。
  在吴超看来,曾祖父不仅仅画艺精湛,事实上老人家诗、书、画、印样样拿得出手。“吴昌硕的画,得益于他的书法、篆刻。其实他的画,是写出来的。我觉得,写,应该是中国画的最高境界了。”
  1952年生于上海的吴超,7岁不到,就在祖父吴东迈、父亲吴长邺指导下练习毛笔字,由此也结下书缘。在缶丁庐,悬挂着一幅吴超篆书《不教胡马度阴山》,看上去质朴而气势磅礴。吴超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小学时并不理解书法,玩的心思也很重,所以一开始是家里强制学的。不过,写得好了受到大人表扬,成就感也油然而生。从楷书入门,我始终认为,书法线条也是国画之源。”
  在那个年代,吴超16岁进入纸盒厂工作。在车间时,右手不慎被机器“咬了一口”,因此调离生产一线。之后他从宣传岗位做到质量管理。在手受伤之初,无法伸直,求诊时老医生诊断需要半年恢复。虽然很痛,但在这期间,吴超每天坚持复健,终于能够重新拿起笔来。1980年,吴超师从王个簃苦练篆法,每隔一两周,他就会向王先生登门请教。王个簃告诉吴超,学书先要学隶,临摹各家各碑。就像烧菜,料越多越入味。《张迁碑》方整多变、《石门颂》肆意奔放……这都成了吴超情之所钟。融会贯通以后,如今,以前临摹的碑帖已能融入他自己的创作中。


  有一个问题,我并没有问吴超——研习篆书,是否因为曾祖父还是篆刻名家的缘故?想来,他师从王个簃学篆时,正是二十七八岁的年纪。那时候,他是有自己的独立判断的。众所周知,王个簃27岁的时候到上海,经人介绍,拜师吴昌硕,学习书画篆刻,成为吴昌硕的入室弟子。吴昌硕的曾孙师从王个簃,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承继了吴氏自家的篆法。
  “吴氏家族的今天是祖辈给的。祖父从小就告诫我们,身为吴昌硕的子孙,要‘夹着尾巴做人’,绝不能做坏事抹黑。父亲向祖籍地浙江安吉捐献吴昌硕作品,对我就是一种无形的人格感召。我也向西泠印社捐赠了曾祖父一方未完成的印章。虽然是半成品,但这方印更能证明曾祖父的创作过程。”吴超说。原来,从该件半成品上,可以看出艺术家了然于胸后直接布局,而非以“反印法”事先写在纸上。日本人曾经出价数十万购买此印,但被吴超谢绝。“因为光大吴昌硕艺术事业,是我一生安身立命所在。”这是吴超所言,其实已经回答了我那没有问出的问题。
  海派一脉
  1997年,上海一位“藏家”炒作所谓吴昌硕“天下第一章”,并以盖印谋利。其实那是一方伪作。吴超私下写信沟通无果后,只能请来钱君匋、高式熊等十三位专家进行权威鉴定。在各大媒体的深入报道下,事情最终得以澄清。由此事件,倒是令我想起了吴超对我说的一番话:“海派书画原来之所以能成一派,在于老一辈书画家很抱团。”
  只是,在不少书画界人士看来,如今的北方书画家,活得比上海书画家滋润。北派大有压倒海派的趋势。回想1997年那段往事,恰恰证明了抱团取暖有多重要。
  “北方有些书画家,艺术个性张扬,这本身就能成亮点。外加距离政治中心比较近,所以会得到比较多的亮相机会。不过我觉得,按照耐看性来看,海派书画还是更耐看一些。”吴超如是说。
  如今,市场上也充斥着一些所谓新海派的作品。吴超对此亦有自己的评价:“海派无所谓新旧,要从根上传承!每种东西都有自己的根。现在有些所谓‘新海派’的东西,与原来的海派书画根本不沾边。比如一些水墨,也号称什么海派。我觉得作为尝试,游戏一下是可以的,但要也来称海派,就贻笑大方了。融入上海生活,体会海派文化,这些都是慢功夫,特别是在书画界,有着看不见的战线,在这条战线上,大家都在钻研技法。海派对画技的钻研与勤奋,也是有传承的。即使当年最以休闲著称的吴湖帆,其实也相当勤奋。何况还有一批纯粹以卖画为生的人,他们更是不敢有一点懈怠。”以吴超的观点,上海有着特殊的地理条件与市场经济环境,即使是今时今日,书画家在事业上竞争亦相当激烈。如果总以游戏之作示人,又岂能长久?


