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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求真一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以国内学者辜正坤《道德经》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从“翻译内”求真、“翻译外”务实两个方面对其译者行为进行讨论，并分析影响译者译外行为的外部因素，推动《道德经》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以期未来对于国学典籍外译能实现更加客观全面的评价，并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些许借鉴。
关键词：《道德经》英译 译者行为批评 辜正坤
1.引言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贯彻落实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其中少不了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国学典籍翻译是向世界传播中华古典文化的重要途径。《道德经》是中国哲学史上首部具备全面的哲学体系和辩证思想的典籍著作，被盛誉为“万经之王”。在《论（道德经）翻译》一文中，米切尔·拉法各和朱丽安·帕斯曾用“一瓶精致而神秘的陈年葡萄酒”表现《道德经》的神秘韵味，并用“新瓶装旧酒”比喻西方不断涌现的新译本。然而对各种英译本的评价上，批评家们各抒己见，未有定论。本文首次基于“求真一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选取辜正坤的译本分析其译者行为，并对其“合理度”进行研究，探讨译者作为“社会人”角色时背后的社会因素与个人动机，希望对国学典籍英译事业有所推动，希望更多的译者能够加入传播中华古典文化的队伍。
2.《道德经》辜正坤译本及其研究
《道德经》是道家哲学经典代表作，以“道”为最高哲学本体范畴，解释宇宙万物的本体。全书虽仅有五千言，但蕴含丰富的辩证法的哲学思想，至今仍然在各方面为世人受用。《道德经》翻译业已历史久远，自1788年第一个拉丁译本诞生，几百年间，各种各样的译本不断问世，覆盖了欧洲大部分语种。《道德经》是公认的除《圣经》以外翻译版本最多的著作之一（邓巨，刘宗权，2009：116）。
《道德经》的英译本是辜正坤20世纪90年代的代表作之一，辜正坤认为，西方人所崇尚的基督教价值观“信、望、慈”与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仁”有异曲同工之处（唐婷.2018：139）。笔者选择辜正坤的英译本不仅是因为其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和多角度的研究，还在于辜正坤在翻译过程中并未以《道德经》某个特定版本为蓝本。他研究了各种版本及其注释本，取之精华，融会贯通，在当代国内译者译本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部分对辜正坤译本的研究并未重视译者作为意志体的主观能动性，仅停留在关注语言层面上，如字词、语句上的对等。从译者行为批评角度对其译本进行分析的实属罕见。
3.辜正坤《道德经》译者行为研究：基于“求真一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
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重要的主体之一，其对自身角色的定位将对翻译产生直接的影响。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兼顾了翻译内和翻译外的研究，是一个全面性的批评理论。译者行为批评视域是以译者行为为中心并在翻译内将译者看作语言性凸显的语言人，在翻译外将译者看作社会性凸显的社会人两者结合的研究（周领顺，2014：1）。描述翻译活动应力求客观、科学，译者行为批评以人为本，构建了“求真一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用来评价译者行为及译文质量。笔者基于此连续统，在保持创新的学术研究的水准前提下，从译者意志体着手进行分析译者行为，使目标语读者最大限度地领悟中国典籍之精髓。
3.1“求真”之译内行为
人是意志体的译者，一切行为都带有目的性。译者在翻译时关注的角度在“作者/原文”和“读者/社会”之间不断调整，导致其译者行为在“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左右两端上左右滑动”。翻译是语言行为的核心，作为对原文求真的语言人，译者承担着从原文到译文的代码转换任务，译者行为倾向求真于文本，这是言内翻译效果的反映。译者辜正坤不仅再现了原文中国文化精髓及意义等基本信息，而且很重视翻译的技巧，如字词、语句和修辞层面上的翻译。
3.1.1字詞层面
例1.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一章）
辜译：The Tao that is expressed in words
Is not the true and etemal Tao;
The name that is expressed in words
Is not the true and etemal name.
这是老子《道德经》中开篇的两句话，意思是说，可用语言表达的道不是真正的道，给某个事物下的定义并非是其真正的名字。“道”字贯穿整个《道德经》，是《道德经》中的专有术语，同时也是老子哲学思想中的核心词。辜正坤博览群书，通晓各类文化古籍，却保留了原文说法，将道音译为“Tao”，看似未译出其精髓，西方读者可能会感到疑惑。但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正因为辜正坤深刻体会到“道”字意义重大，是整部《道德经》的精华，所以三言两语难以解释其博大精深的含义，特采用音译的方法让读者意识到其重大意义。
例2.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六十四章）
辜译：A joumey of a thousand li
Star from beneath one’s feet.
