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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微创介入这项新技术引入国内所遭到的冷遇和质疑，一度让医学界的先驱者们怀疑是不是因为“中国的病人还是偏保守”。三十多年后，这场医疗界的“革命”在国内掀起新的浪潮，微创介入的本土化发展正释放出一股“创新冲击波”。
2016年，中国的冠心病介入治疗病例突破了66.6万例，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微创介入治疗大国。心血管介入手术已成为急性心梗患者的天然之选。在患者论坛里，讨论“哪一种支架植入效果更好？”的帖子司空见惯。
就在三十多年前，“介入”或者“微创” 治疗在欧美方兴未艾。但对于刚刚打开国门，重新恢复与外界往来的中国医学界，却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
已届耄耋之年的中国心血管病的泰斗高润霖院士，当时还是一名年轻的心脏内科医生。在1984年考取世界卫生组织奖学金后，他获得了赴美进修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机会。“在美国一年，大概参加了140多例PTCA（球囊扩张）手术，准备回国以后，在阜外医院开展这项工作。”
与从赴美“取经”归国的高润霖同机抵达的，还有一皮箱“宝贝”。“当时全世界只有USCI、ACS、Cordis等两三家公司有能力做跟PTCA有关的引导导管、引导钢丝、球囊等器材，国内完全没有见过这些‘新式武器’，在美学习期间，有些临床打开以后没有用上的，或是用过以后仍然保存完好的器械，他们就特意为我留着，美国的护士帮我冲洗、消毒以后，再带回国。”
1986年9月，带着一皮箱“宝贝”归国准备大干一场的高润霖，却没有想到，这种在他看来“效果远好于当时一般用于冠心病治疗的吃药”的新技术在国内却遭到了冷遇。“我们每年收治那么多心肌梗死和冠心病病人，按理说都非常适合介入治疗。我们就试图动员，跟病人说这项新技术，病人挺高兴，但是一说潜在风险，病人就泄气了，说还是吃药吧。”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刚投入临床应用的球囊扩张术，尚存一定的风险。“因为球囊把病变撕裂扩张以后，管腔就扩大了。有大概3%-6%的病人，由于撕裂创伤过大以后，造成急性闭塞，需要急诊搭桥手术。”高润霖说。
怀着满腔热情想要改变心血管病治疗现状的高润霖，终于在三个月后等来了他的第一例心脏介入治疗病人。那是一个40出头的年轻人，因为发病的年纪尚轻，有强烈的根治意愿，最终促使他接受了这个“冒险”的建议。“他当时心绞痛的症状，吃药效果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他的前降支有70%、80%的狭窄，情况非常适合做介入。”
时隔三十年，高润霖重忆起在手术台上的点滴细节，仍然如数家珍。“当时根据医院规定，同台的还有放射科医生，外科也从旁待命，一旦出现不良反应就做好心脏搭桥手术的准备。”而在介入手术的关键环节，通过球囊给血管加压的过程中，“我们自己的心跳都要加快，直到球囊抽瘪打造影剂，冠状动脉通了，才放下心来。”
术后的24小时内，他甚至对电话铃响都噤若寒蝉，“因为闭塞可能发生在24小时之内”。怕什么，来什么，就在24小时的限期将过时，桌上的电话咣当当地响个不停。高润霖接起电话，“听说病人没事，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来。”
万事开头难，回想微创医疗在国内的艰难起步，高润霖至今颇为感慨，“从第一例到争取到第二个病人，又过了很长时间，一年中，做了不到十例。发展非常缓慢。”究其原因，他认为，“归结起来，一是掌握这项技术的医生当时还很少，第二是器材的供应很有限，第三是病人的接受度还比较低。”
在微创治疗开展之初，敏感度高的同行越来越意识到这项新技术广泛的应用潜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在医科大学就读的现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主任陈忠教授就是这其中一员，而且他敏锐地感觉到，“一场医疗‘革命’山雨欲来。”
