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特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突如其来的汶川特大地震，让世界瞬间聚焦四川，大批媒体和记者蜂拥而至，我们的抗震救灾境外媒体记者管理工作面临空前的压力。我还来不及为那么多失去生命失去家园的四川同胞去感伤、流泪，甚至来不及回家照顾还在余震的淫威中惶恐的老人和孩子，工作任务就如山一般地压来。
　　5月12日下午3点刚过，我回到办公室就接到西班牙通讯社一位女记者打来的询问电话，其实那时我对“震中在哪儿，震级有多大，受灾程度”等等信息也一无所知，移动手机通讯完全中断，座机、小灵通和联通手机运气好时勉强还能打通，但我还是很认真、很负责地回答着这位记者提出的我能够回答的问题。当晚，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就风风火火地抵达重灾区都江堰。
　　5月13日，大量的境外记者已经或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四川的各个灾区，那两天我的电话接得发烫，这些电话里有境外记者询问救灾进展的，有灾团亡报当地境外记者采访情况的，大家最大的感慨就是“境外记者来得实在太多了”。5月15日上午8点，我被紧急召去开会，会上四川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侯雄飞点名要求我10点整出发，组织已在成都的日本NHK、《朝日新闻》、TBS、俄罗斯全国广播电视、卡塔尔电视、香港《明报》等境外媒体记者赴都江堰灾区集中采访，由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罗波同志、中宣部新闻局副局长刘汉俊同志任组长全程指导。5月16日，国新办、外交部共同组织美联社、路透社等34家境外媒体赴绵竹、什邡等重灾区集中采访，记者们亲历了我们迅速开展救灾的感人场景，感受到了四川人民的坚强不屈。那天我们处里的同志都去了灾区，我一人值守办公室，电话铃声就没停过，我不停地接听电话，不停地解释和回答，到后来话都说不出来了，耳朵里全是铃声，本来电话没响，产生了幻觉，以为电话一直在响。这些电话有要求解决信号传输问题的，有要求解决进入灾区交通问题的，基于从事外宣工作十年来的责任心，我知道我的回答代表的就是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说大点儿就是代表四川省，再大点儿就是代表中国政府新闻官员的形象，我必须用严谨务实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来电的每个要求。
　　5月16日那天，境外记者最关心的最突出的问题是灾区采访证件的发放，当时在灾区采访的国内媒体都持有由我省抗震救灾指挥部新闻中心统一印制的采访证，但境外记者没有此证。在这个时候，国新办领导的首肯给了我们信心和力量。我们没有再等，于17日向在灾区采访的境外记者发出要求办理采访证的通告。
　　我们对灾区采访证的发放标准和流程简单高效，只需记者本人持符合记者身份的有效证件，国外记者持J签证，港澳记者需持通行证和工作证，台湾记者持回乡证，我们核查登记后就发灾区采访证件。某外报在报道中称赞我们办证效率高，他说仅“五分钟就搞定了”。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记者们的理解和支持，即使为了办证专程从灾区采访前线返回也没有任何的不理解或怨言，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有利于他们在灾区采访的最有效途径。此举的效果实际是双赢，一来方便了境外记者的采访，二来我们也由此掌握了来川采访媒体和记者个人的大体情况，截至5月30日在四川省抗震救灾新闻中心登记备案的就有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132家媒体的547名记者。我们通过他们登记的移动电话、邮箱等，及时发去采访线索和信息。在当时那种交通不畅的情况下。我们主动提供的信息服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以后的事实让我暗自庆幸我们走对了，参加灾区采访的记者发出的大量报道，使国际舆论中充满对中国政府迅速救援的高度赞扬，对灾区人民表现出坚强的无限感慨，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流，我们的辛苦成为营造总体于我有利的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的一份力量。
　　因时间关系，我们制发的第一阶段灾区采访证没有持证人姓名、供职媒体，也没有编号等可区别的元素，灾区前线已经发现有借用的现象。为了保证灾区采访证的权威性和可区别性，进一步规范其使用，我们要求进入灾区采访的境外记者需持抗震救灾采访证。采访证正面有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印章，左上角手写有持证人姓名和单位。如发现有借用采访证或无采访证进行采访的行为，将视其为非法采访，提出警告并限制其进入灾区。非法使用他人证件的，没收采访证并不再核发。于是，5月20日后前来办理的灾区采访证正面都有我们工作人员手写的记者姓名、所供职媒体、国别三项，本来很简洁大方的采访证由此变得粗糙和难看起来，就是这样一张张略显粗陋的灾区采访证却成了记者们曾经亲历灾难的见证物。后来换领第二代灾区采访证时，我们要求将原采访证退还，几乎所有记者都表示舍不得，要求保留这个珍贵的纪念。
　　迄今为止，共有超过1500人次境外记者到过四川灾区采访。地震初期是最高峰，赴川采访的境外记者实在太多，每家全球知名媒体都派出了强大记者阵容，除北京、上海等内地的常驻记者倾巢出动，还有东南亚、香港、澳门等地的记者，更有大量直接从国外总部飞来的外国记者。我们，临时办公地点实业宾馆都快变成了“联合国”，操各种语言的老外进进出出，络绎不绝。
　　地震后近一个月，抗震救灾工作已逐渐进入到恢复重建阶段，次生灾害、校舍倒蹋、救灾物质发放等等问题开始突显出来。为了保证灾区抗震救灾工作规范有序地开展，我们告知各灾区基层相关部门我们将启用新的证件，新的证件正面印有“中国四川抗震救灾采访证”字样，以及持证人姓名、性别、照片、媒体名称、有效期限、编号等内容；背面印有采访报道相关提示并加盖“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印章。同时在外交部、国新办的官方网站上发出换发证件通告，要求在四川灾区采访的境外记者于即日起到我们的办公地点换领新证，旧证作废，借换证过程的顺利实施我们达到了适当控制记者人数的目的。
　　安排外国记者赴地震灾区采访事务，不仅使我收获了今后处理类似突发事件非常宝贵的经验，也结识了很多境外记者朋友。1个月，100天，半年，有的记者来了很多次，像老朋友一样。境外记者也是人，他们一样是有感情的，看到我们给他们精心制作的《采访提示》，他们很是感激，有一位香港记者说：“还有英文的!你们想得太周到了，太谢谢你们了!”有一德国女记者的《采访提示》被别的记者随手拿起，她急得大叫：“那是我的!”可见其重视程度。当他们看到我们忙得憮阵疲惫、面无血色的样子，看到我们安放在办公室里的简易沙发，得知我们每天就在这种条件下没日没夜地工作，他们对我们工作给予了更多的理解和感谢。《苹果日报》前后以旅游者身份偷偷摸摸派来了十多名记者，后来我和相关部门去和他们直接接触时，有一名女记者说了句让我非常感慨和欣慰的话，她说“我们也是中国人，看到这么多人遇难，我们的心里也不好受，你们所做的大量有效的工作我们都看到了，我们这次的报道你可以去看看，都是客观的报道”。很少遇到讲不通道理的——这是我这次面对这么多境外记者最大的感受，所以我也要感谢他们对我们工作的理解。
　　
　　(作者系四川省委外宣办宣传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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