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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神探”，大家或许就会想起唐代的狄仁杰，想起英国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他们以冷静的头脑、严谨的推理、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曹宝麟，在书法界大名鼎鼎。其学问、书法广为人知，无须拙笔赘述。二○一○年岁末，应台南大学之邀，先生赴宝岛作了题为《志在破案——谈谈我的碑帖考证》的演讲。先生从“句读”、“关键词”、“书信格式”、“书风”、“典章制度”等入手，钩沉历史疑案，畅谈“破案经验”，引来好评如潮，“书法神探”之雅号不胫而走。
以前提起曹宝麟，必定要说到他的导师王力老先生；而今言及曹先生，就不能不讲他的《抱瓮集》。《抱瓮集》是先生二十多年来发表的书学论文的结集，只看书名，就知是先生呕心沥血之作。“其考辨多从文字内容发掘，或语言特征之比较，或人物事件之检索，或性格习惯之归纳，参用现代统计法，罗列证据不惮其烦。”（华人德著：《华人德书学文集》，荣宝斋出版社二○○八年版，305页）正因为作者对“两宋的时代背景、职官制度、地理沿革、习惯用语、称谓变化”了如指掌，所以“考证宋人法帖便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曹宝麟著：《抱瓮集》，文物出版社二○○六年版，代序3页。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先生不愧为书法神探，多年来“以勘破千年谜案，还历史真相而乐此不疲”（出自《晏庐自述》）。“一些本似无头案的短札”，经他抽丝剥茧、去伪存真，竟然绝路逢生、水落石出（代序3页）。
大凡学术著作，因“注重文本细节，容易流于繁琐枯燥”。《抱瓮集》令人击节之处在于，虽旁征博引，但文辞典雅、流畅；其论证过程，也“颇有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之妙”。“考据文章做到如此境界，简直就是一种艺术了。”（代序3页）
《抱瓮集》虽好，但印数不多。按先生的话说：“对这种比较‘另类’的书籍感兴趣的读者应该很少，毕竟能有几个痴人愿意被你牵着鼻子钻牛角尖，强打精神去覆核那桩公案判得是否有理呢？”（668页）而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先生的字卖得很火，以至于先生润格的调整，也成了书画市场的风向标之一。学术与艺术，固然不能以同样的标准来考量，但倘若以积极的心态解读这一现象，我认为，文人字被热捧，是收藏家品位提升、书画市场日趋理性的标志之一。如此看来，先生还是低估了读者的鉴赏力，后来《抱瓮集》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的理论类一等奖，也是许多人意料之中的事。
前不久，我在网上以善价购得一册《抱瓮集》。扉页有曹先生题字：“宣威沙漠，驰誉丹青。千字文句，又见世说。未考先后。曹宝麟。”寥寥数语，既似开宗明义、代表该书风格的范文，又如一篇拟收录而尚未写就的论著，还有点像警情通报，大有“立案侦查”的态势。曹公不假思索的拈来之笔，妙趣横生，耐人寻味。就书法而论，也展示了其得心应手、驾轻就熟的高超技艺。
石开先生快言快语，说《抱瓮集》可以当推理小说来读，此话谑而不虐。书中不少文章涉及笔墨官司，仔细品读，还真有点诉状和答辩状的味道。
一九八三年第二期的《书谱》，刊发了徐邦达先生的《柳公权〈蒙诏帖〉辨伪》一文，徐氏认为，帖中“出守翰林”一词，“实不合当时居官者职守称谓通例”，理由是翰林在禁中，何谓“出守”，进而认为《兰亭续帖》中的柳公权《年衰帖》称“蒙恩放出翰林”，远比“出守翰林”顺畅，因之确信《蒙诏帖》是以《年衰帖》为“原底”而又妄改的“不太高明的仿书”（36—37页）。徐邦达乃当代书画鉴定大家。面对权威，曹宝麟称“此文所辨，颇觉未安”，遂以《书谱》为阵地，连发《〈蒙诏帖〉非伪辩》、《〈蒙诏帖〉非伪再辩》两篇文章，锁定关键词“出守”，征引柳公权的同僚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院记》等文献资料，经过一番考证，得出结论，“在唐时官吏陟黜，即从此官署迁往彼官署，不论离开国门与否，官场通语皆可得谓之‘出守’”，称以此认定《蒙诏帖》为伪作明显站不住脚，“在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还是‘维持原判’为好”（40—41页）。
