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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在他的名著《晁错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这篇史论，讲的是汉朝汉景帝年間爆发七国之乱始末和晁错被诛的事情，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作为一个大臣，在面临危难之时，要勇于担当责任，要具有敢于担当的大丈夫胸襟。这是一个有作为的大丈夫应该有的品行，身为朝廷重臣，除了应有“超世之才”，还得有“坚忍不拔之志”，坚忍不拔之志，犹如铁之成钢、刀之成刃，这包括智慧、胆识、气度和节义，临难不避、临危不惧、见危授命等忠义品质。告诫人们这样一个道理：想有非常之功，就要做非常之事。要有所作为，而不能只想自我保全、逃避责任、畏缩不前，越是想自保越是难以自全。这里面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和人生哲理。
自刘邦建立汉朝到汉武帝刘彻这一段时期，应该说是最精彩的。这一段历史，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轰轰烈烈”。在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人才辈出，英雄辈出，名人辈出。遗憾的是，这些风流人物却少有一个好的结局。他们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死于非命，这个故事里所说的晁错，就是其中的一个。
晁错是西汉初期的一位政治家，他学贯儒法，知识渊博，深受文、景两帝的器重和宠信。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巩固大汉王朝的千秋大业，他向汉景帝上书《削藩策》。就在其政治理想将要实现时，却被腰斩于长安东市。他的蒙冤而死成为那个时代著名的政治悲剧！
晁错不仅有学问，而且口才还特别好，能言善辩。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在太子府期间就时常向汉文帝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他曾给汉景帝上了几道疏文，谈到守边和劝农，著名的如《论贵粟疏》。他虽然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又不甘寂寞的人，但他身上却有很多问题。
首先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中的大臣关系大都不好，好多大臣都不喜欢他。汉文帝驾崩后，汉景帝任命他为内史。内史是负责京城地区所有行政的官职，地位很高，权力也很大，许多法令制度都经由他奏请皇帝变更。同时还讨论如何用贬谪处罚的方式来削弱诸侯的权力。仗着汉景帝的信任，他不停地提意见，不停地提建议，今天要变法这个，明天要改革那个。对于他的建议汉景帝是言听计从，这一下子得罪了很多朝中的大臣。这些大臣当年是跟着刘邦一起打天下的，他们当中要么是贵族、要么是功臣，虽然能力差点儿，但是有资历，他们看不上晁错，一个靠能言善辩、夸夸其谈青云直上的人物。当时实行的是道家的治国理念，主张无为而治，不喜欢折腾。今天遇到晁错，他不是夹起尾巴做人，而是很高调，闹得朝廷上下不得安宁，大家对他也就忍无可忍了，总想找个茬子干掉他。这其中就有丞相申屠嘉、后来联名上书要杀他的廷尉张欧。
申屠嘉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廉洁的清官，为人秉直清廉，为了不受私人关系的影响，他坚持不在家中接待客人。“门不受私谒”，就是在家里不接受私事拜访，官员不要到他家里来谈事，有事上朝说。有人曾经找过申屠嘉，申屠嘉说：“公事明天找办事的人去谈，如果是私事就免了，本丞相没有私事。”汉景帝继位前连年歉收，而公款吃喝、铺张浪费并未因此减少。汉景帝即位后下诏：凡到地方后接受公款招待的官员，一旦被发现立即免职。后来下面人反映这种处罚太重，汉景帝接受申屠嘉等人的建议，重新下诏：凡接受吃请的官员，餐费自理，吃多少赔多少，不再免职。由此可见申屠嘉在朝廷中是很有威望的，得罪了申屠嘉，意味着得罪了一大批正人君子。
