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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在《喜福会》中通过母亲们的故事构造出一个中国形象，为当时的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了想象的空间，然而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却包含着很多封建、落后与迷信的元素。本文对小说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解读。
关键词：谭恩美;《喜福会》;中国形象
谭恩美在1989年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喜福会》，作品以自述的口吻讲述了四个移民家庭的故事，字里行间充斥着中美两种截然不同思想的碰撞。
一、硝烟弥漫，战火连天
吴素云的故事发生在桂林，她想象中的桂林，“青山绿水，翠微烟波，层层叠叠的山峦，白云缭翔，真是个世外桃源”，但是当她真到桂林时是逃难过去的，已无心欣赏美景，况且那个年代，日军步步逼近，连桂林也是满目疮痍，“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涌进城内，蓬头垢面，身上散发着恶臭，肆无忌惮地当街吐痰擤鼻涕，互相不买账，互相看不起。”街上随时会有轰炸，她只能呆呆地躲在房间里，“总是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就像运动员的起跑状态，只要空袭警报一起，便要像野兔一般弹起直奔防空洞。”这样的描述中塑造的是一个战争四起，甚至是节节败退落得被动挨打的中国形象，就连大自然优美的景色在这样的环境中也黯然失色。而且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国人似乎并“不知亡国恨”，当一部分人饥不择食，甚至要以老鼠充饥时，另一部分人还可以安然地坐在屋子里打麻将，虽然吴素云自称她们“并不是麻木不仁，对苦难视而不见，我们一样也在担惊受怕，战火给我们各自都留下了不堪回首的一页……。与其悲悲切切地等死，不如快快乐乐地过一天算一天。”但是这样的辩解依然显得毫无说服力，呈现给读者的依然是一副事不关己的麻木状态。桂林失守之后，更是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那些撒满大街小巷报道国军大捷的报纸上，讽刺般地“躺满刚遭日军残杀的男女老幼同胞的尸体，鲜血淋漓地就像刚刚给开膛剖腹横七竖八地躺在砧板上的鲜鱼一样。”人们四处逃散，在逃亡的路上甚至与自己的儿女失散，整个桂林笼罩在硝烟之中，人的生命毫无尊严可言。在龚琳达的故事中依然有战争的侵袭，龚琳达结婚的时候，本来是喜事，但是结婚前一周，日本人打入了山西，结婚当天，轰隆隆的雷声与咆哮的闪电像极了日本人的炸弹，所以人们都躲在家里，去参加婚礼的人寥寥无几。龚琳达不是没有想过逃出去，但是当时遍地都是日本人，诺大的中国，竟无她的藏身之处。许安梅与吴映映生活的天津与无锡，虽然小说中对于战争着墨不多，但是所有的事情都蒙在一种极度紧张的氛围当中。这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已经陆续进入现代化的发展中，中国却沦为它们发展的后方工厂。这些所谓的大国纷纷来中国抢占殖民地，将战火带到中国大地，致使整个中华民不聊生，一片狼藉。
吴映映是江浙大户人家的女儿，她的故事有一种鲁迅笔下绍兴的味道。这样的大户人家，虽然作品对于家中家庭成员着墨不多，但是我们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封建等级制氛围。吴映映是嫡出的女儿，所以在宴会中可以分得一整只完整的小兔子状的糕点，而两个庶出的妹妹却只能被姐姐分两只不夹心的耳朵，这其中虽然有小孩子的心理作祟，但是我们仍然能从中看出身份等级森严的大背景对三个小女孩潜移默化产生的影响。