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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9世纪前半期开始，古罗斯民族问题受到了国外，特别是俄罗斯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按照研究者研究的主体思路可将古罗斯民族问题研究的过程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尽管在每个不同的时期，学者们所关注的焦点不同，但对于本研究课题而言都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在不断地深化认识，对我们全面把握该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和依据。
[关键词]中世纪，罗斯，古罗斯民族，民族问题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4-0068-06
有关古罗斯民族的含义有很多种，但大体上趋于一致。有俄罗斯百科全书之称的《从古至今的祖国历史》一书中，将古罗斯民族的内涵定为：“是在古罗斯国家时期在东斯拉夫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俄罗斯民族、乌克兰民族、白俄罗斯民族的基础。”
古罗斯民族问题的研究涉及俄罗斯中世纪早期的历史，但由于当时俄国保存下来的有关该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料极其缺乏，因此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一直很薄弱，直到19世纪前半期才得到俄罗斯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只是，当时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语言学领域中，这是由以下两个因素所决定的：一是之前提到的资料的缺乏，研究者只能利用仅有的、零散的文献资料做语言学方面的判断；二是在众多学者看来，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可以作为民族识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能够证实存在民族固有的独立语言，那么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证明该民族的独立存在。后来，随着考古学领域在该问题上的不断突破，学者们开始试图用考古学的诸多发现来解释古罗斯民族的产生过程，从而实现证明该民族独立存在的目的。可以说，就该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中。综观两个多世纪以来，国外(主要是俄罗斯)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贡献。
一、证明古罗斯民族同一性时期
从19世纪前半期至20世纪初期，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都承认在基辅罗斯时期存在着民族语言的同一性。与此同时，他们都指出了，古罗斯语是俄罗斯语、白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的共同基础。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有：A.x.沃斯托科夫、N.H.斯列兹涅夫斯基、A.N.索博列夫斯基和A.A.沙赫马托夫等人。
在俄罗斯学者中率先尝试证明古罗斯民族同一性问题的是A.x.沃斯托科夫。他在揭示了古罗斯口语(方言)中的一些特征的基础上，认为古罗斯语言是从共同斯拉夫语中分离出来的，并具体指出12—13世纪时在个别的斯拉夫语言中产生了分化。他认为，在基里尔和美弗迪时代所有的斯拉夫人的相互交流还相对容易，即他们都使用共同斯拉夫语。
后来H.N.斯列兹涅夫斯基更加具体地研究了这一问题，认为共同斯拉夫语(古斯拉夫语)首先分成了两个分支：西和东南，而后经过了某个时期分化成了古罗斯和南斯拉夫语。研究者认为古罗斯语出现于9-10世纪。这一时期对于古罗斯语来说是非常稳固的。11-14世纪表现在古罗斯语中的方言的特点，符合N.N.斯列兹涅夫斯基的科学研究，而在15世纪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大俄罗斯(分为北大俄罗斯和南大俄罗斯，后还包括白俄罗斯次方言)和小俄罗斯(乌克兰)方言。
在这一时期的古罗斯民族语言同一性的历史学和方言学研究中，A.N。索博列夫斯基的研究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他在分析了11-14世纪的古罗斯文字记载的基础上，区别并标识了古罗斯语言中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斯摩棱斯科、波洛茨克、基辅和沃伦斯基、加利奇等地区方言的特点。他认为，古罗斯语言的方言划分符合上个时代的东斯拉夫人的部落划分。