汉文帝的时候，张欧凭借着研究刑名学说出众被朝廷安排在太子身边，教化、辅佐太子，为东宫侍臣。他虽然研究刑名学说，为人却是十分的忠厚。从他做官的第一天起，便一心对待自己的事业，从不以惩办他人为目的，他属下的官员认为他是一位忠厚的长者，无不心悦诚服。他办案很有原则，极为爱惜人的性命，史书给他的评价是：素性朴诚、不尚苛刻、持平听讼，狱无冤滞，所以海内闻风，讴歌不息。
像张欧这样的人都主张杀晁错，可以想见，晁错得罪人都得罪到什么程度了。
其次是性格有缺陷，性情过于耿直。《史记》和《汉书》讲到晁错的时候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峭，严厉;直，刚直;刻，苛刻;深，心狠。就是说，晁错是一个“又严厉，又刚直，又苛刻，又心狠”的人，这样性格的人怎么得人心呢？怎么会有一个好的人缘呢？谁会喜欢这样一个人呢？谁又会跟这样的人成为朋友呢？没有一个好人缘，又怎么能团结大多数人一起治理国家呢？
再次是过于执拗。晁错主张削藩，其他人不同意这个主张，因政见不和，他便认为“道不同，不相与谋”。他执着地认为削藩就是对的，就是要做。他一再给汉文帝上书，汉文帝不采纳，后来晁错给汉文帝上书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意思是说“一个狂妄的人说了一些狂话，请英明的皇上来做出决断”。汉文帝给他的回复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意思是说“提建议的人不狂，做决策的人糊涂，这是治国的弊病，所以，国家的灾难就是这样发生的”。汉文帝很清楚，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建议没有狂不狂的问题，什么建议都可以提，但是决策有英明与昏聩的问题，作为皇上，决策一定要英明。景帝没有像文帝那样，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而且让晁错来主持削藩，一下子引来了大麻烦。
大汉这个王朝，严格地说，并不是一个集中统一的国家，当初刘邦为巩固刘氏天下，分封了自己十二个兄弟子侄为诸侯王，实行郡县与封国并行的制度。这种制度的弊端在后来显露无遗。汉文帝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觉察到了这个问题，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可惜，他还没来得及彻底解决诸王的威胁问题，就驾鹤西去了，这个重担就落在了汉景帝的身上。到了汉景帝时，汉朝四分五裂，各个亲王根本不受朝廷的约束，当时最大的诸侯国，齐国七十多座城池，最少的诸侯也有四十多座城池，这种情况为汉景帝的统治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景帝的心里有事，但他不能说出来。他怕各个亲王联合起来造反。晁错知道有些话皇帝不能说，需要有人站出来说。于是，在一天的朝堂上，晁错发表了他生平最为著名的《削藩策》，洋洋洒洒高谈阔论，一时语惊四座，震惊朝堂。他十分担心国家的未来，他说，各诸侯国早已暗藏祸心，拥兵自重，根本不把汉王朝看在眼里，应该立即把他们逮捕诛杀。特别是当时的吴王刘濞很是飞扬跋扈，窦太后还在的时候都不来进京朝贡，因为皇上宽宏大量，于是就没有怎么办他，更严重的是吴王刘濞竟然招兵买马，私办起官盐了。平时汉景帝就比较喜欢晁错，这时候他提出“削藩策”，更让景帝对他另眼相看，于是汉景帝开始筹备实施“削藩”。 晁错的父亲听说儿子为汉景帝献削藩策的事情后，连忙赶到京城找晁错，对他说疏不间亲，你这样的举动只会为自己的家族带来灾祸。他劝晁错，一定要安分守己，皇家的事情我們不能多管。晁错听不进父亲的话，父亲回到家中，总是忧郁不安，不久便服毒自杀了。晁错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非常伤心，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实施削藩。在晁错的谏言下，汉景帝把楚王、赵王和胶西王的领地都削了，最后开始着手削吴王刘濞的领地。《削藩策》提出了削藩的必要性，试图改变汉初各刘姓王割据、威胁中央朝廷的局面。然而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晁错却过于激进，一不懂得分化瓦解对手，二没有找到诸侯王足够分量的罪行，以惩罚诸侯王犯下的小错为名，在短时间内大量削减各主要诸侯王的封地，致使矛盾迅速激化，局势迅速恶化。
