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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终于水落石出，授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以表彰他对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文稿中称，费尔普斯的研究工作帮助我们加深了对经济政策短期和长期效果之间关系的理解。
尽管费尔普斯当之无愧，但这一结果还是让许多人大跌眼镜，尤其是热衷于制造新闻的媒体。之前，它们所做的不少预测均告落空。
其实，如果对过去几届得奖的领域稍加研究的话，便可理解“诺奖”委员会的偏好，他们旨在奖励在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分析新方法等主流领域对经济研究和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成果。
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费尔普斯的得奖可谓是对他的迟来的肯定。
埃德蒙·费尔普斯是一位不为中国公众所熟知的宏观经济学大师，他在数十年前的研究对中国当下的状况仍然极富借鉴价值，如经济增长的目的并非产出扩张，而是人民的长期福祉，如人们的预期会改变政策效果，等等。
政策研究独树一帜
费尔普斯至少在三大领域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首先，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他率先研究了社会储蓄如何合理投资于有形资本、教育和技术部门，以达致社会储蓄的最优水平。他指出经济增长的目的并不是产出的不断扩张，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并提出了闻名学术界的“经济增长黄金定律”，即资本积累存在一个最优水平，如果一个社会储蓄率过高的话，那么便会导致“经济动态失效”现象，降低了人们的长期福祉。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66年发表了一篇《经济增长源于研发》的论文，整整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早了20年。
其次，在就业和通胀方面，他的研究开创了崭新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也是他此次获奖的主要原因。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费尔普斯发现马歇尔和海耶克的宏观经济模型中的供给部分存在很大的缺陷，没有考虑到劳动力和商品的供应者对工资和价格的预期，因此他首次(与弗里德曼同时独立提出)在宏观经济模型中考虑预期因素，向当时红极一时的菲利普斯曲线(即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此消彼长替代关系)提出挑战。他认为这种替代关系只在短期出现，如果考虑到人们的预期的话，两者长期看来并没有必然关系，且自然失业率永远存在、不可消除。费尔普斯的模型后来被学者称为是“新凯恩斯学派”的基本理论体系。
第三，在最优税率方面，他也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人们似乎很少关注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弗里德曼曾提出，为减少税收带来的扭曲影响，最优的货币政策应是有一定程度的通缩，使得名义利率为零。费尔普斯则认为，名义利率为零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有问题，除了税收带来的扭曲影响外，还要考虑其它的扭曲，这样一来利率并不为零。有关这方面的争议并没有定论，在一些不同的条件下两人都有道理。
研究成果极有参考价值
费尔普斯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政府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是有关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譬如，我国目前部分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本地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一边，结果造成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并发症”，如高能耗、高污染、产能过剩、环境转劣、生活素质下降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决策者缺乏经济学常识，对经济增长中存在的最优投资率不甚了解。
费尔普斯的研究告诉我们，任何政策都有收益和成本，制定者必须全面权衡利弊，它的指导思想永远是人民的长期福祉。
还有，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人们对政策的预期。因为人是高级经济动物，他会对政策作出反应，即会用策略来应对政策的出台，这便是我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道理了。另外，政策一定要有连续性，否则不断改变的政策将不会达到预期效果。总之一句话，政策制定必须要“以人为本”。
大师让我学术界汗颜
费尔普斯的获奖对我国的学术界有不少启示，值得大家深思。首先，他在48年前就投身于政府政策的规范性研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反观我国学术界，目前有两种现象。其一，理论学者常常沉溺于意识形态的争议，到了21世纪还在讨论“什么是经济学”、“什么是经济学家”等诸如此类的幼稚问题，且争论起来互相乱扣帽子。部分热衷于制度经济学的大学者，抛开如通胀率、就业率、最优税率等含有浓厚制度因素的经济政策不研究，空论与经济政策相距较远的议题，有的甚至还痛批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如此主流学者引领中国经济学研究，不禁让人们为本已落后的中国经济学与国际接轨捏了一把冷汗。
其二，部分政策研究者不深入钻研，不以理论为基础，喜好出风头，经常走穴海内外，频繁出没于各类媒体，各种场合，以出镜率和见报率进入著名经济学家行列。而媒体为了自己的利益，更是推波助澜。
但是，做出非凡成就的费尔普斯大师却为人低调，甚少在媒体上露面，潜心研究，非常敬业。