A.A.沙赫马托夫是第一个以历史学和语言学来理解东斯拉夫民族语言同一性的起源、形成过程、方言的构成和古罗斯语言分化意义的学者目。他认为，罗斯人产生的第一阶段(研究者将其命名为。东斯拉夫人)，是从斯拉夫人的东南分支中分离出来的时期，并注明该分离过程是在5-6世纪完成的。同时，他指出东斯拉夫族形成的“第一发祥地”是在普鲁特河下游和第聂伯河之间的河间地。此时这些斯拉夫人就是6-7世纪历史文献中提到的安迪人，是东斯拉夫人的基础。6世纪时，他们为了躲避阿瓦尔人的侵袭，大部分安迪人迁移到沃伦和第聂伯河中游，A.A.沙赫马托夫将这一地区称为“罗斯部落的摇篮”，因为他认为此时东方斯拉夫人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民族整体”。在9-10世纪，东斯拉夫族开始广泛地向这一区域之外的地方迁徙，占据了从黑海到伊尔门和从卡尔巴特到顿河的广大区域。
从9世纪到13世纪这一时期，按照A.A.沙赫马托夫的观点，是东斯拉夫人历史的第二个阶段即人们所称的古罗斯时期。他认为，在东斯拉夫人迁徙的基础上，这一时期分化出了三大方言——北罗斯、东罗斯(或中罗斯)和南罗斯。北罗斯方言群体——这一部分东斯拉夫人向第聂伯河上游和西德维纳河，伊尔门和楚德湖地区推进，甚至到了伏尔加河与奥卡河的河间地。结果在这里形成了政治联盟，克利维奇人在联盟中占据优势地位，其中还掺杂着一些芬兰语族的部落——默里亚族人、韦斯人、楚德人和穆罗姆人。同时认为，东第聂伯河和顿河流域形成了东罗斯方言，其中阿坎(aKaHbe)最先得到了发展。另外，他还认为乌克兰语及其腔调是复原南罗斯方言的语言学基础，并由此将沃伦人、杜列布人、波利安人、德列夫利安人、底维尔人、乌利奇人归为南罗斯方言群体。对于克罗地亚人来说，研究者的观点并不十分明确，他们要么将其归入南罗斯方言群体，要么干脆就将其排除在东斯拉夫部落之外。
在A.A.沙赫马托夫看来，东斯拉夫人在东欧的广泛迁徙、发展和分化为三个群体的同时，并没有破坏他们同一语言的发展，基辅国家在古罗斯语言的同一发展中起到了决定作用。伴随着基辅国家的产生，形成了“全罗斯生活”，全罗斯语言整体化的进程得到了发展。基辅的主导作用决定了在古罗斯的全部领域内同一全罗斯语言的进程。直到13世纪古罗斯语言的同一性开始瓦解。随后的100年中，在古罗斯语的北罗斯、东罗斯和南罗斯方言的基础上，并在它们相互作用的条件下形成了独立的东斯拉夫语——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语。
A.A.沙赫马托夫的基本思想极大地促进了随后的对古罗斯语言和古罗斯民族的研究。他的思想被一批同时代的大语言学家所接受，其中包括H.乌沙科夫，E Q布德杰，B.M.利亚普诺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A.A.沙赫马托夫的理论在俄罗斯学者中得到了广泛传播，至今他的某些思想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否定古罗斯民族同一性时期
从20世纪初期开始，学术界中就该问题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就是否定东斯拉夫人即古罗斯民族的同一性。这主要是受到当时俄国国内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实际上。从农奴解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社会、政治和哲学思想经历了相当 大的变革，带有“白银时代”特征的不确定性和悲观的情绪对社会各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激进的、虚无的情绪也体现在人们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上。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有：M.c.格鲁舍夫斯基、奥地利斯拉夫学家c.c拖茨基和T.加尔捷尔，B.10，拉斯托夫斯基和A.什柳布斯基，B.M.利亚普诺夫等人。
历史学家M.c格鲁舍夫斯基将乌克兰族的产生归于第聂伯河沿岸的安迪人部落联盟，而安迪人在6世纪时就被拜占庭的作者们所知晓。同时一些语言学家尝试着否定同一的古罗斯语的存在。如：c.c斯托茨基和T，加尔捷尔，根据类似特征的群体数量确定了语言的同源。他们认为，乌克兰语与塞尔维亚语有10种类型的相似，而与大俄罗斯语只有9种。因此断定乌克兰人在从前什么时候一定与塞尔维亚人有着比大俄罗斯人更紧密的交往，而和其他斯拉夫族相比，大俄罗斯族与乌克兰族并不存在更为亲近的同源关系。最终，研究者们指出不存在任何全罗斯语，乌克兰语是直接起源于原始斯拉夫语。E.K.季姆琴科也持有类似的观点。c.c斯托茨基的思想和论断遭到了来自语言学家们的反对和强烈批判。
20世纪20年代，B.10.拉斯托夫斯基和A.什柳布斯基提出了被称为白罗斯产生的“克利维奇”理论。基于此理论，白罗斯人成了克利维奇人的直接后裔，似乎形成了独立的斯拉夫民族。然而，证明这一假说的任何实际资料都没能得到研究者们的认可。
此时，对该问题的研究提出相对有益的论点的学者是B.M.利亚普诺夫，时间大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认为，在原始斯拉夫语时代就有了鲜明的方言差别，而共同罗斯(东斯拉夫)语并不是以唯一的原始斯拉夫方言为基础的，她是从很多古原始斯拉夫方言中形成的，而移居在斯拉夫世界东部地区的人们则是那些古原始斯拉夫方言的体现者。B.M.利亚普诺夫认为，那些被称为东斯拉夫语音学和形态学的特征，使得共同罗斯语同其他斯拉夫语区别开来，在全罗斯地域内存在着很多方言，并不是像A.A.沙赫马托夫和T.莱一斯普拉温斯基所认为的那样的两个或者三个。研究者认为在史前时代就有存在波利安人、德列夫利安人、布格(戈)人和其他被年鉴记录下来的东斯拉夫部落构成体的方言的可能。他认为，在罗斯托夫和苏兹达尔地区被一支特别的古罗斯部落占据着，他们的名字直到现在也没有被发现。按照B.M.利亚普诺夫的说法，共同罗斯语在基辅罗斯时代发挥了作用，即在10-12世纪。而组成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特征的要素大约从12世纪才开始形成。