对于削藩这件事情，苏东坡在《晁错论》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一个国家最困难、最难办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看起来天下太平，实际上却埋藏着隐患，为什么说这个事情是最难办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有那些杰出优秀的人才可以担当这样的重任，而晁错不是这样一个人。也就是说，削藩没有错，这件事情是该做的，但让晁错来做削藩这件事就不对了。苏东坡认为，做这件事情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知其当然，就是事先要把做的事情想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利害关系，如果做的话可能会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全部都要想清楚了再做。晁错却没想清楚，他提出削藩的理由是“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只有这八个字，却未论及可行性，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并没有提出具体怎么做。“徐为之图”就是到了最后你有足够的智慧和办法慢慢地、不动声色地来处理问题，他也不具备这个条件。更重要的他不能做到“事至不惧”，“事至不惧”就是事情来了以后不害怕。削藩是国家大事，是当初大臣们都不同意的事情，硬着头皮去做，做起来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麻烦，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有很大的风险，是非常难做的，遇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神闲气定才行。
削藩刚一执行，立即引发了轩然大波，爆发了七国之乱。他们联合起来，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借口开始起兵了。听到藩王率大军朝长安杀来，汉景帝一下就慌了神，连忙召集群臣商议，商议的结果是派大将军周亚夫前去平叛，可是叛军的势力非常大，再加上当时的军队已经很久没有打仗了，于是朝廷上下非常的恐慌。周亚夫的兵马刚刚派出去，汉景帝在未央宫就坐卧不安了。这时候，晁错跑过来，汉景帝忙问他，你提出削藩，藩没削成，反而让叛军快杀到京城了，你说该怎么收场啊？晁错倒是很冷静，“陛下，没有别的办法，当务之急，只有出兵平叛了。”汉景帝一想对呀，可该派的早就派出去了，眼下朝廷该派谁出征好啊？晁错说：“陛下，当年高祖皇帝在世之时，天下也发生过不少叛乱，都是高祖皇帝御驾亲征。兵锋所致，战无不胜，现在陛下应该向高祖学习，亲自操刀上阵去平叛，这样也可以借助陛下的威望鼓舞军心，震慑叛军。至于京城大本营，就由我来镇守好了！”
关键时刻把皇上推到前线，他自己却躲到京城，景帝一听就不高兴了，心想，好哇，我按你的建议做了，你捅的娄子，出了事，却不想办法摆平，现在倒把我推出去了，撺掇我去冒险，我又不是高祖，哪打得了仗啊。真是岂有此理！
因为谁都知道，带兵打仗是最危险的;留守京城，则是最安全的。你怎么能在这个紧急关头，把最危险的事情派给皇帝，最安全的事情留给自己呢？晁错竟然想出这么一个馊主意，不敢负起责任来，这不但惹怒皇上，也让群臣愤愤不平，说你晁错这样做简直是奸臣嘛，你把皇帝推向前线，你自己躲在家里，是不是等皇帝打败了以后，你当皇帝？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容忍的。试想一下，如果此时晁错能勇于担当，挺身而出，“削藩是我提出来的，这个祸是我闯的，我负责任，请皇上任命我大将军，带兵去打，然后冲上前线，我身先士卒”，或者积极出谋划策，或者自告奋勇去前线效力，让皇帝觉得很安全，即使有人挑拨离间，又岂能奈何得了他昵？可是，晁错却选择了把安全和舒适留给自己，把危险和辛苦留给皇上。哪个皇上能容忍得了这个呢？危难之际，不敢负责，未能做到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给他人留下了口实。
这时候，朝中就有人谏言，说诸王造反皆因皇上身边出现了奸臣，这位奸臣就是晁错，只要把晁错杀掉就没事了，乱党就可以平叛。就这样，晁错死了，腰斩于市，死时还穿着朝服。晁错死后，七国之兵并没有退，最后是周亚夫平了七国之乱。关于晁错的死有很多的争议，历史本多兴衰，死有各得其所，争议也会存在下去。