“曹宝麟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的专业是古汉语词汇学，属于乾嘉学者擅长的训诂学范畴。这一专业背景使他常能在人们熟视无睹的地方发现问题。一些古人习用的词汇，每每成为他切入问题的突破口。”（代序2页）曹氏在《陆机〈平复帖〉商榷》、《〈平复帖〉再辩》两篇文章中，抓住帖中“寇乱”一词，一笔推倒千古定论。坦言“对《平复帖》中‘寇乱’所指为永嘉之乱的认识——我早就亮出底牌——是基于遍检《全晋文》和《晋书》，拈出相同用例的八个例句，经过类比分析后逐渐形成的”。若有异议，“要么重新查阅一遍鄙人据以立论的两部巨著，冀希于我或许隐瞒着对己不利的使用‘寇乱’一词的例句，要么另行找出这两部书之外的使我不攻自破的证据”（71页）。永嘉之乱发生在西晋怀帝永嘉五年（三一一），这是铁定的。再查陆机生平，陆机“生于东吴永安四年（二六一），卒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三○三）”（61页）。至此真相大白，《平复帖》“案发”之时，陆机过世已八个年头，显然“没有作案时间”。曹氏遂得出结论，“既然在‘寇乱’前八年陆机已作古，那么《平复帖》不是陆机所书可谓洞若观火”（65页）。
文字内容的考证并非易事，既需要扎实的文史功底，也要有高度的学术敏感。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今天我们借助百度，在数秒之内即可检出《全晋文》、《晋书》中有“寇乱”一词的例句。试问，我们具备这样的敏感吗？如果曹宝麟当年未提出质疑，我们今天会想起检索么？
今天，互联网已成为我们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手段和工具，这些必须“拿来”。但传统的治学方法更不能丢。顾炎武说过这样的话：“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大概顾炎武对纂辑熔铸前人成说以为“著述”的做法深恶痛绝，所以才有如此形象的比喻和深刻的批判。
曹宝麟以“辛楣同乡”自诩，将乾嘉诸子的考据方法用之于书学，《抱瓮集》庶几先生二十多年来在古代法帖考证和宋代书法史研究领域的“采山之铜”。然先生自比“汉阴丈人”，言“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出自《庄子·天地》）。以“抱瓮”名其集，乃因“舍此则无以传神地体现结撰之蠢笨而已”（668页）。这不是自谦，而是先生治学精神、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的真实写照。“今之治书学者，多神不定而逞心机，道不载而务游谈，空疏支离而欲建体系。视此，宝麟君抱瓮而羞不为也。”（华人德著：《华人德书学文集》，荣宝斋出版社二○○八年版，305页） “正是有了曹宝麟的研究，一些早已被遗忘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地显现在我们的面前。”作为宋代众多文人的异代知己，“曹宝麟对他们生平的考证也填补了宋代政治史和文化史研究的遗缺”（代序3页）。
曹宝麟认为，“自苏轼、黄庭坚、米芾三杰崛起”，“宋代积弱的书坛才出现了新气象”（415页）。“米苏订交当在元丰五年（一○八二）”，“这次历史性的会见，对米芾来说，无疑是影响其一生名业的大事”，在宋代书法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据温革透露：‘米元章元丰中谒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其书大进。’”“老米对东坡始终如一的忠诚，尽管还有对以后仕途上提携的感恩在内，但在很大程度上当是出于这一点拨的报答。”东坡长米芾十四岁，“米之于苏虽不执弟子之礼，至少也是视为丈人之行的，他在人前人后始终保持着对一代文豪的敬佩钦仰之情”（127—128页）。