然而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她，也逃不过封建包办婚姻的宿命，只能没有选择地嫁给一个按年纪可以叫做叔叔的男人，婚后尽管她努力学着做一个合格的妻子，却还是不能改变受制于男权的命运，最终还是被丈夫背板抛弃，即使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却也只能在乡下蹉跎岁月，荒度了自己的青春。并且这一段不成功的婚姻在她的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甚至于之后不再对任何人敞开心扉。包办婚姻的不幸在龚琳达身上体现地同样鲜明，她甚至在不懂事的年纪便被卖给别人家作童养媳，从小便被教育背负着全家的尊严与面子。这件事使得她很小的时候便隐约感觉到自己不属于家庭一份子，更像一个外人，这种感觉在一场洪灾之后得到了验证。举家搬迁，她正好到了可以出嫁的年纪，便被父亲送到了婆婆家，除了母亲有一丝无奈之外，其他人的态度全然像对待一个外人，毫无温情可言。之后在婆婆家更是荒唐，她仿佛陷入了一个迷信的大漩涡，她的存在只是为了生育后代，为了这一目标，婆婆竟可以听信一个算命的将她囚禁于一间房内不得外出。这样的思想简直让人感觉荒唐可笑至极。同样寄人篱下的还有许安梅，她跟随母亲来到天津的继父家里，继父家是北方军阀家庭，生活在这里的女人们没有爱情，也不谈人情味，有的就只是无尽的自私与心机。生活在男权压制下的她们麻木不仁，感受不到自己人格的不完整，却仍然将这种等级压制在自己的领域内延续下去，以寻求那卑微无聊的自豪感与存在感。徐安梅的母亲再嫁，便永远被贴上了“不忠贞”的标签，尽管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尽管她自己也是受害人，没有人愿意去了解事情真相，也没有人考虑在那个兵荒马乱年代一个弱女子要怎么活下去，甚至是自己最亲近的家人，也得不到她们的谅解。不被再嫁的丈夫在乎，被其他姨太太排挤，被家人不理解，无望的母亲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拥有一栋你自己的房子，与女儿相安一隅，但是即便是这样简单地愿望，也要被别人从中作梗，最后母亲只能在绝望之中吞鸦片自杀。一个苦命女子的命運被讲述给西方读者时被看到的，是整个社会的残忍与腐朽。
二、封建迷信，愚昧落后
小说中塑造的中国同时还弥漫着浓浓的迷信色彩。许安梅小时候常常被讲鬼故事，“特别那种专门吸孩子精血的鬼，这些鬼专门盯住那些倔头强脑的不听话的女孩子”，外婆为了教育她要懂得自爱，还给她讲生出冬瓜的女人与“没脑子”的故事，这种教育方式无疑充满落后的意味。许安梅的母亲为了让她自己的母亲好起来，竟然“把手臂上割下的那片肉放入药汤中，像古代巫婆那样，希望用着一种未可知的法术，来为自己的母亲尽最后一次孝心”，愚孝的观念深深扎根于每个子女的心中，并且代代推及，直至万无之初。龚琳达从小被人选去做童养媳，当时他的丈夫还是一个在襁褓中的婴儿，这个人叫做天余，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出世时，正值他父亲病危，家里人害怕他会死去……。天余是要继承他父亲尚未散尽的精魂”，后来他父亲逐渐好转，“他祖母担心那些阴府小鬼不甘心，会在天余身上索命抵债”，所以一更将他宠得无法无天。他们结婚的时候，媒婆取出两根红蜡烛，“分别用金字刻着天余与我的名字”，这蜡烛如果两头能够不灭，就象征这场婚姻能够白头偕老，但是结婚当晚，许安梅就发现这蜡烛熄灭后被人重新点燃过。人们竟然将一场婚姻的幸福与否机头在一根蜡烛上，想来极尽愚昧无知。后来龚琳达因为没有与丈夫同房无法生出孩子，媒婆竟然认为五行缺金的女人才能生出孩子，而龚琳达因为结婚时婆婆送给她一个金镯子，所以不能生孩子。五行说本来是我国古老的哲学思想，我们的古人以此来认识世界，其中包含着逻辑与哲思，但是媒婆却借将这一系统与生育问题联系在一起招摇撞骗，骗取钱财，可见其中的迷信思想。而后来龚琳达为了逃出婆家，用自己编的一套充满迷信色彩的说辞欺骗丈夫与婆婆，他们竟然信以为真，匆忙将龚琳达送了出去。 这是母亲们生活的时代，20世纪30、40年代，外兵入侵，连年战争，整个国家风雨飘摇，面临内忧外患。除此之外，作品中也有对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描写。