这篇史论，讲的是汉朝汉景帝年間爆发七国之乱始末和晁错被诛的事情，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作为一个大臣，在面临危难之时，要勇于担当责任，要具有敢于担当的大丈夫胸襟。这是一个有作为的大丈夫应该有的品行，身为朝廷重臣，除了应有“超世之才”，还得有“坚忍不拔之志”，坚忍不拔之志，犹如铁之成钢、刀之成刃，这包括智慧、胆识、气度和节义，临难不避、临危不惧、见危授命等忠义品质。告诫人们这样一个道理：想有非常之功，就要做非常之事。要有所作为，而不能只想自我保全、逃避责任、畏缩不前，越是想自保越是难以自全。这里面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和人生哲理。
自刘邦建立汉朝到汉武帝刘彻这一段时期，应该说是最精彩的。这一段历史，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轰轰烈烈”。在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人才辈出，英雄辈出，名人辈出。遗憾的是，这些风流人物却少有一个好的结局。他们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死于非命，这个故事里所说的晁错，就是其中的一个。
晁错是西汉初期的一位政治家，他学贯儒法，知识渊博，深受文、景两帝的器重和宠信。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巩固大汉王朝的千秋大业，他向汉景帝上书《削藩策》。就在其政治理想将要实现时，却被腰斩于长安东市。他的蒙冤而死成为那个时代著名的政治悲剧！
晁错不仅有学问，而且口才还特别好，能言善辩。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在太子府期间就时常向汉文帝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他曾给汉景帝上了几道疏文，谈到守边和劝农，著名的如《论贵粟疏》。他虽然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又不甘寂寞的人，但他身上却有很多问题。
首先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中的大臣关系大都不好，好多大臣都不喜欢他。汉文帝驾崩后，汉景帝任命他为内史。内史是负责京城地区所有行政的官职，地位很高，权力也很大，许多法令制度都经由他奏请皇帝变更。同时还讨论如何用贬谪处罚的方式来削弱诸侯的权力。仗着汉景帝的信任，他不停地提意见，不停地提建议，今天要变法这个，明天要改革那个。对于他的建议汉景帝是言听计从，这一下子得罪了很多朝中的大臣。这些大臣当年是跟着刘邦一起打天下的，他们当中要么是贵族、要么是功臣，虽然能力差点儿，但是有资历，他们看不上晁错，一个靠能言善辩、夸夸其谈青云直上的人物。当时实行的是道家的治国理念，主张无为而治，不喜欢折腾。今天遇到晁错，他不是夹起尾巴做人，而是很高调，闹得朝廷上下不得安宁，大家对他也就忍无可忍了，总想找个茬子干掉他。这其中就有丞相申屠嘉、后来联名上书要杀他的廷尉张欧。
申屠嘉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廉洁的清官，为人秉直清廉，为了不受私人关系的影响，他坚持不在家中接待客人。“门不受私谒”，就是在家里不接受私事拜访，官员不要到他家里来谈事，有事上朝说。有人曾经找过申屠嘉，申屠嘉说：“公事明天找办事的人去谈，如果是私事就免了，本丞相没有私事。”汉景帝继位前连年歉收，而公款吃喝、铺张浪费并未因此减少。汉景帝即位后下诏：凡到地方后接受公款招待的官员，一旦被发现立即免职。后来下面人反映这种处罚太重，汉景帝接受申屠嘉等人的建议，重新下诏：凡接受吃请的官员，餐费自理，吃多少赔多少，不再免职。由此可见申屠嘉在朝廷中是很有威望的，得罪了申屠嘉，意味着得罪了一大批正人君子。
汉文帝的时候，张欧凭借着研究刑名学说出众被朝廷安排在太子身边，教化、辅佐太子，为东宫侍臣。他虽然研究刑名学说，为人却是十分的忠厚。从他做官的第一天起，便一心对待自己的事业，从不以惩办他人为目的，他属下的官员认为他是一位忠厚的长者，无不心悦诚服。他办案很有原则，极为爱惜人的性命，史书给他的评价是：素性朴诚、不尚苛刻、持平听讼，狱无冤滞，所以海内闻风，讴歌不息。
