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底气来自编钟

　　一九九九年，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在湖北定制了曾侯乙式三十六件一套的编钟。运到那天，拆箱卸包，零件摊满一地。于少华教授带着几个学生，翻看图纸，正不知如何下手。其时在那里就读的我，恰好走进音乐系所在的“许让成楼”，见此场景，便想到编辑《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经验，于是毛遂自荐，带领大家安装。先把两边佩剑青铜武士的支架撑起来，再架上蟠龙纹铜套加固的彩绘横梁。簨虡固定后，三层编钟，按大小顺序，连接悬挂。
　　考古学是二十世纪下半叶融入音乐学的新知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自一九六二年河南信阳长台观春秋编钟由王湘、孟宪福、王瑛等人测音考察后，这一领域的操持者似乎就成了中国音乐研究所的使命。我参与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普查与编辑工作，测量、测音过多套编钟，脑子里自然装着钟虞列堵的步骤。没承想，这份知识，到了香港，成了超前见识。手不停摆，马不停蹄，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如此胸有成竹。忙活了一上午，整套编钟，毫发未损，安置到演奏厅右壁。组装完毕，扑打衣裳，执锤敲击，声满堂壁。看着满屋子同学心旌摇荡的样子，我突然冒了一句：“这是第二个青铜时代。”
　　“安装”引发的后续效应，也令我吃惊。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与香港大学音乐系，一直暗中较劲。两校历年的“研究生交流”，简直是打擂台。师生围坐台下，研究生上台讲演。那场面就是唐代康昆仑与段善本的“对台”或电影《海上钢琴师》的“斗琴”。我也是第一次见识这般阵势。香港大学的一位男生，身穿红格子英格兰短裙，怀抱绛紫竹管的苏格兰风笛，边走边吹，绕场一周。那股必欲夺冠的逼人劲头儿，让人觉得这不是学术讲演而是演艺大比拼。“风前横笛斜吹雨”，作秀“亚历山大”。
　　有了“安装”的信任，意欲充分利用新资源的于少华教授，让我介绍编钟。于是，我与同学苏汉涛，提前练了一支曲子。轮到我发言，为了造势，我也不先走上讲台，而是站到了编钟前，敲了一阕国风十足的《孟姜女》。苏汉涛敲下层低音组，击打重音;我敲中层组，演奏旋律。钟声叩响，如鼓风涛，双锤振壁，一举滔天。
　　接下来我介绍一钟双音，系主任陈永华，亲自上台执钟。我秉锤敲击，正鼓部、侧鼓部，两个相距三度的音，一一跳出。那时，香港大部分师生（特别是外籍教师）从未见过编钟，更甭说现场聆听。只知一钟一音的老外，如同当年刚刚发现先秦伟大创造的中国音乐家一样，个个被“中国阵势”惊得目瞪口呆。有位外籍教师，甚至跑到台上，从里到外，翻看编钟，想查个底儿掉。
　　“成排的编钟”把“孤独的风笛”压下去了。刚刚还洋洋得意的香港大学研究生，瞬间矮了半截，一副“欲斗不得，求走无路”的表情。编钟给对手——末招收内地学生的香港大学音乐系——致命一击。开始还对这笔投资持疑虑的教授们，忍不住对陈永华说，这钱花得值。教授们兴高采烈，学生们呼声沸地。我禁不住想到了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一首曲名《这一仗打得真漂亮》。

二、编列“丛林”

　　二十一世纪初，在北京一家饭店门口也遇到过一件意料之外的事。饭店入口，挂着一套编钟。如果说它出现于湖北省驻京办“湖北大厦”的正堂是理所当然的话，那么在饭店出现“挂着编钟卖楚菜”的景观，总觉得有点别扭（如同北京东直门内专卖小吃的街区叫“簋街”一样）。面对此景，或许还真应该思忖一下为什么它会出现于市井的原因。作为与市井文化相距最远的钟磬乐悬，好像没有让知识界之外的人加以关注的理由，甚至也没有要让音乐圈外的人加以关注的理由。然而，它却出现于京城的饭店正门，成为渴望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乃至物质文化遗产装点门面的招牌。这无论如何都值得玩味。
　　一套靠巨大财力支撑的乐器，频现市井，意味着主人要用它来证明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人们总觉得与经济的迅猛发展不相匹配的是文化景象的缓慢改观。中国音乐家越来越觉得体小物轻的常规民乐抬不起身价了。让国乐成为看得见宏大、听得到洪亮，从音域宽广到八度分组，从半音化程度到旋宫性能，与世界上任何乐器组合及音乐性能都能媲美、毫不寒碜、撑得起重托的编制，而且称呼上也有历史上积累下来的“金石之声、金声玉振、黄钟大吕、钟磬乐悬”等高亮名号的载体，就这样浩浩荡荡涌进了当代。视觉上具备充足冲击力，听觉上具备充足震撼力，方能把有过一个世纪不自信的中国音乐家带回昔日的辉煌而又不影响继续前行的脚步。社会对文化景观以及文化自信的要求，使得钟磬乐悬成为“居重驭尊之器，立根固柢之本”，获得了当代关注。
　　一九五六年，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民乐队，第一次把编钟搬上舞台。据当年大部分都是农村走出来的乐手讲，从山东曲阜孔庙借来的几件编钟，几乎没人见过。解放军文艺团体敢为天下先，让打入冷宫、退出历史的老乐器，起死回生。于是，编钟就再一次成为明晃晃摆到台面上的响器——虽然此事在民族乐队改革领域被大张旗鼓地宣传，却在学术评价领域小心保持着低调。学术界懂得，这不是恢复老乐器的问题，而是与“封建统治阶级”拴在一起的雅乐评价问题。然而，被质疑的乐器与不容置疑的群体连在一起。解放军的行动证明，当今劳动人民同样有资格享受昔日统治阶级享受的文化并以主人翁的資格占有遗产，行为自然是正面的。“金石之声”有了新定义！此举的“破执”意义，迅速延伸到音乐学家杨荫浏喜不自胜的文章中——《乐器改革要向解放军学习》。一介书生，岂敢复古。这下好了，全国第一支解放军民乐队敲响了金石，精神上的铜墙铁壁与材料上的铜墙铁壁合二为一！敏感地注意到潜在意义的杨荫浏，借势吐出了憋在肚子里的话，为实现了多年夙愿而欢欣鼓舞。然而，因财力制衡，“前卫”民乐队仅制作了几件乐钟，奢侈之举，难以普及。
　　改革开放，韬光养晦，国用丰衍，古今罕俦。当代音乐家能够把昂贵器物再置厅堂，一句话，就是腰杆子硬了。如果说湖北省博物馆最早复制曾侯乙编钟是为了避免损坏原件而与综合国力没有太大关联的话，那么到了诸多音乐机构乃至香港中文大学都开始上演“撞巨钟、击鸣球”的大戏，的确让人感到绝非偶然了。音乐家从昂贵的乐器上，懂得了GDP，懂得了供给侧。中央民族乐团于一九八八年把编钟搬进维也纳金色大厅，让第一次观赏民乐的维也纳入，听到了不一样的动静。舞台后列的编钟，成为金色大厅、金色舞台上金光闪烁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