“里”是古时中国常用的长度计量单位.1里相当于500米。但这种说法在现代少用，人们更常使用国际通用的度量单位“公里”，而且国外是以“英里”（mile）来衡量长度的。辜正坤为了再现原文的文化意义，在此处并未解释其含义，直接用音译法译为“li”，目标语读者阅读本句时，在了解该句基本信息的同时，还能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度量单位“里”（li）。一个简单的翻译技巧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对西方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还有效传达了原文本身固有的文化形象。
3.1.2语句层面
例3.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第九章）
辜译：One should stop in due time Rather than fill it to the brim.
这句话字面意思为“累积到了满溢，不如及时停止”，意在告诉我们“持满之戒”，即做任何事都要留有余地。辜正坤此处忠实原文，将“盈”直译为“brim”。中国古语有云“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与此处相互呼应，使得原句形象更立体，并且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形象，实属佳译。
3.1.3修辞层面
例4.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第三十九章）
辜译：It is better， therefore. to be a hard stone than abeautiful piece of jade.
此句意为做人不能只追求表面华美如玉，而要像石头那般坚硬，有顽强的精神。此句将人的品德隐喻为具体事物“玉”和“石”。在汉语中，“玉”有着华美、贵重等特点，而“石”则蕴含坚强、朴实等特点。此处，抽象的个人品格可用实实在在的物体指代，辜正坤将其实物及其代表的特点都直译出来，不仅能保留原文本中的修辞与美感，还能使英语读者理解其中的文化信息。
3.1.4辜正坤译内行为分析
从前面的例子看，辜正坤在翻译《道德经》时对于原文意义、译文效果都考虑在内，并遵循了原作者的意愿，有效采取了一些巧妙的翻译技巧，言内对原文求真，加的注释相对较少，避免注释过多而喧宾夺主，合理度较高。“对原文求真”与传统意义上的“忠实于原文”并不能完全画等号，传统的“忠实”只是停留在比较静态的文本，以原文为中心。“求真”以“忠实”为基础，从译者人手，对译文进行动态分析。“求真”的译内行为是辜正坤为追求译文在目标语接受者中产生同原文在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而对老子的语言所负载的丰富文化信息求真的行为，对原文的求真追求的是译文和原文之间的关系，是翻译的根本所在。辜正坤将文化和翻译结合起来的独特翻译理念在很大限度上决定他的翻译策略。
3.2“务实”之译外行为
对译者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语言层面，还要考虑社会层面等，尤其应该注意译者是意志体的人，人所依存的各种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必然会影响到翻译活动。对译者的译外研究主要侧重于译者的社会化程度，即“务实”于社会的程度（周领顺，2014：76-77）。译者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和一定的社会环境下所意欲达到的目的，包括政治的、宗教的、教育的、文化的或审美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的手段和方法，译者的态度直接影响整个活动（许钧，穆雷，2009：3）。辜正坤的译外行为在译文上更多地反映为译文靠近社会需求的合理度。译者的译外行为会受到一些外部的环境因素影响，这里主要对个人因素、文化差异、读者因素、社会因素等进行分析。
3.2.1文化差异
中国古典文化源远流长，译者不仅要做到文字意义上不同语言符号的转化，还要将中西文化差异和其意义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只有这样，目标语读者才能体会到这些中国古文词汇的特定意义，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因此，译者首先要熟知本国文化，才能用切实的翻译策略对具有普世价值的国学典籍进行全面的阐释。
例1.有国之母，可以长久。（第五十九章）
辜译：When there is the principle of goveming the state，the govemment can long endure.
这句话意为：有了治理国家的原则和道理，国运便可长久（殷旵，2007：153）。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使得汉英两种语言中同一文化意象可能引发读者不同的联想。原文中的“母”指代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是古汉语中特定的文化形象。由于目标语中无法找到对等的替代，这一形象保留会给读者造成阅读障。这时辜正坤舍弃此形象，采用意译的手法将“母”直接阐释为“principle”（原理），不仅有效再现原文文化信息，还译出其中真正的含义。
例2.六亲不和，有孝慈。（第十八章）
辜译：Filiality and benevolence come along with the fami-ly feud.
