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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云乡君看到了《文汇报》上的拙作《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贻书以为他的大著一评相属，理由是“大文与拙著似或稍可拉上瓜葛，且夫子眷恋春明旧事”云云。按云乡所著，是不可多得的乡土民俗读物，写燕京旧时岁时风物、胜迹风景、市尘风俗、饮食风尚，文笔隽永，富有情致，作了结合文献资料和作者个人生活经历的很有趣味的叙述。其价值应不让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作，所以它不仅与历史人文地理有关系而已，无疑还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种极好的素材。因读此书勾起了我当年在燕京生活经历的回忆，引起一些感慨，写成读后感，以谢云乡的盛意。
燕京是北京的别称，因春秋战国时的燕国都于此而得名。唐都长安，长安城东面三门的中间一门叫春明门，后人即以长安和春明作为当时的都城的别称、雅称。明清人所谓长安春明，即指当时的都城北京。燕京可以通指任何时代的北京，不管它当时是否都城。长安春明则只能指作为都城时代的北京，如明万历时人蒋一葵的《长安客话》、自明入清的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民国初年张恨水的小说《春明外史》皆是。若以移指北伐以后解放以前的北平，那就不合适了。云乡将此书题名为《燕京乡土记》，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书中所记主要是五六十年前北平的风土习俗，在乡土记三字上既不能题作北京，也不能以长安春明命名；而尽管作者所亲身经历的是北平时代，这些风土习俗却又不仅限于北平时代，多数是沿自前代的，有些又是至今犹然的，所以也不宜采用北平二字，只有用燕京题名，最为恰当。至于在私人来往书柬中，那就不必那么认真严格，虽然我所生活过的燕京是北平时代而不是作为都城的北京时代，却也不妨把我对北平的眷恋说成为“眷恋春明旧事”。
我从一九三○年初秋起至一九四○年孟春止在北平时代的燕京生活过将近十年。云乡在此书回忆中的燕京也主要是北平时代的情况，因此我读此书，倍感亲切，不免要弥增怀旧之感了。三十年代我有几年或单身或携眷住在北平城里，有几年虽住在城外燕京清华，也经常进城，时或留宿。但我的记忆力太坏，现在能够记得起来的景物旧事少得可怜。云乡记忆力之强令人吃惊，旧时一事一物，历历如数家珍，其文笔又那么优美、生动、幽默畅达，读其书真能令人浑然如温旧梦。
怀旧不等于眷恋。旧时经历一般都值得怀念，却不一定值得眷恋。不过我对三十年代的北平生活确是不仅怀念，并且眷恋。当时国难日甚一日，凡我国人，心境当然都是沉重而愤慨的，谈不上轻松愉悦。但这是大局，与北平这个城市无关。论在这个城市里的日常生活，却相当舒服；这是当时的北平之值得眷恋之处。
当时建立在南京的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已成为全国的中央政府，南京已成为首都。北洋时代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机构都已不复存在，改称北平，只是一个华北的政治文化中心，作为首都时代的富贵荣华，已烟消云散。因而全市成为一个彻底的买方市场，不论是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供过于求，商店店员服务性行业从业人员态度之好，无以复加。作为一个中等偏高收入的市民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确实令人处处满意。