苏轼为人豁达仁厚，朋友遍天下。就在“米苏订交”的次年，即元丰六年（一○八三），东坡在黄州又遇知己，有文可证：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苏轼的这篇《记承天夜游》，不足百字，堪称绝唱。每读此文，我都在想，与东坡一起缓行寺院，步月谈心的张怀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查遍手头资料，只检索到以下信息：张怀民，字梦得，又字。元丰六年六月，谪居黄州，营新居于江上，在其西南筑亭，苏轼命名为“快哉亭”，并作“水调歌头”相赠，“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名句，即出于此（苏轼著、朱孝臧编年、龙榆生校笺、朱怀春标点：《东坡乐府笺》，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九年版，208页）。苏辙有《黄州快哉亭记》。
张怀民从何处，因何故被贬黄州？张怀民怎样的人生经历令苏轼发出“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的感慨？我拨打电话，向神探“报案”。第二天，先生回复。这千年疑案，遂胜利告破。原来，先生是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四中发现的蛛丝马迹。宋神宗元丰元年（一○七八），张怀民时任江宁府签书判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南京市政府的秘书，曾陷入一场官司。当时，吕嘉问是江宁府知府，亲自审的这个案子。后来，苏轼、张怀民均谪居黄州，因“同是天涯沦落人”而惺惺相惜。
我被先生驾驭文献资料的娴熟功力，以及严谨的推理所折服。为扩大战果，我紧抓机遇，请先生以此为内容，创作一幅题跋书法作品：取《黄州寒食诗帖》笔意，书写《记承天夜游》全文，前者被推崇为苏书第一，创作于元丰五年（一○八二），后者乃东坡散文之精品，写于次年。以东坡笔意书东坡文，可谓“原汤”化“原食”。对张怀民的考证，则以小字作跋。
一周之后，我收到了先生寄来的特快专递。打开信封，淡淡的墨香与浓浓的书卷气息扑面而来。令我想起先生《晏庐自述》中的那句话：“我把自己定位为学者。学者就得写学者字。我所认定的追求是借助适宜的书写，再现一种古典的情调和一派精致的逸韵。”
曹氏跋文，俨然法官出具的“判决书”，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右东坡谪黄州第四年事也，若持与初至寓定惠院所作《卜算子》词相较，心气渐平，岂非学佛有得故耶。张怀民时亦谪于此，仆考得即筑快哉亭之张梦得，又从东坡《水调歌头》题解知亦即张也。张氏《续资治通鉴长编》唯一见。元丰元年十一月辛未，其时为江宁府签书判官，既为安石党羽吕嘉问所疾，则与东坡之相善亦甚宜矣。
曹宝麟，在书法界大名鼎鼎。其学问、书法广为人知，无须拙笔赘述。二○一○年岁末，应台南大学之邀，先生赴宝岛作了题为《志在破案——谈谈我的碑帖考证》的演讲。先生从“句读”、“关键词”、“书信格式”、“书风”、“典章制度”等入手，钩沉历史疑案，畅谈“破案经验”，引来好评如潮，“书法神探”之雅号不胫而走。
以前提起曹宝麟，必定要说到他的导师王力老先生；而今言及曹先生，就不能不讲他的《抱瓮集》。《抱瓮集》是先生二十多年来发表的书学论文的结集，只看书名，就知是先生呕心沥血之作。“其考辨多从文字内容发掘，或语言特征之比较，或人物事件之检索，或性格习惯之归纳，参用现代统计法，罗列证据不惮其烦。”（华人德著：《华人德书学文集》，荣宝斋出版社二○○八年版，305页）正因为作者对“两宋的时代背景、职官制度、地理沿革、习惯用语、称谓变化”了如指掌，所以“考证宋人法帖便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曹宝麟著：《抱瓮集》，文物出版社二○○六年版，代序3页。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先生不愧为书法神探，多年来“以勘破千年谜案，还历史真相而乐此不疲”（出自《晏庐自述》）。“一些本似无头案的短札”，经他抽丝剥茧、去伪存真，竟然绝路逢生、水落石出（代序3页）。
大凡学术著作，因“注重文本细节，容易流于繁琐枯燥”。《抱瓮集》令人击节之处在于，虽旁征博引，但文辞典雅、流畅；其论证过程，也“颇有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之妙”。“考据文章做到如此境界，简直就是一种艺术了。”（代序3页）