陈忠在医学院就读及在宣武医院实习期间追随的董宗俊教授，也是从北美学习归来后，最早把血管疾病领域的微创治疗引入国内。二十多年过去，陈忠忆起当年初次接触微创的“神奇”，言谈中的兴奋丝毫未见褪色。
那个年代外科的概念一定是开大刀，我第一次在临床上看到了关于微创治疗肾动脉狭窄的手术，用一根小小的针（穿刺针）、一根细细的导丝能够达到人体的内脏深部、达到肾动脉的开口，继而又通过这根柔顺的导丝顺入一个球囊，以球囊扩张的方式，把原来肾动脉狭窄得以施治。我当时感到非常惊奇，我想这样的技术如果能够得以推广，将来一定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将会打破，甚至是彻底打破外科的传统观念。”
初识微创威力的陈忠，在医学院毕业后的去向选择上，做出了一个当年在不少同行看来近乎悖理的决定。他放弃了进入当时风头正劲的心脏外科，而是选择了进入冷僻的血管外科。“在那个年代血管外科从事的人員凤毛麟角，不要说从事的人员，连知道血管科这个概念的人几乎都很少。”
二十多年过去，他当年的大胆决断，成了先见之明的力证。血管外科如今的治疗领域远超出传统心血管疾病的范畴，甚至下肢缺血以及既往必须通过开胸、开腹解决的胸腹主动脉瘤等这一类大动脉顽疾，都可以通过血管外周介入疗法而得以治疗。在业内，近年来更有着这样的说法，“血管外周介入的应用，打破了心血管内科与外科的界限，可以解决很多外科解决不了的问题。”
据陈忠介绍，最初微创技术在血管外周领域的应用，起于血管造影。“因为血管造影必须要在血管上做穿刺，通过穿刺以后，顺着导丝导管达到相应的部位，然后通过导管末端高压注射器打入造影剂，X光下才能够显影整个血管的影像。这可以说是微创发展之前的雏形，那时候不叫微创治疗，而叫微创检查。”
随着微创技术及器械的不断演进，从球囊到支架，再到减容装置等完备的血管介入器械的出现，“比如说波士顿科学的产品线几乎覆盖了所有的血管疾病范畴，像颈动脉疾病、内脏动脉疾病、肢体动脉疾病，甚至包括静脉疾病等。”陈忠直言，技术及器材的进步，也使得一开始血管介入治疗局限于治疗狭窄性病变，逐渐发展到治疗扩张性病变，乃至动脉瘤等原先只能通过开胸、开腹手术治疗的极其凶险的疾病。
大门口的“陌生人”
2016年，中国的冠心病介入治疗病例突破了66.6万例，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微创介入治疗大国。心血管介入手术已成为急性心梗患者的天然之选。在患者论坛里，讨论“哪一种支架植入效果更好？”的帖子司空见惯。
就在三十多年前，“介入”或者“微创” 治疗在欧美方兴未艾。但对于刚刚打开国门，重新恢复与外界往来的中国医学界，却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
已届耄耋之年的中国心血管病的泰斗高润霖院士，当时还是一名年轻的心脏内科医生。在1984年考取世界卫生组织奖学金后，他获得了赴美进修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机会。“在美国一年，大概参加了140多例PTCA（球囊扩张）手术，准备回国以后，在阜外医院开展这项工作。”
与从赴美“取经”归国的高润霖同机抵达的，还有一皮箱“宝贝”。“当时全世界只有USCI、ACS、Cordis等两三家公司有能力做跟PTCA有关的引导导管、引导钢丝、球囊等器材，国内完全没有见过这些‘新式武器’，在美学习期间，有些临床打开以后没有用上的，或是用过以后仍然保存完好的器械，他们就特意为我留着，美国的护士帮我冲洗、消毒以后，再带回国。”
1986年9月，带着一皮箱“宝贝”归国准备大干一场的高润霖，却没有想到，这种在他看来“效果远好于当时一般用于冠心病治疗的吃药”的新技术在国内却遭到了冷遇。“我们每年收治那么多心肌梗死和冠心病病人，按理说都非常适合介入治疗。我们就试图动员，跟病人说这项新技术，病人挺高兴，但是一说潜在风险，病人就泄气了，说还是吃药吧。”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刚投入临床应用的球囊扩张术，尚存一定的风险。“因为球囊把病变撕裂扩张以后，管腔就扩大了。有大概3%-6%的病人，由于撕裂创伤过大以后，造成急性闭塞，需要急诊搭桥手术。”高润霖说。