那时我除开头一年半还在当研究生没有收入靠家里供养外，从一九三二年年初起，在北平图书馆当了三年馆员，每月薪水六十元；同时又在辅仁北大燕京等大学当兼任讲师。兼任讲师俗称教零钟点，谑称拉散车，盖比之于拉洋车的不拉宅门里的包月车，停放在街头拉零星散座。教零钟点每课时五元，一门课若每周二小时，每月得四十元，三小时的话就得六十元。一年只能拿十个月的钱，暑假一般从六月中放到九月初，七、八两月不给钱。我教过每周二小时至六小时。北平城内城外大学很多，颇有些人教零钟点教到每周十几二十几小时的。曾经有一位太贪多务得，每周教到四十多小时，结果累死在洋车上。我在北平图书馆呆了三年，嫌当馆员要按时上下班不自由，就辞职不干，专教零钟点。我可从不教许多，钟点费不够用，靠不定期的稿费收入补充。稿费每千字五元，与上一堂课等价。
房租单身时每月五元左右，结婚后每月十几元。大教授住的房子大，每月花六七十元不希奇。可他们的收入当时比我大得多，每月三百六十元，庚款教授四百五十元。陈援庵先生兼了许多职，每月收入上千。
单身时吃包饭每月十元出头，却不肯吃，买饭票按顿数算，经常外出吃小馆。小馆吃一顿花上几毛，有时上一块的便可以算大嚼。有些小馆不讲几块几毛讲几吊，那就更便宜。(一吊即五大枚，等于一百文制钱，一千蹦子。)
单身时家俱全是上天桥买的，柚木书桌柚木床，都不过十来块钱。藤椅子到处有得买，二元一只，有时候又跌到一块八。
出门都坐洋车，随便你住在哪里，大门口外或胡同口，准有几辆洋车停在那里，坐上再说到哪里去，拉起就跑，到目的地按时价路程给钱，很少有要求添几文的，决不会发生争吵。那时一角大洋换四十六枚铜元，就是二十三个当二十文的大铜元，俗称大枚。我住在景山西门陟山门大街北平图书馆宿舍时，在宿舍门口上车，到东安市场门口下车，给七大枚就行了。下大雨刮风下雪时酌加。全城不论哪里，西直门外远至香山，只要不是跑不动的老头儿，没有拒载的。
和我差不多地位这等读书人的享受一般都是吃馆子，逛旧书铺书摊，听戏。夏天还要上公园。
先谈吃馆子。除常吃小馆外，有时还要吃大馆子。多数是别人请吃，吃别人吃多了，自己也要作东请一次客。平均每年一次到两次。长安八大春、前门外煤市街山西馆、西四同和居、沙锅居、东安市场森隆、洞明楼、东来顺等，都是我们这等人常光顾的地方。通常鱼翅席十二元一桌，若酒喝得较多加小费吃下来将近二十元。鱼唇席十元一桌，海参席八元一桌，那就显得寒碜了，最高级的是东兴楼、丰泽园，我们这等人不敢问津。更高级的是吃广东人谭篆青家姨太太掌勺的谭家菜，一桌要四十元。没听说过请客有请谭家菜的，那得凑十个人每人摊一份。到时一桌十一人，谭篆青上坐，他是唯一不掏钱的，是客。主菜是一人一碗厚味的鱼翅。我想吃，凑不齐十个人，始终没吃成。解放后五十年代吃过一次谭家菜，那是一个单位请的。已经是一家公开营业的馆子，由曾在谭家厨房里当过下手的人当大师傅。大约一百元一桌，当然无复当年在谭篆青家里吃那种味道了。
吃一桌席除了上足原定菜单上的几冷盘、几大件、几饭菜、几道甜菜点心外，另有一味菜单上没有的菜端上来，伙计报了菜名随口说一声这是敬菜。敬菜不计价，实际你得在给小费时心中有数。吃完出门时，门口总有几个伙计排列站着高声道谢送别。
再说听戏，即看戏。那时经常演出的须生有马连良、言菊朋、莫啸伯、谭富英等，常听；高庆奎在珠市口演，太远，只去过次把。余叔岩已不唱营业戏，只唱堂会，我看不到。旦角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筱翠花都常演，是什么时候看到梅兰芳的，记不得了。富连成和中华戏曲学校的戏也常看，那时是李盛藻、刘盛莲、叶盛章、叶盛兰、袁世海和王和霖、宋德珠、李世芳、毛世来、王金潞这些人经常演出的时候。最使我倾倒的是武生泰斗杨小楼，一出台那份气度，那份神情，一举手，一投足，念白唱腔铿锵有韵致，无不令人叫绝。杨小楼演出票价一元二，其他名角都是一元。当然还听昆曲班，最佳角色是韩世昌、侯益隆。侯益隆至少不比皮黄班的侯喜瑞差，而我又喜欢侯喜瑞有过于郝寿臣。任何名角能卖满座的日子很少，言菊朋和昆曲班一般不过五六成，很惨。所以戏票可以不用预先买，往往吃晚饭时看当天报上登的各戏园戏报，饭后赶去，尽管戏已开场，还是买得到票，看得到中轴以下几出好戏。我单身住在北平图书馆宿舍时，燕京同学进城看戏，常借宿在我屋里。结婚后住在城外时，有时夫妻一同进城听戏，在朋友家过夜。