三、用考古学的发现反证
古罗斯民族同一性时期
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得益于苏联建立初期组织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活动。20世纪50年代时，B.A.雷巴科夫率先将考古学资料引入到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他提出了关于古罗斯民族开始于第聂伯河中游的假说，认为古罗斯民族是形成于6-7世纪的部落联盟。他指出，在第聂伯河中游(从罗斯河和佳斯明河流域到苏拉河右岸及下游地区、佩尔河和沃尔斯克拉河，甚至到特鲁别日河流域的左岸地区，即后来的基辅、切尔尼戈夫斯卡亚和佩列亚斯拉夫领地的部分地区)处于一个斯拉夫部落的统治之下——罗斯人。后来的分布是按照6m7世纪的实物遗迹来确定的，主要依据那些特殊的金属装饰物。
B.A.雷巴科夫认为，在11-12世纪时的年鉴中，这一区域常常被称为“罗斯土地”(这一术语的狭义)。在公元750-1000年中，应将东欧的其他斯拉夫部落纳入到东斯拉夫族形成的过程中，甚至还应有芬兰部落中被斯拉夫化的那部分。但是，作为古罗斯民族形成的客观过程，该研究者并没有进行研究，并认为在考古学资料的基础上做此工作是不可能的。同时，他认为以基辅为都城的古罗斯国家时期，是东斯拉夫民族的繁荣时期。尽管产生了很多公爵，但在12-13世纪的罗斯封建分裂时代她保持了统一。这种统一使东斯拉夫人民开始自觉，关于这点的证明在地理解释中就能找到——全罗斯土地(广义)。直到14世纪，独立的公爵领地与敌对的大公之间的矛盾开始加剧。
随后，民族学家们在承认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起源于同一的古罗斯民族的基础上，开始关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人民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现实的同一性要素。民族学家们常常将“三室”布局的住所结构，如没有基座，在住所中存在祭坛，不能移动的长凳一直延伸到墙边，人们的服饰类型相近(男女衬衫、男式长衣、女人的头饰)，结婚、庆生和追悼的仪式，在工具和纺纱、织布工艺过程上的相似。农业的仪式和农耕工具的相似，等等，看作三个东斯拉夫民族共同的东斯拉夫要素。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的民间创作(壮士歌)，以及造型艺术——绣品和各种木雕作品，表现出了必然的历史同一性。
最初提出古罗斯民族形成准备条件假说的是Ⅱ.H.特列季亚科夫。按照他的说法。东斯拉夫民族语的同一性是原始斯拉夫人范围内婚配的结果。而这些原始斯拉夫人是(3apy6rrrleakon)扎鲁比涅茨文化的体现者，他们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沿着第聂伯河上游居住，并与当地的波罗的海地区的居民融合在一起。研究者认为，第聂伯河上游地区是东斯拉夫人的发祥地。在随后的东斯拉夫人迁徙的条件下，最终形成了《往年记事》中所提到的民族分布情况，从第聂伯河上游向北、东北和南三个方向扩展，特别是在第聂伯河中游的沿河地带，那里绝对不是“纯”斯拉夫人，他的组成中包含了被同化了的波罗的海语族居民。这样，Ⅱ.H.特列季亚科夫大体上研究了扎鲁比涅茨的古代时期，得出其时间跨度为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主要是在第聂伯河中游和皮亚特河沿岸的森林地带。他还比较了晚扎鲁比涅茨时代和后扎鲁比涅茨时代的第聂伯河地区的状况。
n.H.特列季亚科夫的关于古罗斯民族是在第聂伯河上游地区，斯拉夫居民与波罗的海语族居民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在考古学和语言学资料中都没能找到证据。在东斯拉夫语中并没有发现任何共同的波罗的海语的基础要素。所有东斯拉夫人在语言关系上结合为古罗斯语的时期，也正是其区别于其他斯拉夫民族共同体的时期，因此不能将其看成是波罗的海因素作用的结果。
近些年来，基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Ⅱ.n.托洛奇科一直关注古罗斯民族问题。他的理论是在诠释了个别地方的文字文物和参看了某些考古学资料的基础上汇总而来的。认为，在6-8世纪时，东斯拉夫人已经是同一的民族文化群体，由15个同源的部落组织构成。9-10世纪期间的内部迁徙，促进了东斯拉夫部落的整体化。从9世纪末-10世纪的最初10年间，整体化的过程得到了明显的加快，以基辅为中心的古罗斯国家形成，“罗斯”这一民族名称得到了所有东斯拉夫部落的认同。
按照n.n.托洛奇科的说法，9-12世纪期间在基辅罗斯国境内存在着统一的东斯拉夫民族同 一性，她的中心是罗斯或罗斯土地(狭义)，或是外国史学家确定的术语一“内罗斯”，其领地在中世纪时称“小罗斯”。
关于古罗斯语是在原始罗斯方言形成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观点，由于在语言学资料中无法找到原始罗斯方言的遗迹，迫使研究者们只能寻找另外解决全东斯拉夫民族语言同一性形成问题的出路。其中，B.M.利亚普诺夫对古罗斯语是在某些原始斯拉夫方言群体的基础上产生的观点，进行了更高层次的阐述。他用现代考古学关于斯拉夫人开发东欧平原的证明，来充当这一理论的论据。有关考古学资料中的古罗斯民族形成问题，在B.B.谢多夫的一系列出版物中也可以看到，其中指出了这一民族语统一的过程是，以居住在东欧平原的斯拉夫部落组织的无差异和整体化为条件的，并在古罗斯国家疆界内为其形成提供了统一的历史文化空间。在随后的一些研究中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