现代汉语中“六亲”可以泛指所有家人。但古代汉语中却有具体的指称。在中国人家庭伦理关系中，目前“六亲”较为流行的有两种说法，指父、子、兄、弟、夫、妇或父、母、兄、弟、妻、子及父子、兄弟、夫妇。辜正坤深谙西方的家庭伦理关系比中国简单，于是用“famiIY”（家庭成员）翻译“六亲”，顺应西方读者的思维方式，既实现原文本与译本文化功能的等值，又传递其中的文化内涵意义。
3.2.2读者因素
辜正坤在翻译《道德经》时，对一些负载中国传统文化信息的字词或句子通常采用括号内注释等的方法予以解释，既保证翻译结构的完整性，又使接受语读者最大限度地靠近原语文化。正因为对读者务实，这样的翻译更能够迎合读者的需要，从而更好地交流。
例3.专气至柔，能如婴儿乎？（第十章）
辜译：Though concentrating on breathing exercises（ Qigong）to be supple， can you finally become as supple as a baby？
“专气致柔”当中的“气”字是中國特有的文化词，如果不作解释，西方读者就会难以理解。这里的“气”应作动词，意为“呼气吸气”，或是指中国气功。辜正坤将“气”阐释为“breathing exercises”，并在后面用括号加注气功的音译（Qigong），这不仅解释了“气”的含义，降低了读者的理解难度，而且向外国读者介绍了中国的“气功文化”。类似此例文中加括号注解的方法或注释法对译文文化信息缺失进行有效的补偿，可以使读者最大限度地理解道德经的真意，领略到国学经典的奥妙。
3.2.3个人因素 辜正坤在20世纪90年代翻译了老子的《道德经》。在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教育水平稳步上升，中西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辜正坤幼承家教，饱读古籍诗书，是北京大学英语系文学博士，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情结。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弘扬，他于1995年出版了老子《道德经》译本并在书中为中文原文加注了汉语拼音，方便不认识汉语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汉字（赵丽莎，2009：641）。
3.2.4社会因素
辜正坤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一社会时期，中国古籍翻译发展到了巅峰。深受汉语诗学文风的熏陶，辜正坤在翻译《道德经》的过程中，倾向于使用具有诗学结构的翻译方法，講求译文工整对仗，通俗易懂。在保留了中国风格的前提下使西方读者能够充分理解原文。他对古代典籍的鉴赏讲求美学上的美感，充分还原原文的诗学文风美。
例4.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
辜译：Man takes Earth as his model;
Earth takes Heaven as its model;
Heaven takes Tao as its model;
Tao takes what is natural as its model.”
这句话中的“法”意为“遵从……的规律”，此处辜正坤对“法”字赋予动词词性，翻译为“take_as one’s model”，保留了原文中的顶针手法，并用工整、对仗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充分展现了诗学特色上的音韵美，迎合了当时社会市场的需求。此举不仅符合市场的审美心理，还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
4.结语
作为北大外国语学院研究所的教授，辜正坤翻译过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致力于将中国的古典文化传播至西方读者，使西方读者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精深，使中国文化传播至世界（唐婷，2018：141）。从译者行为批评的角度审视《道德经》辜正坤英译本，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翻译大家，辜正坤为西方传播道家思想的事业做出了贡献。由于辜正坤教授所处年代的翻译观逐步现代化，在翻译《道德经》的过程中，他颠覆了以往的翻译观念，将文化与翻译活动综合考虑，出于读者的可接受性，他翻译字、词、句时使用更加切合于现代文风的翻译策略以追求语言美感上的视觉盛宴。由于道德经是经典类文本，宗教性较强，辜正坤的译文直白易懂，注重读者的接受性，在顺应西方读者思维模式的前提下，又保留中国传统文化风，给读者带来心灵上的文化洗礼。辜正坤的行为总体偏于“求真”，合理度较高。辜正坤在翻译时既有作为语言人的“求真”又有作为“社会人”的“务实”，而且遵循“求真为本，务实为上”的原则。他在忠实原文和提高译文可读性二者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有效对外传播了中国文化，可为后来的学者进一步研究《道德经》翻译提供借鉴。国学典籍的外译架构了中西沟通和理解的桥梁，传播了中国的灿烂文化，让西方更好地了解中国，并促进全球华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尊.对中国文化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邓巨，刘宗权，论典籍翻译中的意象转换——以《道德经》英译为例[J].河北大学学报，2009：116.
