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卜正民至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时，发现清史研究专家朱维铮教授也在。
　　空下来的时候，他们在北京月坛公园散步，卜正民突然向朱维铮吐露心声：“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
　　他感到迷茫，而朱维铮回答他说：“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就是西方汉学家存在的意义。
　　当然，对于卜正民来说，他可并不只是在屋外旁观而已。1974年，他作为交换生来到中国。先到北京语言学院强化了6个星期的中文，然后在北京大学学习中国古代历史，10个月。他觉得一年时间不够，申请再待一年。1975年秋，他到了上海复旦大学，跟随李庆甲教授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所以，他对于屋内的摆设，也早已熟知，他熟悉中国人史学的研究方式和具体路径，绝非一个普通的旁观者那么简单。
　　他的东西方知识背景可以提供两种不同的视角，不仅从内部来观察，还具备全局眼光，使他可以从内外两方面来考察中国的历史问题。

从复旦到哈佛

　　南都周刊：当年在复旦大学，您师从李庆甲教授主要研究李贽和王夫之？
　　卜正民：1975年去复旦的学生只能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做选择。李庆甲教授被安排来教中国古代文学，而我是唯一选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生，我是那一年他招的唯一学生。他是个和蔼、博学的学者，耐心地制订出一套研究系列中国作家的课程，涉及的作家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我们现在所谓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也包括非虚构作家。课程更偏爱“法家”，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当时儒家被认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负面影响。但这对我来说是好事，因为当教到明代文学，我们接触了晚明时期最伟大的创造性思想，诸如李贽和王夫之。在李教授的鼓励下，我选择明代文学作为我研究生时期专攻的方向。
　　南都周刊：在哈佛大学，师从的是史华慈教授，您印象中的史华慈先生是个怎么样的人？
　　卜正民：史华慈教授是我的导师。他是个温和儒雅的人，我很喜欢和他一起参加研讨会，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他的研究方向已经转至宋代哲学，而我觉得哲学无趣。与中国人在想什么相比，我更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思考。对我的影响更大的是约瑟夫·弗莱彻，亚洲内陆方面伟大的历史学家，我和他一起研究满洲。遗憾的是，他49岁就去世了，没能活到我毕业。
　　南都周刊：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明代的交通与商业，这就是后来的《纵乐的困惑》一书，那是因为在上海读到1609年的《歙县志》所以决定写这本书？
　　卜正民：事实上，我的论文写的是明代佛教的社会背景。《纵乐的困惑》是因为剑桥汉学家（后来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斯·特威切特听说了我的工作后，邀请我为《剑桥中国史》写一章《交流与贸易》，这对一个初级学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幸运。我做了很多的研究来写这一章，我决定继续下去，写一本书。
　　一开始我并没有想过用《歙县志》来建构这本书以四季编排的四章。只有当我在研究中，我遇到了《歙县志》，我才决定赋予我的这本书以一种形式感。这是掌握第一手资料重要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一手资料提供了史实，也向我们展示了从前人们是如何编排这些与他们理解与想象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史实的。我经常发现，在研究的过程，你会找到如何设置章节的方法。