20世纪70-80年代时，r.A.哈布尔加耶夫就曾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不存在特殊的原始斯拉夫方言或原始罗斯语。东斯拉夫民族语言的同一，是斯拉夫语在东欧以多相(非均匀)的形式在广泛普及的基础上形成的。按照r.A.哈布尔加耶夫的说法，在古罗斯国家形成前夕。存在着积极地摧毁旧有的血缘(同源)部落基础的过程。各个斯拉夫部落的政治联合，促进了不同方言部落之间在语言习惯方面的融合，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东斯拉夫部落同一性的形成。哈布尔加耶夫深信，在古罗斯疆域内出土的10---12世纪的考古文物，可以证明所有主要的语言学和民族学的要素非常的接近，以及居民团结为统一的民族的过程。
当然，仍有不少学者对有关古罗斯民族同一性形成问题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认识。1996年8月在诺夫哥罗德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斯拉夫考古学会议上，就古罗斯民族同一性形成问题展开了一系列争论。其中，白俄罗斯考古学家r.B.什特霍夫，依据所选取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资料，认为，古罗斯民族在基辅罗斯时代还没有完全形成，并随着古罗斯国家的分裂而形成若干个公国。然而，与会的一些研究者认为，他没有论及所有的描述古罗斯民族同一性的语言学资料，而在这种情况下得出了同源的东斯拉夫民族——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族的产生过程是不科学的。
可以看出，关于古罗斯民族同一性问题国外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但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该同一性不存在，尽管一直有学者在尝试着证实它的不存在。如：乌克兰考古学家B.Ⅱ.巴兰认为不存在古罗斯民族，那些同一性特征是分属于三个东斯拉夫民族产生过程的：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他认为，留里克王朝统治的基辅国家并没有中断这些民族形成的进程，只是起到了减缓的作用。在他看来，鞑靼一蒙古毁灭罗斯的时期并不是三个民族形成的开端，而是形成三个东斯拉夫民族的完成阶段。然而，任何用来证明这一观点的考古学资料都是无法找到的。B.Ⅱ.巴兰本人也没有尝试对它做任何有根据的论证。
此外，学术界近年来非常关注的相关问题是，在古罗斯时期东斯拉夫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构成体的自我意识问题。最早研究这一题目的是Ⅱ.c.利哈乔夫阑。后来A.H.罗戈夫和B.H.弗洛里亚又将此命题做了有益的划分，他们对中世纪早期斯拉夫人民的自我意识的形成问题，做了专题学术研究。在分析了年鉴和国外材料的基础上，研究者们认为，在9世纪时已经形成了关于罗斯土地是统一国家的说法，她包括全部东斯拉夫人的领地。以及形成了这个国家的居民是“罗斯人民”的说法，形成了特殊的民族同一性。
上述三个不同的时期，对该问题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尽管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在表面上是相矛盾、相对立的，但实际上它们符合语言和民族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众多学者们看来，随着世界民族历史的不断发展，民族融合的现象表现在方方面面，语言只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不是必要特征，因为作为民族重要特征的语言是指本民族固有的独立语言，而一些民族没有或不再使用本民族固有的独立语言。语言和民族都是一种历史范畴，民族存在的长期性决定了民族语言存在的必要性，然而在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统一国家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需要一种共同使用的统一语言即族际共同语，族际共同语的形成不仅是交际的需要，也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某种情况下，族际共同语的形成和各民族语言的使用是相辅相成、长期共存、互相丰富和共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以族际共同语去替代各民族的语言。各民族语言的使用是族际共同语存在的基础，族际共同语的使用又是各民族语言使用在功能上的扩展。因此，第一时期与第二时期分别在证明族际共同语与民族固有独立语言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而第三时期，考古资料的大量应用则从客观上丰富了研究该问题的原始资料，从根本上解决了相关资料缺乏的现实问题。对于我们更为准确地认识古罗斯民族形成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在每个不同的时期，学者们所关注的焦点不同，但对于本研究课题而言都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在不断地深化认识，对我们全面把握该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和依据。因此，可以说上述三个不同时期，对该问题的研究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中世纪，罗斯，古罗斯民族，民族问题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4-0068-06
