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访美传递出的信号非常明显，即经贸仍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合作依然是两国的唯一正确选择。
　　“预测未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创造未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5日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为其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对林肯总统这句名言的引用，其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习近平对美国的这次国事访问，其大背景是中美关系正在经历微妙的转型。目前美国国内正就对华外交进行战略大讨论，其中还不乏权力政治是否会导致大国政治悲剧的预测。
　　习近平访美传递出的信号也非常明显，即经贸仍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合作依然是两国的唯一正确选择。

为何是西雅图

　　习近平访美首站选择西雅图，从历史和政治上都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比如，1979年邓小平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其行程中就包括西雅图。1993年江泽民赴西雅图出席APEC峰会，是中美关系走出低谷的标志性访问。2006年胡锦涛访美的首站也是西雅图。习近平在抵达西雅图当天的讲话中表示，“华盛顿州和西雅图市是美国通往中国和亚洲的门户，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但从目前中美关系现状来看，习近平把西雅图作为美国之行的第一站，绝不仅仅着眼于象征意义。
　　2013年中美领导人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以来，两国关系总体上保持稳定，但在贸易、人权、南海以及网络安全等问题上也摩擦不断。在习近平访美前夕，奥巴马政府还放话要就“网络间谍”问题制裁中国。美国防长卡特前不久也指责中国在南海的行为与国际准则“不合拍”。进入总统选举政治季的华盛顿，“敲打”中国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在某些学者看来，中国领导人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访美，把西雅图作为行程首站带有“以柔克刚”的意味。
　　西雅图所在的华盛顿州，在对华出口上连续3年高居美国各州之首。习近平在西雅图期间，出席中美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毫无疑问体现了对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视。中国15家大型企业负责人随同访问，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彰显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样，华盛顿是个讲政治、拼外交的地方，而西雅图的企业家们更看重商业利益。而且，与在安全关切上美国几乎“铁板一块”的现状不同，企业界利益的多元特征，给中国留出了足够的以经贸促外交的空间。
　　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看来，中国经济的扩张以及工业化的成熟，已经在华盛顿、硅谷与华尔街的精英们中间造成了对华态度上的分歧。他认为，相比华盛顿咄咄逼人的政策，美国大型高科技企业几乎都反对奥巴马以网络威胁为由制裁中国。
　　彼得拉斯认为，习近平在西雅图停留期间，正值中美互联网论坛在此召开，在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上这绝非巧合。他将此解读为中国在利用影响力，通过美国的经济精英施压华盛顿。

走到了哪一步

　　奥巴马9月25日在与习近平的会晤中表示，“我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大国尤其是美中之间更要尽量避免冲突。”习近平当天在会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领导人时也表示，中美关系发展要防止跌入所谓大国冲突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要拓展合作、管控分歧，使两国关系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美两国领导人同时提到“修昔底德陷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美关系在管控战略竞争上的紧迫性。
　　从中美双方公布的习近平访美“成果清单”可以看出，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中美合作都达到了两国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中美合作的外溢效应，并没有明显缓解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奥巴马重申“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利益，也符合美国和国际社会利益”。但正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所说，中美目前还“很难将抽象的共同利益转化为具体的互补性政策”。
　　某种程度上说，中美战略竞争的形成无关政策差异，更多是因为历史的变迁使然。美国威尔逊中心学者罗伯特·戴利认为，即使奥巴马与习近平的会晤能在具体问题领域取得进展，他们也无法改变中美目前是长期战略竞争者的事实。美国知名学者包道格近日撰文称，亚太地区的安全框架从未将中国的利益纳入考量范围之内，这就导致日益崛起的中国与这一现有安全框架之间冲突不断。从另一个角度说，包道格的观点也表明，中美关系进入了美国必须正视中国安全关切的时期，中美双方在心理预期、行为方式上都应该相互磨合。
　　如何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多位学者都提到“同理心”（empathy）一词，也就是换位思考。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斯玛丽·福特在谈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时表示，同理心是领导人的重要品质，能帮助其避免双重标准、理解他国政府面临的战略困境。她认为管理战略竞争有助于中美关系的“进化”，“即使中美领导人不是完全的互信，他们也能够管理持续的战略竞争”。不过英国剑桥大学学者迈克尔·泰却表示，不幸的是，美国决策者没有表现出丝毫对同理心偏好的兴趣，似乎更喜欢以对抗性的零和关系来看待世界。

合作何以可能

　　9月23日，习近平在出席中美企业家座谈会时，高度评价工商界长期以来为推动两国经贸合作、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可见中方依然把经贸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尽管奥巴马政府多次在经贸议题上施压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打经贸牌对美国来说是低成本、高收益的做法。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可以想象到中美两国都发展得特别好，或者两国都发展得特别不好;但你不能想象到一国发展得好，而另一国发展得不好。”也就是说，“利益绑定”已成中美关系的现实，也是合作的源动力之一。
　　中美合作的动力不仅来源于“利益绑定”，权力政治的逻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美国在对华战略上不自我克制，中国完全有理由以多种手段做出回应。以中国目前的实力，一旦中国像“灌香肠”那样造潜艇，那将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噩梦。美国战略界有很多理由怀疑中俄战略接近的“权宜性”，但这种接近只需要一个理由就足够了——共同的敌人。奥巴马第一任期时的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曾说：“历史表明，守成大国抗拒或遏制崛起大国的行为，往往与它们声称的防止冲突的意图相反，从而导致它们竭力想避免的结果。”
　　习近平访美期间提议中美“就网络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打造中美合作的亮点”。网络安全问题近年来是中美摩擦的一个核心问题，美国在这一点上合作的意愿更为强烈。用美国兰德公司学者大卫·龚培德“相互脆弱”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点。他在《实力的悖论》一书中指出，尽管拥有强大的实力，但中美两国在核武、太空以及网络空间，相对于对方来说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在核武以及太空领域尚有国际规则，网络空间却没有，这就促使中美双方在利用网络武器上相互克制。
　　在龚培德看来，信息网络的技术特点决定了目前达成“网络军控协议”不太可能，因为很难对军用和民用技术做明显区隔。不过他认为，即使中美缺乏互信，双方规避危险的自利动机也能推动两国朝合作的方向走。他还强调，中美的互相克制与冷战期间美苏基于恐惧的战略威慑不同，相互克制能培育共同的责任感和互信。“这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也有利于促进那些只有中美合作才能解决的地区和全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