[2]辜正坤，译，老子道德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4]许钧，穆雷，翻译学概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3.
[5]唐婷，从操控理论看辜正坤《道德经》的英译策略[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8：139.
[6]殷品，老子[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153.
[7]赵丽莎，斯坦纳阐释翻译理论下《道德经》英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亚瑟·威利译本与辜正坤译本对比分析[J].科技信息，2009：249.
关键词：《道德经》英译 译者行为批评 辜正坤
1.引言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贯彻落实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其中少不了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国学典籍翻译是向世界传播中华古典文化的重要途径。《道德经》是中国哲学史上首部具备全面的哲学体系和辩证思想的典籍著作，被盛誉为“万经之王”。在《论（道德经）翻译》一文中，米切尔·拉法各和朱丽安·帕斯曾用“一瓶精致而神秘的陈年葡萄酒”表现《道德经》的神秘韵味，并用“新瓶装旧酒”比喻西方不断涌现的新译本。然而对各种英译本的评价上，批评家们各抒己见，未有定论。本文首次基于“求真一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选取辜正坤的译本分析其译者行为，并对其“合理度”进行研究，探讨译者作为“社会人”角色时背后的社会因素与个人动机，希望对国学典籍英译事业有所推动，希望更多的译者能够加入传播中华古典文化的队伍。
2.《道德经》辜正坤译本及其研究
《道德经》是道家哲学经典代表作，以“道”为最高哲学本体范畴，解释宇宙万物的本体。全书虽仅有五千言，但蕴含丰富的辩证法的哲学思想，至今仍然在各方面为世人受用。《道德经》翻译业已历史久远，自1788年第一个拉丁译本诞生，几百年间，各种各样的译本不断问世，覆盖了欧洲大部分语种。《道德经》是公认的除《圣经》以外翻译版本最多的著作之一（邓巨，刘宗权，2009：116）。
《道德经》的英译本是辜正坤20世纪90年代的代表作之一，辜正坤认为，西方人所崇尚的基督教价值观“信、望、慈”与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仁”有异曲同工之处（唐婷.2018：139）。笔者选择辜正坤的英译本不仅是因为其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和多角度的研究，还在于辜正坤在翻译过程中并未以《道德经》某个特定版本为蓝本。他研究了各种版本及其注释本，取之精华，融会贯通，在当代国内译者译本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部分对辜正坤译本的研究并未重视译者作为意志体的主观能动性，仅停留在关注语言层面上，如字词、语句上的对等。从译者行为批评角度对其译本进行分析的实属罕见。
3.辜正坤《道德经》译者行为研究：基于“求真一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
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重要的主体之一，其对自身角色的定位将对翻译产生直接的影响。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兼顾了翻译内和翻译外的研究，是一个全面性的批评理论。译者行为批评视域是以译者行为为中心并在翻译内将译者看作语言性凸显的语言人，在翻译外将译者看作社会性凸显的社会人两者结合的研究（周领顺，2014：1）。描述翻译活动应力求客观、科学，译者行为批评以人为本，构建了“求真一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用来评价译者行为及译文质量。笔者基于此连续统，在保持创新的学术研究的水准前提下，从译者意志体着手进行分析译者行为，使目标语读者最大限度地领悟中国典籍之精髓。
3.1“求真”之译内行为
人是意志体的译者，一切行为都带有目的性。译者在翻译时关注的角度在“作者/原文”和“读者/社会”之间不断调整，导致其译者行为在“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左右两端上左右滑动”。翻译是语言行为的核心，作为对原文求真的语言人，译者承担着从原文到译文的代码转换任务，译者行为倾向求真于文本，这是言内翻译效果的反映。译者辜正坤不仅再现了原文中国文化精髓及意义等基本信息，而且很重视翻译的技巧，如字词、语句和修辞层面上的翻译。
3.1.1字詞层面
例1.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一章）
辜译：The Tao that is expressed in words
Is not the true and etemal Tao;
The name that is expressed in words
Is not the true and etemal name.
这是老子《道德经》中开篇的两句话，意思是说，可用语言表达的道不是真正的道，给某个事物下的定义并非是其真正的名字。“道”字贯穿整个《道德经》，是《道德经》中的专有术语，同时也是老子哲学思想中的核心词。辜正坤博览群书，通晓各类文化古籍，却保留了原文说法，将道音译为“Tao”，看似未译出其精髓，西方读者可能会感到疑惑。但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正因为辜正坤深刻体会到“道”字意义重大，是整部《道德经》的精华，所以三言两语难以解释其博大精深的含义，特采用音译的方法让读者意识到其重大意义。
例2.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六十四章）
辜译：A joumey of a thousand li
Star from beneath one’s feet.