有关古罗斯民族的含义有很多种，但大体上趋于一致。有俄罗斯百科全书之称的《从古至今的祖国历史》一书中，将古罗斯民族的内涵定为：“是在古罗斯国家时期在东斯拉夫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俄罗斯民族、乌克兰民族、白俄罗斯民族的基础。”
古罗斯民族问题的研究涉及俄罗斯中世纪早期的历史，但由于当时俄国保存下来的有关该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料极其缺乏，因此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一直很薄弱，直到19世纪前半期才得到俄罗斯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只是，当时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语言学领域中，这是由以下两个因素所决定的：一是之前提到的资料的缺乏，研究者只能利用仅有的、零散的文献资料做语言学方面的判断；二是在众多学者看来，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可以作为民族识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能够证实存在民族固有的独立语言，那么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证明该民族的独立存在。后来，随着考古学领域在该问题上的不断突破，学者们开始试图用考古学的诸多发现来解释古罗斯民族的产生过程，从而实现证明该民族独立存在的目的。可以说，就该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中。综观两个多世纪以来，国外(主要是俄罗斯)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贡献。
一、证明古罗斯民族同一性时期
从19世纪前半期至20世纪初期，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都承认在基辅罗斯时期存在着民族语言的同一性。与此同时，他们都指出了，古罗斯语是俄罗斯语、白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的共同基础。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有：A.x.沃斯托科夫、N.H.斯列兹涅夫斯基、A.N.索博列夫斯基和A.A.沙赫马托夫等人。
在俄罗斯学者中率先尝试证明古罗斯民族同一性问题的是A.x.沃斯托科夫。他在揭示了古罗斯口语(方言)中的一些特征的基础上，认为古罗斯语言是从共同斯拉夫语中分离出来的，并具体指出12—13世纪时在个别的斯拉夫语言中产生了分化。他认为，在基里尔和美弗迪时代所有的斯拉夫人的相互交流还相对容易，即他们都使用共同斯拉夫语。
后来H.N.斯列兹涅夫斯基更加具体地研究了这一问题，认为共同斯拉夫语(古斯拉夫语)首先分成了两个分支：西和东南，而后经过了某个时期分化成了古罗斯和南斯拉夫语。研究者认为古罗斯语出现于9-10世纪。这一时期对于古罗斯语来说是非常稳固的。11-14世纪表现在古罗斯语中的方言的特点，符合N.N.斯列兹涅夫斯基的科学研究，而在15世纪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大俄罗斯(分为北大俄罗斯和南大俄罗斯，后还包括白俄罗斯次方言)和小俄罗斯(乌克兰)方言。
在这一时期的古罗斯民族语言同一性的历史学和方言学研究中，A.N。索博列夫斯基的研究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他在分析了11-14世纪的古罗斯文字记载的基础上，区别并标识了古罗斯语言中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斯摩棱斯科、波洛茨克、基辅和沃伦斯基、加利奇等地区方言的特点。他认为，古罗斯语言的方言划分符合上个时代的东斯拉夫人的部落划分。
A.A.沙赫马托夫是第一个以历史学和语言学来理解东斯拉夫民族语言同一性的起源、形成过程、方言的构成和古罗斯语言分化意义的学者目。他认为，罗斯人产生的第一阶段(研究者将其命名为。东斯拉夫人)，是从斯拉夫人的东南分支中分离出来的时期，并注明该分离过程是在5-6世纪完成的。同时，他指出东斯拉夫族形成的“第一发祥地”是在普鲁特河下游和第聂伯河之间的河间地。此时这些斯拉夫人就是6-7世纪历史文献中提到的安迪人，是东斯拉夫人的基础。6世纪时，他们为了躲避阿瓦尔人的侵袭，大部分安迪人迁移到沃伦和第聂伯河中游，A.A.沙赫马托夫将这一地区称为“罗斯部落的摇篮”，因为他认为此时东方斯拉夫人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民族整体”。在9-10世纪，东斯拉夫族开始广泛地向这一区域之外的地方迁徙，占据了从黑海到伊尔门和从卡尔巴特到顿河的广大区域。