像张欧这样的人都主张杀晁错，可以想见，晁错得罪人都得罪到什么程度了。
其次是性格有缺陷，性情过于耿直。《史记》和《汉书》讲到晁错的时候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峭，严厉;直，刚直;刻，苛刻;深，心狠。就是说，晁错是一个“又严厉，又刚直，又苛刻，又心狠”的人，这样性格的人怎么得人心呢？怎么会有一个好的人缘呢？谁会喜欢这样一个人呢？谁又会跟这样的人成为朋友呢？没有一个好人缘，又怎么能团结大多数人一起治理国家呢？
再次是过于执拗。晁错主张削藩，其他人不同意这个主张，因政见不和，他便认为“道不同，不相与谋”。他执着地认为削藩就是对的，就是要做。他一再给汉文帝上书，汉文帝不采纳，后来晁错给汉文帝上书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意思是说“一个狂妄的人说了一些狂话，请英明的皇上来做出决断”。汉文帝给他的回复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意思是说“提建议的人不狂，做决策的人糊涂，这是治国的弊病，所以，国家的灾难就是这样发生的”。汉文帝很清楚，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建议没有狂不狂的问题，什么建议都可以提，但是决策有英明与昏聩的问题，作为皇上，决策一定要英明。景帝没有像文帝那样，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而且让晁错来主持削藩，一下子引来了大麻烦。
大汉这个王朝，严格地说，并不是一个集中统一的国家，当初刘邦为巩固刘氏天下，分封了自己十二个兄弟子侄为诸侯王，实行郡县与封国并行的制度。这种制度的弊端在后来显露无遗。汉文帝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觉察到了这个问题，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可惜，他还没来得及彻底解决诸王的威胁问题，就驾鹤西去了，这个重担就落在了汉景帝的身上。到了汉景帝时，汉朝四分五裂，各个亲王根本不受朝廷的约束，当时最大的诸侯国，齐国七十多座城池，最少的诸侯也有四十多座城池，这种情况为汉景帝的统治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景帝的心里有事，但他不能说出来。他怕各个亲王联合起来造反。晁错知道有些话皇帝不能说，需要有人站出来说。于是，在一天的朝堂上，晁错发表了他生平最为著名的《削藩策》，洋洋洒洒高谈阔论，一时语惊四座，震惊朝堂。他十分担心国家的未来，他说，各诸侯国早已暗藏祸心，拥兵自重，根本不把汉王朝看在眼里，应该立即把他们逮捕诛杀。特别是当时的吴王刘濞很是飞扬跋扈，窦太后还在的时候都不来进京朝贡，因为皇上宽宏大量，于是就没有怎么办他，更严重的是吴王刘濞竟然招兵买马，私办起官盐了。平时汉景帝就比较喜欢晁错，这时候他提出“削藩策”，更让景帝对他另眼相看，于是汉景帝开始筹备实施“削藩”。 晁错的父亲听说儿子为汉景帝献削藩策的事情后，连忙赶到京城找晁错，对他说疏不间亲，你这样的举动只会为自己的家族带来灾祸。他劝晁错，一定要安分守己，皇家的事情我們不能多管。晁错听不进父亲的话，父亲回到家中，总是忧郁不安，不久便服毒自杀了。晁错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非常伤心，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实施削藩。在晁错的谏言下，汉景帝把楚王、赵王和胶西王的领地都削了，最后开始着手削吴王刘濞的领地。《削藩策》提出了削藩的必要性，试图改变汉初各刘姓王割据、威胁中央朝廷的局面。然而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晁错却过于激进，一不懂得分化瓦解对手，二没有找到诸侯王足够分量的罪行，以惩罚诸侯王犯下的小错为名，在短时间内大量削减各主要诸侯王的封地，致使矛盾迅速激化，局势迅速恶化。
