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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经济的全面回升。但作为一种临时性反危机的政策，大规模刺激政策必然面临着退出。目前经济运行表明，刺激政策退出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但仍然存在诸多风险因素。因此，经济政策的退出和转型应当将短期宏观调控目标与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以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一、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为了防止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和影响，中央政府将宏观调控的重点放在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实施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反危机政策。从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看，GDP增长、工业生产、三大需求和就业等指标已出现明显转好，经济已经从危机冲击后的应急运行状态逐步恢复向正常运行状态过渡，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一）工业生产强劲回升，经济回归正常增长区间
金融危机发生后，工业生产快速下滑，工业增加值大幅下降，2009年1月工业增加值增速降至5.1%，为近10多年的最低水平。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随着工业“去库存化”过程的结束，工业品库存的逐步回补，特别是在住房、汽车市场火爆拉动钢铁、建材、化工以及家电等行业大幅增长条件下，带动了工业生产快速恢复。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已经回到了与危机前基本相当的增长水平。目前，制造业新订单数量增长仍然较充足，工业生产有望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由于工业增加值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的相对稳定关系，在工业生产迅速回升的驱动下，经济增长持续回暖。GDP已实现了明显的“V”型反转，从2009年一季度6.1%的低位逐步回升，2010年全年增长率达到10.3%，该增速已回到了GDP长期稳定的潜在增长区间（10%左右）。经济触底反弹并持续企稳回升，并进入正常增长轨道，这是决定刺激退出的关键因素。
（二）三大需求持续回暖，内生增长动力逐步增强
从消费看，“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和“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等刺激消费政策起到了推动消费需求稳定增长的作用。2010年，消费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8.4%，创历史新高。目前汽车等市场消费热点依然活跃，有望在2009年超预期井喷式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从投资看，在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的带动下，2009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全年增速达30.5%，2010年，随着4万亿投资的力度逐步减弱，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但由于2009年新开工项目数量较多，在建投资规模较大，全年投资增长仍达到了24.5%，总体并未出现大幅下滑的局面。
从进出口看，进出口在经历一年多的负增长后，2010年出口增长达到31.3%。目前企业订单较多，工业出口交货值持续上升，出口增长势头依然较好。进口方面，自2009年11月出现正增长以来，2010年进口增速达到了38.7%的历史高位。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增速，也表明我国国内需求增长非常旺盛。
（三）民间投资稳定增长，市场驱动力量不断加强
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经济刺激计划以政府投资主导，主要是政府预算加银行贷款而形成的项目投资。面对经济增长大幅放缓，政府主导的大型国有企业担当了扩大国内需求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成为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体。2009年投资增长主要是由国有部门和中央项目所带动，国有部门投资单季增速都保持在34%以上，而2010年国有部门的投资增长明显减弱，国有部门投资增长基本保持在20%左右，而非国有部门投资增速则保持在28%以上的高位运行，大大高于国有部门投资。分行业看，政府主导的行业如电力、交通、水利环保和教科文卫等行业投资增速明显下降，而以市场驱动为主的制造业投资增长则明显提高。另外，企业经济效益明显好转，工业企业的利润大幅增加，2010年1—11月，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3.88亿元，亏损企业数从年初的8.4万家下降到年末的5.8万家，这些都表明经济复苏的市场性驱动因素在不断增强。
（四）失业率稳步下降，就业形势明显改善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的中心任务就是保增长、促就业。短期来看，经济复苏使就业形势进一步改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明显上升。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由2009年一季度的268万人上升到四季度的1100万人，2010年，全年预计实现1200万人新增就业规模。目前，由于新增就业岗位较多，而劳动力市场供求比不断上升，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再次出现了局部的民工荒。另外，2010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已下降至4.1%，接近8年的低点。失业率的稳步下降，就业机会增多，表明我国总体就业形势已经明显好转。
（五）世界主要经济体持续复苏，外部发展环境有所好转
2010年，世界三大经济体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均延续了2009年下半年以来的反弹趋势，三大经济体GDP增长率均为正数，分别为2.9%、2.6%和1.7%，表明经济衰退已初步告一段落。目前占美国GDP70％以上的消费增长已经有明显起色，消费需求驱动的新订单还在增加，将带动美国制造业持续增长，资本市场和房地产销售也开始持续回升。日本的复苏则主要是受到出口反弹的推动，尤其是来自亚洲新兴市场的需求，为深陷泥潭的日本经济带来了较好的溢出效应。欧元区虽然出现了主权债务问题，但其债务形成主要是源于对经济刺激的支出，并非出于资产价格泡沫，也不具备大规模放大的杠杆效应。目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控制总体要好于预期，欧元区经济短期内出现“二次探底”的风险较小。另外，主要经济体的失业率已经开始逐步下降，进而会加快这些地区的经济复苏进程，这些都为我国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刺激政策退出应当关注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因素
