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少年儿童，大多数都是没见过兔儿爷的。
　　我小的时候，一近阴历八月十五，街上卖兔儿爷的就多起来了。所谓兔儿爷，是用泥捏的，很像戏台上的武将，穿着甲胄，披着战袍，有的骑马，有的骑虎，十分威风。兔儿爷的脸一律刷着白粉，眉毛往上挑，眼睛瞪得很圆，嘴是人字形的，有胡须。它的头上戴着大将的盔，虽没有威武神气的雉鸡翎，却支楞着长长的一对兔子耳朵。这对耳朵给大将打扮的兔儿爷增添了许多活泼、滑稽的色彩。
　　秋天，兔儿爷随着枣儿、梨、石榴来到人间，常常像鸭梨一样，在水果摊上出售。有孩子的人家，过节都要买一个回去。一毛多钱买个小的，不骑马。要肯花三五毛钱，就可以买个兔儿爷王，不但个头大，耳朵还会颤动，周身爬满了小兔子。
　　中秋那天，月亮还没在东墙上露脸，家家就在院子当中摆上了祭祀月亮的供桌。有钱的人家还供上两根高粱秆挑起来的“月亮马儿”。月亮马儿上绘着太阳星君、玉皇大帝、风云雷雨诸神，底下是个拿着杵棒捣药的兔子。月上中天，拜罢月，焚了月亮马儿，全家团团围坐，分享供品。那兔儿爷自然是孩子们的了。
　　我们家穷，每日的生活难得温饱。母亲不识字，但很贤惠。每当父亲拿回那几个少得可怜的钱，哪怕再少，母亲也要认认真真地分作两份——上半月与下半月的。两份开支严格分开，除了特殊情况是不许动用的。几个棒子面窝窝头——有一个带枣儿的是我的，一碟老腌萝卜或暴腌白菜帮，一锅清汤小白菜，这就是全家的午饭。我很馋，吃窝头光爱抠枣儿，也老爱饿，没事的时候嘴里就想吃点什么。有时母亲会揭开箱盖，从里面摸出几个皮了的铁蚕豆；有时把我领到南墙根的枣树底下，拿竹竿打几个没熟的青枣。吃一顿热汤面，母亲要提前筹划几天；饭桌上能有一碗炒麻豆腐，全家就像过年一般，连父亲的脸上也有了喜色。
　　我没有兄弟姐妹，一个人孤单而寂寞。在地上跳房，缺少竞争者；在台阶上抓子儿，没有伙伴。门墩上坐腻了就转回院子，在潮湿的南墙根下寻找“水牛儿”。捉到一个，一边唱着催它快钻出来，一边把它的硬壳往砖上磨，直到磨破流出水来，揪根笤帚苗一扎，水牛儿呼地就出来了。然后让它顺着胳膊往上爬，凉凉的，痒痒的，身后留下一道白线。我还有比水牛儿更好的东西：一个没有盖的雪花膏瓶，一辆用两个木线轱辘捆的小车，一把烂棉花里包着一颗捏得软软的、看得见黄耔儿的红包，一块不知从哪儿捡来的麻将牌……我珍藏着它们，像母亲珍藏着她那些毫无用处的烂布头。铁蚕豆不是老有，青枣儿和水牛儿往往受季节的限制，雪花膏瓶子和软红包只能玩一会儿，于是，我便缠上母亲了。
　　“妈呀，到底什么时候才过八月十五啊？”“早着呢，还没入伏哪！”
　　“妈呀，今年给我买兔儿爷吗？”“你听话就买。”
　　“买月饼吗？”“买。”
　　“买大鸭梨和葡萄吗？”“都买。”
　　我开始盼了。
　　终于有一天早晨，母亲从街上回来时，菜篮子里多了一个穿绿袍的兔儿爷。
　　这个兔儿爷个儿不大，身上没有小兔，耳朵也不会动，却喜眉笑眼的。细一看，原来它的眼睛跟往年的不同，是向下弯着的，还骑了一匹花麒麟。我马上断定，这只兔儿爷定是专为我做的。
　　母亲小心地把它摆在桌上，供上了自家蒸的黑糖馅的月饼。南墙枣树上的枣儿已经熟了，大的、红的也被请上了桌。枣儿旁边是几个大花盆里结的石榴。我知道，今天是八月十五了。
　　不像有些人家供的福禄寿三星那样富丽堂皇，也不像灶王、财神那样庄严肃穆，那些是丝毫来不得一点儿亵渎与不恭的。兔儿爷是孩子们的神，它可爱而随和，没有神秘之感，不但孩子们可以跟它嬉闹玩耍，连大人也可以随意开玩笑的。
　　很长的时间里，兔儿爷成了我的主宰。
　　它睡在小板凳上，盖着全家唯一的一条洗脸手巾。它在充当女孩子们的小布人儿的角色。
　　它饿了，雪花膏瓶成了锅，我为它煮热汤面、炒麻豆腐，忙得不亦乐乎。
　　它高高地坐在窗户台上，像有钱人上“吉祥大戏院”听戏一样，听我唱“小耗子上灯台”。
　　它和我抓子儿用的四个杏核排成一队——带上了兵。
　　兔儿爷的脸儿不那么白了，是我常拿树叶子喂它的缘故。没办法，它也得吃饭哪！
　　兔儿爷的耳朵折了，是从线轱辘车上翻下来摔的。我用唾沫粘，怎么也粘不上。
　　兔兒爷的衣裳成了烂花瓜了，因为我把它硬按在盆里洗了个澡。本想让它干净点，可适得其反。
　　兔儿爷碎了，是对门那只花猫的罪过。那只猫比我还馋，大概以为兔儿爷能吃吧！
　　我难过极了，哭了。
　　于是，又眼巴巴地盼望八月十五了。
　　从容摘自《中华活页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