《抱瓮集》虽好，但印数不多。按先生的话说：“对这种比较‘另类’的书籍感兴趣的读者应该很少，毕竟能有几个痴人愿意被你牵着鼻子钻牛角尖，强打精神去覆核那桩公案判得是否有理呢？”（668页）而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先生的字卖得很火，以至于先生润格的调整，也成了书画市场的风向标之一。学术与艺术，固然不能以同样的标准来考量，但倘若以积极的心态解读这一现象，我认为，文人字被热捧，是收藏家品位提升、书画市场日趋理性的标志之一。如此看来，先生还是低估了读者的鉴赏力，后来《抱瓮集》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的理论类一等奖，也是许多人意料之中的事。
前不久，我在网上以善价购得一册《抱瓮集》。扉页有曹先生题字：“宣威沙漠，驰誉丹青。千字文句，又见世说。未考先后。曹宝麟。”寥寥数语，既似开宗明义、代表该书风格的范文，又如一篇拟收录而尚未写就的论著，还有点像警情通报，大有“立案侦查”的态势。曹公不假思索的拈来之笔，妙趣横生，耐人寻味。就书法而论，也展示了其得心应手、驾轻就熟的高超技艺。
石开先生快言快语，说《抱瓮集》可以当推理小说来读，此话谑而不虐。书中不少文章涉及笔墨官司，仔细品读，还真有点诉状和答辩状的味道。
一九八三年第二期的《书谱》，刊发了徐邦达先生的《柳公权〈蒙诏帖〉辨伪》一文，徐氏认为，帖中“出守翰林”一词，“实不合当时居官者职守称谓通例”，理由是翰林在禁中，何谓“出守”，进而认为《兰亭续帖》中的柳公权《年衰帖》称“蒙恩放出翰林”，远比“出守翰林”顺畅，因之确信《蒙诏帖》是以《年衰帖》为“原底”而又妄改的“不太高明的仿书”（36—37页）。徐邦达乃当代书画鉴定大家。面对权威，曹宝麟称“此文所辨，颇觉未安”，遂以《书谱》为阵地，连发《〈蒙诏帖〉非伪辩》、《〈蒙诏帖〉非伪再辩》两篇文章，锁定关键词“出守”，征引柳公权的同僚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院记》等文献资料，经过一番考证，得出结论，“在唐时官吏陟黜，即从此官署迁往彼官署，不论离开国门与否，官场通语皆可得谓之‘出守’”，称以此认定《蒙诏帖》为伪作明显站不住脚，“在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还是‘维持原判’为好”（40—41页）。
“曹宝麟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的专业是古汉语词汇学，属于乾嘉学者擅长的训诂学范畴。这一专业背景使他常能在人们熟视无睹的地方发现问题。一些古人习用的词汇，每每成为他切入问题的突破口。”（代序2页）曹氏在《陆机〈平复帖〉商榷》、《〈平复帖〉再辩》两篇文章中，抓住帖中“寇乱”一词，一笔推倒千古定论。坦言“对《平复帖》中‘寇乱’所指为永嘉之乱的认识——我早就亮出底牌——是基于遍检《全晋文》和《晋书》，拈出相同用例的八个例句，经过类比分析后逐渐形成的”。若有异议，“要么重新查阅一遍鄙人据以立论的两部巨著，冀希于我或许隐瞒着对己不利的使用‘寇乱’一词的例句，要么另行找出这两部书之外的使我不攻自破的证据”（71页）。永嘉之乱发生在西晋怀帝永嘉五年（三一一），这是铁定的。再查陆机生平，陆机“生于东吴永安四年（二六一），卒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三○三）”（61页）。至此真相大白，《平复帖》“案发”之时，陆机过世已八个年头，显然“没有作案时间”。曹氏遂得出结论，“既然在‘寇乱’前八年陆机已作古，那么《平复帖》不是陆机所书可谓洞若观火”（65页）。
文字内容的考证并非易事，既需要扎实的文史功底，也要有高度的学术敏感。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今天我们借助百度，在数秒之内即可检出《全晋文》、《晋书》中有“寇乱”一词的例句。试问，我们具备这样的敏感吗？如果曹宝麟当年未提出质疑，我们今天会想起检索么？
今天，互联网已成为我们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手段和工具，这些必须“拿来”。但传统的治学方法更不能丢。顾炎武说过这样的话：“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大概顾炎武对纂辑熔铸前人成说以为“著述”的做法深恶痛绝，所以才有如此形象的比喻和深刻的批判。