从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看，我国经济复苏已得到确认，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也正在减少，这说明经济刺激政策起到良好的效果。但经济刺激政策毕竟属于“非常规”的宏观调控行为,大规模经济刺激也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诸如通胀预期、资产泡沫等负面影响，经济复苏前期累积的一些风险性因素也开始显现出来，应当加以密切关注。
（一）物价上涨呈加速趋势，通胀压力明显加大
从物价走势看，2010年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灾害性天气和季节性供不应求推动粮食、肉类、食用油、蔬菜等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等因素影响，物价结构性上涨特征明显，进而推动了价格持续攀升。自2010年年中以来，CPI一路上扬， 11月份达到5.1%的全年最高点，虽然全年只有3.3%的涨幅，但2011年1月份又上升到了4.9%。目前原油、铁矿石、铜等国际大宗产品的价格上涨势头仍在继续，输入型通胀有可能加剧，国内服务价格和农产品价格可能受劳动力成本（工资）上涨推动而进一步上升，这可能导致价格总水平继续走高，潜在的通胀压力明显加大。
（二）资产价格泡沫隐忧犹存，调控难度依然较大
从资产价格看，2010年4月以来出台的一系列房地产市场调控，虽然在短期内遏制了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但从9月份开始，全国房地产市场又出现了新一轮的上涨，目前一线城市房价仍处于历史高位运行，部分二、三线城市房价也超过2007年的高点。房地产市场可能仍存在一定的泡沫，将对投资和消费增长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给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带来风险。2011年初出台的严厉调控政策，仍然是以短期的需求管理为主，并未从实质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长效机制，调控结果也存在反复的可能。
（三）经济减速风险不容忽视，平稳较快增长面临考验
尽管短期内经济下行的风险有所减少，但仍不能排除增长放缓的可能。从消费看，由于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上升，自2010年四季度开始，实际消费增长已开始出现明显下降，2011年刺激消费政策的边际效应将出现进一步递减，实际消费增速将可能较上年有所放慢。从投资看，随着4万亿刺激计划的结束，以及房地产调控、地方投融资平台清理、产能过剩治理及节能减排等政策影响逐渐显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可能减缓。从出口看，目前国际贸易环境有恶化的趋势，加之面临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压力，以及国内劳动力市场结构性转变推升工资成本，都可能削弱中国出口竞争力，出口难以维持2010年的高增长状态。三大需求都存在增速下滑的风险，进而将对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造成一定的影响。
三、刺激政策的退出与转型应致力于短期宏观调控目标与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相结合
作为一种临时性反危机政策，必然面临着退出或转型。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看，刺激政策应当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主动采取有步骤的退出策略，将政策根据不同产业、不同领域进行顺势调整和转型。短期内，刺激政策的退出要致力于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中长期内，刺激政策的转型要着眼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以促进经济长期又好又快发展。
（一）力促货币政策回归中性，防范通胀风险和资产泡沫
针对当前资产泡沫和通胀预期风险有所增加的情况，财政政策可以不作大的调整，主要侧重调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只需考虑财政支出结构和适度减税，而货币政策则应当以“管理通胀预期，控制资产泡沫”为核心。将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适度收缩，使之回归到正常状态，发挥货币政策在管理通胀和控制资产泡沫中的作用。
首先，控制信贷规模，优化信贷结构。适当控制地方政府投资项目，尤其要控制银行对房地产领域的投机性贷款。引导银行加大对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中小企业等的信贷支持，消除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的信贷歧视。提供便利快捷的政策性金融服务，发展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其次，加强通胀预期管理。根据信贷增长的趋势变化，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分次小幅提高存款准备率，适当运用利率手段，调节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回收货币流动性。
第三，防范金融风险。预防房地产投机性贷款风险，防止资产价格泡沫的急剧产生和银行不良资产的快速反弹。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完善资本项目管制，抵御国际游资和热钱流入。
（二）调整优化财税政策，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运行有望完全回归正常增长状态，与之相对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是中性的。货币政策只要保持正常经济增长所需的货币投放即可，而财政政策则应当以“调结构”为核心。
首先，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持投资规模合理适度增长。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民生领域的支出，促进落后地区加快经济发展；加大对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出，减少和限制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和研究开发的投资，促进创新体系建设；加大对节能减排的投资，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
其次，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贴息、政府采购、信用担保等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减轻企业负担，引导和促进民间投资合理增长，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和稳定性。
第三，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等税收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信心，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实现消费需求的持续扩大。
此外，由于金融危机对各国造成的损失有所不同，各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步伐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我国刺激政策的退出还需要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关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变化，加强与主要经济体交流沟通与协作，建立政策退出的国际协调机制，加强全球多边的协同合作和政策的协调，防范各国之间的政策博弈产生被扭曲的、负面的连锁式反应。■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