从9世纪到13世纪这一时期，按照A.A.沙赫马托夫的观点，是东斯拉夫人历史的第二个阶段即人们所称的古罗斯时期。他认为，在东斯拉夫人迁徙的基础上，这一时期分化出了三大方言——北罗斯、东罗斯(或中罗斯)和南罗斯。北罗斯方言群体——这一部分东斯拉夫人向第聂伯河上游和西德维纳河，伊尔门和楚德湖地区推进，甚至到了伏尔加河与奥卡河的河间地。结果在这里形成了政治联盟，克利维奇人在联盟中占据优势地位，其中还掺杂着一些芬兰语族的部落——默里亚族人、韦斯人、楚德人和穆罗姆人。同时认为，东第聂伯河和顿河流域形成了东罗斯方言，其中阿坎(aKaHbe)最先得到了发展。另外，他还认为乌克兰语及其腔调是复原南罗斯方言的语言学基础，并由此将沃伦人、杜列布人、波利安人、德列夫利安人、底维尔人、乌利奇人归为南罗斯方言群体。对于克罗地亚人来说，研究者的观点并不十分明确，他们要么将其归入南罗斯方言群体，要么干脆就将其排除在东斯拉夫部落之外。
在A.A.沙赫马托夫看来，东斯拉夫人在东欧的广泛迁徙、发展和分化为三个群体的同时，并没有破坏他们同一语言的发展，基辅国家在古罗斯语言的同一发展中起到了决定作用。伴随着基辅国家的产生，形成了“全罗斯生活”，全罗斯语言整体化的进程得到了发展。基辅的主导作用决定了在古罗斯的全部领域内同一全罗斯语言的进程。直到13世纪古罗斯语言的同一性开始瓦解。随后的100年中，在古罗斯语的北罗斯、东罗斯和南罗斯方言的基础上，并在它们相互作用的条件下形成了独立的东斯拉夫语——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语。
A.A.沙赫马托夫的基本思想极大地促进了随后的对古罗斯语言和古罗斯民族的研究。他的思想被一批同时代的大语言学家所接受，其中包括H.乌沙科夫，E Q布德杰，B.M.利亚普诺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A.A.沙赫马托夫的理论在俄罗斯学者中得到了广泛传播，至今他的某些思想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否定古罗斯民族同一性时期
从20世纪初期开始，学术界中就该问题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就是否定东斯拉夫人即古罗斯民族的同一性。这主要是受到当时俄国国内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实际上。从农奴解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社会、政治和哲学思想经历了相当 大的变革，带有“白银时代”特征的不确定性和悲观的情绪对社会各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激进的、虚无的情绪也体现在人们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上。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有：M.c.格鲁舍夫斯基、奥地利斯拉夫学家c.c拖茨基和T.加尔捷尔，B.10，拉斯托夫斯基和A.什柳布斯基，B.M.利亚普诺夫等人。
历史学家M.c格鲁舍夫斯基将乌克兰族的产生归于第聂伯河沿岸的安迪人部落联盟，而安迪人在6世纪时就被拜占庭的作者们所知晓。同时一些语言学家尝试着否定同一的古罗斯语的存在。如：c.c斯托茨基和T，加尔捷尔，根据类似特征的群体数量确定了语言的同源。他们认为，乌克兰语与塞尔维亚语有10种类型的相似，而与大俄罗斯语只有9种。因此断定乌克兰人在从前什么时候一定与塞尔维亚人有着比大俄罗斯人更紧密的交往，而和其他斯拉夫族相比，大俄罗斯族与乌克兰族并不存在更为亲近的同源关系。最终，研究者们指出不存在任何全罗斯语，乌克兰语是直接起源于原始斯拉夫语。E.K.季姆琴科也持有类似的观点。c.c斯托茨基的思想和论断遭到了来自语言学家们的反对和强烈批判。
20世纪20年代，B.10.拉斯托夫斯基和A.什柳布斯基提出了被称为白罗斯产生的“克利维奇”理论。基于此理论，白罗斯人成了克利维奇人的直接后裔，似乎形成了独立的斯拉夫民族。然而，证明这一假说的任何实际资料都没能得到研究者们的认可。
此时，对该问题的研究提出相对有益的论点的学者是B.M.利亚普诺夫，时间大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认为，在原始斯拉夫语时代就有了鲜明的方言差别，而共同罗斯(东斯拉夫)语并不是以唯一的原始斯拉夫方言为基础的，她是从很多古原始斯拉夫方言中形成的，而移居在斯拉夫世界东部地区的人们则是那些古原始斯拉夫方言的体现者。B.M.利亚普诺夫认为，那些被称为东斯拉夫语音学和形态学的特征，使得共同罗斯语同其他斯拉夫语区别开来，在全罗斯地域内存在着很多方言，并不是像A.A.沙赫马托夫和T.莱一斯普拉温斯基所认为的那样的两个或者三个。研究者认为在史前时代就有存在波利安人、德列夫利安人、布格(戈)人和其他被年鉴记录下来的东斯拉夫部落构成体的方言的可能。他认为，在罗斯托夫和苏兹达尔地区被一支特别的古罗斯部落占据着，他们的名字直到现在也没有被发现。按照B.M.利亚普诺夫的说法，共同罗斯语在基辅罗斯时代发挥了作用，即在10-12世纪。而组成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特征的要素大约从12世纪才开始形成。
三、用考古学的发现反证
古罗斯民族同一性时期