再说逛书铺书摊。阴历新年里要逛几次厂甸，不用说了。平常日子隔一阵子要逛一次琉璃厂书铺，宣武门内西单商场书摊也逛，最经常逛的是东安市场内的书铺书摊。逛不一定买，为财力所限，买的不多。所以二十四史不买百衲本，只买了竹简斋本；四部丛刊不买毛边纸线装景印本，只买了白报纸的缩印本。尽管常常逛而不买，但逛本身就是乐趣。虽不常买，几年下来也就不很少了。
教文史的大教授通常都藏书几万册，自己不一定去逛书铺，自有各书铺跑外的经常送书到门，由你选择，要的就留下。三节算账，端午中秋不一定全给钱，到年底再清账，到时还可以退还些不一定要留的。我尽管始终没有当上教授副教授，始终是个拉散车的，一九三八年后住在燕京东门外北河沿时，居然也有一两家书铺送书上我门的。
不光是旧书铺会送书上门，别的商品只要能指明品种，一个电话打过去，当天或第二天就会送上门来。燕京离东安市场那么远，要吃市场北门里稻香村的熟食，还是肯派人骑着自行车给送来。可见生活在买方市场里是何等的方便。
公园门票五分，平时少逛，夏天常逛。中山公园简称公园，北海公园简称北海，常去，其他都不常去。逛公园主要是坐茶座，偶然也走动，不多。上北海常坐五龙亭，上公园常坐长美轩。来今雨轩是洋派人物光顾的地方，我不爱去。春明馆是老先生聚会的地方，我自觉身份不称，不愿去。曾在春明馆座上遇到林公铎(损)，座无他人，被拉坐下。他口语都用文言，“之乎者也”，讲几句就夹上一句“谭君以为然否？”蒙文通、钱宾四(穆)、汤锡予(用彤)三人常坐一桌，我跟蒙熟，钱认识而不熟，汤我认识他，他不见得认识我，也就不上去打招呼了。夏天坐公园可以从太阳刚下山时坐起，晚饭就在茶座上叫点心吃当一顿饭，继续坐到半夜甚至后半夜一二点才起身，决不会有人来干涉你。所以一夏天茶座的收入肯定很可观。冬天北海漪澜堂前、公园后门茶座前、筒子河里都辟有溜冰场，另有一批溜冰客光顾；我不会溜冰，与我无缘。
解放后五十年代中期有两年单身一人在北京工作。有一个夏天的下午和两个朋友重来长美轩，四点多到，坐了不到一小时，服务员就在旁边扫起地来了，说是该五点下班的，现在五点已过，您该回府了。只得遵命赶紧走。回忆三十年代旧事，不禁感慨系之。那时五点钟不是茶座最热闹的时候吗？现在可就下逐客令了。那时就要客人多坐多消费，现在就要你赶快走我好早下班，生意做多做少我管不着，还是少做点好，反正一样拿工资。
七十年代中期四人帮未垮台时，又因事在北京住了七个月，住在和平里一个招待所里，那个日子委实难过。伙食不好，又没法上馆子。主要不是嫌贵，主要是任何馆子都是那么挤，谁有那么多工夫排队等座儿。但是招待所每逢星期日只开上午十点下午四点两顿饭，太难受了，只得硬着头皮上街进馆子站着等座儿，好容易等着座儿坐下了，可坐下半个多小时硬是没人来理你，不耐烦叫一声同志，问“怎么老不理会我”？回答是：“吓！您这么急，那就上别家去！”只得耐着性子再等下去，真上别处去，很可能已“下午休息”，不让进门了。
以上说的是在我回忆中的三十年代北平生活和五、七十年代重游北京时的点滴感受。我这样说，是不是就是认为五、七十年代的北京比不上三十年代的北平呢？当然不是。我还不至于昏愦到这个地步。
前面已经提到过，三十年代的北平是一个衰退中的城市。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做了五百多年首都，一下子丧失了这一地位，过剩的建筑、设施、用品、行业、人员、劳动力，不知有多少。所以不但一九四九年后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不可能再有这种现象，就是生活在三十年代的南京、上海，也享受不到这种过剩之“福”。何况旧北平纯系一消费性城市，而解放后的北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很快建设成了一个具有多种轻重工业的生产性城市；城市人口已比旧北平的一百五十万翻了几番。一个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城市，出现一些求过于供，服务性行业不能满足市民需要的情况，应该是在所难免的。