“里”是古时中国常用的长度计量单位.1里相当于500米。但这种说法在现代少用，人们更常使用国际通用的度量单位“公里”，而且国外是以“英里”（mile）来衡量长度的。辜正坤为了再现原文的文化意义，在此处并未解释其含义，直接用音译法译为“li”，目标语读者阅读本句时，在了解该句基本信息的同时，还能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度量单位“里”（li）。一个简单的翻译技巧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对西方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还有效传达了原文本身固有的文化形象。
3.1.2语句层面
例3.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第九章）
辜译：One should stop in due time Rather than fill it to the brim.
这句话字面意思为“累积到了满溢，不如及时停止”，意在告诉我们“持满之戒”，即做任何事都要留有余地。辜正坤此处忠实原文，将“盈”直译为“brim”。中国古语有云“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与此处相互呼应，使得原句形象更立体，并且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形象，实属佳译。
3.1.3修辞层面
例4.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第三十九章）
辜译：It is better， therefore. to be a hard stone than abeautiful piece of jade.
此句意为做人不能只追求表面华美如玉，而要像石头那般坚硬，有顽强的精神。此句将人的品德隐喻为具体事物“玉”和“石”。在汉语中，“玉”有着华美、贵重等特点，而“石”则蕴含坚强、朴实等特点。此处，抽象的个人品格可用实实在在的物体指代，辜正坤将其实物及其代表的特点都直译出来，不仅能保留原文本中的修辞与美感，还能使英语读者理解其中的文化信息。
3.1.4辜正坤译内行为分析
从前面的例子看，辜正坤在翻译《道德经》时对于原文意义、译文效果都考虑在内，并遵循了原作者的意愿，有效采取了一些巧妙的翻译技巧，言内对原文求真，加的注释相对较少，避免注释过多而喧宾夺主，合理度较高。“对原文求真”与传统意义上的“忠实于原文”并不能完全画等号，传统的“忠实”只是停留在比较静态的文本，以原文为中心。“求真”以“忠实”为基础，从译者人手，对译文进行动态分析。“求真”的译内行为是辜正坤为追求译文在目标语接受者中产生同原文在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而对老子的语言所负载的丰富文化信息求真的行为，对原文的求真追求的是译文和原文之间的关系，是翻译的根本所在。辜正坤将文化和翻译结合起来的独特翻译理念在很大限度上决定他的翻译策略。
3.2“务实”之译外行为
对译者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语言层面，还要考虑社会层面等，尤其应该注意译者是意志体的人，人所依存的各种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必然会影响到翻译活动。对译者的译外研究主要侧重于译者的社会化程度，即“务实”于社会的程度（周领顺，2014：76-77）。译者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和一定的社会环境下所意欲达到的目的，包括政治的、宗教的、教育的、文化的或审美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的手段和方法，译者的态度直接影响整个活动（许钧，穆雷，2009：3）。辜正坤的译外行为在译文上更多地反映为译文靠近社会需求的合理度。译者的译外行为会受到一些外部的环境因素影响，这里主要对个人因素、文化差异、读者因素、社会因素等进行分析。
3.2.1文化差异
中国古典文化源远流长，译者不仅要做到文字意义上不同语言符号的转化，还要将中西文化差异和其意义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只有这样，目标语读者才能体会到这些中国古文词汇的特定意义，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因此，译者首先要熟知本国文化，才能用切实的翻译策略对具有普世价值的国学典籍进行全面的阐释。
例1.有国之母，可以长久。（第五十九章）
辜译：When there is the principle of goveming the state，the govemment can long endure.
这句话意为：有了治理国家的原则和道理，国运便可长久（殷旵，2007：153）。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使得汉英两种语言中同一文化意象可能引发读者不同的联想。原文中的“母”指代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是古汉语中特定的文化形象。由于目标语中无法找到对等的替代，这一形象保留会给读者造成阅读障。这时辜正坤舍弃此形象，采用意译的手法将“母”直接阐释为“principle”（原理），不仅有效再现原文文化信息，还译出其中真正的含义。
例2.六亲不和，有孝慈。（第十八章）
辜译：Filiality and benevolence come along with the fami-ly feud.