徐安梅在“衣锦还乡”之时的描写就尤具有代表性。小说中写道：“一路上她十分风光，在他们所在的旅行团最后抵达杭州时，不光是安梅姨的弟弟，包括她弟妇的一众兄弟姐妹，还有她远方堂妹和堂妹夫的叔叔，他们在带上各自的小孩甚至丈母娘还有自己的没有运气摊上一亲半戚海外关系的好朋友，一大堆人浩浩汤汤从安梅姨的宁波乡下赶来杭州，她们吃住都在安梅姨同一酒店内，时刻众星捧月般簇拥着她，我妈当初的估计完全准确，没有人对那些花花哨哨的衣物感兴趣，至于那些糖果小吃，瞬间就被扫光了，箱子很快就给掏空了，那些亲戚还一个劲儿地问：‘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吗？’”这段叙述中，中国人俨然没有见过世面的粗鲁乡巴佬，甚至可以说像吸血鬼。还有更甚，“待他们最后坐火车离开杭州时，安梅姨夫妇算了算，他们的花费远远超过原计劃……，最后还冒出一个堂妹的小叔子，问他们借了五千元人民币的外汇兑换券说要买一辆摩托车，钱到手这个人就此蒸发掉了！”这种行为已经不能说没有见过世面、粗鲁之类了，这完全已经上升到道德层面，是虚伪的投机行为，至此，中国人在作者笔下就像一群跳梁小丑。小说最后一章吴精美回中国时也有对中国街道的描写，街道是一个国家的血脉，最为集中地展现出一个城市的精神面貌，然而在广州的街道上是这样的景象;“当我们的出租车在大卡车、公共汽车健左闪右躲时，我吓得气也不敢透，”这是吴精美视角下的广州街道，车辆杂乱无序，在马路上随便穿行，缺乏安全意识与管理秩序。还有“公共汽车里挤得铺铺满满的，连乘客的脸都紧贴在玻璃窗上，”这番景象下反映的是中国的交通系统的不完善，公交车数量少导致乘客十分拥挤，极不便利。“前方有一座尚未竣工的大楼，他的脚手架仅是用竹竿与塑料神扎成的，男女工人们就站在这样的脚手架上操作，既没戴安全帽，也没系安全带。”广州的城市虽然已经与美国的高楼大厦别无他二，但是建筑过程却既不安全，而且工人自己的安全意识也不高，素质低下。作者笔下的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在建国后有所发展，但是依然存在各种国民素质低下，经济发展落后的弊端。还有小说中的母亲们，身上也有中国形象的影子，他们虽然已经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但是依然保留着以前的的一些习惯，吴精美称这是“典型的中国行为”，曾让她倍感尴尬，比如与店主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还有，当着众人剔牙噘嘴，对柠檬黄与淡粉红的不协调搭等。
三、结语
十九世纪上半叶，正是中国的罹难时期，清政府软弱无能，再加上国外侵略军肆意横行，近代中国在夹缝中找出路。这种情境下，很难再现《马可波罗游记》中遍布茶叶瓷器，每一处都写满富足优雅的东方古国，即使存在这种情趣风雅，也掩埋在一片狼藉的大背景下无人欣赏，甚至为这苦难时刻徒增了一些悲剧色彩，就像小说中为躲避战争强作从容的贵太太，这样的描写不仅丝毫看不出东方神韵，而且还透出了几分凉薄之态。除此之外，还要分析谭恩美的身份问题，作为第二代华裔，她自小生活在美国，大部分关于中国的认知都来自于上一辈的讲述。谭恩美曾公开表示过：“我是一个美国作家，我了解的中国文化是‘二手信息’，我写作是从美国人的角度着笔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家庭，我不可能有中国人的视角，我并非在中国成长。”而小说中的这四位母亲，由于生活年代的特殊性以及各自经历的个人化色彩浓厚，因此使得作品所呈现出的中国形象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身份的二元性使谭恩美对中国有一种割不断的情愫，但是也使她无法真正触碰到真实的中国，1987年，谭恩美又跟随自己的母亲回中国探亲，进行寻根之旅，她说：“我对中国的了解有限，但我的母亲、外婆都出生于上海，我对此一无所知，所以我来到这里，来了解我是谁，至少寻找一种感觉，来到中国以后，我又想了解更多。”尽管她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甚至受教育也是美国式的，但是在具有中国文化的家庭中长大，她始终能地感受到自己与中国有着说不清的联系……。美国文化影响的根深蒂固，使她小说中呈现出的中国形象始终是一个片面的形象。