再者，三十年代的我虽不是官僚、资本家，却也是一个生活水平比较优裕的大学教师。不用说一般体力劳动者，就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也未必都能挣到我这点收入。记得在北平图书馆当馆员时，馆里曾配备了一名青年雇员为我抄写稿件，他的月薪只有二十元。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我家住清华园，学校给了我一间在图书馆楼上的工作室，我自己也以每月二十元的报酬找了一个家住清华附近的中年旗人替我抄写文稿和资料。他对这点微薄的酬金已十分满意，书翰中以“沐恩某某”自称。三十年代北平留给这等人的回忆，大概决不会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轻松。至于那时的社会最低层，我虽未曾亲身接触过，可是冬天经常在报上看到昨有路毙冻尸若干具由善堂收殓这类消息，也就大致可想而知。这种情况，当然可以说明旧北平大多数市民的生活，过得并不像我那样舒适。
可是话又得说回来。发展中的产业兴旺发达的城市，未必就可以不顾到各阶层市民的生活。消灭了饿殍和极度贫困户，也不等于完成了建设社会主义城市的职能了。对一般市民的住房、交通、饮食以及精神生活都予以适当的满足，似乎也还是合情合理的。普遍提高商店店员和服务行业的服务质量，可能更属必要。公园茶座似乎不必下午四五点钟就下逐客令；无须增加多少设备，加一班服务员就足够应付了。这不能说是提倡有闲阶级的消闲生活，劳动人民也需要在环境优美的公园里休息。延长公园的开放时间，至少可以使一部分市民不至于在路灯下打纸牌，挤在狭窄的居室里筑方城。饭馆、理发室、浴室等也应分区按需配置，使市民不至于花过多的排队时间，免遭营业员的呵斥。
这几年北京新建了许多高层建筑，许多高级宾馆，许多高消费场所，作为八、九十年代的新中国首都，需要经常接待大量外宾外商与港台同胞，这当然是必要的。但这些设备与一般市民无涉。我在三十年代的北平就从没有跨进过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的门，相信今天北京一般市民也不会与这些场所打交道。一般市民所要求的，无非是日常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当价廉物美，相当方便，相当舒适。云乡书中所记和我对三十年代北平生活的眷恋，都仅限于此。这种要求，我认为不论在旧时代还是新时代，都不能算过分。所以我迫切期望随着新中国首都的日益飞跃发展，一般市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也能够日益得到提高。
作为知识分子，对于故土旧地，免不了“一草一木总关情”，多少有一点“眷恋”，从而又发了这么一番议论，不知云乡以为然否？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燕京是北京的别称，因春秋战国时的燕国都于此而得名。唐都长安，长安城东面三门的中间一门叫春明门，后人即以长安和春明作为当时的都城的别称、雅称。明清人所谓长安春明，即指当时的都城北京。燕京可以通指任何时代的北京，不管它当时是否都城。长安春明则只能指作为都城时代的北京，如明万历时人蒋一葵的《长安客话》、自明入清的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民国初年张恨水的小说《春明外史》皆是。若以移指北伐以后解放以前的北平，那就不合适了。云乡将此书题名为《燕京乡土记》，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书中所记主要是五六十年前北平的风土习俗，在乡土记三字上既不能题作北京，也不能以长安春明命名；而尽管作者所亲身经历的是北平时代，这些风土习俗却又不仅限于北平时代，多数是沿自前代的，有些又是至今犹然的，所以也不宜采用北平二字，只有用燕京题名，最为恰当。至于在私人来往书柬中，那就不必那么认真严格，虽然我所生活过的燕京是北平时代而不是作为都城的北京时代，却也不妨把我对北平的眷恋说成为“眷恋春明旧事”。
我从一九三○年初秋起至一九四○年孟春止在北平时代的燕京生活过将近十年。云乡在此书回忆中的燕京也主要是北平时代的情况，因此我读此书，倍感亲切，不免要弥增怀旧之感了。三十年代我有几年或单身或携眷住在北平城里，有几年虽住在城外燕京清华，也经常进城，时或留宿。但我的记忆力太坏，现在能够记得起来的景物旧事少得可怜。云乡记忆力之强令人吃惊，旧时一事一物，历历如数家珍，其文笔又那么优美、生动、幽默畅达，读其书真能令人浑然如温旧梦。