一、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为了防止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和影响，中央政府将宏观调控的重点放在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实施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反危机政策。从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看，GDP增长、工业生产、三大需求和就业等指标已出现明显转好，经济已经从危机冲击后的应急运行状态逐步恢复向正常运行状态过渡，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一）工业生产强劲回升，经济回归正常增长区间
金融危机发生后，工业生产快速下滑，工业增加值大幅下降，2009年1月工业增加值增速降至5.1%，为近10多年的最低水平。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随着工业“去库存化”过程的结束，工业品库存的逐步回补，特别是在住房、汽车市场火爆拉动钢铁、建材、化工以及家电等行业大幅增长条件下，带动了工业生产快速恢复。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已经回到了与危机前基本相当的增长水平。目前，制造业新订单数量增长仍然较充足，工业生产有望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由于工业增加值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的相对稳定关系，在工业生产迅速回升的驱动下，经济增长持续回暖。GDP已实现了明显的“V”型反转，从2009年一季度6.1%的低位逐步回升，2010年全年增长率达到10.3%，该增速已回到了GDP长期稳定的潜在增长区间（10%左右）。经济触底反弹并持续企稳回升，并进入正常增长轨道，这是决定刺激退出的关键因素。
（二）三大需求持续回暖，内生增长动力逐步增强
从消费看，“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和“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等刺激消费政策起到了推动消费需求稳定增长的作用。2010年，消费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8.4%，创历史新高。目前汽车等市场消费热点依然活跃，有望在2009年超预期井喷式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从投资看，在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的带动下，2009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全年增速达30.5%，2010年，随着4万亿投资的力度逐步减弱，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但由于2009年新开工项目数量较多，在建投资规模较大，全年投资增长仍达到了24.5%，总体并未出现大幅下滑的局面。
从进出口看，进出口在经历一年多的负增长后，2010年出口增长达到31.3%。目前企业订单较多，工业出口交货值持续上升，出口增长势头依然较好。进口方面，自2009年11月出现正增长以来，2010年进口增速达到了38.7%的历史高位。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增速，也表明我国国内需求增长非常旺盛。
（三）民间投资稳定增长，市场驱动力量不断加强
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经济刺激计划以政府投资主导，主要是政府预算加银行贷款而形成的项目投资。面对经济增长大幅放缓，政府主导的大型国有企业担当了扩大国内需求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成为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体。2009年投资增长主要是由国有部门和中央项目所带动，国有部门投资单季增速都保持在34%以上，而2010年国有部门的投资增长明显减弱，国有部门投资增长基本保持在20%左右，而非国有部门投资增速则保持在28%以上的高位运行，大大高于国有部门投资。分行业看，政府主导的行业如电力、交通、水利环保和教科文卫等行业投资增速明显下降，而以市场驱动为主的制造业投资增长则明显提高。另外，企业经济效益明显好转，工业企业的利润大幅增加，2010年1—11月，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3.88亿元，亏损企业数从年初的8.4万家下降到年末的5.8万家，这些都表明经济复苏的市场性驱动因素在不断增强。
（四）失业率稳步下降，就业形势明显改善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的中心任务就是保增长、促就业。短期来看，经济复苏使就业形势进一步改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明显上升。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由2009年一季度的268万人上升到四季度的1100万人，2010年，全年预计实现1200万人新增就业规模。目前，由于新增就业岗位较多，而劳动力市场供求比不断上升，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再次出现了局部的民工荒。另外，2010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已下降至4.1%，接近8年的低点。失业率的稳步下降，就业机会增多，表明我国总体就业形势已经明显好转。
（五）世界主要经济体持续复苏，外部发展环境有所好转
2010年，世界三大经济体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均延续了2009年下半年以来的反弹趋势，三大经济体GDP增长率均为正数，分别为2.9%、2.6%和1.7%，表明经济衰退已初步告一段落。目前占美国GDP70％以上的消费增长已经有明显起色，消费需求驱动的新订单还在增加，将带动美国制造业持续增长，资本市场和房地产销售也开始持续回升。日本的复苏则主要是受到出口反弹的推动，尤其是来自亚洲新兴市场的需求，为深陷泥潭的日本经济带来了较好的溢出效应。欧元区虽然出现了主权债务问题，但其债务形成主要是源于对经济刺激的支出，并非出于资产价格泡沫，也不具备大规模放大的杠杆效应。目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控制总体要好于预期，欧元区经济短期内出现“二次探底”的风险较小。另外，主要经济体的失业率已经开始逐步下降，进而会加快这些地区的经济复苏进程，这些都为我国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刺激政策退出应当关注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因素
从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看，我国经济复苏已得到确认，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也正在减少，这说明经济刺激政策起到良好的效果。但经济刺激政策毕竟属于“非常规”的宏观调控行为,大规模经济刺激也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诸如通胀预期、资产泡沫等负面影响，经济复苏前期累积的一些风险性因素也开始显现出来，应当加以密切关注。
