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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遍观《左传》，预言灾异是其独有的文章特色，我们惊异于其预言的准确。《左传》中的预言灾异往往在后来都有验证，过往人们认为其中的预言灾异类似于汉朝的谶语，认为是春秋时期迷信思想的体现，经过细究，事实并非如此，所谓的预言灾异还是有其合理成分在内的，本文就是从历史背景、社会思想、社会现实来浅谈其中的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6-0009-01
从远古时代开始，由于人们对于上天的敬畏，产生了尊天敬神的思想，自然就伴随着产生了迷信思想，对于未来发生的事情充满着好奇，所以商周时候，龟卜和卜筮比较兴盛，包括祭祀、狩猎、征伐、天气、农业的丰欠都要通过占卜刻在龟甲上。《史记》中记载关于盟津之誓“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文王依《河图》作《周易》，每逢大事，必要占卜，武王也深谙其道，观白鱼入舟，流星而下，占卜认为商朝命不该绝，于是退兵。《左传》中的预言灾异在后人来看属于怪力乱神，其预言吉凶祸福多有验证，引起了后人的非议。仔细探索预言灾异背后的原因，会发现《左传》中的预言不能笼统的归为迷信落后思想，这些预言，虽然有卜筮和迷信活动，但是也有许多是以理性分析为依据的，它的出现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的。
一、历史背景
春秋战国属于中国历史的混乱变革时期，周初为了保证周朝国祚长久，分封诸侯，以卫王室，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周王室与诸侯国实力此消彼长，平王东迁以后，霸权迭兴，导致周王成为名义上的天子，而各个诸侯为了自己国家的发展，大肆扩展领土，增强实力，诸侯之间常年征战不休，各诸侯国相互争霸，社会变革异常激烈。《左传》中很多关于人事、天象预言就是基于这种背景出现的，预言是基于这种礼乐崩坏的社会现实的所作出的合理猜想。比如《左传》鲁哀公二十六年记“得梦启北首而寝于卢门之外， 己为乌而集于其上； 殊加于南门， 尾加于桐门。曰： “余梦美， 必立”。 … … 大尹奉启以奔楚， 乃立得”。①得乃宋景公养子， 他梦见宋君启头朝北躺在国都东门外， 自己化作乌鸦停在启的身上， 鸦嘴搭在南门， 尾巴挂在北门。杜预注云： “ 北首， 死象； 在门外， 失国也。得有争夺王位的野心，作为景公养子又有上位的可能性，其梦境显示了其内心所想，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宋国由于大尹为了争权匿君死而立启，显示出当时礼的崩坏造成了大臣专权擅政的情况。
有些预言是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所作出合理断定，比如隐公元年，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於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②郑武公一开始并没有除掉共叔段，而是等到共叔段肆意扩张，阴谋作乱的时候才迅速出击，瓦解叛乱，郑庄公知道盈必亏，行不义自毁的历史规律，进行正确预测。昭公十六年，公至自晋，子服昭伯语季平子曰，晋之公室，其将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强而奢傲，将因是以习，习实为常，能无卑乎，平子曰，尔幼，恶识国。③君弱臣强，本末颠倒，晋国怎么能够长久呢，类似的预言就比较容易理解了，符合客观事实。
二、社会思想
礼乐是维护周朝统治的基础，西周时间，周公制作周礼，是维护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典章制度的总称。《左传》的作者正是以礼为衡量君卿的言语行动，看其的行为是否合乎礼，从而以此作为预测祸福的依据。如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受玉惰。过归，告王曰：“晋侯其无后乎。④内史观察到晋惠公接受赐玉的时候不够尊敬，从而推断他将会无后，后来果然得到验证。如闵公元年，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士蒍曰：“大子不得立矣，分值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⑤士蒍从晋侯对申生的处置看出其不会被立为国君。又如“晋穆公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⑥师服从晋穆公对长子和次子的命名不合礼上，预言将来晋国会有内乱。
据此可知，《左传》中的预言看起来怪力乱神，其实不然，大多数预言都与礼有关系，依礼来作出判断，所以说这些预言并非完全基于神秘现象，而是与人们的行为举止，也就是与礼有关。
三、社会现实
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现实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分析历史要注意当时的社会现实，社会现实对历史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左传》中很多预言就是基于社会现实。很多预言者都是巫、史、卿等上层统治者，他们学识丰富，对于事情走向认识正确也很自然。鲁襄公十八年传： “中行献子将伐齐， 梦与厉公讼， 弗胜；公以戈击之。首队于前， 跪而戴之， 奉之以走， 见梗阳之巫皋。他日， 见诸道， 与之言， 同。巫日： ‘今兹主必死， 若有事于东方， 则可以逞。’献子许诺。”⑦真实情况是中行献子作为弑君的主谋，对于此事心中惶恐，同时据《左传》记载在伐齐归国途中，头长肿瘤，病情恶化，可见其当时应该身患重病，并且古代巫医一家，巫师看出了他身体的状况，预言他必死，至于有事东方，可以逞，应该说当时晋强齐弱，双方争霸，只要稍具眼光就可以看出，所以巫师是根据社会现实作出的预测。