怀旧不等于眷恋。旧时经历一般都值得怀念，却不一定值得眷恋。不过我对三十年代的北平生活确是不仅怀念，并且眷恋。当时国难日甚一日，凡我国人，心境当然都是沉重而愤慨的，谈不上轻松愉悦。但这是大局，与北平这个城市无关。论在这个城市里的日常生活，却相当舒服；这是当时的北平之值得眷恋之处。
当时建立在南京的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已成为全国的中央政府，南京已成为首都。北洋时代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机构都已不复存在，改称北平，只是一个华北的政治文化中心，作为首都时代的富贵荣华，已烟消云散。因而全市成为一个彻底的买方市场，不论是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供过于求，商店店员服务性行业从业人员态度之好，无以复加。作为一个中等偏高收入的市民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确实令人处处满意。
那时我除开头一年半还在当研究生没有收入靠家里供养外，从一九三二年年初起，在北平图书馆当了三年馆员，每月薪水六十元；同时又在辅仁北大燕京等大学当兼任讲师。兼任讲师俗称教零钟点，谑称拉散车，盖比之于拉洋车的不拉宅门里的包月车，停放在街头拉零星散座。教零钟点每课时五元，一门课若每周二小时，每月得四十元，三小时的话就得六十元。一年只能拿十个月的钱，暑假一般从六月中放到九月初，七、八两月不给钱。我教过每周二小时至六小时。北平城内城外大学很多，颇有些人教零钟点教到每周十几二十几小时的。曾经有一位太贪多务得，每周教到四十多小时，结果累死在洋车上。我在北平图书馆呆了三年，嫌当馆员要按时上下班不自由，就辞职不干，专教零钟点。我可从不教许多，钟点费不够用，靠不定期的稿费收入补充。稿费每千字五元，与上一堂课等价。
房租单身时每月五元左右，结婚后每月十几元。大教授住的房子大，每月花六七十元不希奇。可他们的收入当时比我大得多，每月三百六十元，庚款教授四百五十元。陈援庵先生兼了许多职，每月收入上千。
单身时吃包饭每月十元出头，却不肯吃，买饭票按顿数算，经常外出吃小馆。小馆吃一顿花上几毛，有时上一块的便可以算大嚼。有些小馆不讲几块几毛讲几吊，那就更便宜。(一吊即五大枚，等于一百文制钱，一千蹦子。)
单身时家俱全是上天桥买的，柚木书桌柚木床，都不过十来块钱。藤椅子到处有得买，二元一只，有时候又跌到一块八。
出门都坐洋车，随便你住在哪里，大门口外或胡同口，准有几辆洋车停在那里，坐上再说到哪里去，拉起就跑，到目的地按时价路程给钱，很少有要求添几文的，决不会发生争吵。那时一角大洋换四十六枚铜元，就是二十三个当二十文的大铜元，俗称大枚。我住在景山西门陟山门大街北平图书馆宿舍时，在宿舍门口上车，到东安市场门口下车，给七大枚就行了。下大雨刮风下雪时酌加。全城不论哪里，西直门外远至香山，只要不是跑不动的老头儿，没有拒载的。
和我差不多地位这等读书人的享受一般都是吃馆子，逛旧书铺书摊，听戏。夏天还要上公园。
先谈吃馆子。除常吃小馆外，有时还要吃大馆子。多数是别人请吃，吃别人吃多了，自己也要作东请一次客。平均每年一次到两次。长安八大春、前门外煤市街山西馆、西四同和居、沙锅居、东安市场森隆、洞明楼、东来顺等，都是我们这等人常光顾的地方。通常鱼翅席十二元一桌，若酒喝得较多加小费吃下来将近二十元。鱼唇席十元一桌，海参席八元一桌，那就显得寒碜了，最高级的是东兴楼、丰泽园，我们这等人不敢问津。更高级的是吃广东人谭篆青家姨太太掌勺的谭家菜，一桌要四十元。没听说过请客有请谭家菜的，那得凑十个人每人摊一份。到时一桌十一人，谭篆青上坐，他是唯一不掏钱的，是客。主菜是一人一碗厚味的鱼翅。我想吃，凑不齐十个人，始终没吃成。解放后五十年代吃过一次谭家菜，那是一个单位请的。已经是一家公开营业的馆子，由曾在谭家厨房里当过下手的人当大师傅。大约一百元一桌，当然无复当年在谭篆青家里吃那种味道了。