（一）物价上涨呈加速趋势，通胀压力明显加大
从物价走势看，2010年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灾害性天气和季节性供不应求推动粮食、肉类、食用油、蔬菜等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等因素影响，物价结构性上涨特征明显，进而推动了价格持续攀升。自2010年年中以来，CPI一路上扬， 11月份达到5.1%的全年最高点，虽然全年只有3.3%的涨幅，但2011年1月份又上升到了4.9%。目前原油、铁矿石、铜等国际大宗产品的价格上涨势头仍在继续，输入型通胀有可能加剧，国内服务价格和农产品价格可能受劳动力成本（工资）上涨推动而进一步上升，这可能导致价格总水平继续走高，潜在的通胀压力明显加大。
（二）资产价格泡沫隐忧犹存，调控难度依然较大
从资产价格看，2010年4月以来出台的一系列房地产市场调控，虽然在短期内遏制了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但从9月份开始，全国房地产市场又出现了新一轮的上涨，目前一线城市房价仍处于历史高位运行，部分二、三线城市房价也超过2007年的高点。房地产市场可能仍存在一定的泡沫，将对投资和消费增长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给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带来风险。2011年初出台的严厉调控政策，仍然是以短期的需求管理为主，并未从实质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长效机制，调控结果也存在反复的可能。
（三）经济减速风险不容忽视，平稳较快增长面临考验
尽管短期内经济下行的风险有所减少，但仍不能排除增长放缓的可能。从消费看，由于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上升，自2010年四季度开始，实际消费增长已开始出现明显下降，2011年刺激消费政策的边际效应将出现进一步递减，实际消费增速将可能较上年有所放慢。从投资看，随着4万亿刺激计划的结束，以及房地产调控、地方投融资平台清理、产能过剩治理及节能减排等政策影响逐渐显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可能减缓。从出口看，目前国际贸易环境有恶化的趋势，加之面临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压力，以及国内劳动力市场结构性转变推升工资成本，都可能削弱中国出口竞争力，出口难以维持2010年的高增长状态。三大需求都存在增速下滑的风险，进而将对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造成一定的影响。
三、刺激政策的退出与转型应致力于短期宏观调控目标与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相结合
作为一种临时性反危机政策，必然面临着退出或转型。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看，刺激政策应当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主动采取有步骤的退出策略，将政策根据不同产业、不同领域进行顺势调整和转型。短期内，刺激政策的退出要致力于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中长期内，刺激政策的转型要着眼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以促进经济长期又好又快发展。
（一）力促货币政策回归中性，防范通胀风险和资产泡沫
针对当前资产泡沫和通胀预期风险有所增加的情况，财政政策可以不作大的调整，主要侧重调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只需考虑财政支出结构和适度减税，而货币政策则应当以“管理通胀预期，控制资产泡沫”为核心。将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适度收缩，使之回归到正常状态，发挥货币政策在管理通胀和控制资产泡沫中的作用。
首先，控制信贷规模，优化信贷结构。适当控制地方政府投资项目，尤其要控制银行对房地产领域的投机性贷款。引导银行加大对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中小企业等的信贷支持，消除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的信贷歧视。提供便利快捷的政策性金融服务，发展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其次，加强通胀预期管理。根据信贷增长的趋势变化，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分次小幅提高存款准备率，适当运用利率手段，调节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回收货币流动性。
第三，防范金融风险。预防房地产投机性贷款风险，防止资产价格泡沫的急剧产生和银行不良资产的快速反弹。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完善资本项目管制，抵御国际游资和热钱流入。
（二）调整优化财税政策，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运行有望完全回归正常增长状态，与之相对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是中性的。货币政策只要保持正常经济增长所需的货币投放即可，而财政政策则应当以“调结构”为核心。
首先，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持投资规模合理适度增长。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民生领域的支出，促进落后地区加快经济发展；加大对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出，减少和限制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和研究开发的投资，促进创新体系建设；加大对节能减排的投资，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
其次，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贴息、政府采购、信用担保等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减轻企业负担，引导和促进民间投资合理增长，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和稳定性。
第三，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等税收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信心，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实现消费需求的持续扩大。
此外，由于金融危机对各国造成的损失有所不同，各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步伐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我国刺激政策的退出还需要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关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变化，加强与主要经济体交流沟通与协作，建立政策退出的国际协调机制，加强全球多边的协同合作和政策的协调，防范各国之间的政策博弈产生被扭曲的、负面的连锁式反应。■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