综上所述，看待预言要考虑其在当时那个年代存在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左传》作者记述了这么多条预言，既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同时也是借这些预言来给予后人以教训与启迪，在分析与研究这么预言的时候，我们需要透过这些预言表象来探求其深层次的原因。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6-0009-01
从远古时代开始，由于人们对于上天的敬畏，产生了尊天敬神的思想，自然就伴随着产生了迷信思想，对于未来发生的事情充满着好奇，所以商周时候，龟卜和卜筮比较兴盛，包括祭祀、狩猎、征伐、天气、农业的丰欠都要通过占卜刻在龟甲上。《史记》中记载关于盟津之誓“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文王依《河图》作《周易》，每逢大事，必要占卜，武王也深谙其道，观白鱼入舟，流星而下，占卜认为商朝命不该绝，于是退兵。《左传》中的预言灾异在后人来看属于怪力乱神，其预言吉凶祸福多有验证，引起了后人的非议。仔细探索预言灾异背后的原因，会发现《左传》中的预言不能笼统的归为迷信落后思想，这些预言，虽然有卜筮和迷信活动，但是也有许多是以理性分析为依据的，它的出现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的。
一、历史背景
春秋战国属于中国历史的混乱变革时期，周初为了保证周朝国祚长久，分封诸侯，以卫王室，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周王室与诸侯国实力此消彼长，平王东迁以后，霸权迭兴，导致周王成为名义上的天子，而各个诸侯为了自己国家的发展，大肆扩展领土，增强实力，诸侯之间常年征战不休，各诸侯国相互争霸，社会变革异常激烈。《左传》中很多关于人事、天象预言就是基于这种背景出现的，预言是基于这种礼乐崩坏的社会现实的所作出的合理猜想。比如《左传》鲁哀公二十六年记“得梦启北首而寝于卢门之外， 己为乌而集于其上； 殊加于南门， 尾加于桐门。曰： “余梦美， 必立”。 … … 大尹奉启以奔楚， 乃立得”。①得乃宋景公养子， 他梦见宋君启头朝北躺在国都东门外， 自己化作乌鸦停在启的身上， 鸦嘴搭在南门， 尾巴挂在北门。杜预注云： “ 北首， 死象； 在门外， 失国也。得有争夺王位的野心，作为景公养子又有上位的可能性，其梦境显示了其内心所想，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宋国由于大尹为了争权匿君死而立启，显示出当时礼的崩坏造成了大臣专权擅政的情况。
有些预言是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所作出合理断定，比如隐公元年，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於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②郑武公一开始并没有除掉共叔段，而是等到共叔段肆意扩张，阴谋作乱的时候才迅速出击，瓦解叛乱，郑庄公知道盈必亏，行不义自毁的历史规律，进行正确预测。昭公十六年，公至自晋，子服昭伯语季平子曰，晋之公室，其将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强而奢傲，将因是以习，习实为常，能无卑乎，平子曰，尔幼，恶识国。③君弱臣强，本末颠倒，晋国怎么能够长久呢，类似的预言就比较容易理解了，符合客观事实。
二、社会思想
礼乐是维护周朝统治的基础，西周时间，周公制作周礼，是维护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典章制度的总称。《左传》的作者正是以礼为衡量君卿的言语行动，看其的行为是否合乎礼，从而以此作为预测祸福的依据。如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受玉惰。过归，告王曰：“晋侯其无后乎。④内史观察到晋惠公接受赐玉的时候不够尊敬，从而推断他将会无后，后来果然得到验证。如闵公元年，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士蒍曰：“大子不得立矣，分值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⑤士蒍从晋侯对申生的处置看出其不会被立为国君。又如“晋穆公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⑥师服从晋穆公对长子和次子的命名不合礼上，预言将来晋国会有内乱。
据此可知，《左传》中的预言看起来怪力乱神，其实不然，大多数预言都与礼有关系，依礼来作出判断，所以说这些预言并非完全基于神秘现象，而是与人们的行为举止，也就是与礼有关。
三、社会现实
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现实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分析历史要注意当时的社会现实，社会现实对历史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左传》中很多预言就是基于社会现实。很多预言者都是巫、史、卿等上层统治者，他们学识丰富，对于事情走向认识正确也很自然。鲁襄公十八年传： “中行献子将伐齐， 梦与厉公讼， 弗胜；公以戈击之。首队于前， 跪而戴之， 奉之以走， 见梗阳之巫皋。他日， 见诸道， 与之言， 同。巫日： ‘今兹主必死， 若有事于东方， 则可以逞。’献子许诺。”⑦真实情况是中行献子作为弑君的主谋，对于此事心中惶恐，同时据《左传》记载在伐齐归国途中，头长肿瘤，病情恶化，可见其当时应该身患重病，并且古代巫医一家，巫师看出了他身体的状况，预言他必死，至于有事东方，可以逞，应该说当时晋强齐弱，双方争霸，只要稍具眼光就可以看出，所以巫师是根据社会现实作出的预测。
综上所述，看待预言要考虑其在当时那个年代存在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左传》作者记述了这么多条预言，既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同时也是借这些预言来给予后人以教训与启迪，在分析与研究这么预言的时候，我们需要透过这些预言表象来探求其深层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