吃一桌席除了上足原定菜单上的几冷盘、几大件、几饭菜、几道甜菜点心外，另有一味菜单上没有的菜端上来，伙计报了菜名随口说一声这是敬菜。敬菜不计价，实际你得在给小费时心中有数。吃完出门时，门口总有几个伙计排列站着高声道谢送别。
再说听戏，即看戏。那时经常演出的须生有马连良、言菊朋、莫啸伯、谭富英等，常听；高庆奎在珠市口演，太远，只去过次把。余叔岩已不唱营业戏，只唱堂会，我看不到。旦角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筱翠花都常演，是什么时候看到梅兰芳的，记不得了。富连成和中华戏曲学校的戏也常看，那时是李盛藻、刘盛莲、叶盛章、叶盛兰、袁世海和王和霖、宋德珠、李世芳、毛世来、王金潞这些人经常演出的时候。最使我倾倒的是武生泰斗杨小楼，一出台那份气度，那份神情，一举手，一投足，念白唱腔铿锵有韵致，无不令人叫绝。杨小楼演出票价一元二，其他名角都是一元。当然还听昆曲班，最佳角色是韩世昌、侯益隆。侯益隆至少不比皮黄班的侯喜瑞差，而我又喜欢侯喜瑞有过于郝寿臣。任何名角能卖满座的日子很少，言菊朋和昆曲班一般不过五六成，很惨。所以戏票可以不用预先买，往往吃晚饭时看当天报上登的各戏园戏报，饭后赶去，尽管戏已开场，还是买得到票，看得到中轴以下几出好戏。我单身住在北平图书馆宿舍时，燕京同学进城看戏，常借宿在我屋里。结婚后住在城外时，有时夫妻一同进城听戏，在朋友家过夜。
再说逛书铺书摊。阴历新年里要逛几次厂甸，不用说了。平常日子隔一阵子要逛一次琉璃厂书铺，宣武门内西单商场书摊也逛，最经常逛的是东安市场内的书铺书摊。逛不一定买，为财力所限，买的不多。所以二十四史不买百衲本，只买了竹简斋本；四部丛刊不买毛边纸线装景印本，只买了白报纸的缩印本。尽管常常逛而不买，但逛本身就是乐趣。虽不常买，几年下来也就不很少了。
教文史的大教授通常都藏书几万册，自己不一定去逛书铺，自有各书铺跑外的经常送书到门，由你选择，要的就留下。三节算账，端午中秋不一定全给钱，到年底再清账，到时还可以退还些不一定要留的。我尽管始终没有当上教授副教授，始终是个拉散车的，一九三八年后住在燕京东门外北河沿时，居然也有一两家书铺送书上我门的。
不光是旧书铺会送书上门，别的商品只要能指明品种，一个电话打过去，当天或第二天就会送上门来。燕京离东安市场那么远，要吃市场北门里稻香村的熟食，还是肯派人骑着自行车给送来。可见生活在买方市场里是何等的方便。
公园门票五分，平时少逛，夏天常逛。中山公园简称公园，北海公园简称北海，常去，其他都不常去。逛公园主要是坐茶座，偶然也走动，不多。上北海常坐五龙亭，上公园常坐长美轩。来今雨轩是洋派人物光顾的地方，我不爱去。春明馆是老先生聚会的地方，我自觉身份不称，不愿去。曾在春明馆座上遇到林公铎(损)，座无他人，被拉坐下。他口语都用文言，“之乎者也”，讲几句就夹上一句“谭君以为然否？”蒙文通、钱宾四(穆)、汤锡予(用彤)三人常坐一桌，我跟蒙熟，钱认识而不熟，汤我认识他，他不见得认识我，也就不上去打招呼了。夏天坐公园可以从太阳刚下山时坐起，晚饭就在茶座上叫点心吃当一顿饭，继续坐到半夜甚至后半夜一二点才起身，决不会有人来干涉你。所以一夏天茶座的收入肯定很可观。冬天北海漪澜堂前、公园后门茶座前、筒子河里都辟有溜冰场，另有一批溜冰客光顾；我不会溜冰，与我无缘。
解放后五十年代中期有两年单身一人在北京工作。有一个夏天的下午和两个朋友重来长美轩，四点多到，坐了不到一小时，服务员就在旁边扫起地来了，说是该五点下班的，现在五点已过，您该回府了。只得遵命赶紧走。回忆三十年代旧事，不禁感慨系之。那时五点钟不是茶座最热闹的时候吗？现在可就下逐客令了。那时就要客人多坐多消费，现在就要你赶快走我好早下班，生意做多做少我管不着，还是少做点好，反正一样拿工资。
七十年代中期四人帮未垮台时，又因事在北京住了七个月，住在和平里一个招待所里，那个日子委实难过。伙食不好，又没法上馆子。主要不是嫌贵，主要是任何馆子都是那么挤，谁有那么多工夫排队等座儿。但是招待所每逢星期日只开上午十点下午四点两顿饭，太难受了，只得硬着头皮上街进馆子站着等座儿，好容易等着座儿坐下了，可坐下半个多小时硬是没人来理你，不耐烦叫一声同志，问“怎么老不理会我”？回答是：“吓！您这么急，那就上别家去！”只得耐着性子再等下去，真上别处去，很可能已“下午休息”，不让进门了。