【作者简介】
袁月（1996.05-），女，汉族，山西省长治市人，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关键词：谭恩美;《喜福会》;中国形象
谭恩美在1989年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喜福会》，作品以自述的口吻讲述了四个移民家庭的故事，字里行间充斥着中美两种截然不同思想的碰撞。
一、硝烟弥漫，战火连天
吴素云的故事发生在桂林，她想象中的桂林，“青山绿水，翠微烟波，层层叠叠的山峦，白云缭翔，真是个世外桃源”，但是当她真到桂林时是逃难过去的，已无心欣赏美景，况且那个年代，日军步步逼近，连桂林也是满目疮痍，“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涌进城内，蓬头垢面，身上散发着恶臭，肆无忌惮地当街吐痰擤鼻涕，互相不买账，互相看不起。”街上随时会有轰炸，她只能呆呆地躲在房间里，“总是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就像运动员的起跑状态，只要空袭警报一起，便要像野兔一般弹起直奔防空洞。”这样的描述中塑造的是一个战争四起，甚至是节节败退落得被动挨打的中国形象，就连大自然优美的景色在这样的环境中也黯然失色。而且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国人似乎并“不知亡国恨”，当一部分人饥不择食，甚至要以老鼠充饥时，另一部分人还可以安然地坐在屋子里打麻将，虽然吴素云自称她们“并不是麻木不仁，对苦难视而不见，我们一样也在担惊受怕，战火给我们各自都留下了不堪回首的一页……。与其悲悲切切地等死，不如快快乐乐地过一天算一天。”但是这样的辩解依然显得毫无说服力，呈现给读者的依然是一副事不关己的麻木状态。桂林失守之后，更是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那些撒满大街小巷报道国军大捷的报纸上，讽刺般地“躺满刚遭日军残杀的男女老幼同胞的尸体，鲜血淋漓地就像刚刚给开膛剖腹横七竖八地躺在砧板上的鲜鱼一样。”人们四处逃散，在逃亡的路上甚至与自己的儿女失散，整个桂林笼罩在硝烟之中，人的生命毫无尊严可言。在龚琳达的故事中依然有战争的侵袭，龚琳达结婚的时候，本来是喜事，但是结婚前一周，日本人打入了山西，结婚当天，轰隆隆的雷声与咆哮的闪电像极了日本人的炸弹，所以人们都躲在家里，去参加婚礼的人寥寥无几。龚琳达不是没有想过逃出去，但是当时遍地都是日本人，诺大的中国，竟无她的藏身之处。许安梅与吴映映生活的天津与无锡，虽然小说中对于战争着墨不多，但是所有的事情都蒙在一种极度紧张的氛围当中。这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已经陆续进入现代化的发展中，中国却沦为它们发展的后方工厂。这些所谓的大国纷纷来中国抢占殖民地，将战火带到中国大地，致使整个中华民不聊生，一片狼藉。
吴映映是江浙大户人家的女儿，她的故事有一种鲁迅笔下绍兴的味道。这样的大户人家，虽然作品对于家中家庭成员着墨不多，但是我们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封建等级制氛围。吴映映是嫡出的女儿，所以在宴会中可以分得一整只完整的小兔子状的糕点，而两个庶出的妹妹却只能被姐姐分两只不夹心的耳朵，这其中虽然有小孩子的心理作祟，但是我们仍然能从中看出身份等级森严的大背景对三个小女孩潜移默化产生的影响。然而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她，也逃不过封建包办婚姻的宿命，只能没有选择地嫁给一个按年纪可以叫做叔叔的男人，婚后尽管她努力学着做一个合格的妻子，却还是不能改变受制于男权的命运，最终还是被丈夫背板抛弃，即使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却也只能在乡下蹉跎岁月，荒度了自己的青春。