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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期）
《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宗派主义，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演說《整顿党的作风》，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第二篇基本文件。文中明确，“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学风、党风、文风这三者的关系中，学风和文风是针对党内而言的，也都是党的作风，即三者都是党风。整顿党风的意义在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这就是《论语》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基于学风也是党风，《整顿党的作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基础上，对于主观主义这一不正派的学风又做了进一步的批判。《整顿党的作风》指出学风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提出问题：“我们首先要问，我们党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的问题：“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不能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不能只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
毛泽东强调知识的重要性，说：“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我们看到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经验性的知识，也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两种不完全的知识对应我们党内主观主义的两种形式，前者对应教条主义，后者对应经验主义。两种知识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能产生比较完全的知识。毛泽东认为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党内的教条主义更为危险，“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他们的经验上升成为理论，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还指出有许多同志天天念“理论和实际联系”，实际上在行动上并不去联系。联系是要“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毛泽东形象、风趣地批评有些同志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叹“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射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箭”，必须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讲完了反对主观主义尤其要攻破教条主义以整顿全党的学风的问题之后，毛泽东接着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讲宗派主义的问题。宗派主义首先就是闹独立性，只见局部利益，不见全体利益，忘记了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预防宗派主义，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
毛泽东分析，闹“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这种人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毛泽东批评“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他强调“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反对宗派主义倾向，还包括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因为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必须加以很好的注意。”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成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反对宗派主义倾向，还包括处理好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的关系、地方和地方的关系、这一工作部门和那一工作部门的关系，这些都属于党内的相互关系，都要防止宗派主义倾向，“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在党外关系上，也要消灭宗派主义倾向。
毛泽东指出“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该同时并进。他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惩前毖后”是指“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治病救人”是指“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毛泽东强调：“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
1942年4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思想斗争的火力”，“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相互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相互了解与团结。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起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共产党里面增长，它不利于大家，它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不要暗箭，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上下夹攻”。毛泽东提出要“用严正态度开展正确的批评，纠正无的放矢与无原则的攻击毁谤的态度”。
《反对党八股》：文风较之于学风、党风所具有的精微性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话《反对党八股》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第三篇基本文件。毛泽东将党八股看成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并形象地将党八股譬喻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可以躲起来的藏身之地。“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这是更为形象的譬喻。形象的譬喻背后，是毛泽东对于党八股的文风较之于学风、党风所具有的精微性的洞悉。 毛泽东分析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说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個瘪三”，等等。在分析第四条罪状时，毛泽东讲到了宣传，认为不只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这是毛泽东对于宣传工作的本质的最为深刻、透彻的认识。
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满足于形式主义、现象罗列的低级、庸俗的概念游戏。毛泽东批评这是“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进而，他自问自答：“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
毛泽东进而深刻揭示了如何观察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再到对问题加以分析、综合，从而揭示出事物的内部联系，最终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
新时代与延安整风的精神对标
1942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复电周恩来时说：“抓紧党内教育，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中心，认真进行改造作风巩固内部的工作，这无论是为着应付目前困难与迎接将来光明都是必要的。”新时代与延安整风有着深刻的精神继承。
——新时代的对标：如延安整风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一样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具有的新的指导地位
延安整风之前，党内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对于在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及其对全党的指导意义还认识不足，没有大张旗鼓地明确提倡。延安整风之后，党内的教条主义得到彻底清除，思想得到大解放，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得到最终确立。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中国革命所具有的理论意义，既批评当时党内存在的“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极坏的作风”，又展望“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新时代对标延安整风精神，是要把新时代放在历史的纵深中，以及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斗争中来考察，后者尤其体现在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以及2020年以来的抗疫等两次大的斗争所取得的成绩背后是领导人的定力、战略思维与思想上。
经过改革开放的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主观臆想出来的，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基础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艰辛理论探索的成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创新创造的智慧结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月5日的重要讲话中，凸显了“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就如同当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斗争所具有的历史特点。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强调研究历史，强调当时身处“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习近平以历史的纵深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已有的中国历史往上节节贯通，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从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
——延安整风的反对宗派主义与新时代的“两个维护”“四个意识”
延安整风反对宗派主义，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强调顾全大局，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新时代的“两个维护”“四个意识”与延安整风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
——延安整风的反对党八股与新时代的反“四风”
延安整风反对党八股，反对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新时代的反“四风”，尤其是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无疑与延安整风的精神也是一以贯之的。
（作者系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研究员、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