  然而,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上海的书画界,已很久没有类似吴昌硕、任伯年、赵之谦、虚谷那个时代的风流跌宕。在吴超的老师王个簃那个时代,上海滩上,还有诸如程十发、刘海粟、谢稚柳这样的人物,可以作为一个行当的旗帜。“如今,书协主席美协主席倒是不少,可问题是这些个主席都是上面封的,未必是书画界的领军人物。”吴超说,“以前中国画院这么多‘狠角色’,都是民间的尖子冒出来的,是在社会上不断积累产生的,是市场承认的。现在许多主席都是空降兵,有了头衔,作品价格扶摇直上,于是拼命捞钱。然而,他们的艺术水平又是多少呢?刚解放那阵子,毛泽东、周恩来的书法水平怎么样?可那时候他们并没有去当书协主席!”据吴超透露,他的朋友圈里有一批书画家,本身是书法家协会会员,却有N多年不交会费了。至于原因,一句话——不养干部!   在吴昌硕的时代,海派影响到了许多地方。比如岭南派、北派书画,都受到了吴昌硕的影响。1921年秋天,齐白石慕名到上海专访吴昌硕,本来要拜师的,可吴昌硕不许,只是谦虚地为之写了《齐白石润格》。但从这一事件,也足见在齐白石心目中吴昌硕的地位。
  看好未来
  在吴昌硕生活的年代,写毛笔字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会用毛笔写字,等于不会写字,等于半文盲甚至文盲。即使在吴超的青少年时代,写毛笔字依然是日常生活。在“文革”年代,虽然“破四旧”,可大字报仍是靠毛笔来手书的,甚至有人暗中在大字报上较劲书法水平。可如今,在“屏的世界”,连钢笔、圆珠笔都很少派上实际用场。中国书法的土壤是否不存在了呢?未来,中国传统书画还是否能继续存在?海派书画何去何往?


  面对我的这些个问题,吴超似乎根本不着急,反而淡然处之。在他心里,有着一个乐观的答案。“昙花一现可以,这就像流行歌曲,也是市场的一种需要。但经典总归是经典。”吴超说,“虽然这几年书画市场有些乱,经典和一些垃圾为伍并论,可我觉得,过一些年以后,当中国人的素质普遍提升,新的经典还是会冒出来的。如今反腐反到书画界,我觉得是大好事。这样,官场不插手艺术,气氛越来越好,潜心学艺者就会多,慢慢地,就会有人出成绩。”吴超说。其实,最近几年,开始关注并重新喜欢上吴昌硕作品者,亦大有人在。吴超将手里几幅曾祖父的字画请人复制,通过现代数码照相制版技术,获得了逼真的复制品,然后钤上曾祖当年使用的一枚真印,喜爱者如获至宝。
  吴超认为,有喜爱吴昌硕作品的群众基础,海派书画的未来前景自然看好。但他觉得如今学校教育,在美术培养上确实有误区。特别是如今教育主管部门倡导书法教育,可许多教师自己字都写不好,还在教书法,直接误导了孩子们。“特别是许多家长急于求成,忙着帮孩子完成考级、出书,想着一日成名。”吴超说,“其实这哪出得了名?书画这东西,一定是越老越俏。如今所谓的书画神童,你相信吗?画画虽然容易,今天画个萝卜,明天画棵白菜,可你让他写几个字,有几个写得像样的?”


  虽然对当今的书画教育颇有微词,可吴超依然看好未来。他以玉雕举例。“现在有一些玉雕大师,真正是有手艺的人。可是他们当年都是初中都没毕业,就出来学艺的。有的甚至只受过正规的小学教育,但只要耐得住寂寞,手里有活,如今不依然是大师?”吴超说,“当然,玉雕是一门工艺,而书画是要文化知识的积累,艺术修养不是一日之功。”吴超看好未来,另一方面在于,即便如今的美术教育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毕竟普及了教育。而作为吴门之后,他本人要到36岁才赴日本留学。那是经历了“文革”岁月的一代人,既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不免遗憾于世道之乱。而如今,国泰民安的岁月,是否能诞生新一代大家呢?但愿吴超的美好愿景不会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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