大师就是大师，处处展现出超人的风范。如果说我们每年都想从诺奖获奖者身上学点东西的话，我觉得费尔普斯大师不仅为我们中国经济学界引领了航向，而且为经济学家树立了榜样，更为媒体和大众上了一课——“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才是真正有学问的学者”。
尽管费尔普斯当之无愧，但这一结果还是让许多人大跌眼镜，尤其是热衷于制造新闻的媒体。之前，它们所做的不少预测均告落空。
其实，如果对过去几届得奖的领域稍加研究的话，便可理解“诺奖”委员会的偏好，他们旨在奖励在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分析新方法等主流领域对经济研究和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成果。
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费尔普斯的得奖可谓是对他的迟来的肯定。
埃德蒙·费尔普斯是一位不为中国公众所熟知的宏观经济学大师，他在数十年前的研究对中国当下的状况仍然极富借鉴价值，如经济增长的目的并非产出扩张，而是人民的长期福祉，如人们的预期会改变政策效果，等等。
政策研究独树一帜
费尔普斯至少在三大领域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首先，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他率先研究了社会储蓄如何合理投资于有形资本、教育和技术部门，以达致社会储蓄的最优水平。他指出经济增长的目的并不是产出的不断扩张，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并提出了闻名学术界的“经济增长黄金定律”，即资本积累存在一个最优水平，如果一个社会储蓄率过高的话，那么便会导致“经济动态失效”现象，降低了人们的长期福祉。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66年发表了一篇《经济增长源于研发》的论文，整整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早了20年。
其次，在就业和通胀方面，他的研究开创了崭新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也是他此次获奖的主要原因。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费尔普斯发现马歇尔和海耶克的宏观经济模型中的供给部分存在很大的缺陷，没有考虑到劳动力和商品的供应者对工资和价格的预期，因此他首次(与弗里德曼同时独立提出)在宏观经济模型中考虑预期因素，向当时红极一时的菲利普斯曲线(即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此消彼长替代关系)提出挑战。他认为这种替代关系只在短期出现，如果考虑到人们的预期的话，两者长期看来并没有必然关系，且自然失业率永远存在、不可消除。费尔普斯的模型后来被学者称为是“新凯恩斯学派”的基本理论体系。
第三，在最优税率方面，他也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人们似乎很少关注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弗里德曼曾提出，为减少税收带来的扭曲影响，最优的货币政策应是有一定程度的通缩，使得名义利率为零。费尔普斯则认为，名义利率为零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有问题，除了税收带来的扭曲影响外，还要考虑其它的扭曲，这样一来利率并不为零。有关这方面的争议并没有定论，在一些不同的条件下两人都有道理。
研究成果极有参考价值
费尔普斯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政府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是有关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譬如，我国目前部分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本地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一边，结果造成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并发症”，如高能耗、高污染、产能过剩、环境转劣、生活素质下降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决策者缺乏经济学常识，对经济增长中存在的最优投资率不甚了解。
费尔普斯的研究告诉我们，任何政策都有收益和成本，制定者必须全面权衡利弊，它的指导思想永远是人民的长期福祉。
还有，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人们对政策的预期。因为人是高级经济动物，他会对政策作出反应，即会用策略来应对政策的出台，这便是我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道理了。另外，政策一定要有连续性，否则不断改变的政策将不会达到预期效果。总之一句话，政策制定必须要“以人为本”。
大师让我学术界汗颜
费尔普斯的获奖对我国的学术界有不少启示，值得大家深思。首先，他在48年前就投身于政府政策的规范性研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反观我国学术界，目前有两种现象。其一，理论学者常常沉溺于意识形态的争议，到了21世纪还在讨论“什么是经济学”、“什么是经济学家”等诸如此类的幼稚问题，且争论起来互相乱扣帽子。部分热衷于制度经济学的大学者，抛开如通胀率、就业率、最优税率等含有浓厚制度因素的经济政策不研究，空论与经济政策相距较远的议题，有的甚至还痛批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如此主流学者引领中国经济学研究，不禁让人们为本已落后的中国经济学与国际接轨捏了一把冷汗。
其二，部分政策研究者不深入钻研，不以理论为基础，喜好出风头，经常走穴海内外，频繁出没于各类媒体，各种场合，以出镜率和见报率进入著名经济学家行列。而媒体为了自己的利益，更是推波助澜。
但是，做出非凡成就的费尔普斯大师却为人低调，甚少在媒体上露面，潜心研究，非常敬业。
大师就是大师，处处展现出超人的风范。如果说我们每年都想从诺奖获奖者身上学点东西的话，我觉得费尔普斯大师不仅为我们中国经济学界引领了航向，而且为经济学家树立了榜样，更为媒体和大众上了一课——“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才是真正有学问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