曹宝麟以“辛楣同乡”自诩，将乾嘉诸子的考据方法用之于书学，《抱瓮集》庶几先生二十多年来在古代法帖考证和宋代书法史研究领域的“采山之铜”。然先生自比“汉阴丈人”，言“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出自《庄子·天地》）。以“抱瓮”名其集，乃因“舍此则无以传神地体现结撰之蠢笨而已”（668页）。这不是自谦，而是先生治学精神、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的真实写照。“今之治书学者，多神不定而逞心机，道不载而务游谈，空疏支离而欲建体系。视此，宝麟君抱瓮而羞不为也。”（华人德著：《华人德书学文集》，荣宝斋出版社二○○八年版，305页） “正是有了曹宝麟的研究，一些早已被遗忘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地显现在我们的面前。”作为宋代众多文人的异代知己，“曹宝麟对他们生平的考证也填补了宋代政治史和文化史研究的遗缺”（代序3页）。
曹宝麟认为，“自苏轼、黄庭坚、米芾三杰崛起”，“宋代积弱的书坛才出现了新气象”（415页）。“米苏订交当在元丰五年（一○八二）”，“这次历史性的会见，对米芾来说，无疑是影响其一生名业的大事”，在宋代书法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据温革透露：‘米元章元丰中谒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其书大进。’”“老米对东坡始终如一的忠诚，尽管还有对以后仕途上提携的感恩在内，但在很大程度上当是出于这一点拨的报答。”东坡长米芾十四岁，“米之于苏虽不执弟子之礼，至少也是视为丈人之行的，他在人前人后始终保持着对一代文豪的敬佩钦仰之情”（127—128页）。
苏轼为人豁达仁厚，朋友遍天下。就在“米苏订交”的次年，即元丰六年（一○八三），东坡在黄州又遇知己，有文可证：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苏轼的这篇《记承天夜游》，不足百字，堪称绝唱。每读此文，我都在想，与东坡一起缓行寺院，步月谈心的张怀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查遍手头资料，只检索到以下信息：张怀民，字梦得，又字。元丰六年六月，谪居黄州，营新居于江上，在其西南筑亭，苏轼命名为“快哉亭”，并作“水调歌头”相赠，“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名句，即出于此（苏轼著、朱孝臧编年、龙榆生校笺、朱怀春标点：《东坡乐府笺》，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九年版，208页）。苏辙有《黄州快哉亭记》。
张怀民从何处，因何故被贬黄州？张怀民怎样的人生经历令苏轼发出“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的感慨？我拨打电话，向神探“报案”。第二天，先生回复。这千年疑案，遂胜利告破。原来，先生是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四中发现的蛛丝马迹。宋神宗元丰元年（一○七八），张怀民时任江宁府签书判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南京市政府的秘书，曾陷入一场官司。当时，吕嘉问是江宁府知府，亲自审的这个案子。后来，苏轼、张怀民均谪居黄州，因“同是天涯沦落人”而惺惺相惜。
我被先生驾驭文献资料的娴熟功力，以及严谨的推理所折服。为扩大战果，我紧抓机遇，请先生以此为内容，创作一幅题跋书法作品：取《黄州寒食诗帖》笔意，书写《记承天夜游》全文，前者被推崇为苏书第一，创作于元丰五年（一○八二），后者乃东坡散文之精品，写于次年。以东坡笔意书东坡文，可谓“原汤”化“原食”。对张怀民的考证，则以小字作跋。
一周之后，我收到了先生寄来的特快专递。打开信封，淡淡的墨香与浓浓的书卷气息扑面而来。令我想起先生《晏庐自述》中的那句话：“我把自己定位为学者。学者就得写学者字。我所认定的追求是借助适宜的书写，再现一种古典的情调和一派精致的逸韵。”
曹氏跋文，俨然法官出具的“判决书”，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右东坡谪黄州第四年事也，若持与初至寓定惠院所作《卜算子》词相较，心气渐平，岂非学佛有得故耶。张怀民时亦谪于此，仆考得即筑快哉亭之张梦得，又从东坡《水调歌头》题解知亦即张也。张氏《续资治通鉴长编》唯一见。元丰元年十一月辛未，其时为江宁府签书判官，既为安石党羽吕嘉问所疾，则与东坡之相善亦甚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