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得益于苏联建立初期组织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活动。20世纪50年代时，B.A.雷巴科夫率先将考古学资料引入到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他提出了关于古罗斯民族开始于第聂伯河中游的假说，认为古罗斯民族是形成于6-7世纪的部落联盟。他指出，在第聂伯河中游(从罗斯河和佳斯明河流域到苏拉河右岸及下游地区、佩尔河和沃尔斯克拉河，甚至到特鲁别日河流域的左岸地区，即后来的基辅、切尔尼戈夫斯卡亚和佩列亚斯拉夫领地的部分地区)处于一个斯拉夫部落的统治之下——罗斯人。后来的分布是按照6m7世纪的实物遗迹来确定的，主要依据那些特殊的金属装饰物。
B.A.雷巴科夫认为，在11-12世纪时的年鉴中，这一区域常常被称为“罗斯土地”(这一术语的狭义)。在公元750-1000年中，应将东欧的其他斯拉夫部落纳入到东斯拉夫族形成的过程中，甚至还应有芬兰部落中被斯拉夫化的那部分。但是，作为古罗斯民族形成的客观过程，该研究者并没有进行研究，并认为在考古学资料的基础上做此工作是不可能的。同时，他认为以基辅为都城的古罗斯国家时期，是东斯拉夫民族的繁荣时期。尽管产生了很多公爵，但在12-13世纪的罗斯封建分裂时代她保持了统一。这种统一使东斯拉夫人民开始自觉，关于这点的证明在地理解释中就能找到——全罗斯土地(广义)。直到14世纪，独立的公爵领地与敌对的大公之间的矛盾开始加剧。
随后，民族学家们在承认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起源于同一的古罗斯民族的基础上，开始关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人民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现实的同一性要素。民族学家们常常将“三室”布局的住所结构，如没有基座，在住所中存在祭坛，不能移动的长凳一直延伸到墙边，人们的服饰类型相近(男女衬衫、男式长衣、女人的头饰)，结婚、庆生和追悼的仪式，在工具和纺纱、织布工艺过程上的相似。农业的仪式和农耕工具的相似，等等，看作三个东斯拉夫民族共同的东斯拉夫要素。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的民间创作(壮士歌)，以及造型艺术——绣品和各种木雕作品，表现出了必然的历史同一性。
最初提出古罗斯民族形成准备条件假说的是Ⅱ.H.特列季亚科夫。按照他的说法。东斯拉夫民族语的同一性是原始斯拉夫人范围内婚配的结果。而这些原始斯拉夫人是(3apy6rrrleakon)扎鲁比涅茨文化的体现者，他们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沿着第聂伯河上游居住，并与当地的波罗的海地区的居民融合在一起。研究者认为，第聂伯河上游地区是东斯拉夫人的发祥地。在随后的东斯拉夫人迁徙的条件下，最终形成了《往年记事》中所提到的民族分布情况，从第聂伯河上游向北、东北和南三个方向扩展，特别是在第聂伯河中游的沿河地带，那里绝对不是“纯”斯拉夫人，他的组成中包含了被同化了的波罗的海语族居民。这样，Ⅱ.H.特列季亚科夫大体上研究了扎鲁比涅茨的古代时期，得出其时间跨度为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主要是在第聂伯河中游和皮亚特河沿岸的森林地带。他还比较了晚扎鲁比涅茨时代和后扎鲁比涅茨时代的第聂伯河地区的状况。
n.H.特列季亚科夫的关于古罗斯民族是在第聂伯河上游地区，斯拉夫居民与波罗的海语族居民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在考古学和语言学资料中都没能找到证据。在东斯拉夫语中并没有发现任何共同的波罗的海语的基础要素。所有东斯拉夫人在语言关系上结合为古罗斯语的时期，也正是其区别于其他斯拉夫民族共同体的时期，因此不能将其看成是波罗的海因素作用的结果。
近些年来，基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Ⅱ.n.托洛奇科一直关注古罗斯民族问题。他的理论是在诠释了个别地方的文字文物和参看了某些考古学资料的基础上汇总而来的。认为，在6-8世纪时，东斯拉夫人已经是同一的民族文化群体，由15个同源的部落组织构成。9-10世纪期间的内部迁徙，促进了东斯拉夫部落的整体化。从9世纪末-10世纪的最初10年间，整体化的过程得到了明显的加快，以基辅为中心的古罗斯国家形成，“罗斯”这一民族名称得到了所有东斯拉夫部落的认同。
按照n.n.托洛奇科的说法，9-12世纪期间在基辅罗斯国境内存在着统一的东斯拉夫民族同 一性，她的中心是罗斯或罗斯土地(狭义)，或是外国史学家确定的术语一“内罗斯”，其领地在中世纪时称“小罗斯”。
关于古罗斯语是在原始罗斯方言形成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观点，由于在语言学资料中无法找到原始罗斯方言的遗迹，迫使研究者们只能寻找另外解决全东斯拉夫民族语言同一性形成问题的出路。其中，B.M.利亚普诺夫对古罗斯语是在某些原始斯拉夫方言群体的基础上产生的观点，进行了更高层次的阐述。他用现代考古学关于斯拉夫人开发东欧平原的证明，来充当这一理论的论据。有关考古学资料中的古罗斯民族形成问题，在B.B.谢多夫的一系列出版物中也可以看到，其中指出了这一民族语统一的过程是，以居住在东欧平原的斯拉夫部落组织的无差异和整体化为条件的，并在古罗斯国家疆界内为其形成提供了统一的历史文化空间。在随后的一些研究中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