《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宗派主义，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演說《整顿党的作风》，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第二篇基本文件。文中明确，“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学风、党风、文风这三者的关系中，学风和文风是针对党内而言的，也都是党的作风，即三者都是党风。整顿党风的意义在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这就是《论语》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基于学风也是党风，《整顿党的作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基础上，对于主观主义这一不正派的学风又做了进一步的批判。《整顿党的作风》指出学风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提出问题：“我们首先要问，我们党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的问题：“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不能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不能只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
毛泽东强调知识的重要性，说：“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我们看到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经验性的知识，也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两种不完全的知识对应我们党内主观主义的两种形式，前者对应教条主义，后者对应经验主义。两种知识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能产生比较完全的知识。毛泽东认为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党内的教条主义更为危险，“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他们的经验上升成为理论，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还指出有许多同志天天念“理论和实际联系”，实际上在行动上并不去联系。联系是要“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毛泽东形象、风趣地批评有些同志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叹“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射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箭”，必须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讲完了反对主观主义尤其要攻破教条主义以整顿全党的学风的问题之后，毛泽东接着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讲宗派主义的问题。宗派主义首先就是闹独立性，只见局部利益，不见全体利益，忘记了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预防宗派主义，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
毛泽东分析，闹“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这种人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毛泽东批评“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他强调“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反对宗派主义倾向，还包括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因为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必须加以很好的注意。”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成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反对宗派主义倾向，还包括处理好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的关系、地方和地方的关系、这一工作部门和那一工作部门的关系，这些都属于党内的相互关系，都要防止宗派主义倾向，“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在党外关系上，也要消灭宗派主义倾向。
毛泽东指出“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该同时并进。他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惩前毖后”是指“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治病救人”是指“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毛泽东强调：“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
1942年4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思想斗争的火力”，“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相互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相互了解与团结。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起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共产党里面增长，它不利于大家，它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不要暗箭，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上下夹攻”。毛泽东提出要“用严正态度开展正确的批评，纠正无的放矢与无原则的攻击毁谤的态度”。
《反对党八股》：文风较之于学风、党风所具有的精微性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话《反对党八股》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第三篇基本文件。毛泽东将党八股看成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并形象地将党八股譬喻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可以躲起来的藏身之地。“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这是更为形象的譬喻。形象的譬喻背后，是毛泽东对于党八股的文风较之于学风、党风所具有的精微性的洞悉。 毛泽东分析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说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個瘪三”，等等。在分析第四条罪状时，毛泽东讲到了宣传，认为不只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这是毛泽东对于宣传工作的本质的最为深刻、透彻的认识。
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满足于形式主义、现象罗列的低级、庸俗的概念游戏。毛泽东批评这是“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进而，他自问自答：“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
毛泽东进而深刻揭示了如何观察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再到对问题加以分析、综合，从而揭示出事物的内部联系，最终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
新时代与延安整风的精神对标
1942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复电周恩来时说：“抓紧党内教育，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中心，认真进行改造作风巩固内部的工作，这无论是为着应付目前困难与迎接将来光明都是必要的。”新时代与延安整风有着深刻的精神继承。
——新时代的对标：如延安整风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一样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具有的新的指导地位
延安整风之前，党内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对于在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及其对全党的指导意义还认识不足，没有大张旗鼓地明确提倡。延安整风之后，党内的教条主义得到彻底清除，思想得到大解放，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得到最终确立。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中国革命所具有的理论意义，既批评当时党内存在的“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极坏的作风”，又展望“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新时代对标延安整风精神，是要把新时代放在历史的纵深中，以及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斗争中来考察，后者尤其体现在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以及2020年以来的抗疫等两次大的斗争所取得的成绩背后是领导人的定力、战略思维与思想上。
经过改革开放的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主观臆想出来的，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基础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艰辛理论探索的成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创新创造的智慧结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月5日的重要讲话中，凸显了“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就如同当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斗争所具有的历史特点。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强调研究历史，强调当时身处“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习近平以历史的纵深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已有的中国历史往上节节贯通，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从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
——延安整风的反对宗派主义与新时代的“两个维护”“四个意识”
延安整风反对宗派主义，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强调顾全大局，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新时代的“两个维护”“四个意识”与延安整风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
——延安整风的反对党八股与新时代的反“四风”
延安整风反对党八股，反对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新时代的反“四风”，尤其是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无疑与延安整风的精神也是一以贯之的。
（作者系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研究员、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