对于削藩这件事情，苏东坡在《晁错论》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一个国家最困难、最难办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看起来天下太平，实际上却埋藏着隐患，为什么说这个事情是最难办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有那些杰出优秀的人才可以担当这样的重任，而晁错不是这样一个人。也就是说，削藩没有错，这件事情是该做的，但让晁错来做削藩这件事就不对了。苏东坡认为，做这件事情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知其当然，就是事先要把做的事情想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利害关系，如果做的话可能会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全部都要想清楚了再做。晁错却没想清楚，他提出削藩的理由是“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只有这八个字，却未论及可行性，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并没有提出具体怎么做。“徐为之图”就是到了最后你有足够的智慧和办法慢慢地、不动声色地来处理问题，他也不具备这个条件。更重要的他不能做到“事至不惧”，“事至不惧”就是事情来了以后不害怕。削藩是国家大事，是当初大臣们都不同意的事情，硬着头皮去做，做起来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麻烦，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有很大的风险，是非常难做的，遇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神闲气定才行。
削藩刚一执行，立即引发了轩然大波，爆发了七国之乱。他们联合起来，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借口开始起兵了。听到藩王率大军朝长安杀来，汉景帝一下就慌了神，连忙召集群臣商议，商议的结果是派大将军周亚夫前去平叛，可是叛军的势力非常大，再加上当时的军队已经很久没有打仗了，于是朝廷上下非常的恐慌。周亚夫的兵马刚刚派出去，汉景帝在未央宫就坐卧不安了。这时候，晁错跑过来，汉景帝忙问他，你提出削藩，藩没削成，反而让叛军快杀到京城了，你说该怎么收场啊？晁错倒是很冷静，“陛下，没有别的办法，当务之急，只有出兵平叛了。”汉景帝一想对呀，可该派的早就派出去了，眼下朝廷该派谁出征好啊？晁错说：“陛下，当年高祖皇帝在世之时，天下也发生过不少叛乱，都是高祖皇帝御驾亲征。兵锋所致，战无不胜，现在陛下应该向高祖学习，亲自操刀上阵去平叛，这样也可以借助陛下的威望鼓舞军心，震慑叛军。至于京城大本营，就由我来镇守好了！”
关键时刻把皇上推到前线，他自己却躲到京城，景帝一听就不高兴了，心想，好哇，我按你的建议做了，你捅的娄子，出了事，却不想办法摆平，现在倒把我推出去了，撺掇我去冒险，我又不是高祖，哪打得了仗啊。真是岂有此理！
因为谁都知道，带兵打仗是最危险的;留守京城，则是最安全的。你怎么能在这个紧急关头，把最危险的事情派给皇帝，最安全的事情留给自己呢？晁错竟然想出这么一个馊主意，不敢负起责任来，这不但惹怒皇上，也让群臣愤愤不平，说你晁错这样做简直是奸臣嘛，你把皇帝推向前线，你自己躲在家里，是不是等皇帝打败了以后，你当皇帝？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容忍的。试想一下，如果此时晁错能勇于担当，挺身而出，“削藩是我提出来的，这个祸是我闯的，我负责任，请皇上任命我大将军，带兵去打，然后冲上前线，我身先士卒”，或者积极出谋划策，或者自告奋勇去前线效力，让皇帝觉得很安全，即使有人挑拨离间，又岂能奈何得了他昵？可是，晁错却选择了把安全和舒适留给自己，把危险和辛苦留给皇上。哪个皇上能容忍得了这个呢？危难之际，不敢负责，未能做到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给他人留下了口实。
这时候，朝中就有人谏言，说诸王造反皆因皇上身边出现了奸臣，这位奸臣就是晁错，只要把晁错杀掉就没事了，乱党就可以平叛。就这样，晁错死了，腰斩于市，死时还穿着朝服。晁错死后，七国之兵并没有退，最后是周亚夫平了七国之乱。关于晁错的死有很多的争议，历史本多兴衰，死有各得其所，争议也会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