并且这一段不成功的婚姻在她的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甚至于之后不再对任何人敞开心扉。包办婚姻的不幸在龚琳达身上体现地同样鲜明，她甚至在不懂事的年纪便被卖给别人家作童养媳，从小便被教育背负着全家的尊严与面子。这件事使得她很小的时候便隐约感觉到自己不属于家庭一份子，更像一个外人，这种感觉在一场洪灾之后得到了验证。举家搬迁，她正好到了可以出嫁的年纪，便被父亲送到了婆婆家，除了母亲有一丝无奈之外，其他人的态度全然像对待一个外人，毫无温情可言。之后在婆婆家更是荒唐，她仿佛陷入了一个迷信的大漩涡，她的存在只是为了生育后代，为了这一目标，婆婆竟可以听信一个算命的将她囚禁于一间房内不得外出。这样的思想简直让人感觉荒唐可笑至极。同样寄人篱下的还有许安梅，她跟随母亲来到天津的继父家里，继父家是北方军阀家庭，生活在这里的女人们没有爱情，也不谈人情味，有的就只是无尽的自私与心机。生活在男权压制下的她们麻木不仁，感受不到自己人格的不完整，却仍然将这种等级压制在自己的领域内延续下去，以寻求那卑微无聊的自豪感与存在感。徐安梅的母亲再嫁，便永远被贴上了“不忠贞”的标签，尽管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尽管她自己也是受害人，没有人愿意去了解事情真相，也没有人考虑在那个兵荒马乱年代一个弱女子要怎么活下去，甚至是自己最亲近的家人，也得不到她们的谅解。不被再嫁的丈夫在乎，被其他姨太太排挤，被家人不理解，无望的母亲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拥有一栋你自己的房子，与女儿相安一隅，但是即便是这样简单地愿望，也要被别人从中作梗，最后母亲只能在绝望之中吞鸦片自杀。一个苦命女子的命運被讲述给西方读者时被看到的，是整个社会的残忍与腐朽。
二、封建迷信，愚昧落后
小说中塑造的中国同时还弥漫着浓浓的迷信色彩。许安梅小时候常常被讲鬼故事，“特别那种专门吸孩子精血的鬼，这些鬼专门盯住那些倔头强脑的不听话的女孩子”，外婆为了教育她要懂得自爱，还给她讲生出冬瓜的女人与“没脑子”的故事，这种教育方式无疑充满落后的意味。许安梅的母亲为了让她自己的母亲好起来，竟然“把手臂上割下的那片肉放入药汤中，像古代巫婆那样，希望用着一种未可知的法术，来为自己的母亲尽最后一次孝心”，愚孝的观念深深扎根于每个子女的心中，并且代代推及，直至万无之初。龚琳达从小被人选去做童养媳，当时他的丈夫还是一个在襁褓中的婴儿，这个人叫做天余，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出世时，正值他父亲病危，家里人害怕他会死去……。天余是要继承他父亲尚未散尽的精魂”，后来他父亲逐渐好转，“他祖母担心那些阴府小鬼不甘心，会在天余身上索命抵债”，所以一更将他宠得无法无天。他们结婚的时候，媒婆取出两根红蜡烛，“分别用金字刻着天余与我的名字”，这蜡烛如果两头能够不灭，就象征这场婚姻能够白头偕老，但是结婚当晚，许安梅就发现这蜡烛熄灭后被人重新点燃过。人们竟然将一场婚姻的幸福与否机头在一根蜡烛上，想来极尽愚昧无知。后来龚琳达因为没有与丈夫同房无法生出孩子，媒婆竟然认为五行缺金的女人才能生出孩子，而龚琳达因为结婚时婆婆送给她一个金镯子，所以不能生孩子。五行说本来是我国古老的哲学思想，我们的古人以此来认识世界，其中包含着逻辑与哲思，但是媒婆却借将这一系统与生育问题联系在一起招摇撞骗，骗取钱财，可见其中的迷信思想。而后来龚琳达为了逃出婆家，用自己编的一套充满迷信色彩的说辞欺骗丈夫与婆婆，他们竟然信以为真，匆忙将龚琳达送了出去。 这是母亲们生活的时代，20世纪30、40年代，外兵入侵，连年战争，整个国家风雨飘摇，面临内忧外患。除此之外，作品中也有对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描写。徐安梅在“衣锦还乡”之时的描写就尤具有代表性。小说中写道：“一路上她十分风光，在他们所在的旅行团最后抵达杭州时，不光是安梅姨的弟弟，包括她弟妇的一众兄弟姐妹，还有她远方堂妹和堂妹夫的叔叔，他们在带上各自的小孩甚至丈母娘还有自己的没有运气摊上一亲半戚海外关系的好朋友，一大堆人浩浩汤汤从安梅姨的宁波乡下赶来杭州，她们吃住都在安梅姨同一酒店内，时刻众星捧月般簇拥着她，我妈当初的估计完全准确，没有人对那些花花哨哨的衣物感兴趣，至于那些糖果小吃，瞬间就被扫光了，箱子很快就给掏空了，那些亲戚还一个劲儿地问：‘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吗？’”