怀着满腔热情想要改变心血管病治疗现状的高润霖，终于在三个月后等来了他的第一例心脏介入治疗病人。那是一个40出头的年轻人，因为发病的年纪尚轻，有强烈的根治意愿，最终促使他接受了这个“冒险”的建议。“他当时心绞痛的症状，吃药效果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他的前降支有70%、80%的狭窄，情况非常适合做介入。”
时隔三十年，高润霖重忆起在手术台上的点滴细节，仍然如数家珍。“当时根据医院规定，同台的还有放射科医生，外科也从旁待命，一旦出现不良反应就做好心脏搭桥手术的准备。”而在介入手术的关键环节，通过球囊给血管加压的过程中，“我们自己的心跳都要加快，直到球囊抽瘪打造影剂，冠状动脉通了，才放下心来。”
术后的24小时内，他甚至对电话铃响都噤若寒蝉，“因为闭塞可能发生在24小时之内”。怕什么，来什么，就在24小时的限期将过时，桌上的电话咣当当地响个不停。高润霖接起电话，“听说病人没事，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来。”
万事开头难，回想微创医疗在国内的艰难起步，高润霖至今颇为感慨，“从第一例到争取到第二个病人，又过了很长时间，一年中，做了不到十例。发展非常缓慢。”究其原因，他认为，“归结起来，一是掌握这项技术的医生当时还很少，第二是器材的供应很有限，第三是病人的接受度还比较低。”
学科边界的消融
在微创治疗开展之初，敏感度高的同行越来越意识到这项新技术广泛的应用潜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在医科大学就读的现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主任陈忠教授就是这其中一员，而且他敏锐地感觉到，“一场医疗‘革命’山雨欲来。”
陈忠在医学院就读及在宣武医院实习期间追随的董宗俊教授，也是从北美学习归来后，最早把血管疾病领域的微创治疗引入国内。二十多年过去，陈忠忆起当年初次接触微创的“神奇”，言谈中的兴奋丝毫未见褪色。
那个年代外科的概念一定是开大刀，我第一次在临床上看到了关于微创治疗肾动脉狭窄的手术，用一根小小的针（穿刺针）、一根细细的导丝能够达到人体的内脏深部、达到肾动脉的开口，继而又通过这根柔顺的导丝顺入一个球囊，以球囊扩张的方式，把原来肾动脉狭窄得以施治。我当时感到非常惊奇，我想这样的技术如果能够得以推广，将来一定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将会打破，甚至是彻底打破外科的传统观念。”
初识微创威力的陈忠，在医学院毕业后的去向选择上，做出了一个当年在不少同行看来近乎悖理的决定。他放弃了进入当时风头正劲的心脏外科，而是选择了进入冷僻的血管外科。“在那个年代血管外科从事的人員凤毛麟角，不要说从事的人员，连知道血管科这个概念的人几乎都很少。”
二十多年过去，他当年的大胆决断，成了先见之明的力证。血管外科如今的治疗领域远超出传统心血管疾病的范畴，甚至下肢缺血以及既往必须通过开胸、开腹解决的胸腹主动脉瘤等这一类大动脉顽疾，都可以通过血管外周介入疗法而得以治疗。在业内，近年来更有着这样的说法，“血管外周介入的应用，打破了心血管内科与外科的界限，可以解决很多外科解决不了的问题。”
据陈忠介绍，最初微创技术在血管外周领域的应用，起于血管造影。“因为血管造影必须要在血管上做穿刺，通过穿刺以后，顺着导丝导管达到相应的部位，然后通过导管末端高压注射器打入造影剂，X光下才能够显影整个血管的影像。这可以说是微创发展之前的雏形，那时候不叫微创治疗，而叫微创检查。”
随着微创技术及器械的不断演进，从球囊到支架，再到减容装置等完备的血管介入器械的出现，“比如说波士顿科学的产品线几乎覆盖了所有的血管疾病范畴，像颈动脉疾病、内脏动脉疾病、肢体动脉疾病，甚至包括静脉疾病等。”陈忠直言，技术及器材的进步，也使得一开始血管介入治疗局限于治疗狭窄性病变，逐渐发展到治疗扩张性病变，乃至动脉瘤等原先只能通过开胸、开腹手术治疗的极其凶险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