以上说的是在我回忆中的三十年代北平生活和五、七十年代重游北京时的点滴感受。我这样说，是不是就是认为五、七十年代的北京比不上三十年代的北平呢？当然不是。我还不至于昏愦到这个地步。
前面已经提到过，三十年代的北平是一个衰退中的城市。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做了五百多年首都，一下子丧失了这一地位，过剩的建筑、设施、用品、行业、人员、劳动力，不知有多少。所以不但一九四九年后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不可能再有这种现象，就是生活在三十年代的南京、上海，也享受不到这种过剩之“福”。何况旧北平纯系一消费性城市，而解放后的北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很快建设成了一个具有多种轻重工业的生产性城市；城市人口已比旧北平的一百五十万翻了几番。一个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城市，出现一些求过于供，服务性行业不能满足市民需要的情况，应该是在所难免的。
再者，三十年代的我虽不是官僚、资本家，却也是一个生活水平比较优裕的大学教师。不用说一般体力劳动者，就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也未必都能挣到我这点收入。记得在北平图书馆当馆员时，馆里曾配备了一名青年雇员为我抄写稿件，他的月薪只有二十元。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我家住清华园，学校给了我一间在图书馆楼上的工作室，我自己也以每月二十元的报酬找了一个家住清华附近的中年旗人替我抄写文稿和资料。他对这点微薄的酬金已十分满意，书翰中以“沐恩某某”自称。三十年代北平留给这等人的回忆，大概决不会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轻松。至于那时的社会最低层，我虽未曾亲身接触过，可是冬天经常在报上看到昨有路毙冻尸若干具由善堂收殓这类消息，也就大致可想而知。这种情况，当然可以说明旧北平大多数市民的生活，过得并不像我那样舒适。
可是话又得说回来。发展中的产业兴旺发达的城市，未必就可以不顾到各阶层市民的生活。消灭了饿殍和极度贫困户，也不等于完成了建设社会主义城市的职能了。对一般市民的住房、交通、饮食以及精神生活都予以适当的满足，似乎也还是合情合理的。普遍提高商店店员和服务行业的服务质量，可能更属必要。公园茶座似乎不必下午四五点钟就下逐客令；无须增加多少设备，加一班服务员就足够应付了。这不能说是提倡有闲阶级的消闲生活，劳动人民也需要在环境优美的公园里休息。延长公园的开放时间，至少可以使一部分市民不至于在路灯下打纸牌，挤在狭窄的居室里筑方城。饭馆、理发室、浴室等也应分区按需配置，使市民不至于花过多的排队时间，免遭营业员的呵斥。
这几年北京新建了许多高层建筑，许多高级宾馆，许多高消费场所，作为八、九十年代的新中国首都，需要经常接待大量外宾外商与港台同胞，这当然是必要的。但这些设备与一般市民无涉。我在三十年代的北平就从没有跨进过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的门，相信今天北京一般市民也不会与这些场所打交道。一般市民所要求的，无非是日常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当价廉物美，相当方便，相当舒适。云乡书中所记和我对三十年代北平生活的眷恋，都仅限于此。这种要求，我认为不论在旧时代还是新时代，都不能算过分。所以我迫切期望随着新中国首都的日益飞跃发展，一般市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也能够日益得到提高。
作为知识分子，对于故土旧地，免不了“一草一木总关情”，多少有一点“眷恋”，从而又发了这么一番议论，不知云乡以为然否？读者诸君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