这段叙述中，中国人俨然没有见过世面的粗鲁乡巴佬，甚至可以说像吸血鬼。还有更甚，“待他们最后坐火车离开杭州时，安梅姨夫妇算了算，他们的花费远远超过原计劃……，最后还冒出一个堂妹的小叔子，问他们借了五千元人民币的外汇兑换券说要买一辆摩托车，钱到手这个人就此蒸发掉了！”这种行为已经不能说没有见过世面、粗鲁之类了，这完全已经上升到道德层面，是虚伪的投机行为，至此，中国人在作者笔下就像一群跳梁小丑。小说最后一章吴精美回中国时也有对中国街道的描写，街道是一个国家的血脉，最为集中地展现出一个城市的精神面貌，然而在广州的街道上是这样的景象;“当我们的出租车在大卡车、公共汽车健左闪右躲时，我吓得气也不敢透，”这是吴精美视角下的广州街道，车辆杂乱无序，在马路上随便穿行，缺乏安全意识与管理秩序。还有“公共汽车里挤得铺铺满满的，连乘客的脸都紧贴在玻璃窗上，”这番景象下反映的是中国的交通系统的不完善，公交车数量少导致乘客十分拥挤，极不便利。“前方有一座尚未竣工的大楼，他的脚手架仅是用竹竿与塑料神扎成的，男女工人们就站在这样的脚手架上操作，既没戴安全帽，也没系安全带。”广州的城市虽然已经与美国的高楼大厦别无他二，但是建筑过程却既不安全，而且工人自己的安全意识也不高，素质低下。作者笔下的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在建国后有所发展，但是依然存在各种国民素质低下，经济发展落后的弊端。还有小说中的母亲们，身上也有中国形象的影子，他们虽然已经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但是依然保留着以前的的一些习惯，吴精美称这是“典型的中国行为”，曾让她倍感尴尬，比如与店主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还有，当着众人剔牙噘嘴，对柠檬黄与淡粉红的不协调搭等。
三、结语
十九世纪上半叶，正是中国的罹难时期，清政府软弱无能，再加上国外侵略军肆意横行，近代中国在夹缝中找出路。这种情境下，很难再现《马可波罗游记》中遍布茶叶瓷器，每一处都写满富足优雅的东方古国，即使存在这种情趣风雅，也掩埋在一片狼藉的大背景下无人欣赏，甚至为这苦难时刻徒增了一些悲剧色彩，就像小说中为躲避战争强作从容的贵太太，这样的描写不仅丝毫看不出东方神韵，而且还透出了几分凉薄之态。除此之外，还要分析谭恩美的身份问题，作为第二代华裔，她自小生活在美国，大部分关于中国的认知都来自于上一辈的讲述。谭恩美曾公开表示过：“我是一个美国作家，我了解的中国文化是‘二手信息’，我写作是从美国人的角度着笔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家庭，我不可能有中国人的视角，我并非在中国成长。”而小说中的这四位母亲，由于生活年代的特殊性以及各自经历的个人化色彩浓厚，因此使得作品所呈现出的中国形象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身份的二元性使谭恩美对中国有一种割不断的情愫，但是也使她无法真正触碰到真实的中国，1987年，谭恩美又跟随自己的母亲回中国探亲，进行寻根之旅，她说：“我对中国的了解有限，但我的母亲、外婆都出生于上海，我对此一无所知，所以我来到这里，来了解我是谁，至少寻找一种感觉，来到中国以后，我又想了解更多。”尽管她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甚至受教育也是美国式的，但是在具有中国文化的家庭中长大，她始终能地感受到自己与中国有着说不清的联系……。美国文化影响的根深蒂固，使她小说中呈现出的中国形象始终是一个片面的形象。
【作者简介】
袁月（1996.05-），女，汉族，山西省长治市人，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美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