20世纪70-80年代时，r.A.哈布尔加耶夫就曾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不存在特殊的原始斯拉夫方言或原始罗斯语。东斯拉夫民族语言的同一，是斯拉夫语在东欧以多相(非均匀)的形式在广泛普及的基础上形成的。按照r.A.哈布尔加耶夫的说法，在古罗斯国家形成前夕。存在着积极地摧毁旧有的血缘(同源)部落基础的过程。各个斯拉夫部落的政治联合，促进了不同方言部落之间在语言习惯方面的融合，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东斯拉夫部落同一性的形成。哈布尔加耶夫深信，在古罗斯疆域内出土的10---12世纪的考古文物，可以证明所有主要的语言学和民族学的要素非常的接近，以及居民团结为统一的民族的过程。
当然，仍有不少学者对有关古罗斯民族同一性形成问题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认识。1996年8月在诺夫哥罗德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斯拉夫考古学会议上，就古罗斯民族同一性形成问题展开了一系列争论。其中，白俄罗斯考古学家r.B.什特霍夫，依据所选取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资料，认为，古罗斯民族在基辅罗斯时代还没有完全形成，并随着古罗斯国家的分裂而形成若干个公国。然而，与会的一些研究者认为，他没有论及所有的描述古罗斯民族同一性的语言学资料，而在这种情况下得出了同源的东斯拉夫民族——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族的产生过程是不科学的。
可以看出，关于古罗斯民族同一性问题国外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但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该同一性不存在，尽管一直有学者在尝试着证实它的不存在。如：乌克兰考古学家B.Ⅱ.巴兰认为不存在古罗斯民族，那些同一性特征是分属于三个东斯拉夫民族产生过程的：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他认为，留里克王朝统治的基辅国家并没有中断这些民族形成的进程，只是起到了减缓的作用。在他看来，鞑靼一蒙古毁灭罗斯的时期并不是三个民族形成的开端，而是形成三个东斯拉夫民族的完成阶段。然而，任何用来证明这一观点的考古学资料都是无法找到的。B.Ⅱ.巴兰本人也没有尝试对它做任何有根据的论证。
此外，学术界近年来非常关注的相关问题是，在古罗斯时期东斯拉夫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构成体的自我意识问题。最早研究这一题目的是Ⅱ.c.利哈乔夫阑。后来A.H.罗戈夫和B.H.弗洛里亚又将此命题做了有益的划分，他们对中世纪早期斯拉夫人民的自我意识的形成问题，做了专题学术研究。在分析了年鉴和国外材料的基础上，研究者们认为，在9世纪时已经形成了关于罗斯土地是统一国家的说法，她包括全部东斯拉夫人的领地。以及形成了这个国家的居民是“罗斯人民”的说法，形成了特殊的民族同一性。
上述三个不同的时期，对该问题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尽管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在表面上是相矛盾、相对立的，但实际上它们符合语言和民族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众多学者们看来，随着世界民族历史的不断发展，民族融合的现象表现在方方面面，语言只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不是必要特征，因为作为民族重要特征的语言是指本民族固有的独立语言，而一些民族没有或不再使用本民族固有的独立语言。语言和民族都是一种历史范畴，民族存在的长期性决定了民族语言存在的必要性，然而在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统一国家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需要一种共同使用的统一语言即族际共同语，族际共同语的形成不仅是交际的需要，也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某种情况下，族际共同语的形成和各民族语言的使用是相辅相成、长期共存、互相丰富和共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以族际共同语去替代各民族的语言。各民族语言的使用是族际共同语存在的基础，族际共同语的使用又是各民族语言使用在功能上的扩展。因此，第一时期与第二时期分别在证明族际共同语与民族固有独立语言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而第三时期，考古资料的大量应用则从客观上丰富了研究该问题的原始资料，从根本上解决了相关资料缺乏的现实问题。对于我们更为准确地认识古罗斯民族形成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在每个不同的时期，学者们所关注的焦点不同，但对于本研究课题而言都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在不断地深化认识，对我们全面把握该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和依据。因此，可以说上述三个不同时期，对该问题的研究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