现代汉语中“六亲”可以泛指所有家人。但古代汉语中却有具体的指称。在中国人家庭伦理关系中，目前“六亲”较为流行的有两种说法，指父、子、兄、弟、夫、妇或父、母、兄、弟、妻、子及父子、兄弟、夫妇。辜正坤深谙西方的家庭伦理关系比中国简单，于是用“famiIY”（家庭成员）翻译“六亲”，顺应西方读者的思维方式，既实现原文本与译本文化功能的等值，又传递其中的文化内涵意义。
3.2.2读者因素
辜正坤在翻译《道德经》时，对一些负载中国传统文化信息的字词或句子通常采用括号内注释等的方法予以解释，既保证翻译结构的完整性，又使接受语读者最大限度地靠近原语文化。正因为对读者务实，这样的翻译更能够迎合读者的需要，从而更好地交流。
例3.专气至柔，能如婴儿乎？（第十章）
辜译：Though concentrating on breathing exercises（ Qigong）to be supple， can you finally become as supple as a baby？
“专气致柔”当中的“气”字是中國特有的文化词，如果不作解释，西方读者就会难以理解。这里的“气”应作动词，意为“呼气吸气”，或是指中国气功。辜正坤将“气”阐释为“breathing exercises”，并在后面用括号加注气功的音译（Qigong），这不仅解释了“气”的含义，降低了读者的理解难度，而且向外国读者介绍了中国的“气功文化”。类似此例文中加括号注解的方法或注释法对译文文化信息缺失进行有效的补偿，可以使读者最大限度地理解道德经的真意，领略到国学经典的奥妙。
3.2.3个人因素 辜正坤在20世纪90年代翻译了老子的《道德经》。在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教育水平稳步上升，中西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辜正坤幼承家教，饱读古籍诗书，是北京大学英语系文学博士，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情结。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弘扬，他于1995年出版了老子《道德经》译本并在书中为中文原文加注了汉语拼音，方便不认识汉语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汉字（赵丽莎，2009：641）。
3.2.4社会因素
辜正坤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一社会时期，中国古籍翻译发展到了巅峰。深受汉语诗学文风的熏陶，辜正坤在翻译《道德经》的过程中，倾向于使用具有诗学结构的翻译方法，講求译文工整对仗，通俗易懂。在保留了中国风格的前提下使西方读者能够充分理解原文。他对古代典籍的鉴赏讲求美学上的美感，充分还原原文的诗学文风美。
例4.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
辜译：Man takes Earth as his model;
Earth takes Heaven as its model;
Heaven takes Tao as its model;
Tao takes what is natural as its model.”
这句话中的“法”意为“遵从……的规律”，此处辜正坤对“法”字赋予动词词性，翻译为“take_as one’s model”，保留了原文中的顶针手法，并用工整、对仗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充分展现了诗学特色上的音韵美，迎合了当时社会市场的需求。此举不仅符合市场的审美心理，还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
4.结语
作为北大外国语学院研究所的教授，辜正坤翻译过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致力于将中国的古典文化传播至西方读者，使西方读者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精深，使中国文化传播至世界（唐婷，2018：141）。从译者行为批评的角度审视《道德经》辜正坤英译本，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翻译大家，辜正坤为西方传播道家思想的事业做出了贡献。由于辜正坤教授所处年代的翻译观逐步现代化，在翻译《道德经》的过程中，他颠覆了以往的翻译观念，将文化与翻译活动综合考虑，出于读者的可接受性，他翻译字、词、句时使用更加切合于现代文风的翻译策略以追求语言美感上的视觉盛宴。由于道德经是经典类文本，宗教性较强，辜正坤的译文直白易懂，注重读者的接受性，在顺应西方读者思维模式的前提下，又保留中国传统文化风，给读者带来心灵上的文化洗礼。辜正坤的行为总体偏于“求真”，合理度较高。辜正坤在翻译时既有作为语言人的“求真”又有作为“社会人”的“务实”，而且遵循“求真为本，务实为上”的原则。他在忠实原文和提高译文可读性二者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有效对外传播了中国文化，可为后来的学者进一步研究《道德经》翻译提供借鉴。国学典籍的外译架构了中西沟通和理解的桥梁，传播了中国的灿烂文化，让西方更好地了解中国，并促进全球华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尊.对中国文化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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