面向普通读者讲故事

　　南都周刊：在之前出版的《纵乐的困惑》一书中，您就从明清地方志、商人手册、路程指南以及古籍插图中书写明中晚期经济变革中的社会世相，更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种方法有没有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
　　卜正民：我觉得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我们这一代的所有社会历史学家都受到过年鉴学派的影响：审视实际的人类经验，而不是停留在伟人和强权政治的高度。然而，我认为，我更受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历史学家的影响，他们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方法来创造一种社会经济史的风格，而却试图了解普通人的生活。
　　南都周刊：怎么会主编的《哈佛中国史》的，和《剑桥中国史》比起来，这套书更多的是面向普通读者的？
　　卜正民：编一套《哈佛中国史》的想法来自于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长期的工作交流。原来的计划是四卷，但在开始编写时改为五卷，最终定为六卷。我的目标是编一套基于最新研究的中国史，但在写作方式上，我们希望一个大学学生或者对历史有兴趣的普通读者都可以理解和阅读。不像《剑桥中国史》，它的目标读者是研究生，而《哈佛中国史》的目标读者是本科生。中国读者应该知晓，他们不是我们的目标读者。中国读者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总有所了解;我希望对中国一无所知的西方读者可以从我们的这套书学到点什么。因此，我们写了许多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故事，那是为没有任何中国背景的读者所准备的。
　　南都周刊：《哈佛中国史》的全球史视角是这套书的一大特色，您觉得以全球史视角来书写中国，是向世界解释中华文明，还是以世界眼光来改写中国历史？
　　卜正民：都是。我请这套书所有的作者意识到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广泛得多，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能为中国历史所做的事。在这套《哈佛中国史》中，我们将其置于全球史的维度中，说明中国是由什么塑造而成的，不论是内在因素还是外在因素。同时，我觉得西方的读者会发现，不局限于中国本身，而是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审视可以让他们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这套书仍保留的一个传统是按照朝代来划分中国历史。之所以这么做，部分是因为朝代变更往往意味着正式统治者的改变，由此人民的生活组织方式也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因為朝代的确提供了时间定位，方便人们明白自己在历史的何处徜徉。所以，读者会在这一套书中见证朝代兴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书中那样只看到皇帝和大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对中国明王朝的研究

　　南都周刊：在《哈佛中国史》元明卷《挣扎的帝国》中，您非常重视气候环境对历史的影响，提出：“明朝没落原因之一是环境危机”。万历二十八年-崇祯十六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五个小冰河期，而我对粮食、人口和政治的关系比较感兴趣，明代后期人口的增长突破一亿，人口的暴增是清朝太平天国运动的一个重要导火索，这种人口的过度增长为明末的农民起义是不是埋下了伏笔？
　　卜正民：一般来说，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是中国自十七世纪以来所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不敢断定明朝由盛转衰是因为人口过剩，不过，在二十世纪，因为医疗和科学对马尔萨斯人口限制论的突破，使得中国背负上了沉重的负担。中国人需要更多的食物和水，而这并不是可以无限供应的。
　　关于环境危机的问题，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学界就越来越关心历史上环境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我也做了很多研究，从元代开始到明末，环境是怎样变化的，而在此期间，政治活动又有什么样的变化。结果我发现很有趣的现象，两者之间有很多联系。
　　当然，我并不认为气候是塑造国家和社会状况的最根本力量，但我相信它不容忽视。我在《挣扎的帝国》那一卷中强调环境因素，那是因为明代的衰落是一个气候变化给社会造成极端压力的典型案例。当然，明朝在1644年的灭亡有很多原因，但明末饥荒十分严重，持续了很久，努力适应已无济于事。这就是为什么我将最糟糕的时期称之为“深渊”：这不仅仅是饥荒，而是饥荒与其他危机共同持续了好几年。
　　南都周刊：1567年，明穆宗取消了海禁政策，孔飞力因此把这一年视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之年。您是否同意孔飞力的觀点？明朝的海禁政策是否远比我们以前所认为的那么严格，民间走私海运一直存在？
　　卜正民：我相信孔飞力教授是在读到我的《纵乐的困惑》一书后才注意到1567年的重要性的，所以，是的，我同意这个观点。认为1567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许是错误的，但这正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建立可持续联系的关键所在。这种观点不仅挑战了传统的中国历史观，而且也对欧洲历史提出了挑战。许多西方历史学家仍然认为现代性是逐渐传到世界各地去的。我将现代性视作全球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欧洲只不过是依靠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国的贸易而改变了现代性的方向而已。
　　明朝是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我们常常忽略了，它的海禁在民间很大程度上是失效的，明朝商人常常不理会政府的禁令而偷偷地做生意，中国商人在十六世纪已经和东南亚有一些贸易往来。我的观点接近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的看法，真实的历史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中国人已经建立了南洋的商贸网络。沃勒斯坦在他的《现代世界体系》已经讲过了，没有南洋的商贸网络，欧洲人是不可能进入亚洲地区来进行贸易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